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了楊元丁？
誰殺了楊元丁？
吳俊瑩
本日主犯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亦被密捕密裁矣。
沈堅強，〈基隆市『二二八事變日誌』〉3月9日條，國防部保密局檔案。[1]
密裁，就是私行處決。
1947年3月9日，楊元丁在基隆港明德橋（旭橋）被人撈起，交遺族認領〔按：家屬記得的收屍時間是3月10日〕。1993年6月，楊元丁之子楊光漢接受張炎憲的訪談時說：「全基隆的參議員，就死了我父親一人」。[2]
楊元丁，桃園八塊厝人，是歌手伊能靜的外公。楊元丁公學校畢業，24歲時來到基隆煤商大祥行工作，基隆成為他的第二故鄉。楊因業務關係，頻與勞工接觸，深知勞動者的辛苦。1920年代他曾參加臺灣文化協會，從事社會運動。臺灣民眾黨成立，擔任基隆支部書記兼主幹。1929年12月，民眾黨發起反對總督府的鴉片政策，楊在基隆市區散布600張「絕對反對阿片吸食新許可的宣言」的傳單，強力抨擊總督府的鴉片政策，遭法院依臺灣出版規則，判刑四個月。[3] 除此之外，楊元丁在從事社會運動，在民眾黨的文化講演或是聚會，遭警察下令中止、檢束數次。[4] 1934年3月楊元丁與基隆地方人士藍南山、楊阿壽、李天章等組織興亞協會，被警務局認為是主張大亞細亞主義的右翼團體，也視為本島左翼運動參與人士的思想轉向。[5] 政治氣氛轉變，楊應當察覺日人對其顧忌更甚。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楊元丁離開臺灣前往上海，之後舉家住在杭州，在金華、紹興從事食品生意。戰後，楊元丁返回基隆，1946年參選市參議員，在選區仁愛區以506票第二高票當選（僅次於同選區楊阿壽的717票），並當選副議長（正副議長選舉時，與黃樹水同為8票）。[6]
回到保密局的檔案。沈堅強（化名）的報告替楊元丁按上「主犯」，在3月5日的二二八事變日誌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基隆分會的楊元丁等行動有「越軌傾向」。[7]但同樣是保密局系統的通訊員「林風」，倒是有不同觀察；他是基隆組的通訊員，是保密局臺灣站在佈建在地方的情治人員。值得注意的是，林風是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等的命令，打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基隆分會，當上組織組的組長，滲透在基隆的處委會當眼線。林風對基隆處委會的動態、哪些人是土豪劣紳，都有上報，部分情報尚為臺灣站站長林頂立轉呈南京保密局本部。林風所報的名單中，楊元丁並不在列。對楊元丁之死，林風雖不了解，但就調查所得，先後有二段紀錄：
一：
3月24日林風致柯復興（保密局臺灣站的代稱）：「三再〔日〕開會，除人民團體外，准學生、青年參加，推黃樹水、楊元丁【已被人（何人未悉）槍殺於海內】為正、副主任委員……楊元丁為糧食組長。」[8]
二：
5月3日林風致柯復興報告基隆情況。這是應臺灣站要求查明楊元丁在事件中的作為。林風在報告中稱楊元丁抨擊地方政府，確有其事，「然彼秉性粗直、嫉惡如仇，故其評〔抨〕擊出於善意，非有其他作用，至於煽動罷課，尚無所聞，並未有悉其事。」報告最後提到：「現楊元丁已死亡月有餘日，死亡何故？諒係被人暗殺，棄屍港中等情。」[9]
林風對楊元丁是誰槍殺的，並不清楚，事情經過兩個多月後，他仍無法探悉消息上報，只知楊是被暗殺，棄屍港中，因何而死，未悉。
從林風的報告，楊元丁似非因處委會發言或行動而罹禍，否則以林風被派在處委會臥底反串，楊丁元若有所謂過激發言與行動，林豈無報告？他反稱楊抨擊政府施政，是出於善意，沒有其他目的。話說回來，身為民意代表，為民喉舌，楊元丁不也是為所當為嗎？至於事件期間的行動，在林風眼裡並沒有什麼越軌行動。事件期間，楊元丁以糧食組長身分，同市參議員楊阿壽積極籌措民食，設法運進基隆，[10]解決雨港的糧荒。
探求楊元丁罹禍原因，過去多是透過口述歷史。1991年8月25日吳文星訪問在基隆執業牙醫，戰後擔任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的周金波，周表示：楊元丁在市參議會副議長任內曾嚴厲質詢基隆市警察局長郭紹文，[11]為周打抱不平，使郭懷恨在心，二二八事件後，「郭氏因此藉機公報私仇，謀害楊氏」。[12]楊光漢先生也認為之死與國軍無關，是「警察局派便衣來抓人」。[13]那麼是誰將楊元丁槍決於市內，踢入田寮河？過去，我們只能仰賴口述歷史，試圖拼湊可能的情況。何況這是密裁，要在檔案裡找到資料，想必不容易。
然而在國家安全局檔案，一件1988年7月13日「趙惠民」函復「崇安」的公文，透露出一絲線索。情治機關檔案向來是化名的世界，這是利用情治檔案做研究的困難點之一，不過這件並不困難。依照現行相關法令，解密要送原核定機關。有了這個基本認識，從文件上「機密等級註銷」的註記可知：註銷密等的機關是法務部調查局，登記解密的機關是國家安全局。所以發文的「趙惠民」是法務部調查局、收文的「崇安」先生是國家安全局的代稱。
這件公文是調查局奉國安局指示，清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主要成員及其後代情況的報告。在隨函附上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清查情形表，關於楊元丁有如下紀錄：
36.3.月間在基隆市仁一路與愛四路口附近吳婦產科醫院前，被當時警察局刑事股股長蘇政以暴徒首要執行槍決；蘇政據悉民國37.返大陸日後行蹤不明。[14]
說明：
1. 檔案經筆者拼接。
2. 「家屬現況」欄，涉及家屬成員資訊，與本文無關，係經筆者遮掩處理。
這是過去鮮為人知的檔案，是對兇手指名道姓的官方文件。調查局在檔案中並無交代資料來源，但應有所本。且查蘇政，確有其人，來自遼寧，查其經歷亦與調查局所述相符，1947年時擔任「基隆市警察局科員兼股長」。[15] 再將周金波先生的訪談紀錄與調查局的材料合看，誰下令？誰執行？答案呼之欲出。蘇政在事件後離開臺灣，他的長官郭紹文在基隆市清鄉期間涉嫌勒索基隆顏家，被控涉犯貪污、盜賣嫌犯贓物等罪，當省警務處將展開調查時，1947年6月，連移交都沒辦，即潛逃上海。[16] 無怪乎對楊元丁之死，我們的認識如此模糊，涉有重嫌的兇手全都跑了。附帶一提，名單中接著楊元丁之後的是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郭之所以受難，與宜蘭市長朱正宗有關，檔案稱朱「假藉市長職權提報為反政府份子」，而被部隊抓到頭城慶元宮槍斃，檔案明白說「應未經過軍或司法判決」。又是一個活生生藉所謂清鄉肅奸行「有怨報怨」的惡例。
陳其寅出生基隆，在地商人，另一個身分是地方文人，日本時代活躍於地方詩社，楊元丁是他的朋友。在二二八事件的翌年——1948年2月29日寫就〈楊議員元丁列傳〉。筆者推測此文在當時尚屬私人文稿，1992年才由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將陳其寅畢生主要文稿結集刊行問世。1993年6月張炎憲訪問楊光漢時，楊先生引用該傳不少篇幅，作為訪談紀錄的一部分。[17]
陳其寅在〈楊議員元丁列傳〉扼要地介紹楊元丁一生的事蹟與行誼，也包括他與楊元丁的相識經過及其惋惜之情。陳其寅對楊元丁相當佩服，戰後楊自中國返臺，在陳其寅家附近租屋，陳其寅經常登門拜訪，言談之間，「知其非池中物」。陳在傳內對楊元丁在市參議員任內的表現，有相當深刻記述，稱楊「敢面折人過，言人之所不敢言。雖觸忌諱，與當道忤，與惡勢力鬥，勞怨叢身，亦不恤不悔。蓋滿腔正義感，不畏強禦，其天性使然也」。[18] 這段敘述，是否與保密局通訊員林風的說法雷同呢？這是基隆人對楊元丁的一般印象，而非過譽之詞。楊元丁確實是極負正義感之人，對行政官員不假辭色，而楊元丁所力鬥的「惡勢力」，陳其寅並未指明，從上述的口述材料，不難推想，應是盤據在市府的官員。
二二八事件當時，楊元丁除了是處委會副主委，身兼糧食組組長。陳其寅稱楊以基隆存糧稀薄為憂，親自向糧商殷戶勸募，接濟民食。在事態逆轉時，曾有人勸楊趕緊避風頭，但「君言地方治安要緊，身為民意代表，經手白米廿噸，寄八堵站車上，待設法運基，接濟民食。為大局計，寧見危受命，豈可棄職逃生。因語以男兒死則死耳，何避為。」[19] 楊元丁一語成讖，果真不幸喪命。3月5日在愛四路北端橋下，發現屍體（這與調查局資料所述地點相符，就在今日基隆夜市靠田寮河側的入口），四日後漂流至明德橋附近，屍體被人拾起交遺族認領，得年四十九。
對楊元丁之死，今日又推進一點認識，這是轉型正義工程中，辨識、確認加害者與加害體系的一環，警察系統難卸其責。情感上而言，我們除了跟與聞屍體被打撈上岸的基隆市民，同為楊君「嘆息下淚」外，或許還可以思考陳其寅在楊元丁傳最後的一句話：「傳稱沒可祭於社者，於君有焉」的意義。「沒」即「歿」，「沒可祭於社者」白話是死後能夠被祭祀於當地的鄉賢祠。古之「祭於社」的現代意義已不在入祠，而要能銘刻於我們的公共記憶裡。楊元丁不忘溝壑、不畏強權的反抗精神，遇事挺身而出，投身公共事務、堅持到底的精神，這是他帶給我們的啟示，也是我們的社會在二二八之後被剝奪掉的精神遺產。
2019年3月18日追記：
法務部調查局的資料稱楊元丁先生係被蘇政槍決於「基隆市仁一路與愛四路口附近吳婦產科醫院前」。目前該地是攤商雲集的廟口夜市，無見婦產科招牌，我一直想找資料佐證該資料。2019年3月17日上午，途經該地時，突然在腦中閃過，是否能夠使用戰後初期的醫師名錄作為線索。在陳力航先生的協助下，請其協助拍攝吳銅編輯《臺灣醫師名鑑》收錄的基隆市開業醫，其中吳泗淄的「吳婦產科醫院」開業地址記為：「基隆市愛四路八八號」。該地址該的確靠近愛四路與仁一路口，近田寮河。從檔案描述的地點來看，這條材料的應有相當的信度，楊先生就是倒在今日熙來人往的廟口夜市出入口，再被丟入田寮河。
說明：「吳婦產科醫院」在右半頁下排倒數第十行。
資料來源：吳銅編，《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年），頁42-43。陳力航翻攝
說明：從田寮河的信一路側望向愛四路與仁一路口。
[1]「沈堅強」是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直屬通訊員的化名。「張秉承電呈言普誠有關基隆市暴動經過及善後處理應注意事項報告書」，收入侯坤宏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55。
[2] 楊光漢（楊元丁之子）口述，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4年），頁21。
[3]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4年第12冊B12月，昭和4年第7168號。
[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編者，1939年），頁446、514。
[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80-1381。
