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晴美女士,您是戰後臺灣人精神史上的寶貝

黃晴美女士,您是戰後臺灣人精神史上的寶貝

發表於「天涯.人間.晴美:黃晴美 (1939-2018)紀念座談會」

貼文輯自Chou Wan-yao(周婉窈)臉書 2018年3月28日

〔2018年〕3月25日下午參加「天涯.人間.晴美:黃晴美 (1939-2018)紀念座談會」,人來得很多,坐得滿滿的,靠牆還有人站著。我想不少人可能在她過世後才知道台灣有過這樣一位女英雄。

以下是鄭自才先生囑咐我寫的紀念小文,在此貼出來。文章有點長,但臉書網誌換了版本,我不會用,只好直接貼出來。

今天得空讀了《天涯.人間.晴美:黃晴美紀念文集》(前衛,2018),並仔細讀了晴美女士用漢羅寫的台語文遺作,尤其〈追想四二四事件kap gún tau(我們家)ê故事〉一文讓我感覺有稍稍接近她的世界。很遺憾的是,我認得Peter(黃文雄)和鄭自才先生,卻沒機緣認識晴美女士。座談會時看著她在帆船上的影像,喜歡海洋史的我,真想跟她出海呢。(很羨慕劉璐娜小姐啊。)

我們在黃晴美偌大的影像前接續講話;個子小、一生低調的她從來沒有這麼被放大過,說不定她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是,我想,她在我們的歷史中的存在只會愈來愈清晰、愈巨大吧。

感謝廖建超君替這個紀念會留下很多珍貴的照片,也感謝讓我放到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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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座談會以音樂演奏開始。小提琴:張智欽先生,鋼琴:劉芝瑄小姐。 (廖建超先生拍攝)

黃晴美女士,您是戰後臺灣人精神史上的寶貝

今年一月最後一天,我和臺大碩博班學生一起觀看蔡崇隆導演的紀錄片《刺蔣》,這是1997年在「民視」播放的紀錄片。透過影片,第一次超過「姓名層次」認識黃晴美女士,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非常非常感動。啊,是這樣一位走在行義的路上,毫無猶疑的臺灣女性 !

才剛覺得認識她,當晚就在臉書看到張文隆先生貼出黃女士過世的消息,特別有刺痛之感。早先從黃文雄先生口中曾聽到黃女士罹患失智症,沒想到她這麼快就離我們遠去。那天深夜,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們永遠和我們自己的歷史錯身而過?為什麼永遠無法認識自己的heroes & heroines?更遑論向他/她們致敬了。作為臺灣史研究者,我當然知道為什麼,只是不甘心。

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中,女性一直是背景式的存在,直到野草莓運動及其後的三一八運動,女性才成為檯面上平分秋色的主角。當我們觀看《刺蔣》紀錄片,以及閱讀去年出版的《刺蔣:鄭自才回憶錄》,黃晴美佔的分量其實都不多,甚至可以說很少,但她是質的存在,讓人感受到巨大的力量。回想第一次觀看《刺蔣》紀錄片,觀後心情久久最無法平息的,是來自於黃晴美的那部分。

在這裡,我們不必重複講刺蔣的經過及其後的發展,最令人震撼的是—在黃晴美可是處之澹然:她從一開始就知道丈夫的刺蔣計畫,不只沒反對,反而支持,後來加入了自己的哥哥黃文雄,她一樣沒有任何猶疑。這不是因為她是女性,必須聽從夫兄之言,而是因為這也是她認同的道路。在紀錄片中,她說:「愈(lú)摻入美國的社會,你就愈感覺著家己的國家的政治社會方面的病態,所以參加入去獨立運動自按呢變做真自然的代誌,因為你也希望家己有一个開放的社會和國家。」至於面對刺蔣的實際行動,她說:「彼个時陣我要作彼个決定,有兩个上kài(最為)重要的因素,一個就是我信任阮阿兄和自才的判斷,同時我也認為,無管以後的發展是啥m…h款,我攏有辦法照顧家己kap兩个細漢ê囝仔。」影片中,黃晴美表情平淡,娓娓道來。

黃晴美不止陪阿兄和丈夫開車到海邊練習槍擊(她留在車上照顧兩個小孩),刺蔣那一天,是她將手槍放在自己的手提包中,到了現場才交給黃文雄。刺蔣,她可以說全程參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最壞的情況,她的阿兄和丈夫可能同時死亡,但她義無反顧,有自信可以承擔後果。後來在瑞典絕食救夫,也都是這整個人生抉擇的一環。四十七年後,鄭自才在回憶錄中說,黃晴美知道他要進行刺蔣時,不但沒有反對,而且還很支持,讓他「感受到臺灣女性偉大之處」(頁93),後來跨國探監、獨立養家等等,也讓鄭自才感佩地說「充分表現了她的堅強意志與毅力」(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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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蔣」三人組,約48年後,在黃晴美女士紀念會上的「阿兄kap自才」。(廖建超先生拍攝)

但是,如果您看過黃晴美年輕時的照片,我想您會感到驚訝吧?她長得小小的,面目像女孩,尤其頭髮平梳,更顯得小,我想西方人大概會以為她是teenager吧?她在瑞典絕食的那張照片,看來就像個小女孩。然而,小女孩的內裡是無比的堅毅,我們臺語說「giám-ngē」。那種內外的反差,實在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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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自才追思晴美女士。鄭先生的台語實在講得很好,想當初晴美女士和他結緣也和台語有關。 (廖建超先生拍攝)

我有好朋友在黃晴美女士過世後,才驚知臺灣有這樣的人物、這樣的女性 !其實這不奇怪,也不用苛責他。臺灣人不知道的臺灣歷史和人物,講也講不完。我們這個世代,算是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第二代,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絕大多數人在離開學校很久很久以後,才開始有機會接觸到臺灣歷史,常常是零星的認知,不成系統,這還是想認識自己歷史的人;拒絕認識臺灣歷史的人,恐怕更多。可以稍感安慰的是,這十幾年來,臺灣歷史的書增加很多,質量俱佳;不過,通論性質、有體系的戰後臺灣史還是很欠缺,如果有,我相信海外臺獨運動(兩世代知識分子的努力,如何能不寫?),以及刺蔣、黑名單等史事一定會佔相當的篇幅,那時候,黃晴美肯定會被寫進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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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加紀念座談會的人真的很多,後面有我幾位學生,或許有一天當我們都離開人世時,他們會想起那一天還見過這些前輩呢。 (廖建超先生拍攝)

