前嶋信次其人其事（下）

前嶋信次其人其事（下）

陳榮聲

 

1940年到1945年到日本戰敗為止，前嶋在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西南亞細亞班任職。滿鐵的全稱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亞經濟調查局設在東京，負責向國際宣傳滿鐵經營的成效，被稱為「滿鐵的外務省」。滿鐵是代表日本大陸擴張政策的國策公司，因此相當重視調查活動，1940年代的滿鐵據說有兩千餘名調查人員，滿鐵調查部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調查組織。東亞經濟調查局的創辦人是大川周明，他一方面是知名的右派份子，一方面是回教研究的專家。在其領導下，東亞經濟調查局展現奇特的面貌，一方面是國策組織，一方面卻又很尊重研究者的研究自由。在符合其調查目標的前提下，大川等人基本上不會干涉研究者的研究題目，在家「宅調」不去上班也沒關係，只要每年如期繳交研究成果即可。調查局擁有豐富而珍貴的藏書，如1935年購買的法藍（Phelan）文庫收藏法國學者法蘭與德國學者莫里茲（Moritz）兩千五百餘冊的藏書，時價十五萬日圓，折算現值接近三億日圓。雖然隨著戰爭的擴大，物質條件每下愈況，但對前嶋而言，由於得力於這樣的環境，這段時期仍是愉快的研究時光。他發表了一連串關於中亞、阿拉伯世界與東西物產交流的論文，如〈緬甸文化史觀〉（ビルマ文化史觀）、〈杜環與阿爾庫發〉（杜環とアル‧ク―ファ）、〈模里西斯群島之產物〉（マルディーヴ群島の產物）、〈敘利亞與砂糖〉（シリアと砂糖）與〈阿拉伯人與咖啡〉（アラビア人と咖啡），以及《阿拉伯地域與歐洲勢力（アラビヤ地域と歐洲勢力）》、《阿拉伯民族史》（アラビア民族史）與《中亞的過去與現在》（中央アジアの過去と現在）等專書。

1945年日本的戰敗，使前嶋有種難以言喻的虛脫感，好像突然老了數十歲一樣，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隨著戰敗而解散，他有如喪家犬般不知所措。在戰後的初期，前嶋雖然沒有停止原來關於中亞、阿拉伯世界的研究，不過此時深感人事無常的他，自然容易傾向於佛教的研究。也許是尋求某種情感上的認同吧，他以小說式的風格描述在佛教史上為了尋求知識、真理，不惜生命遠赴異鄉的人們，此時主要的著作為〈空海入唐記〉、以明治初年南條文雄等人赴英學習佛教研究為題材的〈美之師徒〉（美しき師弟）以及《玄奘三藏》。

雖然臺北帝大時代的師長如青山公亮、神田喜一郎與箭內健次與東京帝大 時代的老師和田清陸續為前嶋介紹大學教職，不過他最後接受慶應義塾大學語學研究所所長松本信廣的邀約，1950年起在該所擔任所員，前嶋個人的說法是由於很喜歡慶應校園的散步步道之故。1953年以《關於東西交通史上伊斯蘭勢力消長之研究》（東西交通史上の於けるイスラム勢力の消長に関する研究）一文獲得慶應大學文學博士，1956年成為慶應大學文學部教授，至1971年退休為止都待在慶應大學。此時的前嶋除了有過去臺灣時代、滿鐵時代的研究基礎，加上努力學習阿拉伯語的結果，已可以直接使用阿拉伯文獻，其阿拉伯、東西交涉史研究在慶應時代得以開花結果。此期除了不斷發表論文論文，如〈泉州的波斯商人與蒲壽庚〉（泉州の波斯商人と蒲壽庚）、〈巴格達的文化及其滅亡〉（バグダードの文化とその滅亡）、〈關於日持上人之大陸渡航〉（日持上人の大陸渡航について）、〈怛羅斯戰考〉（タラス戦考）、〈底野迦考〉（テリアカ考）、〈阿古比年代記之庫德族〉（ヤアクービー年代記のトゥルク族）、〈做為東西交通史料的阿爾‧馬卡里之史書〉（東西交通史料としてのアル‧マッカリーの史書）、〈馬可波羅與亞歷山大傳說〉（マルコ‧ポーロとアレクサンドロス伝説）與〈哈汀決戰〉（ハッティーンの決戦）。他也寫作各種概論式的書籍，如《世界文化地理大系》、《圖說世界文化大系》的阿拉伯部分與《成吉思汗》（ジンキスカン）。值得留意的是，雖然離開臺灣，前嶋仍偶爾發表關於臺灣的研究，如〈媽祖祭〉、〈關於鄭芝龍招安之事〉（鄭芝龍招安の事情について）與〈蕃薯頌〉。

 

   圖三：前嶋滿鐵時代的作品(陳榮聲拍攝)