[6] 楊光漢口述，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17-18；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臺灣省民意機關之建立》（臺北：編者，1946年），頁233-234。
[7]「張秉承電呈言普誠有關基隆市暴動經過及善後處理應注意事項報告書」，收入侯坤宏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國家安全局檔案》，頁153。
[8]「林風致柯復興代電報告基隆事件後情況及基隆處委會組織狀況」，收入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頁35。
[9]「林風致柯復興代電報告基隆叛徒暴亂情形」，收入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頁25。
[10] 周金波先生口述，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訪問，高淑媛紀錄，1992年10月22日、11月1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3。
[11]周金波先生口述，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訪問，高淑媛紀錄，1992年10月22日、11月1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3-74。
[12]吳文星訪問，陳君愷紀錄，〈周金波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4期（1993年2月），頁245。
[13]楊光漢先生口述（楊元丁之子），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21。
[14]「檢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清查情形表乙份」，〈拂塵專案工作支援〉，《國家安全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72/C300170/0001/03/004。
[15]「縣市警察局人員蘇政等5員核薪案」（1947年01月07日），〈基隆市警察局人員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5049003。
[16] 張炎憲總編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年），頁288-289（此部分為陳翠蓮撰）。
[17] 儘管不清楚陳其寅為何在當撰成此文，是否是陳其寅因聞楊元丁之友蘇鏄周君向其傳述楊元丁在二二八的遭遇，與蘇君同感「寒心酸鼻不已」， 在二二八週年為友作傳留史？1959年2月基隆市政府出版《基隆市志・人物篇》二冊，為陳其寅所修纂，楊元丁有傳，觀其內容應是就〈楊議員元丁列傳〉大幅刪節而成。市志的楊元丁傳，只有「反日的楊元丁」，戰後則只剩下楊元丁的編年史：「臺灣光復，挈眷歸基。民國三十五年基隆市參議會成立，膺選為副議長，翌春，本省有二月二十八日之變，竟及於難，年四十九。」以平淡的寥寥數語呈現，是受到戒嚴時代國民黨所宣傳、貫徹的抗日史觀的影響。楊元丁在副議長任內、在二二八事件為基隆市民做了什麼，陳其寅知道，但他不能寫在這裡，想為楊元丁在市志留傳，似乎只能如此處理。當時修纂地方志書，不僅有市府本身的審查，還得送內政部，他有沒太多空間在市志呈現戰後的楊元丁——這是反國民黨統治的一面，只能在私人文稿的〈楊議員元丁列傳〉，表達他的所思所想。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16-19；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懷德樓文稿》上冊（基隆：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1992年），頁33。陳其寅、龍運鈞編纂，《基隆市志・人物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9年），頁26。龍運鈞應係掛名編纂，基隆詩人謝敏言為陳其寅《懷德樓文稿》所作的序提及陳「富鄉土情懷，在漫長歲月中，不計辛勞，為基隆市志纂修人物兩冊。」謝敏言，〈懷德樓文稿序〉，收入陳其寅，《懷德樓文稿》上冊，無頁碼。
[18] 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頁32。
[19] 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頁32-33。
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
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
周婉窈
本文收錄於2018年12月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出版的《暴風雨下的中師》一書中。
在高一生故居前的高菊花女士。（陳慧先拍攝，2012/11/10）
引子
高菊花女士於2016年2月20日過世。又一位沒能等到臺灣落實轉型正義的前政治犯家屬過世了。高菊花本身的遭遇有無法言說的苦楚。
2012年11月9日我和臺大師生到達邦部落參訪，當時高菊花女士──人稱菊花阿姨──住在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1908-1954）故居，在高英傑老師的安排下，我們在故居前庭訪問菊花阿姨。我們住在故居後面的民宿，在訪問期間，幾度經過高一生故居，後面的庭院有很多貓，形形色色，菊花阿姨愛貓，這都是她餵養的，記得有一隻小黑貓，很可愛。我們在路途中遇到出來散步的菊花阿姨，穿載很講究、很繽紛，同學們都覺得菊花阿姨好優雅。
優雅是大家對她的共同印象。優雅到歌手以莉．高露在2015年為高菊花創作了一首歌曲〈優雅的女士〉，歌詞寫道：「山坡上一棟小矮房/一位優雅的女士/坐在沙發上 等待/那遲來的拜訪者/世界似乎早遺忘/她也已經不在乎。…（中略）…回憶越來越模糊/害怕讓記憶沉默/人們不願多說/傷心的靈魂來過/琴鍵上隨意彈奏/留下未完成的歌曲。 優雅的女士揮揮手/這夢魘般的過去/她從不曾低頭」。
高菊花確實很優雅，那種受日本教育的優雅。但是，在她那繽紛的美麗，美麗的優雅之下，包裹著卻是一層又一層的創傷。我們不能被她優雅的外表所眩惑，以為揮揮手，「這夢魘般的過去」就可消失。
高菊花女士養的貓，在高一生故居後院。（陳慧先拍攝）
本事
高菊花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昭和七年（1932）四月八日，是鄒族矢多一生（高一生）和矢多春子的長女，也是第一個孩子。她的日本名字是「矢多喜久子」，「喜久」日文讀作「kiku」（きく），「菊」花的菊也讀作「kiku」，這應該是戰後改漢名時，選擇「菊花」的原因。
喜久子誕生時，正當青年矢多一生奮發有成的人生歷程。矢多一生在1930年三月從臺南師範學校畢業，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達邦駐在所巡查。第二年（1931）八月和同樣出身鄒族特富野社的湯川春子結婚。高一生是第一代接受完整日本教育的鄒族菁英，他從達邦蕃童教育所畢業後，轉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從第四學年讀起，畢業後進入臺南師範學校就讀。春子從蕃童教育所畢業後，因為日語和辦事能力受到重視，加入駐在所的伙食準備工作。更神奇的是，嘉義郡守（另一說是臺南州警部大塚久義，詳註釋）知道高一生和春子預定要結婚，就讓春子住到自己家裡來，以一年的時間調教春子，意在教育原住民女性，使之成為鄒族領導者的賢內助。（註1）春子在日本人家中住了一年，接受「花嫁修業」（新娘訓練），日語和舉止很像日本人，因此在嘉南平原流傳高一生的太太是日本人的說法。
高菊花的日文很好。她在臺南南門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一直到戰爭空襲時才回到阿里山國民學校就讀，都是讀日本人學校。（註2）為何喜久子會到臺南讀小學呢？原來矢多一生非常重視教育，他在臺南租屋，安排同母異父的弟弟鳥宿秀男（杜孝生）到臺南第一中學校讀書，長女喜久子讀小學，由秀男的一位姐姐照顧他們。（註3）鳥宿秀男畢業後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高菊花的日文應該是小時候就打下堅強的基礎；相對而言，她的族語就不好，自承「不太會講山地話」。（註4） 高一生有很強的「我族觀」，認為要和漢民族競爭，一定要讓山上的人有好的教育，因此他要高菊花去讀臺中師範。（註5）這是戰後的事，當時有不少鄒族族人一起去讀臺中師範「簡易師範科」，這是以原住民為教授對象。和高菊花一起在1950年畢業的就有12位來自鄒族部落，佔該班總畢業生24名的一半。鄒族人口不多，這是否和吳鳳鄉鄉長高一生重視教育有關呢？值得探究。這班學生於1946年9月入學，共32名，其中13名來自吳鳳鄉鄒族部落，只有一名未畢業。（註6）
對「歷史時間」敏感的讀者應該已經注意到這群原住民學生到臺中師範就讀到畢業剛好涵蓋二二八事件。那麼，他們和臺中的二七部隊有何關係？由於當事人留下紀錄的很少，我們就以高菊花自己的回憶為主軸略作整理。
1993年11月7日高菊花接受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的訪問，那可以說是最早的白色恐怖訪談。高菊花講了很多心裡的話，當時全臺灣沒多少人知道二七部隊，高菊花的回憶有其珍貴性。不過讀者要注意，她沒用「二七部隊」這個名詞，只用「二二八事件」。
我們先看高菊花怎麼說：（註7）
二二八事件當時我十五歲，……。//二二八的時候，莊野秋和汪玉蘭訂婚，莊野秋在臺中不知道參加什麼，後來我們在臺中的幾個人就一起回家。那時方義仲（就是後來和我爸爸一起被槍斃的）要接我回家，因為爸爸希望他和我訂婚，所以我難為情，不想跟他一起走。我跟汪玉蘭還有方義仲的妹妹（按，方梅英，這三位女生同班）三個人，就和莊野秋登上一輛舊巴士，車上都是參加二二八的年輕人，有從日本回來的，有在臺灣唸書的，我就和他們一起到了埔里。到埔里時我們也沒參加什麼。//在埔里過了一夜，第二天，莊野秋帶我們到竹崎，……。//回到家，爸爸一看到我，就叫我過去跪下，還打我一耳光。他很生氣的說：「為什麼女孩子要參加這樣的事情？」我說沒有參加，因為我們學校（臺中師範附屬學校〔按，指該校簡易師範科〕）團體行動，負責照顧俘虜，一些外省人還有和外省人結婚的臺灣人都集中在學校裡，我們就照顧他們，是訓導主任問我們要不要做的。可是父親不滿意，問我為什麼不跟方先生回來。印象中父親只有那次打我，他一向不大（太）打孩子的。