有一天,我在研究室,李喬先生打電話來,他說:「周教授,妳一定要寫臺灣人精神史。」我正不知所措時,李先生就已掛斷電話,我連敬謝不敏都來不及說。我想我不是他打電話的唯一對象,他很希望臺灣能有一部臺灣人精神史,念茲在茲,但自己恐怕沒時間寫,所以囑咐後學要寫。我知道李喬先生心目中的精神史,正負面都要寫。臺灣因為一再為外來統治者所宰制,很多人被馴化、收編,甚至當「抓耙仔」,出賣國人;這個面相從戰後初期到現在,一直困擾著我們的社會。另外一個面相是「吾家不可有,吾族不可無」的心態,也就是清楚意識到:作為一個群體或一個民族必要站出來抵抗,但最好別人去做,我還是明哲保身、保家為要。這種心態讓我們無法建立真正的公民社會,凡事就是幾個人出來扛,所以路很難走,走不遠。這要寫起來,真是一托拉庫。不過,如果有一部臺灣人精神史,當然最重要的是正面書寫,寫我們的典範和楷模。我想,作為一個女性、作為抵抗黨國專制獨裁統治的臺灣人,黃晴美是綻放在島嶼精神史上的花蕊,是我們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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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座談會,依序講話的是:陳婉真女士、本人、陳翠蓮教授。 (廖建超先生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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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場依序講話的是:陳豐惠老師、沈清楷教授、林秀幸教授、蔡喻安同學。 (廖建超先生拍攝)

很可惜的是,我們無緣有一部黃晴美傳記、自傳或口述歷史。黃晴美和吳清桂是以義結合的革命姊妹,吳清桂說她曾向黃晴美提過寫傳記的想法,但黃晴美說她自己來寫,結果就這樣錯失了詳細紀錄黃晴美生命歷程的機會。紀錄片《刺蔣》是二十年前拍攝的,當時刺蔣四位當事人都還健壯,該紀錄片訪問很多相關人士,其中不少都已不在人世。這部紀錄片製作嚴謹,內容周詳豐富,據悉由於國外版權的關係無法公開發行,我個人深深感到可惜,很希望這部紀錄片能再度與國人見面;能公開發行,才能入藏圖書館,年輕人才有機會聽聞當事人和相關人士的現身說法。這也是我們紀念黃晴美女士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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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合影。人名標註於後。有一位必須特別介紹的是主持人王俐茹小姐,她現在是台師大台灣文化與語言文學研究所的博士生。可惜她站在第一排左起第二位林文政先生的後面,被擋住了。王俐茹小姐全程以台語主持紀念座談會,非常難得,令人感心! 前排左起(敬稱略):劉璐娜、林文政(背後是王俐如)、沈清楷、廖宜恩、林秀幸、毛清芬、黃文雄、蘇麗明、李敏勇。 後排左起:藍士博、陳俊宏、陳翠蓮、蔡喻安、陳豐惠、周婉窈、陳婉真、鄭自才。 (廖建超先生拍攝)

最後,容我將黃晴美在紀錄片中最後的一段話轉寫到這裡:

這kúi(幾)年的拍拚,予我也得堅持下去,一个tsiânn(很)重要的點是,對頭到尾我攏無去就這項代誌想做是個人的悲劇,對我來講,這是全部臺灣人咧奮鬥,我這遍是因為某種機緣,我拄拄好(tú-tú-hó)行佇上kài頭前(最前面)。

我們必要繼承她的精神,在臺灣人奮鬥的路途上,走在黃晴美的腳印上,直到島嶼天光。然後,我們要一起唱一首歌,唱一首歌頌島嶼傳奇女英雄的歌。

本文收入《天涯.人間.晴美:黃晴美紀念文集》(臺北市:前衛,2018),頁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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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重光先生訪談:關於林金生的印象

陳重光先生訪談:關於林金生的印象

吳俊瑩整理/註解   周婉窈、陳立栢校訂

時間:2019年7月9日
地點:嘉義市垂楊路陳宅

壹、前言

2019年7月8至9日,我參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周婉窈老師安排的達邦.嘉義市參訪活動,一行十餘人,一半成員是周老師「材料與史學:臺灣史專題討論」課堂的學生。8日及9日上午,主要在達邦、特富野鄒族部落活動,9日下午前往嘉義市拜訪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陳澄波的公子陳重光先生。我們一行大約在下午二點多到達陳老先生住處。訪談時,陳重光先生的公子現任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的陳立栢先生和夫人,以及陳老先生的女公子麗涓女士全程作陪。

當日我們向陳老先生請教了相當多的問題,包括幼時生活回憶,與母親張捷的相處、二二八事件前後、父親陳澄波的學習與創作歷程等,本文所整理的關於陳重光及陳立栢先生對林金生幾點印象,只是本次訪談中的一小部分。文末附上林金生「平步青雲,宦途得意」(註1)的黨政經歷,讀者可與訪談內容一併參看。

由於陳老先生全程用臺語發言,逐字稿盡量保留他的用語。(  )內為臺語拼音、詞義或補充說明,〔  〕內為按語。

圖1

陳重光先生父子
吳俊瑩攝

貳、訪談紀錄

(前略)

吳俊瑩:我們再問一個問題,這個和二二八比較沒關係,不知對一個人有印象嗎?那個人叫做林金生你認識這個人?有聽過這個人?

陳重光:林金生喔!

吳俊瑩:風評如何?還是你對這個人的認捌(jīn-bat,認識)如何?

陳重光:他做部長,做⋯⋯(周婉窈:做交通部長),觀光的開放,他來執行。他學蔣經國的口音,學得很像。

(在座同學發出一陣「哇⋯⋯」的訝異之聲)

周婉窈:也有這個代誌(tāi-tsì)喔。

吳俊瑩:臺灣人學外省人的口音,學得很像?

陳重光:嗯,嗯。

周婉窈:你有直接聽過嗎?
〔按,陳老先生有點重聽,有時沒聽到我們的提問〕

陳重光:他很喜歡美術,我爸爸在「春之藝廊」開畫展的時陣(sî-tsūn),(註2)他第一次有來簽字,最後一遍也過來簽。他說:最後跟最初的簽字,他一定要來簽。他家己(ka-kī,自己)也很真愛畫圖,是按怎(án-tsuánn,為什麼)會反對他兒子跳舞,不知道(陳老先生的笑聲)。

周婉窈:所以他也很愛藝術喔。

圖2
1979年12月《雄獅美術:陳澄波專輯》封底
陳立栢提供;吳俊瑩翻攝

陳立栢:林金生每年若要選舉,他都來咱家創啥(tshòng-siánn,做什麼)?〔按:陳立栢問父親陳重光〕

陳重光:選舉的時陣,來我們家都𤆬(tshuā,帶)嘉義的畫家,𤆬規大托(kui-tuā-thua,一大堆)來厝內坐,不說選舉的事情。

周馥儀:陳老師,嘉義人對林金生的看法如何?一般人是怎麼看的?感覺這個人怎樣?