       在前嶋晚年的工作中值得一提的是其翻譯工作，特別是歷時近二十年，至死前仍在翻譯的《一千零一夜》（アラビアン‧ナイト）。《一千零一夜》在十九世紀末以來，藉由英、法文版的日文翻譯，已被引進至日本，不過重重轉譯的結果常盡失原味。並且，作為阿拉伯研究學者的前嶋，深知《一千零一夜》在史學研究上的價值，這是一本關於中世伊斯蘭世界民眾日常生活的貴重資料。前嶋很早就有翻譯《一千零一夜》的念頭，大學畢業時的送別會上他告訴大家：「以後我也想翻譯《一千零一夜》。」不過，當時無法直接閱讀阿拉伯文資料的他，事實上是沒有能力進行翻譯的。戰後已能直接掌握阿拉伯史料的前嶋，持續地將阿拉伯文獻直接譯為日文，如知名伊斯蘭旅行家伊布‧拔圖塔（Ibn‧battutah）的《三大陸周遊記》。1960年前嶋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到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研究一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博物館見到現存最早的《一千零一夜》寫本，使他相當地感動，不過並沒有馬上翻譯的念頭。直到1964年，平凡社的東洋文庫想翻譯東方的經典著作，才是促成前嶋翻譯《一千零一夜》的契機。

前嶋翻譯《一千零一夜》的態度是非常慎重的。他尋求最可靠的底本，收集各種日、英、法、德、俄與義文譯本與相關研究，對書中的文句推敲再三，進行周到的註釋。《一千零一夜》有大量的詩文，如何保有原文的韻味，即使對富有文學、史學素養的前嶋來說，也並非簡單之事，常常一天下來只能翻譯一段詩句，這也是前嶋無法在有生之年將十五卷的《一千零一夜》完全譯畢的一個原因。前嶋晚年的健康並不好，1976年因為心肌梗塞而住院，差點失去性命，不過康復後仍持續工作，1983年檢查發現腎發炎，他不顧醫生的勸告仍持續翻譯《一千零一夜》，最後因心律不全而過世，享年80歲。

三

最後，想簡單總結前嶋的史學研究。他的研究有幾個特點。首先，前嶋對知識充滿熱情，研究成果驚人。從《來自「華麗島」臺灣的眺望》（〈華麗島〉台湾からの眺望）的附錄中，超過60頁的著作目錄可以得知，他幾乎一輩子都在寫作，文章的類型從報紙上的隨筆、概論書、譯作到專業的論文與專書，研究的地域範圍從敘利亞、模里西斯到雲南與臺灣，研究的時代主要在中世而下及近代。其重要論文收錄在《東西文化交流之諸相》（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的論文集中，對臺灣相關的研究則可見《來自「華麗島」臺灣的眺望》。在窪寺絃一《伊斯蘭學事始》（イスラム学事始）中，前嶋的弟子坂本勉將老師的研究成果分為三大類：

1.以歐亞大陸為舞臺的東西交涉史。

2.從醫學、本草與食物學觀點出發探究底野迦[1]、砂糖、舍利別[2]與咖啡等物產傳播之民族學的伊斯蘭比較文化史。

3.玄奘、空海與南條文雄[3]等人的評傳。

再怎麼有才氣的人，若沒有對各種知識抱持強烈的熱情的話，是不可能達到前嶋這樣的程度的。前嶋愛書成癡，做為一位研究者，這是一件好事，但對共同生活的家人來說，就不一定如此。前嶋的夫人曾問其長子要不要也走學術路線，長子的回答是：「我雖然也喜歡學術，但如果像父親那樣兩代都如此的話，前嶋家會垮掉。」不過也是如此，才能有如此龐大的研究成果。

其次，前嶋擁有獨到的史觀，一方面反思中國中心與西方中心史觀，一方面從民俗的角度來理解歷史。當時關於東西交涉史與伊斯蘭世界的研究，中國的中西交通史與日本的東洋史研究，容易偏重於從中國史或是東亞世界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西方的學者則從西洋史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無論何者，對東西交涉史中的另一方或是其中介的伊斯蘭世界都沒有認真的理解，只是從中尋求他們想要的東西，這是前嶋所不能接受的。雖然沒有明確地說出來，不過他的研究似乎在對抗上述的史觀。前嶋發揮日本東洋史研究的優點，比中國學者重視外文資料，比西方學者重視中文資料，最後直接使用阿拉伯語，並努力地理解伊斯蘭世界。如〈哈汀決戰〉一文中，在描述十字軍與伊斯蘭教徒的決戰中，他努力扭轉將伊斯蘭帝國視為負面存在的西方史觀。前嶋漢醫家庭的背景，使他較他人更敏感地理解藥物等物品在東西交涉史的意義；他對文學的喜好，使他看重制度與觀念背後具體的人事，換言之，他的研究取向與近年來被重視的社會史與生活史的研究相契合。

 

圖四：臺大所藏前嶋教授之著作(陳榮聲拍攝)

 

再者，前嶋重視史學研究的實證性。當時以馬克斯主義為首的社會科學正風靡日本史學界，對這些大理論他並非全然無視，但他並不盲目套用理論而重視實證性。而其優異的語言能力成為他研究東西交涉史與伊斯蘭比較文化史時追求實證性的極佳利器。對此窪寺絃一有很好的說明：