（//表分段，係筆者所加）
高菊花的回憶指出：1、臺中師範以團體方式參與。2、高菊花等女學生加入照顧被集中管理的外省人及其家眷的工作。3、不是出於校方的強迫。
掛在高一生故居壁上的照片，1950年3月30日於台中公園，前排右一高貴美、前排中高菊花。（周婉窈翻拍）
高一生之所以動怒，應該是知道參與二二八的嚴重性。除了照顧「俘虜」之外，臺中流傳的女學生捏飯團、照顧傷患，也不是空穴來風。高英傑說他看過一張高菊花和方梅英的照片，兩人都配有紅十字臂章，可惜照片早就沒了。（註8）他們一群人到埔里，在二七部隊的敘事裡，就是埔里大撤退。在埔里的情況，高菊花沒細講，根據二七部隊長鍾逸人的回憶，當晚三位女學生汪玉蘭、高菊花、方梅英來找他，叫他「校長」，因為鍾逸人在阿里山樂野國校當過校長，三位跟著部隊到埔里，不知要做什麼，特地來向他請示。鍾逸人不放心她們留在埔里，勸她們離開。他說三人沈思良久，終於接受他的安排。（註9）高菊花回憶說，她在埔里沒看到謝雪紅，倒是在臺中師範見過，「她戴著眼鏡，頭髮盤上去像外國人，滿好看的。」（註10）
臺中師範有賽德克族（時為泰雅族）原住民學生，仁愛鄉鄉長高永清的兒子高光華就和高菊花同班。過去筆者到仁愛鄉清流部落參訪，聽到耆老提到，二二八時不少在外讀書的族人都去參加，高永清知道後，硬把他們叫回來，避免了年輕人的犧牲。當時只是聽聽而已，現在看到臺中師範學校原住民學生名冊，配合二七部隊的歷史，一切好像逐漸明朗起來。
高菊花從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在民雄國校教書，後來也到阿里山香林國校教了一年多的書。高一生坐牢時，她已沒教書，在家裡讀英文，準備到美國唸書，但父親被處決之後，一切都不可能了。（註11）這是高菊花人生最大的分水嶺，也是高家天崩地坼的一天。
關於高一生如何被捕，到四位鄒族菁英、兩位泰雅族菁英一起被處決的經過，限於篇幅，我們在這裡省略，否則講不完高菊花的故事。
高菊花是長女，其後有十位弟妹：英生（男）、貴美（女）、澄美（女）、英傑（男）、英輝（男）、英明（男）、春英（女）、豐玉（女）、英洋（男）、美英（女）。長男英生早夭，十五歲過世。高菊花是高一生第一個小孩，個性像男孩，和高一生很親近。1952年9月10日高一生遭誘捕，被帶到嘉義縣警察局時，他寫信給住在嘉義市中山路民生商店樓上的高菊花，事後警察局打電話要她去拿信，信很厚，交代許多事情，要她照顧家裡。（註12）突然間，二十歲的高菊花被迫擔起照顧家人的重擔。
高一生坐牢時，家人還是懷著希望，連高一生本人也認為他會被釋放。當時就讀臺中一中的次子英傑，每個星期天騎腳踏車到臺中火車站，在月台佇望，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註13）父親被捕的當天晚上，嘉義縣長林金生率員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污職」；當時十二歲的高英傑親眼看到林金生向準備前往各部落宣傳的成員說：「高鄉長盜取了你們的錢。」翌日，各成員便分頭前往各部落宣傳，分發傳單。（註14）根據檔案，為防範在部落可能引起的不安，當局派員分赴各村、召開村民大會，宣布高一生等人的不法事實及案情經過，並組織宣慰小組，慰問村民。（註15）總之，這是有計畫的人格抹殺，造成家人極大的傷害和困擾。
除了照顧家人之外，二十歲的高菊花到處奔走，希望能救助父親。嘉義縣長林金生和高一生熟識，交情不錯，高菊花去跑了好幾次，「可是他不理我。本來就是林金生拼命要弄成這樣的。」高菊花同時又說「那是老頭（蔣介石）的意思」，誰也沒辦法。（註16）這裡牽涉到加害者和共犯集團的問題，若沒有一個分析架構，其實是講不清楚的。林金生當然不是真正的加害者。共犯集團的成員是否主動積極執行不義的「職務」、綜觀其一生是否從黨國體制中獲取個人身家利益，是將來我們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如果轉型正義得以真正落實的話。高一生獄中書信曾提到林金生曾致贈100元，該如何解釋本身有疑義。（註17）
有沒有消極的「共犯」作法？甚至設法抵銷的作法？有的。當時陳丁奇是里佳村的宣導員，他是高一生在臺南師範的學弟，他到里佳村怎麼告訴村民呢？他說：高一生不可能偷錢，沒做壞事，沒貪污。當時保安司令部擬了一份陳情書，說高一生是地方惡霸，不要讓他回部落、得嚴加懲處，要族人簽名。里佳村預定集體蓋章的那一天，在村長安友信的安排下，村民全都去楠梓仙溪上游打獵捕魚，就沒辦法蓋章了。高英傑至今仍非常感謝陳丁奇和安友信。（註18）
當然暗中協助是少數，絕大多數人接受當局對高一生等人的人格抹黑，並加入欺凌的行列。雖然有族人扛很重的柴火，經過他們家，說太重了，不要了，丟了就走，其實就是要送給高家；高菊花對族人的看法頗為負面，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是「懦夫」。（註19）
高一生故居客廳掛著高菊花女士整理的相框。（周婉窈拍攝，2012/11/10）
高一生被捕之後，高菊花回到山上幫助母親，照顧弟妹，但結果不得不下山，一方面是為了家計（高一生被捕後，三個月就不發薪水了），另一方面，想躲避山區情治單位的騷擾，（註20）後者容後詳述。她先是偶爾到嘉義的廣播電臺唱唱歌，後來經朋友介紹到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開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在高雄唱了一年之後，她在臺中、臺北都唱過，主要在歌廳、舞廳，或美軍所屬的俱樂部。她隨便取了一個藝名「派娜娜」，因為她覺得用真名會覺得不好意思。（註21）派娜娜主要是唱英文歌，也唱西班牙歌、法文歌，頗有名氣。流行音樂界近十幾年來才「發現」五〇年代有個派娜娜，還影響了流行歌壇「天王」金祖齡，她被追加「天后」名號。（註22）不管派娜娜曾多有名氣，唱歌對高菊花來說，有相當負面的連結。她個性像男孩子，（註23）但有她害羞的地方，八十歲的她，回憶說她很不喜歡唱歌，演出時不敢看觀眾。（註24）她說：「其實我並不喜歡出來唱歌，我們的思想還是很保守，覺得唱歌好難為情，人家說歌女和妓女差不了多少。」（註25）
除了害羞之外，唱歌的這個人生階段是她備受摧殘，有生不如死的時刻，因此，唱歌這件事，哪裡會是好的回憶？
從1954年4月17日高一生被處決，到1971年7月1日高菊花領到自首證，十七年多，她受到警總嚴格監控，形同監獄外的囚徒，另類政治犯。「父親不在之後，倒楣的就是我，我被政府修理得不得了。到現在我還不想說那些事。」（註26）這是她在1993年說的，她其實是有透露的，只是如吳易叡所說的，這是「無法公共的記憶」，（註27）除非我們社會成熟到一定程度。
首先，我們來看看情治單位如何整她。
當時保安司令部下轄的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原吳鳳治安指揮所）設在奮起湖，副指揮官是陳世昌。高一生被處決後，高菊花常被叫去整夜訊問，「硬說我在二二八事變後就參加臺灣什麼蓬萊組織（名稱記不清了）」。由於經常訊問，晚上要從達邦走到十字路，再走到奮起湖，到奮起湖不給她睡覺，一直問。她實在受不了，後來有長輩叫她離開比較好。加上家計問題，她只好到嘉義去。（註28）
逃得了奮起湖的情治單位，逃不了無所不在的黨國機制。在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時，她也被抓，當時基隆和高雄都戒嚴，過了晚上戒嚴時間還沒回去，老闆娘以為她一定被槍斃了，還哭了一個晚上。她說：他們每次都不乾脆把她抓走，一直抓抓放放，名為「約談」，她跟他們說：「你們這樣好像把一條蛇打得半死，再放他求生，實在很過分。」有一次被抓到新店，給她吃得好好的，她以為就是最後一餐了，接下來就是槍斃，結果沒有，又送回臺北。這應該是1955年她到臺北唱歌之後的事。（註29）
高菊花女士唱歌的照片，藝名「派娜娜」。（高英傑提供）
高菊花受創最大的還不是這些「約談」。她是女性、原住民，加上「共匪」之女，三重弱勢，淪為黨國冷酷剝削的對象。她在羅夢娜駐唱時，一位掛星階級的國防部將領要她服務一位波蘭籍的共產黨頭子（冷戰時期的複雜故事，容略），他們跟她說「如果能幫這個忙，日後要自首也會比較快速方便，而我當時則是這樣想，恐怕我早晚都是要被槍斃的，不幫忙也不行，只好答應。」請讀者注意，接下來高菊花怎麼說：「我們鄒族的貞操觀念很深，要幫這種忙實在是很難受，可是不得已呀，為了家裡，為了信守承諾──父親說要照顧媽媽跟弟弟、妹妹──，我要想辦法活下去，不能那麼容易就被槍斃，活下去也才有能力賺錢養家。唉，運氣不好啦。」（註30）
若僅此一次，已經很可怕了，結果是「上面有什麼要招待外國人的，就叫我去做很不好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才二十來歲。」請讀者注意，這是我們現在大學生的年齡，而且前面提過，高菊花其實很害羞。她說：「我有很多事盡量要忘記。許多痛苦的回憶，使我覺得自卑。」今天我們不能只看到懷舊下霸氣的「派娜娜」，而看不到痛苦、自卑的高菊花。她原本也可以和「世叔」林金生的公子林懷民一樣出國留學喔，她還有過當外交官的夢呢。（註31）
對於黨國的壓迫和摧殘，高菊花內心的反應很激越，只差付諸行動。她罵奮起湖保安司令部指揮所的負責人陳世昌「大混蛋」，他經常叫高菊花去指揮所詢問，使她的精神受到很大委屈。「這個外省人在山上做（作）威做（作）福欺負我們，後來竟然還當過臺北市議員，如果我不是信基督教，一定會拿番刀去砍斷他的腳。」（註32）
她差一點殺了蔣孝文。高菊花到臺北衡陽路唱歌後，認識蔣孝文，他是高菊花的「粉絲」（ファン），兩人有一陣子交情很好，蔣孝文常來找她，還想討她當姨太太。（註33）她在臺中美軍俱樂部唱歌時，蔣孝文叫朋友接她去意文大飯店，房間前面有一個客廳，她到客廳，看到只有他們兩人，就想趁機殺他。可能因為她臉上的表情和平常不一樣，蔣孝文大概嚇到，就逃到房間裡去了。她跑過去看，房間裡有五個女孩子和他在一起，她評論道：「難怪他會生病！」高菊花說她想殺蔣孝文，是想為父親報仇，因為他的祖父殺了她的父親。她說沒有信仰的時候，就是會一直想報仇。（註34）
她也有痛不欲生的時刻。有一次到馬祖勞軍時，聽說距離對岸很近，她游泳技術很好，想說這是一個機會，既然他們都說她是共產黨，就乾脆投到那邊去，「被鯊魚吃掉也比在這裏受苦好」，但是想到家裏一個比一個小的弟妹，她不能一走了之，「決定不走後就大哭起來」。（註35）
高菊花是活在隨時擔心被槍斃、隨時必須應召，這是怎樣的日子呢？她在唱了十多年歌之後，在臺北經營日本料理店，因此認識顧客施炳炎，和他交往後結婚。施炳炎是臺北市人，在警備總部工作。結婚後，當局還是常派人叫她去問話，到了1971年要她自首，承認是共產黨、有參加組織，她覺得別無選擇，只好聽命，拿到自首證之後，終於不再受到盤問了。（註36）