陳重光:對林金生的看法是(停頓6秒)——「不屑一顧」(華語)。

周馥儀、周婉窈(驚):為什麼不屑一顧?

陳重光:因為他的口音學蔣經國,他的作法什麼都為國民黨在做代誌。所以大家看他,後來都說,你是林懷民的爸爸,不是林金生的子(kiánn)。

周婉窈:不會說林懷民是林金生的子,會說林金生是林懷民的爸爸。是這個意思嗎?

陳重光:人們對林懷民的感想足好(很好),對林金生的印象足䆀(tsiok-bái,很壞)。

周婉窈:有什麼具體的事情?對他的印象很壞?

吳俊瑩:他有做過什麼具體的事情,讓人覺得對他的印象不是很正面?比較不好?

陳重光:他就是什麼代誌都是為國民黨在做事情。

周婉窈:這就是總評啦!

陳重光:他做到部長而已。(註3)

提名林金生

1984年蔣經國提任林金生為考試院副院長
來源:〈賀函及題詞稿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502-00081-029。

周婉窈:我們會問這個問題,就是高一生被處決以後,高菊花——也就是他的大女兒,有去找林金生,林金生都不願跟她見面。(註4)因為高一生跟林金生本來是熟識,算朋友,這點有聽過人說過無?

陳重光:我不夠瞭解呢。林金生是要選舉的中間來阮厝內坐,看圖啦。

陳立栢:他〔按:指父親陳重光〕記不太清楚。他為什麼要講這個選舉前,選舉的前一暗(àm,晚),林金生一定在我們家,那個時我已經生出來。他來,都叫我阿嬤:「澄波嫂,澄波嫂」。但是我阿嬤都不理他,他憑什麼要叫「澄波嫂」,他沒有那個資格。

周婉窈:他憑什麼叫我「澄波嫂」,所以你阿嬤也算是很排斥。

陳立栢:但為什麼要來這裡呢?就是要來看說,我們那一晚會不會出去助選,會不會去活動。

周婉窈:喔!

(眾人同時發出「喔」)

陳立栢:他是來顧(看緊)陳家不可以出去外面活動。

周婉窈:原來這樣喔。

陳立栢:𤆬(帶)畫家來只是一個藉口。他〔按:指陳重光〕剛才是說這個現象,我爸爸不要講後面的那個動機。

周婉窈:這樣,瞭解。

陳立栢:彼當陣(hit-tang-tsūn,那時)我已經生出來。

陳重光:他本身真愛圖、真愛美術,是確實的代誌。

周婉窈:他真的是很愛美術,這是確實的代誌。(覆述陳重光的話,讓同學了解)你還記得他連任時,第一遍當縣長,要來要競選連任,但連任沒成功,好像是給李茂松當選。我們看報紙說,很像是被高一生這個事件影響到,你有這個印象嗎?那遍選舉。

陳重光:沒印象。

周婉窈:你〔按:指陳立栢〕可以補充嗎?

陳立栢:那個時候不在,那時候我們去臺北讀書。〔按:陳立栢是指1979年陳澄波遺作展時,人在臺北讀大學〕

圖3

紅點處為嘉義縣長的選舉報導
全文:【本報嘉義一日電】本縣二屆縣長競選活動,今日已達最高潮。而一般選民經過幾天來事實考驗,誰是他們理想的縣長,已有一種顯著的趨向,過去對候選人林金生的各種謠言,已被雪亮的目光看穿了。因此林金生宣傳車所過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省議員候選人劉傳來、黃宗焜、蔣重鼎、張李德和、許世賢,及另一縣長候選人李茂松等,今由晨至晚亦不放棄最後機會,分赴各地活動。《中央日報》,1954年5月2日,第五版。

周婉窈:我們有查報紙,當時的《中央日報》寫說——當然是替他助選——《中央日報》說他出去宣傳就受著大家歡迎,受著「各種謠言」影響的事情,大家已經了解。報紙寫的「各種謠言」,我判斷可能包括高一生被處決的事情,(註5)處決是四月十七日,(註6)選舉好像是五月(按,5月2日投票),所以我想是這個事件,因此才問陳老先生有這個印象嗎?你〔按:指陳立栢〕可以補充嗎?

陳立栢:我爸爸說選舉前一日跟遺作展都是關鍵時刻。選舉前一日,不只一次,連我都知道,很多次,所以我阿嬤不給他叫「澄波嫂」這個現象,我們兄弟姊妹大家都知道。遺作展是一個關鍵,遺作展是1979年,那個更早,1979年他居然來跟我爸爸說,我要第一個簽名,而且我還要最後一個簽名,可是大家要回想一下,遺作展結束的隔天,是美麗島事件。

(眾人發出「喔」⋯⋯)

你看這個人,心機很沉,那個時候社會的氛圍已經是風聲鶴唳,美麗島之前嘛。遺作展結束(按,12月9日)的第二天就美麗島事件。

周婉窈:十二月十日是美麗島事件。

陳立栢:那本〔雜誌〕有日期,有遺作展的日期,最後面,封底。那個時候我都在,那時候我已經去台北讀大一的時候。遺作展他表現是這樣,我第一個來簽名,最後一個我也要來簽名。明天就要美麗島事件,你憑什麼來這邊簽名?

周婉窈:你看連陳澄波的太太都不給他叫「澄波嫂」,所以這就是一個 indication,值得思考的所在。所以你爸爸陳老先生都不太愛說這些⋯⋯

陳立栢:都說好的,「不屑一顧」是我這輩子還是第一次聽到,這輩子他講最重的一句話。

周婉窈:所以嘉義的人對林金生縣長印象大部分都不好吧?

陳重光:不好。

周婉窈:我是聽到一些他如何去巴結蔣介石,有聽說過這種說法嗎?很會巴結。有聽過這種?

陳重光:當時做國民黨,就可以著(tio̍h,按,這裡指「當選」)。

周婉窈:但結局,連任沒著(當選)。(註7)

周馥儀:林金生愛美術,您爸爸還在的時候,有跟他來往嗎?