 

其學問之方法為，繼承白鳥庫吉與恩師藤田豐八的廣泛視野與對中國史料之細心考量。生於漢醫家庭得以早日親近漢籍而培養的[漢文]素養，由於長期待在臺灣的緣故得以更上一層，再者，受惠於接觸臺北帝國大學的華特文庫與滿鐵的法蘭文庫這樣在當時有數的伊斯蘭史料之機會。前嶋的論文在戰前主要使用法譯與英譯為主的伊斯蘭史料，戰後隨著阿拉伯語的熟練，伊斯蘭史料的使用到了探囊取物的地步，成為他人不容置喙磐石般之物。

 

最後，前嶋的文筆優美。前嶋雖然選擇學習東洋史而成為歷史研究者，不過對文學的興趣從未消失。而他對文學的興趣也不知不覺地影響其論文寫作風格，前嶋的研究首要看重的是實證性，不過他也重視從人的角度來看歷史，關心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具體人物之命運與際遇，他擅長以平易而通順又不失詩情的方式敘事，使其文章兼具實證性與可讀性。如他在〈巴格達的文化及其滅亡〉談到1274年蒙古大軍攻入巴格達城時是這樣說的：（轉引自窪寺一書）

只是，在大食文化圈中是恆星的存在之巴格達於蒙古軍的兵火中滅去之際，為數眾多之民族由於分屬於不同陣營而活動著，這些諸民族的記錄、故事之類的東西如火花之散亂般一時迸出，這樣的事情是深深引發人興趣的。其火花是瞬間消逝之物，即使只綻放剎那的光芒，但是也在其同時，異常明瞭地照出走向滅亡的這個大都會文化的特質。拾集圍繞著崩潰之城牆叫喊著的諸民族殘留下之斷片般的資料，得到思考伊斯蘭文化特質有力的線索，至少不得不感到安慰。

這是前嶋為其喜好的中世伊斯蘭文化所寫的輓歌，雖然只是說明史料的意義，但前嶋卻能寫得如此真摯動人，這也許正是前嶋史學迷人的地方。前嶋的學生都知道，當著重文章表達的老師誇獎自己的論文「是篇好文章」時，這是老師對自己最高的評價。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不過我的感覺是像前嶋這樣曾待過臺灣特別是臺北帝大，又很有成就的學者，在臺灣似乎不太為人所知，我認為這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那一天拜會黃天橫先生時， 黃先生提到這個學術斷裂的現象，深表遺憾。在場的周老師也很同意，認為這一代的學者應該多參考戰前的相關著作。雖然臺灣現在的研究者越來越重視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但我總覺得這些研究成果與現在研究的關係有些斷裂，即我們尚不能充分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當然，當時的研究也有其時代局限性，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關懷，我不是主張要無條件地復古，不過如果我們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更能掌握，理解其優點與局限性，應該可以幫助自己少走些冤枉路吧。在查詢前嶋使用過的臺大圖書館所藏之華特文庫時，心中總會浮現一些問題：現在究竟有多少人有能力可以使用這個文庫？就算有能力，會有興趣嗎？就算有興趣，知道有這些資料可以使用嗎？如果問像我這樣無知而懶惰的人，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也許前嶋真的只是一個特定時空下的特例，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認為要盡可能地讓大家知道他，熱愛知識並認真追求學問的前嶋其人其事具有超越時代與空間的普遍性意義，像他這樣的學者，不應該被遺忘。

參考資料

岩瀬彰，《「月給百円」サラリーマン－－戦前日本の「平和」な生活》，東京：講談社，2006。

前嶋信次，〈迂遠の途を辿り来て〉，《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東京：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刊行会，1971，頁1171-1202。

前嶋信次，《東西文化の交流──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2。

前嶋信次，《〈華麗島〉台湾からの眺望》，東京：平凡社，2000。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編譯，《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1998。

草柳大藏，《実録満鉄調査部》，東京：朝日新聞社，1979。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臺北，1996.4），頁72-98。

窪寺絃一，《イスラム学事始——前嶋信次の生涯》，東京：世界聖典刊行協会，1989。

國立臺灣大學特藏資料庫：Huart文庫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db-index.htm

 

---

 

[1]底野迦，日文作テリアカ，來自拉丁文theriaca，英文沿用之。是一種由希臘人發明，在近東、中國與日本流行的解毒萬靈藥。見前嶋信次，〈テリアカ考〉，《東西文化の交流──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2，頁41-151。

[2]舍利別，日文作シャーベット（或シャラーブ），來自阿拉伯語的sharbāt或sharāb（此亦分別為英文sherbet和syrup的語源）。在中古阿拉伯世界，這是一種飲料，將砂糖加入果汁，有時加入麝香、龍涎香等香料與薔薇水，飲後常使人有清爽的感覺。見前嶋信次，〈舎利別（シャーベット）考〉，《東西文化の交流──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2，頁9-40。

[3]南條文雄（1849-1927），明治初年前往英國研究佛教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