經過十七年的監控之後，高菊花終於自由了。但是，二十二歲承受父親之死的她，卻必須承受兩個兒子，以及丈夫的提早離去，且都是意外死亡。高菊花生有三男一女。長男生父是西方人，女兒生父是日本人，都沒有婚姻關係；長男在達邦部落長大，後來去跑船，在南非意外溺斃。她和施炳炎生有二子，小兒子被捷運撞死，「她每每從噩夢中驚醒，夢裡都是他淒厲的求救聲」。（註37）丈夫也因騎摩托車出意外死亡。為人女、為人母、為人妻，高菊花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未亡人」。她喝酒喝很兇，認識菊花阿姨的人都知道。但是，如果、如果，她是外交官菊花女士，或許美麗的她會端著高腳酒杯，優雅地品啜著，啊，對了，かんぱい（乾杯）！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
認真聽菊花阿姨和高英傑老師講述的臺大師生。（周婉窈拍攝，2012/11/10）
2012年11月10日高菊花女士、高英傑老師在高一生故居前庭接受和台大師生訪問。（周婉窈拍攝，2012/11/10）
小結：無從療癒的創傷
高菊花和父親很親近。當局在逮捕他的前三個月，就擬訂好「行動辦法」，包括如何誘捕、軍警分工逮捕對象、找誰暫代鄉長、宣傳貪污罪行、監聽行動等步驟，（註38）可以說劇本早已寫好，只差演出。高一生或許早有預感，1951年就和高菊花說，萬一他死亡，要她照顧弟弟妹妹，也交代要埋在長子墳墓旁邊的空地，要替他奏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並給他一些Beer（啤酒）。高菊花說，她和父親父女連心，她接受訪談時，毫無保留地表達對父親的尊敬和思念。她說：「我覺得父親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他有什麼壞處我不知道，我看他永遠是最好的人。」（註39）她對日本人也這樣講：「父親是非常卓越的人。真的頭腦非常好，也很有學問。雖然他沒受很高的教育，只是師範專修科，卻是非常聰明的人。」、「然而到現在還是無法忘記父親的事情唷，每天喔。我的先生過世，我沒有這樣每天想念他，真的喔。只有對於父親是這樣，既尊敬又感到遺憾，真的很遺憾。」（註40）
這麼尊敬父親的高菊花，卻也會說：「我恨我的爸爸。」、「如果我不是高一生的女兒，晚景不會如此淒涼。」這讓訪客吳易叡很錯愕。其實並不奇怪，她並不真的恨父親，她恨的是這樣的命運。吳易叡研究心理創傷，他知道創傷應該被治療，但菊花阿姨的創傷是「無法進入公共領域的傷口」，是無從癒合的。（註41）最終菊花女士仍然帶著這些印烙到身心深處的創傷，離開我們。沈默地抱著創傷離去的，還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鄒族的杜孝生──那個和喜久子一起在臺南唸書的秀男叔叔啊，他甚至什麼都沒講，或無法講。
但願島嶼能開始看見他們的創傷，雖然已無從療癒，但唯有看見，我們才能直面島嶼的過去，究責黨國暴力的罪惡，為建立公平正義的國家而努力。對於前輩的創傷，了解與記憶，是我們最起碼的功課。安息吧！請相信我們的努力。
2016年3月3日高菊花女士追思彌撒。（呂敦偉拍攝）
註1：郡守說，見塚本善也，〈高一生ノート（IV）ー台南師範学校時代：妻春子、ネフスキーとの出会いー〉，《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4號（2006年8月31日），頁8-9。高一生次子高英傑說，母親常提到是在大塚先生家（根據筆者2018年10月13日與高英傑先生之談話）。大塚久義就是矢多一生（高一生）申請就讀臺灣師範學校的保證人。在此姑存二說，待日後考證。
註2：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收於張炎憲、王逸石採訪，高淑媛、王昭文紀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5），頁171。
註3：根據高英傑口述，2018年10月4日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註4：同註2，頁171。
註5：同註2，頁167。
註6：《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三十八年度教職員錄》，頁12-13；《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 教職員學生名冊》，頁26-27。
註7：同註2，頁156-157。
註8：同註3。高一生被處決之後，高家常有人自由進出，翻文件、拿照片。
註9：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上）》（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頁556-557。
註10：同註2，頁167。
註11：同註2，頁169。
註12：高菊花口述、森田健嗣記錄，〈高一生長女．高菊花さんが語る、日本統治時代から終戦、白色テロ、そして父の思い出〉，《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3號（2006年3月31日），頁17；又參見同註2，頁159-160。
註13：高英傑，〈台中下行列車〉，收於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臺北：玉山社，2018），頁130。
註14：吳俊瑩，〈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2013年1月25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註15：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臺灣史料研究》44（2014年12月），頁11-12。
註16：同註2，頁164。
註17：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高菊花 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受難者高一生家屬〉，收於《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 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46。此書作200元，應為100元。有疑議的地方在於：有人認為「對一個人好就是要害人的前兆」，贈錢用意不明。
註18：同註17，頁46、52。
註19：高英傑口述，李靜慧、廖希正整稿；吳俊瑩、周婉窈校注，〈回憶家父高一生先生被捕的當天及其後〉，2013年9月21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同註12，頁22。
註20：同註2，頁165-166。
註21：同註17，頁55-56。
註22：熊儒賢，〈傳奇女伶高菊花──這條艱辛歌手路．只因她父親名叫高一生〉，《天下雜誌 獨立評論＠天下》（2016/02/26；網路版，未標頁碼）
註23：「我的個性很像男孩子」，同註2，頁170。
註24：周韋綺，〈北鄒部落尋訪紀行〉，2012年12月30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註25：同註2，頁169。
註26：同註2，頁165。
註27：吳易叡，〈乾杯！白鴿──敬高菊花與無法公共的記憶〉，《報導者The reporter》電子報，2015年12月23日。
註28：同註2，頁165-166。
註29：同註2，頁166、168。
註30：同註17，頁57。
註31：同註2，頁162、171、169。
註32：同註2，頁162。
註33：同註17，頁58；同註12，頁19。
註34：同註2，頁164-165。
註35：同註2，頁171。
註36：同註17，頁58-59。
註37：同註27。
註38：同註14。
註39：同註2，頁159、160。
註40：同註12，頁17、20。
註41：同註27。
台中下行列車
台中下行列車
高英傑
高英傑與父親高一生先生（高英傑提供）
父親被捕的那年（1952）九月初，我和十位鄒族少年前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補習班）就讀，班上共有四十多位包括鄒族、泰雅、布農等台灣西部山區原住民學生。這個班級是台中師範為了儲備原住民小學教師而設立的預備班，只要經過一年修業，可以直升台中師範簡易科（四年制）準備回家鄉服務。學校佈告欄，天天都有政治情況的報告，如原住民的匪諜、貪污、叛亂等案也時時刻刻公佈。因為父親案件也列其中，師生對我異樣的眼光投射，或刻意疏離的動作，使我了解目前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雖然功課名列前茅，也受到幾位恩師的保護，還是免不了受到同學的欺辱和排斥。（編按，高英傑1940年5月生，此時滿12歲。）
1953年先修班奉令解散，依成績先後，幸運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日治台中一中）初中部，當時的一中，除了優秀的台灣籍學生從中部各地考進來之外，也是當時外省籍子弟、華僑學生、山地籍學生指定就讀的學校。學校人數多，接觸面廣，除了級任老師外，政治層面的話題已經很少出現在生活中了。就在嚴禁說日語的規定之下，台灣籍和山地籍的學生還是大膽地說幾句日語、唱日本歌，其中幾首是父親教我的童歌，在哼唱之中，使我益發懷念起離家一年多的父親。（按，高一生1952年9月10日被逮捕，當時關押中。）
學校有一位中俄混血的女老師，黃昏時常常在教室拉小提琴，我常和幾位同學前往聆聽，夢想有一天能夠和她一樣能拉小提琴多好呀！可能我頻頻聆聽的緣故吧，有一次突然以我想像不到的鄙視口氣問我，你這個山地生怎也喜歡西洋音樂？我回答，我不但喜歡古典音樂，現在學校午休播放的貝多芬第二交響曲唱片還是我從山上帶來的。老師又驚訝又懷疑的表情，充分顯示當時教育工作者對原住民的狀況在了解上還有一段距離。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二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星期天的行事，藉此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雖然希望最後落空，但父親留給我的回憶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高菊花女士和高英傑老師在高一生故居前和學生談話（2012/11/10，周婉窈拍攝）
1961年我從台灣省立嘉義師範學校畢業，開始擔任小學教師的工作。雖然無法在家鄉服務，但假日回部落時候，感覺是不一樣了，開始得到許多父老接納與關心，排斥過我的同年齡階層的人也改變了原有的態度。村裡比較正直而膽大的客家人，直接說父親是無辜的、被陷害的，這種人在威權統治的時代少之又少，而且相當冒險。這時官方及學校還相當限制我和三弟英輝（按，高英輝神父，1942-1994）的行動及言論，但台灣的大環境似乎有風雨欲來氣候改變的跡象了。