陳重光:沒來往。

周婉窈:但林金生與高一生有來往。

陳重光:沒來往。〔按,指陳澄波和林金生〕

陳立栢:他跟陳澄波都沒有來往,所以我阿嬤不要讓他叫「澄波嫂」,根本就都不熟。

圖4

參訪師生與陳重光先生等人合照(敬稱略)
前排左起:陳麗涓、周婉窈、陳重光、陳立栢。
後排左起:周馥儀、倪管嬣、徐承任、鄭宏興、曾双秀、吳俊瑩、丁平、郭怡棻、陳慧先、凃峻清、許妝莊、金奉俊、謝慧玲、林文正。

附錄:林金生的黨政經歷

林金生(1916.8-2001),嘉義新港人,1941年3月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妻林鄭翩翩,育有四子一女。

戰後,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訓練經歷有: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六期、國防研究院第十二期、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六期。

政府公職方面:1947年1月擔任臺南縣政府自治指導員兼社會課長,1947年2月臺南縣東石區署區長,1947年10月臺南縣虎尾區署區長,1950年10月雲林縣政府自治指導員,1951年6月當選首屆嘉義縣民選縣長,1954年競選連任失利。1957年當選雲林縣長,1960年連任雲林縣長。1964年6月4日總統府侍衛長胡炘以「前雲林縣長林金生協助本黨黨員競選,協助最力,擬請賜准由該員調任澄清湖水廠廠長」,蔣中正批示「照辦」,出任高雄澄清湖工業給水廠廠長。1966年任臺灣省政府委員,1972年內政部部長兼行政院政務委員,1976年交通部部長兼行政院政務委員,1984年由蔣經國提任為考試院副院長。

林金生也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官,曾任雲林縣黨部主委、中央一組副主任、臺灣省黨部書記長、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

資料來源:〈各級機關與國民黨黨部組織調整〉,《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100-00104-002;〈政務—美國駐華外交軍事人士對蔣經國的觀察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201-00035-008;〈賀函及題詞稿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5-010502-00081-029。

 

註1:楊維真纂修,楊宇勛分修,《嘉義縣志・人物志》(嘉義:嘉義縣政府,2009年),頁55。

註2:1979年11月29日至12月9日在臺北春之藝廊的「陳澄波遺作展」,是陳澄波的作品在二二八事件後第一次公開。據李賢文的回憶,當時受限於戒嚴的氣氛,陳澄波在二二八遇難的歷史,他不敢在展覽介紹,《雄獅美術》雜誌的陳澄波專輯本來有寫,李賢文「考慮再三後也沒有登出來」。早期臺北公家的優質藝術展覽空間很少,春之藝廊是臺北市相當不錯的畫廊,位在臺北市光復南路286號B,1979年下半年舉辦了一系列前輩美術家的展覽,有7月的洪瑞麟展、9月的陳夏雨展及12月的陳澄波展。〈李賢文:以五十斤之力扛起百斤〉,陳曼華編著《獅吼—《雄獅美術》發展史口述訪談》(臺北:國史館,2010年),頁52。

註3:部長之後,林金生擔任的公職是考試院第七屆(1984.9-1990.8)、第八屆(1990.9-1993.4)副院長。

註4:根據高一生長女菊花女士的回憶:「那時候我去林金生那裡跑了好幾次,他當時是嘉義縣長,可是他不理我。本來就是林金生拼命要弄成這樣的。其實當時誰也沒有辦法,那是老頭(蔣介石)的意思,老頭脾氣不好的時候,就說:『槍斃!』」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採訪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5),頁164。

註5:嘉義朴子的陳榮成(1937-)家族和林金生很熟,二二八事件前後與擔任東石區長的林金生曾是鄰居。根據陳榮成的訪問紀錄,林金生與李茂松競選時,包括他在內的嘉義中學學生不少都反國民黨、反對林金生。陳榮成還提到國民黨利用林金生拐出高一生的「傳說」,「因為林金生會講日本話,受過日本教育,叫他去阿里山上把高一生叫下來,導致他被捕,1954年以叛亂罪處決」。陳榮成所聽聞的民間傳說,很可能是《中央日報》報導所稱的「各種謠言」,這是林金生競選連任時必須面對的問題。見陳儀深訪問,林東璟、簡佳慧記錄,〈陳榮成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陳儀深訪問,林東璟、鄭毓嫻、吳佩謙、周維朋、簡佳慧、曾韋禎記錄,《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300、303。

註6:1954年4月17日泰雅族林瑞昌、高澤照,以及鄒族高一生、湯守仁、方義仲、汪清山六人遭槍決。

註7:出生嘉義布袋的蔡同榮(1935-2014)提到「嘉義人很勇敢」,讓李茂松打敗國民黨提名的林金生。後來國民黨不甘心,要求黨籍議員連署罷免,蔡同榮的父親蔡閅當時是嘉義縣縣議員,他認為李茂松都還沒開始做事,國民黨就要罷免,說不過去,也不正義,拒絕連署。陳儀深訪問,周維鵬記錄,〈蔡同榮先生訪問紀錄〉,收於陳儀深訪問,林東璟、鄭毓嫻、吳佩謙、周維朋、簡佳慧、曾韋禎記錄,《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頁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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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和回歸之緣──記侯錦郎先生和他收藏的長卷軸臺灣古地圖

編者按:這篇文章係《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一書的前言,轉刊於此。

書訊: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年。

本書榮獲2018年第42屆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

感謝侯美智女士提供本文圖片。

愛和回歸之緣──記侯錦郎先生和他收藏的長卷軸臺灣古地圖

周婉窈

        一個不懂臺灣古地圖的我,竟然要替這本地圖的書來寫前言,說來很神奇,一切只能歸諸於緣分,而這緣分又源起何處?我想,是來自於幾位當事人對臺灣的愛。在這裡,讓我們透過這個串場的「我」,來講述這整個事情的不可思議,以及它的意涵和力量。

初見地圖大約是四年前的事情了。2013年10月中旬我收到曹慧中女士的電郵,說她月底會從法國回來臺灣,想約我和她的朋友侯美智女士見面,侯女士將和女兒宜達一起來,他們想帶一幅臺灣古地圖給我看。由於三人分別從法國和中國上海來,時間有限,最後訂了10月29日,在我上完課後來臺大文學院找我。對於將看到的地圖,我毫無概念。當侯女士從圓筒布背袋中取出地圖,我才知道原來是幅非常長的卷軸地圖。我上課的教室是臺大歷史系第一研究室,桌子排成中空的矩行,地圖可以展開來看。此刻才了解美智女士擔心我們若直接約在餐廳見面,看圖會有問題。