1983年在學校的聚會裡，從外地作客的外省校長，當著來賓和原住民及教師面前說，阿里山鄉的落伍是高一生造成的，他沒受什麼教育，政府給他鄉長的職位該滿足了還要反叛政府。在座的賓客大都知道我是高一生兒子，而且還是這學校的教務主任，所以場面非常尷尬。我告訴他說，高一生是日治時代台南師範畢業的，他竟回答說日治時代原住民教師，講習幾個月就可以當了。
姊弟歡笑的一刻（2012/11/10，周婉窈拍攝）
這事後，我和三弟英輝開始蒐集父親的有關資料，台北的陳素貞老師正好開始作田野調查工作，從那裡取得父親畢業名冊一紙，詳細記載入學和畢業年度無誤。後來影印寄給教育界同仁，讓動不動就說我是某某大學畢業、某某師範畢業，證件戰亂中遺失的人士做些參考吧！接著台灣公共電視台拍攝《台灣百年人物誌──高山船長高一生》時，從台南師範又取得父親親自用毛筆書寫的入學願及其他珍貴資料，對父親求學的情形有了更深的了解。
父親大正五年（1916）進入台南州嘉義郡阿里山蕃達邦蕃童教育所，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四年級入學，大正十三年（1924）三月畢業，同年四月十四日就讀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普通科五年、演習科一年，昭和五年（1930）年四月畢業，共讀了六年，隨即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駐在所巡查。
認真聆聽的學生們 （2012/11/10，周婉窈拍攝）
從父親僅留的一本手冊及三本遺失的《潦倒時代手記》（どん底時代の手記）留下的照片中可以想像得出，父親在日治時代十六年當中，扮演鄒族人、日本巡查、教育所教師等三種角色是多困難的事。那時候，內有大哥英生（Hideo）罹患腎臟病，情況時好時壞，還要照顧大批親戚及食客，外有部落文化與行政體系的衝突，加上部落人對破除迷信及廢除家屋葬等工作態度消極，父親都處於兩難的困境。就戰後參加二二八事件、勸導族人前往新美、茶山等地移民的事，加上高山族自治縣構想和聯絡，相信也遇到了許許多多困難與挫折。我真的想像不到在極度繁忙當中的父親，還寫了多首登山、打獵、激勵移民等歌曲，在兒女面前和母親合唱〈荒城之月〉、〈月之沙漠〉、〈海濱之歌〉等歌，祥和的態度，自然的神情，真的想像不到當時心神煎熬的他，能夠這麼堅強。當我唱他為孩子們寫的〈青蛙醫生〉時，溫馨感謝回憶充滿我心中，懷念！懷念父親，好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想到列車在車輪轉動的聲音和汽笛聲響中，慢慢消失在眼前…………。
高英傑老師演唱高一生歌曲〈杜鵑山〉的神情（ 2012/11/09，周婉窈拍攝）
懷思黃天橫先生
懷思黃天橫先生
周婉窈
五月七日，我和夫婿陳弱水，以及幾位同學去送黃天橫先生最後一程。我們的座位在比較前面，我偶爾回頭看，偌大的景行廳好像都坐滿了。公祭時，一個單位接著一個單位，我感覺臺南鄉親一直冒出來，有些行列排得很長。在人群中，我認出幾位去年出席「臺南文化獎」的人士。我在心裡默默說著：黃先生，您看這麼多臺南人來送您喔！
是的，臺南鄉親和子弟沒有忘記這位一生奉獻於鄉土文化的鄉前輩。雖說現在有高鐵，或辛苦搭遊覽車，臺南臺北一天可來回，但仍是一大趟路呢，而您又不是「大官虎」（tōa-koaⁿ-hó͘），大家就是因為敬愛您，一定要來送您一程。
黃天橫先生典型的笑容，攝於客廳鋼琴前。（許妝莊拍攝 2014/08/13）
說到「大官虎」（大官員、高官），您知道嗎？那一天（2015/12/26）您在接受「臺南文化獎」上臺致詞時說：沒想到今天有這麼多大官虎來，讓你受寵若驚。（大意如此）當時我聽到這個詞，感到好親切，已經好久沒聽到了。先父在世時也會用「大官虎」來稱呼那些高官們，但已經好久好久沒聽到了。想到這裡，不禁有點惆悵，我和您用臺語交談，而那樣的日子已經不在了。如果我有幸活到您這個年紀，還會有後輩和我用臺語交談嗎？一個大問號。
這十年來能夠會親接謦咳，真的要感謝上蒼的恩賜。我和黃先生認識其實很早，大約在1980年前後。那時候我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就讀，決定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該研究的核心史料是《臺灣民報》，我用的是圖書館收藏的景印本。當時聽說那套珍貴史料是黃天橫先生所提供，透過師長的引介，我去拜會黃先生，請教一些問題。細節大都不復記憶，只記得見面地點在黃先生的住家，當時黃先生溫煦的身影，此時閉上眼睛都依稀可見。由於出國十二年，回來後又在偏遠的南港工作，很少和外界接觸，倒是有一次在臺灣史研究所的一個場合見到黃先生。黃先生還記得我，邀我有空去他家小坐，但因為住得遠，就一直沒去拜會。沒想到2006年秋天我轉到臺大專任，半年後申請到溫州街靠近和平東路的宿舍，和黃先生在青田街的家只隔一條大馬路！
當時，曹永和先生住在靠近臺大側門的溫州街巷子裡，王世慶先生住在新生南路，面對森林公園，而黃先生在青田街的住處非常靠近王先生家。我家就在三位前輩住家的中間。那只能說上天特別給的恩典。剛來臺大專任時，突然間從兼任變成要教好幾門課（包括必修的重課），感到非常吃力，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備課。不過，我還是盡量擠出時間來探望前輩。或許多少有一點傳承的想法，多半時候我會安排學生一起去拜訪。看著過去留下的照片，真感謝上蒼讓我有這樣好的機會帶著年輕學子去親炙前輩學者和耆老，略窺其知識之堂奧，並感受舊時代的紳士之風。我還曾試著安排「三老會」，也就是請曹永和先生和王世慶先生到黃天橫先生家見面聊天，可惜那一天王先生身體不適，無法參加，結果變成曹先生和黃先生的「二老會」，倒是因為黃夫人陳瑳瑳女士也參加，加上學生，頗有老中青齊聚一堂的熱鬧氣氛。曹先生由學生推著輪椅滑過和平東路斑馬線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黃天橫先生與曹永和教授閒聊。（周婉窈拍攝 2010/02/01）
我注意到黃先生很常講的一個詞是「chin sim-sek」（真心適，真有趣）。有一次聽他說，臺北人不這麼講，講「chhù-bī」（趣味），但南部人就是講「sim-sek」。這是黃先生觀察所得，不知是否真的如此，總之，我從小到大都是講「心適」的。我老家在嘉義大林，大概我們嘉義和臺南一帶都這樣講吧。其實在這裡不是要講這個詞，而是要講，我們去拜訪黃先生，就是覺得「chin sim-sek」，很有趣，所以常常會想去。黃先生話不多，好像喜歡聽別人講話勝過自己講話，有時我會覺得黃先生其實就是喜歡有人圍繞在古文物旁邊，很高興地欣賞的那種氛圍。我帶學生拜會鄉前輩，其實很少懷有什麼特定目的，黃先生也就很隨興，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想到給我們看什麼就拿出什麼來。大家跪坐在地毯上隨意看他的收藏，隨意提問，就成了記憶中難忘的光景。
如果形容詞「溫文儒雅」要找具體的例子，我想黃先生就是最好的代表。和他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個性很溫和，講話前嘴角會先浮現笑意，然後以小小的聲音慢慢開講。我特別注意到黃先生的「自我」很小，他不常提自己，最喜歡講述他所知道的──尤其和臺南有關的──人、事、物。反觀我同世代的學者，很多人「自我」很大，你若聽他/她講話，幾乎每一句就是一個大寫的I（大寫的我）：我怎樣，我又怎樣，這件事如果不是我就會怎樣……。這是否和戰後黨國教育的菁英拔尖主義有關，值得思考。黃先生出身世家，文化涵養很深，卻非常謙遜，總是稱述別人，而且他收藏文物不分「雅俗」，待人沒有「差別心」，特別能和年輕人在一起。我帶學生去看他，除了實在「真心適」外，也是希望年輕人有機會接觸鄉前輩，感受到舊時代的人文氣息──到底有沒有達到這樣的效果，其實我也不清楚。總之，去看黃先生是件「真心適」的事情，我至今仍然非常懷念黃先生和我們師生共度的午後時光，鬆散的，沒特別目的，但卻充滿趣味。
黃先生是位著名的收藏家，以大方分享為人所稱道。在這裡，我想講兩個黃先生最津津樂道的故事，其一是他請楊逵題字的事──楊逵不寫毛筆字，黃先生竟然要到一幅字！連他自己都覺得神奇。其二是黃先生透過夫人陳瑳瑳女士去向臺靜農教授要字。黃夫人結婚前在臺大中文系工作，認得臺先生，黃先生大概覺得「機不可失」吧，結果順利要到。但他也有遺憾的時候，他的父親在日治時期購買了廖繼春的《裸女》，是第一屆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入選作品，由他繼承下來，後來因為家裡經濟上的需求，賣掉了。等此畫重現江湖，價格已經翻了好幾倍，買不回來了。他請人摹繪該畫，就擺在客廳的鋼琴上面，好像要聊慰失落之感。不過，這幅畫比原畫小，黃先生說這是規矩，臨摹的畫不能和原畫尺寸一樣。黃先生和廖繼春很熟，講了好多關於廖繼春的軼事，當時沒錄音下來，深感可惜。
黃天橫先生夫人與二公子隆正、周婉窈合影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前。（2015/03/18）
愛鄉土，一生致力於文史工作和文物收藏，政治上自然會認同臺灣。陳美蓉女士是《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的訪問記錄人之一，她在書末〈採訪後記〉中寫道：2008年總統選舉前「316挺臺灣救民主」活動在臺北街頭遊行時，當她在和平東路街口正在猶豫自己應選那一角落站立參與時，黃天橫先生夫人突然叫住她，她一看他倆人和住在附近的王世慶先生，「早已老神在在，穿戴文宣頭套、手拿旗子，全副武裝站在街頭」。（頁334）很遺憾，王世慶先生於2011年一月過世（1928-2011），無法看到三一八、九合一，以及一一六的勝選。這些黃先生都看到了，雖然不及見臺灣第一位女性總統就職，我想他一定感到很安慰才是。熬過了八年，故鄉終於朝著他們「向望」（ǹg-bāng）的道路前進。
黃先生生前能榮獲「臺南文化獎」，我們都替他感到很高興，但我想他是替許許多多的前輩們接受臺灣社會的肯定。戰後數十年黨國鄙棄鄉土，不重視臺灣歷史，很多人的努力不被肯定；他們開始受到肯定是很輓近的事，而很多前輩早已不在人間。我有時會想，如果王世慶先生能長壽一點，應該也會受到進一步的肯定吧。不管如何，在我們心目中，王先生、黃先生等前輩都是我們永遠的典範。
「臺南文化獎」受獎後，黃天橫先生與賴市長暨貴賓於台上合影。前排左起（敬稱略）：傅朝卿、楊黃美幸、賴清德、黃天橫、陳瑳瑳、陳郁秀、蘇慧貞、葉澤山；後排左起：黃菁莪、潘一夫伉儷、黃隆正、周婉窈。 （楊信男拍攝 2015/12/26）
黃天橫先生夫人攝於「臺南文化獎」慶賀午宴。立者左起：李幸真、周婉窈。（2015/12/26）
由於常到黃先生家走動，因此認得黃夫人和二公子隆正先生，後來也有機會見過千金菁莪小姐和夫婿、大公子志學先生及其家人。隆正先生就住在父母家附近，所以我們來訪時，他常過來幫忙，例如替父親拿遞收藏品、拍照、張羅吃飯等，頗有乃父之風。很高興有機會認識這一家人，黃先生過世家人的不捨，我很能感同身受。在此致上慰問之意，尤其要請夫人節哀保重。
黃先生，您家樓下庭院的那顆麵包樹，臺北帝大教授移川子之藏居住時就植有的樹，依然一片盎然的綠意。樹在人已遠，而我們對您的懷思卻有如葉間的風，停了又起……
2016年5月27日
附記：本文收入黃隆正、葉瓊霞主編，《靜水流深：黃天橫先生追思文集》（台南：台南市文史協會、臺陽文史研究學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頁82-90。
試論檔案、檔案利用，以及學者的位置 ──寫給年輕的歷史人
試論檔案、檔案利用，以及學者的位置
──寫給年輕的歷史人
周婉窈
（文長慎入，但歡迎年輕的歷史人和關心轉型正義的朋友耐心讀完）
幾週前因為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檔案引起諸多討論，尤其牽涉到檔案如何開放以及研究者──尤其是「歷史人」──的角色問題，同學在課堂上問我：現在有兩派說法，一派認為檔案需要學者解讀研究後才能公開，一派則認為做此主張是學者的傲慢，到底哪派講法才對？學生希望我能解惑，為此我花了很多時間回答這個問題，最近看到《想想》刊登東生的文章〈何謂檔案開放？兼論其迷思〉（2016/04/03），切中要點，很值得一讀，在此就不重述其內容了。不過，我們的社會對檔案公開（開放利用）還不是很有概念，此外，若干歷史系學生和研究者（本文統稱「歷史人」）顯然也欠缺獨立的檔案觀念，將檔案和「珍貴史料」混為一談，因此，檔案開放利用的準則到底怎樣，還是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尤其此刻，我們社會正殷切期盼轉型正義能落實，而轉型正義就直接牽涉到檔案及其利用，萬萬含混不得。但願此文有助於國人了解檔案開放的重要性及其利用的規範。
一、檔案開放利用的通則
這件事剛起來時，Ptt就出現有一種說法，認為「檔案開放」就是掃瞄，放到網路上供大家瀏覽，然後對此一作法（或主張）大肆批評。這實在是個大誤解，一般國家的當代檔案有一定的開放程序，很少直接掃瞄文件放網路上供大眾下載。當然，比較古早的檔案是有這種作法，例如，日本的「国立公文書館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就是任何國家的人都可直接上網去下載。當代檔案依規定須開放（如三十年後）時，就須開放給公眾利用，但並不是掃瞄放網路上，而是訂定民眾申請閱覽的程序；保管單位提供檔案目錄是責無旁貸的最首要的工作。
國家檔案開放最重要的原則是：可入手性（accessibility），以及無差別性（indiscrimination）。可入手性，指檔案要能讓一般人很容易入手，在當代就是要能在網路上查得到目錄（在網路發達的臺灣，這是我國的標準），退一步說，即使不po上網，也要在館中備有一般人很容易翻查的目錄，並廣為周知。無差別性，指只要符合規定，國家無法拒絕民眾申請查閱已開放的檔案，它必須是「蒙著眼睛」的公平使者，不會因為申請人的身分地位而給予差別待遇。如果檔案開放的對象不得不分類別（如政治案件之受害人/家屬等，相對於其他民眾），在同一類別中，也必須一律平等。
檔案開放利用已經是現代民主自由國家的日常實踐，也是判定是否為「資訊暢達社會」（informed society）的重要指標。在此讓我們先「取法乎上」看看國際通則，然後回頭看我們臺灣怎麼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CA；國際檔案理事會）是國際的非政府組織，成立於1948年，宗旨在於促進全球檔案的保存、管理與利用，以及檔案工作者的相互合作。ICA曾於1994至2008年之間公布四套檔案著錄標準。2012年公布了「檔案利用原則」（Principles of Access to Archives），列出十項原則。這是ICA從2010年開始的工作，由國際檔案界代表性人士組成工作小組，經過多次會議，並廣納相關組織的建議，最後在ICA網址公布草案，徵求網路意見（2011/08-2012/02），再修訂而成，過程相當嚴謹。第一項原則開宗明義主張：「公眾有權利利用公共機構的檔案。公共和私人組織都應該盡可能最大幅度地開放檔案。」（The public has the right to archives of public bodie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entities should open their archiv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每項原則之下附有說明（commentary）。我個人仔細閱讀每一項原則及其說明，對其層次分明與思考細密，印象深刻。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分析，有興趣者可直接點閱；該文件有中文翻譯。
上述「檔案利用原則」，在精神上總括來說是：利用（access）求其最大幅度，限制（restriction）則取其最小。因此，檔案保管機構應該向公眾廣為告知館藏信息，最首要莫過於提供檢索工具（這裡預設了現代電腦科技的輔助）。法定能公開的檔案就要公開，對於有所限制的檔案，也要很清楚地公布其限制之原因、規定和期限；只要限制一解除就要開放。有些細節是很周到的，例如檔案工作者必須熟悉未開放的檔案，「以便進行分析、保護、整理和著錄，使人們知道這些檔案的存在和限制利用的原因。這些檔案工作有助於避免檔案被毀，或被有意或無意地遺忘，也有助於確保檔案的完整性。」也就是說，如果尚未開放的檔案，檔案工作者不熟諳它的存在，它若被銷毀，也沒人知道。
在隱私權方面，主要是要遵守各項相關法律的規定，在此就不細說；不過，人權侵害案的受害者有權看到涉及他本人的檔案，即使是不對公眾開放的檔案。ICA的這套原則非常強調檔案公開利用的公平和公正性。如果一件不開放的檔案，在審閱後提供給一位公民利用，那麼，它也應在同樣的規定和條件下，提供給其他社會成員。
在ICA緊密相扣的十項原則中，完全看不到「學者解讀研究後才能開放」的主張。這樣的主張，真可說恰恰違反檔案利用原則，是完全站在對立面的思維。
那麼，在臺灣談檔案開放，也沒標準可循嗎？當然有，我們可以拿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略稱檔案局）的作業程序作為參照點；它還有改善的空間，但基本上有遵循檔案利用的大原則，即可入手性和無差別性。近日網路上一直在猛打「掃瞄放網路式的檔案開放」，只能說弄一個稻草人來打靶。如果大家能親自去利用檔案局的檔案，就會知道當代的檔案開放（利用/運用/應用）不是這麼一回事。
圖一 蔣介石將黃溫恭的15年徒刑改為死刑。在戒嚴時期，政治犯依法須被交付軍事審判，即使非現役軍人；而軍事審判的結果則須上呈軍事長官核定與覆議。即使如此，再怎樣，都沒有任何法律允許蔣介石直接在判決書上改刑期，但他就這樣做了！（圖說參考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討論〉，《臺灣文獻》63：4，2012年12月）
如果國際檔案理事會的原則離我們太遠，標準太高，那麼，我們拿本國檔案局的調閱程序來檢視臺史所的保密局臺灣站檔案，就可以知道到底算不算有開放。在4月8日以前，臺史所網頁上是完全查不到保密局檔案的任何目錄或說明。這批檔案是國防部保密局檔案，是道地的公家檔案（姑不論它如何流落民間），且用公家錢購買，其中六成檔案明年就滿七十年，實在沒理由不開放給民眾利用。如果不開放，也應述明理由，並清楚告知社會大眾何時會開放利用。4月8日臺史所宣布可上網檢索，距離該所2008年4月購入這批檔案，足足八年，已錯失了多少檔案多方利用的可能性呢？有年輕歷史人說，檔案就在臺史所，每個人都可以來看。這樣的說法，是對檔案開放欠缺正確的觀念。請試想：如果有一位住在中南部（這批檔案有不少苦主在中南部）的受害人家屬聽聞有這批資料，想看看這些檔案有無親人相關訊息，他要如何入手呢？一般想利用的公眾呢？希望經過這件事之後，社會大眾（尤其歷史人），對檔案開放有基本的認識，並堅持行使/捍衛自己/他人的權利。
從檔案利用的角度來看，臺史所固然將目錄放到網頁了，但很可能還是欠缺必要的人力和專業管理──檔案個資的審理工作很需要經過訓練的人力。而且，目前檔案局審理過後的檔案是可以影印或製成CD的，臺史所則只能手抄──利用方式相對落伍。因此，理想上，這批檔案最好能彙整到檔案局的檔案中，以廣利用。檔案局將該批檔案數位化後，納入該局資料庫，開放民眾利用；原件仍可歸臺史所保管，但必要時必須提供原件，以供調閱。
二、歷史人解讀史料的優勢與局限
關於檔案是否要經學者解讀研究後開放才不會引起誤解的說法，東生先生在上述文章已經指出其謬誤，以及該宣稱無法落實的窘境。我認為，一些歷史人做此主張，主要是無法區分檔案和所謂「珍貴史料」在屬性上的不同。檔案，如前所述，須讓公眾依其各自的需求和目的予以利用，它們當中的一部分，在歷史研究者看來，可能是珍貴史料，那麼，研究者可以申請來研究，但不管怎樣，它仍是檔案，當然就要回歸檔案的管理和利用方式了。
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檔案，任何具有「歷史嗅覺」的研究者聽到，一定會認為是珍貴史料，趨之若鶩。我認為臺史所能花錢花力氣買下來，避免這批檔案散落在民間，實在立下了大功勞。但是，它畢竟是公家檔案，理當在整理好目錄後開放給國人利用，然後同時進行解讀工作。這原本是同時可做的事，卻變成須先解讀才能開放。請大家切記：這些學者眼中的珍貴史料，可仍是我們國家的檔案喔。希望將來若政府能買回目前流落民間的檔案，務必以高標準予以開放，供民眾利用。
如前所述，國際上並沒有檔案要經學者解讀後才開放的作法。如果是「政治檔案」，比較敏感，似乎也沒前例，頂多根據「法」的要求，遮蓋或隱蔽一些地方。究實而言，學者並非全能全知，他感興趣的，甚至能力所及，也只能涵蓋檔案諸多面相的一小部分。那些監控資料，若涉及有名人士，還有可能判定某些內容的真假，但也非全部；若遇到無名小卒，或地方型人物，再怎麼研究，就是無法判定箇中真假，所以，學者解讀後才開放，實在說不通。
其實，在ICA「檔案利用原則」第六項原則的說明中，主張在人權侵害案中，每個人有權知道他的名字是否出現在國家檔案中，若有，他有權提出一份質疑其可信度（to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the information）的陳述（a statement）給該當機構，每當有人要利用有他的名字的檔案時，檔案工作者必須將這份陳述一併附上。具體來理解，也就是說，如果我被監控（大學時我恰恰被一位同學監控），我有權在因監控我而產生的檔案中附上我自己的聲明，此後每次有人調閱我的檔案，都會同時看到我的聲明。這是非常細膩的作法，我想我們離那個目標還很遠，但不管怎樣，這種事情，不是由研究者來做，也不是研究者可以做到的。在檔案利用中，「及時性」也非常重要。ICA第五項原則的說明有言：“just, fair and timely access to archives without discrimination”。臺灣早期政治檔案的當事人，大都已不在人間，無法提出這樣的聲明，只能付之闕如了。就此而言，檔案能越早開放越好。