第一研究室的長桌也不夠長,只夠展開局部,我們展開到極限,然後邊捲邊拉邊看。我一看,不得了,這不是很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藏的那幅乾隆25年(1760)的〈臺灣民番界址圖〉嗎?該幅地圖有原尺寸復刻版,我放研究室,而我的研究室就在教室的隔壁,於是我趕緊過去拿來這幅地圖,放在對面的長桌上展開,正好可比對。〈臺灣民番界址圖〉高48公分,全長666公分,也只能展開局部,邊捲邊拉邊看。對比著看,我發現兩幅地圖有類似的地方,但最讓我驚訝的是,侯女士的這幅地圖在南部地區繪有土牛溝、土牛、界碑與隘寮,這是在別的長卷軸地圖上沒看到過的。

看完地圖,我們(加上李盈佳同學)一起用餐,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但對於這幅地圖,驚艷之外,由於我不是專家,無法提供任何實質的建議。對於地圖的真偽, 也無從判斷,後來我和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提到這幅地圖,他具有專門知識;地圖控的他很感興趣。

在這裡,我想簡單交代一下我和這幅地圖締緣的曲折經過,並帶出收藏者侯錦郎先生的故事。曹慧中女士(以下直呼其名)是曹永坤先生的二女兒,在永坤先生在世時,我沒機會認識慧中,卻常聽到永坤先生提到這個女兒,知道她住在法國、在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工作;該單位簡稱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永坤先生在士林的住宅,一樓客廳主牆掛了一幅畫,就是慧中替他選購的。曹永坤先生在音樂界赫赫有名,但對學界的人來說,可能要提他是曹永和教授的弟弟,大家才能有所連結。我之得以認識永坤先生,是為了舉辦江文也紀念研討會和音樂會,透過曹永和老師引介的。曹永坤先生於2006年過世,在他過世後,慧中因為參與紀念文集的編輯和捐贈父親的名貴鋼琴和唱片、CD等收藏,常回臺灣,因此我才有機會認識她,一認識就很投緣,一直保持聯繫。

慧中很希望我有機會認識侯美智女士,倒不是為了地圖,那時候地圖的事還沒「浮」出來。主要是因為侯美智女士和已過世的夫婿侯錦郎先生是慧中在法國的好朋友,在侯先生生病期間,美智女士悉心照顧侯先生,並全力幫助他復健,十餘年間所顯示的愛和精神力量,讓她非常感動和敬佩。

侯錦郎和侯美智都出身嘉義,是我的鄉親。我於1994年返臺工作,埋首研究, 很多事情都不知曉。透過網路搜尋,我才發現我們嘉義竟然出了這樣一位傑出的學者兼畫家侯錦郎(1937–2008)。我先生陳弱水的研究範圍和侯先生有重疊,早就知道他。我看了網路上的侯錦郎畫作,不知道為何就很喜歡。

侯錦郎走了一條從繪畫到學術研究,再從學術研究回到藝術創作的人生路途。他於1937年生於嘉義六腳鄉下雙溪村,初中二年級開始跟隨吳添敏(梅嶺)先生學畫。1956年從臺南師範學校藝術科畢業,回到國小母校任教。1959年考入師範大學美術系,1963年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在這段期間,侯錦郎經常參加美術展覽; 就讀大學之後開始寫作,展現對佛教和民間信仰的濃厚興趣。由於他的大姐開金銀紙店,侯錦郎從小對「祭祀用紙錢」的世界特別好奇。民間宗教的儀式,意涵在哪裡?在面對生老病死的問題,他認為這裡有臺灣人深層的東西。在他想望到法國學習美術時,他收集了祭祀用紙錢和相關材料,想說自己是不是能畫出什麼來。

照片1  在巴黎舊家書房的侯錦郎

人生的際遇有時很奇妙,1967年侯錦郎認識來臺訪問的康德謨(Max Kaltenmark)教授。康教授是法國著名的中國道教思想研究權威,他到日本開會,因為中國文化大革命將民間信仰摧殘殆盡,他推想臺灣或許還有所存留,因此順道來臺。康教授聽說侯錦郎有收集一些東西,於是和侯錦郎見面,侯錦郎也帶康教授到北港等地參觀,並拜訪法師。康教授對侯錦郎印象深刻,鼓勵他到法國留學(在臺灣已經收他為學生),侯錦郎想說不如先做研究,以後再繪畫,於是在該年10月來到法國,進入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1971年侯錦郎任職於吉美博物館,1973 年獲得博士學位。一直到1984年,他以學術研究為主,範圍涵蓋佛教、道教、敦煌學,也研究中國藝術、肖像,以及臺灣民間宗教信仰。

正當學術研究的盛年,侯錦郎卻病倒了,發現罹患腦膜瘤。1984–85他經過兩次大手術,腦部受損、右手和右腳無法動。1986年,復健後重新開始以左手繪畫(也是復健的一環),畫風和過去非常不一樣,進入專心一意、以油彩表達生命的創作期。1989年侯錦郎回到闊別二十二年的臺灣,至1999年舉辦過四次個展。直到2008年過世,侯錦郎在法國的歲月,可以說前半是學術研究,後半是藝術創作。

以上是侯錦郎的人生概況,真的就是概況,在這裡我們看不到他罹病時一對子女還年少,也看不到和他共患難的妻子如何在異鄉撐起一個家,並且積極和醫療團隊配合,在親友們的關愛鼓舞下,協助重度病傷的他熬過漫長的復健歲月。我們更無法知道為何這麼珍貴的一幅長卷軸臺灣古地圖會成為他的藏品。這些都是認識侯先生的家人後才可能知道的。

再見地圖是一個多月後。2013年12月11日下午,主人之外,有美智女士、邱秀娥女士、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輔仁大學陳君愷教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石文誠先生,以及我。魏先生看起來很興奮,他帶來前面提過的〈臺灣民番界址圖〉原尺寸復刻版,以及相關書籍。事後我問魏先生,這幅地圖的真偽,他說從紙質和內容等方面來判斷,是真品無誤。

這種長卷軸古地圖在臺灣不多見,總共四幅: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康熙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雍正臺灣輿圖〉和〈乾隆臺灣輿圖〉,以及上述中央研究院藏〈臺灣民番界址圖〉。前三者是一般行政地圖,只有後者畫有「番界」。目前全世界已知的畫有番界的類似地圖共有五幅,並不包括這幅尚未公開的地圖,而且這五幅都是公家收藏,過去從來沒聽說過有私人收藏這類的地圖。總而言之,這幅長卷軸地圖的出現,實在非常令人驚喜,是難得一見的珍品。此外,這幅地圖繪製得特別細緻,相比之下,中研院的〈臺灣民番界址圖〉就顯得比較粗糙了。