此外，我認為學者最好避免過度擔憂民眾，人們對於監控資料的內容，通常不會信以為真。如果檔案以正規的開放方式來處理，會去申請調閱的大抵以相關人士（當事人、家屬等）和研究者居多，他們自會判讀，而且因為讀者比較特定，造成「二度傷害」的情況有限，反而今天若將檔案通通印出來，然後詳加註解，卻無法釐清當事人被指控的「罪形罪狀」，那麼，豈不擴大了二度傷害？例如，臺史所出版的保密局檔案第一冊頁371-374的兩個文件，是報告北港「暴首」A和B等，斗六「暴民」C（醫生）的「行徑」，解讀的學者對此毫無釐清；對三位「暴首」和「暴民」只註解了C，但其內容也只是C的簡單履歷，後來怎樣也沒交代。各位可能注意到，我用ABC，因為我不想將人名迻錄於此，我想他們的子孫並不想看到被污衊的先人的名字公然寫在這裡。請注意：臺史所出版的書完全不加遮掩。（不遮掩沒關係，但因為有說要釐清，變成做不到時該怎麼辦的問題。）
政治檔案是否需要遮掩隱蔽，我認為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我個人比較傾向於不須特地遮掩。國史館‧文建會出版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湯守仁案 史料彙編》共二冊（2008），第一冊厚厚五百多頁都是跟蹤監控報告，如果要遮掩，不知從何遮掩起。話說回頭，會讀這厚達數百頁檔案的人，會相信每個字嗎？他不會反過來讀嗎？就像我們以前讀《中央日報》（及其友報）一樣。當然，如何照顧隱私，的確是個大難題，必須遵守相關或特定的法律和規定。
檔案既不須先經學者解讀才開放，那麼，我們歷史人要做什麼？我們有很多事可做、能做，但不是去跟人家說：當代檔案需要我們解讀才不會引起誤解。歷史人的優勢在於解讀比較古早的史料（含檔案）。因為比較古早的史料，是在和當代非常不同的時空脈絡中產生的，語文也可能很不同，這都需要長期的浸潤和培力，才能有相當的掌握。例如，十七世紀有關臺灣的史料，語文和歷史脈絡都很複雜，若沒海洋史的基本知識，很多材料是讀不懂的。清代臺灣當然比較「好讀」一點，但也要看情況，文言文材料和契約文書各有各的難處。降至日治時期，如果要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那當然要經過特別的訓練，不然，連日本近代文言文（近代文語）都不懂，遑論去解讀候文了，而辨讀「崩し字」（kuzushi ji，日文簡寫字/草體/行書）則不只要學會用一籮筐的工具書，多看勤查是不二法門。
臺灣因為歷史發展的斷層嚴重，從十七世紀到二戰結束戰前，史料牽涉到的語文和背景非常複雜，需要專業訓練。這是我們歷史人的優勢，但到了戰後，這個優勢就沒那麼明顯，甚至顯示出歷史人的局限。戰後的史料（含檔案），文字沒那麼複雜（當然跨時代的日文材料，對多數人還是個障礙），檔案的草體字也不會比臺灣總督府的「崩字」難認，也就是說，要用戰後的史料，門檻相對低。這也是戰後研究，有很多人是政治學和社會學出身的緣故。歷史人一方面執著於「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另一方面不習慣「公民社會」材料的紛雜和等值性（相較於古早的菁英文獻），導致對當代課題往往裹足不進。換句話說，在研究戰後歷史上，歷史人並沒有太多的優勢，但只要調整心態，倒可展現史學訓練的本色，反而很有發揮的餘地。
三、戰後歷史，大家一起來努力！
今天這個紛擾，我認為起源於戰後臺灣歷史學界沒有檔案觀念，只有「珍貴史料」的觀念。此話怎說？
戰後臺灣的歷史學是由中國嫁接而來的，中國史學欠缺檔案觀念，首重「編纂」，只要編好史書，檔案就可棄置，這是中國歷史進程那麼久，卻鮮少保存政府檔案的原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貴無比的「內閣大庫檔案」，不也差一點成了紙廠的「還魂紙」，幸好被搶救下來。在臺灣歷史上，荷蘭東印度公司留有VOC檔案，日本殖民政府留下臺灣總督府檔案，這是因為荷蘭人和日本人都有檔案觀念，清代臺灣留下的檔案很少，戰後在黨國統治下，國家檔案都可帶回家，解嚴後諸多機構爭相焚燬檔案，可見其一斑。至於將日治時期各個學校原本收藏的校史檔案當垃圾清掉，實在太令人傷心而不想去想，而那被整批銷毀的日治時期土地申告書，更讓人提不起力氣去提了。那些已焚燬的，無從救回來，但我們可以開始呼籲社會大眾重視檔案，保存各式各樣的檔案。檔案的保存和利用，是為了今天以及未來世代的「自我了解」。歷史學界更應該了解檔案和史料是兩組不同的概念，文件本身可以重疊，但操作上不能混同。
由於黨國不重視檔案，甚至毀棄檔案，導致我們今天要研究戰後臺灣，有很多地方可能一片「空白」。不過，戰後檔案可能還有很多散在民間，或藏在某個政府機構的某個角落，這些公家檔案，新政府應以國家之力全力收購或徵集。我們前面提到的ICA檔案利用原則第一條明言：「公共和私人組織都應該盡可能最大幅度地開放檔案。」關於私人組織（private entities）檔案開放利用的問題，比較複雜，容我略過不談，我倒是很同意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薛理桂教授的主張：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有很長的一段時期黨國不分、以黨領政，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檔案應該算是公家檔案，但目前藏於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該館隸屬「民間團體」中國國民黨，算是私人機構，如薛教授所指出，「其管理並未受到『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約束，也不受『檔案法』的約束，因而哪些檔案或文件可以公開，哪些不對外公開，都是該館內部作業，無法受到公評與約束，更遑論對民眾全部公開與提供使用。」他呼籲該黨洪主席展現魄力，「主動將國民黨自一九四九年以前從大陸攜帶來臺的檔案與黨國大老的相關文件，都能夠全數移轉至檔案管理局，成為國有財產，讓全民都能夠自由閱覽這批檔案。」（薛理桂，〈國民黨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6/04/07）如果該黨史館的檔案能彙整到檔案管理局，加上國營企業和前國營企業檔案，以及各地地方檔案等等……，那真是社會之幸、國家之幸！
如果藏在各個公私角落的具有公共性質的檔案都能開放利用，相信數量很驚人，一定能大大增進我們對自己/社群的了解。研究當代歷史，由於材料非常多元，公私檔案龐雜，非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在這裡，我看到我們歷史系學生可以發揮的地方。
如前所述，戰後臺灣史，就史料而言，門檻相對低，它不像日治臺灣史或中國古代、中古史，要有長期的培訓過程，不然很難入手，甚至看不懂材料。這是說，如果你已具備史學的訓練，那麼，當你運用當代材料（含檔案）時，你將相對容易進入情況，若能在細膩的解讀、敏銳的觀察之外，帶入結構性的了解和分析，應該可以做出很不錯的戰後臺灣史研究。
我們說「戰後臺灣」是指1945年以後到當代，那麼最遠的時間點距離現在已經七十年了。其實一點都不近，尤其等你「出師」後，大約又過了二十年，已達九十年，怎能說很近呢？我很希望歷史系學生，不管你是否研究臺灣史、中國史，或其他地方的歷史，可以抽一部分氣力來嘗試研究戰後臺灣史。三一八之後，有不少歷史系研究生對自己的歷史產生興趣，但又好像有點裹足不前。我認為，首先要打破「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的迷思，其次，就是要跨出第一步，這和你的其他領域的研究並不衝突──戰後臺灣史可當另一個領域啊。
戰後臺灣有很多可以研究的課題。光就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來說，研究還是相當少，例如湯守仁案（含高一生、林瑞昌等十餘人），那麼重大的事件，影響非常深遠，到現在看來看去還是那幾篇文章，而其中六位原住民菁英於1954年被處決，距今已六十二年！另外，關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家屬部分，我們的了解非常欠缺。我認為將來其實還有個大課題要深入研究，也就是加害人和共犯集團的問題。有些輪廓已經浮現，但需要大規模的研究。此外，戰後黨國在島嶼布下那麼龐大嚴密的監控網，投入的人力財力（納稅人的錢）何其多，這到底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我們可能還活在它延續不斷的惡效果中。這些都亟待研究。研究國家暴力對人民的斲傷，無法挽救過去已喪生和犧牲的人，只能還一個公道，最實際的受益者終究是當代和未來的世代，因為我們是在前人的血和傷痛之上確立並鞏固了民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
圖二 夾在檔案卷宗中超過半世紀的遺書：黃溫恭給妻子的遺書（其中一葉）。如果不是檔案開放利用，黃溫恭的五封遺書不會在2008年被外孫女張旖容發現。黃溫恭於1953年被處決，已事隔55年！然後家屬爭取三年，才在2011年取回遺書原件。
美國的當代史研究非常強，投入的人力非常巨大。研究當代美國史，當然必要大量利用檔案。研究當代臺灣也是一樣。如果歷史人能因這次保密局檔案風波，而對利用檔案產生興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契機。只要你能設法到檔案局搜尋一下，應該可以找到讓你感到「人親土親」的課題，然後想進一步了解。很多檔案，若抽離地方脈絡，是讀不懂的──那可不是文字問題。歷史研究是拼圖，大家一起來，最能有大成果。
結語
我讀臺大時，中國現代史教科書已經寫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那時距西安事變還不到四十年呢，而明年二二八就滿七十年，我們還要繼續等下去嗎？歷史要多老才能算歷史？那些在檔案中只能「被紀錄」（甚至被抹黑）而沒發言機會人，已經凋零殆盡，他們的第二代也已老邁（甚且已過世，如林茂成先生、高菊花女士），我們再不去研究，檔案中聽不到的聲音終將永遠聽不到！年輕的歷史人，請不要相信「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況且它正急速地流逝了，我們連衣角都拉不到了。
過去的史學觀念認為史料就是史學，這雖然是過時的觀念，影響猶在。史料不等同史學，歷史研究需要很多的思考和分析，在當代尤其需要「人間史學」，那種真正進到人群社會去觸摸歷史脈動的研究，那種有人的溫度的研究。
最後，我很期待我們的社會能了解檔案保存和利用，對於建立資訊健全流通的現代社會，至關緊要。在這種了解和關懷中，或許目前位居中央三級機關的檔案管理局能提升到二級機關，改稱國家檔案館，擁有更大的權責，能夠大量徵集政府和民間（公司、個人等）檔案，並有足夠的人力來保存、管理、著錄臺灣公私機構的檔案，以高規格和高標準開放給公眾利用。此時此刻，是所至盼。
圖三 黃溫恭給小女兒春蘭的信（第一葉）。
圖四 黃溫恭給小女兒春蘭的信（第二葉）
（以上四張圖片承蒙張旖容小姐同意作者引用，謹此致上深謝之意。）
基本參考資料：