在大家「驚艷」之餘,談話中有提到應該組一個小組來研究這幅地圖,也提到舉辦展覽的構想。這幅地圖,高49.2公分,長404.5公分,所蘊含的訊息不是多看幾次就可掌握的,大家都認為如果不深入研究,是無法確認它的繪製年代、內容,也無法和其他類似的古地圖作全面的比對。當時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已被發現,一般稱為「紫線圖」,大家很好奇到底這幅新出土的地圖和紫線圖有何關係。侯美智女士非常注重研究,聽進去我們的談話。第二年暑假前她請我組一個團隊來研究這幅地圖。我思考結果,構想了一個五人小組,那天的「看客」魏德文先生和石文誠先生,再加上葉高華老師和黃清琦先生,以及我本人。我和美智女士討論這個組成,就地圖研究來說,我認為這是一時之選。美智女士讓我全權處理,於是我在2014年8月25日發出一封電子信箱的群組信,邀請大家參加,很快獲得熱切的回應。

由於美智女士每年通常回臺灣一次,我們等她再度回來,約好2015年1月10 日一行五人一起到美智女士友人家看這幅地圖。在我這是「三看」,在葉高華老師和黃清琦先生則是初次覿面,興奮之情可以感受得到。當天的「看客」還有陳淑燕女士(已故張維邦教授夫人)、廖希正同學。後來葉高華老師以這個團隊為底,向科技部104年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申請這幅地圖的「數位解析與轉譯」,順利獲得通過, 為期二年(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我們自此每兩個月舉辦一次工作坊,美智女士回臺灣時也會來參加。該研究計畫順利於期限內完成。透過國家級研究計畫, 我們對這幅長卷軸臺灣古地圖有了具體的了解和掌握,也確認它在這類古地圖中的位置和珍貴性。

由於地圖的研究計畫,我們和美智女士有比較密切的接觸,也開始對侯錦郎先生有進一步的認識。侯先生罹患腦瘤,發現時已經非常嚴重,開了兩次大刀,腦部受損,視野剩一半,語言能力受損,右半身癱瘓。由於無法再從事學術研究,他重拾畫筆,開始用左手作畫。他的畫,很凝重,有重疊影,反映了他看到、感受到的癒後世界,也是更為深層的內心意識的呈現。我不是專家,不敢評論,總之,侯先生的油畫最後有了非常鮮明的個人色彩和生命印記。在他的油畫中,六腳鄉下雙溪村的童年也跑了出來,他小時候親自養了一隻白色小羊,每天和牠玩,但有一天放學回家,發現羊不見了,原來因為喜宴被宰來吃了,他很傷心,為此好幾天沒吃飯。這隻白羊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不離不棄,溫柔地蹲在腳邊。生理的生命,結束了就是結束了,但記憶讓它能繼續「存在」。白羊沒有離開過侯先生,就如同侯先生沒離開過美智女士一樣。

在和美智女士接觸的過程中,我開始認識侯先生,開始有個錯覺,彷彿我認得他,只是不再能見面。美智女士為了治療侯先生的失語問題,安排侯先生回臺灣, 在和他很親的妹妹淑蘭和夫婿蔡俊啟伉儷家中短期居住,果然,母語就慢慢講回來了。後來,在同窗摯友趙國宗教授引介下,侯先生到瓷揚窯學用陶土從事雕塑創作, 窯主林振龍、黃燕雪夫婦悉心予以照顧,後來侯先生的藝術創作包括大量的陶塑作品,就是來自這段時日。去年冬天,在美智女士的邀約下,幾位朋友走訪位於新北市土城山上的瓷揚窯,在林振龍先生的導覽下,我們走了行動不便的侯先生每天自己走上來的石階梯山路(頗難爬的),也坐到他捏陶時慣坐的位置上,感覺侯先生與我們同在。家人的愛和扶持,病人本身的毅力和創作力,是這個故事的核心。

這幅長卷軸臺灣古地圖也將延續我們對侯先生的記憶。據悉侯先生喜歡逛舊書店和舊物攤,愛收「歹銅壞錫」(臺語,破銅爛鐵之意)。這我可以了解,凡是對過去有興趣的人,往往對過去留下來的東西,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彷彿可以在這些物件中捕捉到過去的片羽麟光。除了本來就收藏不少祭祀用紙錢和印模版外,他在法國時,會東逛西逛,看到有興趣的物品會買下來。這幅地圖應該就是這樣入手的,但是在哪裡買到,何時購入,價格如何,現在都已無法追溯了。侯先生健在時,曾給來訪的朋友看過這幅地圖。由於地圖狀況不好,有一年侯女士帶回來,請人重新予以裱裝,這就是它現在的樣子。我們很慶幸侯先生識貨,在大家都還不是很看重臺灣相關古物時,買下了這幅地圖,不然,不知會流落何方?即使再現江湖也未必能回到臺灣,以這樣親切的方式和鄉親見面。

侯錦郎先生買到這幅地圖,也許是意外,但若放到他的人生脈絡來看,一點也不意外。臺灣是他所摯愛的故鄉,也是國家。他不是歷史研究者,但他嘗試過用油畫來呈現臺灣史,他到法國的第二年有繪製臺灣歷史圖的構想,留下鉛筆草圖《臺灣人近三代命運:第一代清朝》(《生命二重奏》,頁54),可能因課業關係而放棄。他是關心臺灣歷史的,在師大讀書時寫有一首〈夜讀古臺灣地圖 其一〉的詩,有這樣的詩句:「而──∕ 倒風港 早成 ∕ 西風 ∕ 陳跡。……諸羅城外 僅有 ∕ 荒塚累累 ∕ 稻禾萋萋。」以他的世代來說,在黨國教育之下會對臺灣史感到興趣,其實不多見。

照片2  侯錦郎詩作手稿〈夜讀古臺灣地圖 其一〉

生於1937年的侯錦郎,有幸和戰後被抹殺的臺灣歷史接上頭。十歲那年, 他親眼看到二二八事件中在六腳鄉搭著五輛大卡車出征的「臺灣兵」。(同上, 頁35)大學時代,他在師大的美術老師有陳慧坤、李石樵、廖繼春等人──那些我們夢想能見到的前輩畫家!他師承陳慧坤先生,原本就和老師的女兒「小妹」陳郁秀熟識,1965年十六歲的「小妹」到法國巴黎讀音樂,兩年後侯錦郎也到法國留學,從此締結了一生「亦師亦友亦如兄」的關係。陳郁秀要和留法學生盧修一結婚時,父母不同意,侯錦郎擔任證婚人,「成為儀式上唯一的親人」。(同上,頁18–19)盧修一後來被捕坐牢,侯錦郎和其他臺灣鄉親一起積極救援;他和美智一直很關心陳郁秀。在這裡,不是要講事物的「花邊」,「盧修一」這三個字帶出來黨國獨裁統治時期,歐洲臺灣人社群對臺灣的愛,以及因著愛而生出的奮鬥和打拼。侯錦郎參與其中,這是為什麼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畢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教授會說:「廣學深究工作的同時,身在巴黎,1969年起,他〔侯錦郎〕又是促進臺灣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同上,頁8)這一段歷史還有待我們認真了解──那是多少生命、多少青春的參與?!而今參與者陸續凋零,但願他們的奮鬥得以成為我們的集體記憶,永遠點亮我們的前程。

這幅地圖有曲折的命名故事。侯錦郎先生購入時,有那彥成的題箋〈御製平定臺灣□□地理指掌全圖〉,但有脫字。到底這是不是後來才貼上去的,也很難判斷。我們前面提到的中研院藏〈臺灣民番界址圖〉是後來命名的,詳見本書導論。不管那彥成的題箋是否本來就有,經過好幾次討論後,我們達成重新命名的共識,也取得美智女士的同意。但要如何命名,歷經很多的嘗試。先講我們不用的,首先,「平定臺灣」是從清帝國的角度來看,臺灣是「被平定」的對象,所以不再用這二字。其次,我們決定不再用「民番」二字,雖然它是歷史名詞。第三、我們也決定不用清帝國的年號,也就是我們不想命名為「乾隆末年」之類的。我們試過很多名稱,例如強調紅藍線(相對於紫線)的「新臺灣原漢紅藍線界址圖」,強調收藏者的「侯錦郎藏新臺灣原漢界址圖」、「侯氏藏新臺灣原漢界址圖」,強調年代的「十八世紀末臺灣原漢界址圖」等等。我們會想加收藏家的名字是因為這類的長卷軸臺灣地圖都是公家單位收藏,像這樣由私人收藏絕無僅有,另一方面也想紀念侯錦郎先生。但凡是有提「侯錦郎」或「侯氏」的,都被極端低調的美智女士否決,女兒宜達和兒子希文也認為地圖掛收藏人的姓名不妥。我們尊重收藏者家屬的意思,不過,為了和紫線圖、中研院的那兩幅對稱,我們私下簡稱它為「侯氏圖」,我想不少地圖界的朋友也都這樣稱呼它吧?

照片3  侯錦郎於法國巴黎近郊Sceaux住宅作畫

最後的最後,有一次,在美智女士、研究團隊,以及關心的人士都在場的場合,魏德文先生突然毫無預警地提出「臨時動議」,建議這幅地圖保留「御製」二字, 因為這幅地圖繪製非常精緻,是宮中藏的東西,中研院的看來是抄本,連字都比較潦草;保留「御製」才能彰顯這幅地圖的特色和珍貴性;如果這樣,以後簡稱「御製圖」更具有識別度。當場大家好像都被說服,雖然我個人並不喜歡「御製」的這個「御」字,不過,既然它看來就是「皇家物」,臺灣也確實被清帝國統治過,那麼維持那個帶有帝國〔高貴〕氣味的“imperial”,也無妨吧 !所以,現在這幅地圖的正式名稱是: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

〈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的貴重常讓我們感到很有壓力。初見這幅圖,是美智女士的女兒斜揹著圓筒帶來給我們看的。後來魏德文先生常會講,他看到地圖就這樣簡簡單單地揹著,走去搭捷運,很緊張,想說:「耶,是揹著臺灣耶!」他常講,那是國寶。於是,有一次我講動陳弱水一早來當國寶的保鏢。某年某月某日,這幅地圖要從甲地移到乙地,我越想越擔心,怕出意外,於是說服美智女士讓我陪她一起搭捷運和高鐵。在要到捷運站前,她看到我先生突然出現(我不好事先講),嚇一跳,我說,我們一起走時,他在後面尾隨,這樣萬一有人從背後要搶你的東西,他就會先看到。有點神經過度緊張吧?但與其擔心到睡不著,倒不如自己當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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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  畫作《夢幻》(Reverie),1999,油彩畫布,145 × 95 cm

這幅長卷軸臺灣古地圖能回到臺灣,是許多奇異之緣結合的結果。現在它以經過研究、判讀、轉譯的地圖書的方式先和讀者見面,今年(2017)12月9日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將以真面目和大家見面,我想侯錦郎先生應該會很高興吧。因為這幅地圖, 我認識了美智女士,透過她,我有機會認識留歐的藝術界人士,學習到很多,聽他們講旅歐的藝文活動,給人海外臺灣人的文藝復興的感覺!在我,這一切緣分起源於江文也的《臺灣舞曲》,演化到最後才有機會看到這幅地圖,參與它的回歸之旅。後來我得知敬愛的師母鄭惠美女士也是美智女士虎尾初中的同學,師母生前常和美智女士見面;另外,曹永坤夫人林意芳(雪琴)女士生前曾託人送我畫冊,其中一本竟然是侯錦郎紀念展圖錄《生命二重奏》,且扉頁有侯女士全家三人和陳郁秀女士的簽名。這在在讓我深切感受到人世因緣的不可思議!

這幅地圖在問世之前,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的協助不可或缺。在我們需要用最好的機器掃描這幅地圖時,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項潔教授慷慨同意協助;2015年2月初,黃清琦先生和我陪美智女士到臺大圖書館,蔡炯明先生承擔掃描工作,詹幼華小姐、宋志華小姐、陳怡君小姐、蔡碧芳小姐從旁協助,這是我們深深感銘在心的。那一天,黃天橫先生和夫人陳瑳瑳女士、項潔教授、吳密察教授、黃隆正先生、陳慧先同學都到場觀賞這幅地圖。熱愛地圖的黃天橫先生已離開人世,我們很高興他生前有機會親睹這幅國寶級地圖。

緣起於眾人對故鄉、國家的愛,這幅地圖回到了臺灣。我們相信它將連結更多的世代,更多的人事物,永遠是我們的寶貝,永遠傳承下去 !

【引用書籍】

《生命二重奏──旅法畫家侯錦郎紀念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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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殺了楊元丁?