1、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Committee on Best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on Access, “Principles of Access to Archives.” 「檔案利用原則」在pp. 8-11。網頁連結： http://www.ica.org/sites/default/files/ICA_Access-principles_EN.pdf
中文簡體字版本： http://www.ica.org/sites/default/files/ICA_Access_Principles_Chinese.pdf
2、我國「檔案法」：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626&p=453
3、東生，〈何謂檔案開放？兼論其迷思〉， 《想想》， 2016/04/03：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330
4、薛理桂，〈國民黨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6/04/07：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76594
5、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霧社事件八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報導
霧社事件八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報導
陳慧先 撰文/攝影
今年（2015）10月27日是霧社事件八十五周年紀念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群」於2015年10月31日下午在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辦「霧社事件85周年紀念活動：《餘生》紀錄片觀賞與座談會」。活動首先放映紀錄片《餘生》，其後舉辦兩場座談會，與會來賓為霧社事件餘生者的後裔Takun Walis （邱建堂）、Dakis Pawan（郭明正）、Mona Pawan（張進昌）、Awi Mona（蔡志偉）、Tado Nawi（高裕明）五位先生，以及《餘生》導演湯湘竹先生，與知名漫畫家、同時也是該紀錄片美術指導的邱若龍先生。當天雖然氣候不佳，飄著微雨，但出席狀況踴躍，逾150位來賓到場參與。紀錄片中受訪的馬紅莫那的孫女Mahung Pawan（張淑珍）女士和先生、妹妹Bakan Pawan（張亞甄）也親臨會場。
圖一 紀錄片放映前主辦單位簡短致歡迎詞。
圖二 紀錄片放映前周婉窈教授（右）向 Mahung Pawan 張淑珍女士（左）致意。
《餘生》片長約154分鐘，曾入圍2013年第5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與最佳音效獎。該片講述1930年之後霧社事件餘生者與其後裔一連串的遭遇，觸及第二次霧社事件、餘生者由霧社遷至川中島（今清流部落），以及1973年莫那魯道的遺骸歸葬霧社等經過，內容複雜、角度多元。此外，本片以Pawan Nawi（曾秋勝）父子三人追尋賽德克族祖源地――神石Pusu Qhuni的過程為支線，貫穿全片，影片中呈現的臺灣山岳之美令人屏息。
圖三 座談會會場。
圖四 與會者於茶敘時間交流熱絡。
紀錄片播映後的兩場座談會，第一場由臺大語言學研究所宋麗梅教授主持，與談人有湯湘竹先生，及Takun Walis（邱建堂）、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原先預訂參加的Tado Nawi（高信昭）先生，臨時有事無法出席。Takun先生是霧社事件起事六社中羅多夫社頭目Bagah Pukoh的曾孫，Bagah Pukoh是起事六社中唯一倖存且遷到川中島的頭目；Takun先生畢業於臺大經濟系，1973年他與家中長輩將莫那魯道的遺骸自臺大人類系迎回霧社安葬。Dakis先生的祖先來自馬赫坡社，他曾擔任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族語顧問，也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族語振興工作，出版多本著作，[1]並與宋麗梅老師合編賽德克語字典。[2]
圖五 第一場座談會現場景況
圖六 第一場座談會，左起宋麗梅教授（主持人）、Dakis Pawan 郭明正先生、Takun Walis 邱建堂先 生、導演湯湘竹先生。
座談會發言的次序按賽德克族傳統，從輩份小的開始。Dakis先生首先與來賓分享，要了解臺灣原住民族，不能將臺灣原住民族視為一個整體，因為各族群間語言文化傳統有著很大的差異。其次，他肯定紀錄片《餘生》讓大眾有更多機會了解「霧社事件」之後族人的境況，而不是僅止於298位餘生者遷入川中島後，事情就結束了。Takun先生提到關於外界所描述、記錄的霧社事件，讓他真正感動的只有兩件，一是大阪朝日新聞社於1930年所拍攝的《霧社蕃害事件》紀錄片；二是湯導所拍攝的《餘生》。Takun先生說當天是他第一次觀賞《餘生》，在此之前一直有所抗拒，因為他認知的霧社事件聽聞自祖父、祖母口中描述，而不是外界怎麼說。不過，湯導面面俱到的拍攝角度，讓他深受感動，正如同他在43年前就讀大學期間訪問部落耆老後的感觸，霧社事件是清流部落每一個家的歷史，從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將是不同樣貌，但都是真實的。湯湘竹先生則與觀眾分享攝影團隊耗費十數日，遠赴傳說中賽德克族祖源地Pusu Qhuni的過程。
圖八 與談人 Dakis Pawan 郭明正先生。
圖七 第一場座談會主持人宋麗梅教授。
圖十 左起 Takun Walis 邱建堂先生、導演湯湘竹先生。
圖九 Takun Walis 邱建堂先生（左）談話神情，右為導演湯湘竹先生。
在第一場座談會問答時段，來賓孫凡云小姐詢問片中如何成功捕捉到水鹿成群的畫面；巫宗霖先生則詢問Dakis先生與Truku族人Yudaw Sumiq（孔祥熙）先生「和解」的那段對話，是在怎麼樣的契機下完成？令人感到震撼的Pusu Qhuni究竟在哪裡？湯導演回答，拍攝時是利用水鹿喜歡鹽的特性吸引牠們；Pusu Qhuni位於能高安東軍縱走路線上，而片中兩人「和解」的對話片段是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下發生，並非刻意安排。Takun先生則補充，他在南投仁愛鄉公所服務36年，年輕時，所謂「親日」部落的老一輩知道他來自清流部落，常會流露出愧疚感；再者，霧社群與Toda、Truku長久以來一直有通婚關係，並無世仇，部落的老人家也了解霧社事件時雙方的衝突與日人策動有關，因此戰後很快便恢復通婚，沒有隔閡了。
圖十二 與會來賓巫宗霖先生提問。
圖十一 與會來賓孫凡云小姐提問。
第二場座談會由臺大歷史學系周婉窈教授主持，與談人為Mona Pawan（張進昌）、Awi Mona（蔡志偉）、Tado Nawi（高裕明），以及邱若龍先生。Mona Pawan先生的母親被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莫那收養，她與Takun Walis的父親是親兄妹；Mona先生在退休前從事教職多年，目前是清流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Awi Mona教授是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他的曾祖父是莫那魯道的伯父。Tado Nawi先生是花岡二郎的孫子，目前是南投仁愛國小的教導主任。邱若龍先生1990年出版的《霧社事件》，是臺灣第一部原住民調查報告漫畫，也是許多人認識霧社事件的開端。
圖十三 第二場座談會，左起周婉窈教授（主持人）、Mona Pawan 張進昌先生、Awi Mona 蔡志偉 教授、Tado Nawi 高裕明先生、邱若龍先生。
與談人中年紀最輕的Tado Nawi先生表示，雖然從小常有國內外學者到家裡拜訪長輩，但由於霧社事件在家人之間是禁忌，對他來說，霧社事件反而是很遙遠的事，祖父花岡二郎是抽象的存在。Awi Mona教授提到，如同幾位餘生者後裔所言，部落中不會有人主動提起霧社事件，在家中更是禁忌，因此就他個人經驗而言，這個歷史事件是空的。他很幸運生長在臺灣原住民族運動與發展起飛的曲線上，然而對於自己與族群之間的連結，他仍在追尋一個清楚的圖像。Mona Pawan先生談到他當初拒絕湯導訪問的原因――過去有太多記者、學者曾到部落訪問，但將成果回饋給族人的卻很少。另外，他也提到霧社所立的莫那魯道雕像是二十多年前依他的照片雕塑而成；《餘生》雖然揭開了清流部落許多人的傷痛，但勇敢地面對傷口才有和解的機會，未來才能走得更穩、更遠。邱若龍先生除了分享他年輕時繪製漫畫《霧社事件》與拍攝紀錄片《GaYa：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的心路歷程外，也以距今一百年前的「太魯閣事件」為例，由於事件發生的時間久遠，太魯閣族人留下的第一手口傳紀錄不多，日後僅能透過日方資料了解事件輪廓。他表示「如果自己不講，就是由別人講」，鼓勵賽德克族人發聲，將歷史記憶傳承下去。
圖十六 邱若龍先生（右）、Tado Nawi 高裕明先生。
圖十五 Awi Mona 蔡志偉教授。
圖十四 第二場座談會主持人周婉窈教授（左）、與談人 Mona Pawan 張進昌先生。
在問答時間，Awi Mona教授與巫宗霖先生討論部落菁英與部落疏離的問題；與會來賓暨南大學歷史系林蘭芳教授與建國中學歷史科莊珮柔老師則分別就花岡二郎與莫那魯道的喪葬方式提問。Tado Nawi先生答稱，就他所知，賽德克族並沒有掃墓的傳統。莫那魯道的遺骸遷回清流部落遭反對一事，Mona Pawan先生認為這顯見政府機關至今仍不尊重賽德克族人與莫那魯道家族；而清流部落公共墓園內部形式多元（基督教樣式、漢人樣式等），正反映了文化的流動。
與會的霧社事件餘生者後裔以不同世代的視角，提供了許多頗具啟發性的意見分享，限於時間關係，座談會不得不劃下暫時的句點。正如紀錄片《餘生》想要傳達的，霧社事件並不是在1930年代就結束了，至今它的影響與歷史還在進行，對於霧社事件的理解仍有待我們持續發掘與思索。
圖十九 座談會中與會來賓專注聆聽的情景。
圖十八 與會來賓莊珮柔老師提問。
圖十七 與會來賓林蘭芳教授提問。
[1]包括：《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2012）等。
[2]宋麗梅、郭明正、伊婉‧貝林、桂進德、林國喬，《賽德克字典》（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原民會數位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