誰殺了楊元丁?

吳俊瑩

本日主犯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亦被密捕密裁矣。
                沈堅強,〈基隆市『二二八事變日誌』〉3月9日條,國防部保密局檔案。[1]

        密裁,就是私行處決。

        1947年3月9日,楊元丁在基隆港明德橋(旭橋)被人撈起,交遺族認領〔按:家屬記得的收屍時間是3月10日〕。1993年6月,楊元丁之子楊光漢接受張炎憲的訪談時說:「全基隆的參議員,就死了我父親一人」。[2]

        楊元丁,桃園八塊厝人,是歌手伊能靜的外公。楊元丁公學校畢業,24歲時來到基隆煤商大祥行工作,基隆成為他的第二故鄉。楊因業務關係,頻與勞工接觸,深知勞動者的辛苦。1920年代他曾參加臺灣文化協會,從事社會運動。臺灣民眾黨成立,擔任基隆支部書記兼主幹。1929年12月,民眾黨發起反對總督府的鴉片政策,楊在基隆市區散布600張「絕對反對阿片吸食新許可的宣言」的傳單,強力抨擊總督府的鴉片政策,遭法院依臺灣出版規則,判刑四個月。[3] 除此之外,楊元丁在從事社會運動,在民眾黨的文化講演或是聚會,遭警察下令中止、檢束數次。[4] 1934年3月楊元丁與基隆地方人士藍南山、楊阿壽、李天章等組織興亞協會,被警務局認為是主張大亞細亞主義的右翼團體,也視為本島左翼運動參與人士的思想轉向。[5] 政治氣氛轉變,楊應當察覺日人對其顧忌更甚。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楊元丁離開臺灣前往上海,之後舉家住在杭州,在金華、紹興從事食品生意。戰後,楊元丁返回基隆,1946年參選市參議員,在選區仁愛區以506票第二高票當選(僅次於同選區楊阿壽的717票),並當選副議長(正副議長選舉時,與黃樹水同為8票)。[6]

        回到保密局的檔案。沈堅強(化名)的報告替楊元丁按上「主犯」,在3月5日的二二八事變日誌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基隆分會的楊元丁等行動有「越軌傾向」。[7]但同樣是保密局系統的通訊員「林風」,倒是有不同觀察;他是基隆組的通訊員,是保密局臺灣站在佈建在地方的情治人員。值得注意的是,林風是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等的命令,打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基隆分會,當上組織組的組長,滲透在基隆的處委會當眼線。林風對基隆處委會的動態、哪些人是土豪劣紳,都有上報,部分情報尚為臺灣站站長林頂立轉呈南京保密局本部。林風所報的名單中,楊元丁並不在列。對楊元丁之死,林風雖不了解,但就調查所得,先後有二段紀錄:

一:
3月24日林風致柯復興(保密局臺灣站的代稱):「三再〔日〕開會,除人民團體外,准學生、青年參加,推黃樹水、楊元丁【已被人(何人未悉)槍殺於海內】為正、副主任委員……楊元丁為糧食組長。」[8]

二:
5月3日林風致柯復興報告基隆情況。這是應臺灣站要求查明楊元丁在事件中的作為。林風在報告中稱楊元丁抨擊地方政府,確有其事,「然彼秉性粗直、嫉惡如仇,故其評〔抨〕擊出於善意,非有其他作用,至於煽動罷課,尚無所聞,並未有悉其事。」報告最後提到:「現楊元丁已死亡月有餘日,死亡何故?諒係被人暗殺,棄屍港中等情。」[9]

林風對楊元丁是誰槍殺的,並不清楚,事情經過兩個多月後,他仍無法探悉消息上報,只知楊是被暗殺,棄屍港中,因何而死,未悉。

        從林風的報告,楊元丁似非因處委會發言或行動而罹禍,否則以林風被派在處委會臥底反串,楊丁元若有所謂過激發言與行動,林豈無報告?他反稱楊抨擊政府施政,是出於善意,沒有其他目的。話說回來,身為民意代表,為民喉舌,楊元丁不也是為所當為嗎?至於事件期間的行動,在林風眼裡並沒有什麼越軌行動。事件期間,楊元丁以糧食組長身分,同市參議員楊阿壽積極籌措民食,設法運進基隆,[10]解決雨港的糧荒。

        探求楊元丁罹禍原因,過去多是透過口述歷史。1991年8月25日吳文星訪問在基隆執業牙醫,戰後擔任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的周金波,周表示:楊元丁在市參議會副議長任內曾嚴厲質詢基隆市警察局長郭紹文,[11]為周打抱不平,使郭懷恨在心,二二八事件後,「郭氏因此藉機公報私仇,謀害楊氏」。[12]楊光漢先生也認為之死與國軍無關,是「警察局派便衣來抓人」。[13]那麼是誰將楊元丁槍決於市內,踢入田寮河?過去,我們只能仰賴口述歷史,試圖拼湊可能的情況。何況這是密裁,要在檔案裡找到資料,想必不容易。

        然而在國家安全局檔案,一件1988年7月13日「趙惠民」函復「崇安」的公文,透露出一絲線索。情治機關檔案向來是化名的世界,這是利用情治檔案做研究的困難點之一,不過這件並不困難。依照現行相關法令,解密要送原核定機關。有了這個基本認識,從文件上「機密等級註銷」的註記可知:註銷密等的機關是法務部調查局,登記解密的機關是國家安全局。所以發文的「趙惠民」是法務部調查局、收文的「崇安」先生是國家安全局的代稱。

        這件公文是調查局奉國安局指示,清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主要成員及其後代情況的報告。在隨函附上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清查情形表,關於楊元丁有如下紀錄:

 36.3.月間在基隆市仁一路與愛四路口附近吳婦產科醫院前,被當時警察局刑事股股長蘇政以暴徒首要執行槍決;蘇政據悉民國37.返大陸日後行蹤不明。[14]

說明:
1.  檔案經筆者拼接。
2. 「家屬現況」欄,涉及家屬成員資訊,與本文無關,係經筆者遮掩處理。

        這是過去鮮為人知的檔案,是對兇手指名道姓的官方文件。調查局在檔案中並無交代資料來源,但應有所本。且查蘇政,確有其人,來自遼寧,查其經歷亦與調查局所述相符,1947年時擔任「基隆市警察局科員兼股長」。[15] 再將周金波先生的訪談紀錄與調查局的材料合看,誰下令?誰執行?答案呼之欲出。蘇政在事件後離開臺灣,他的長官郭紹文在基隆市清鄉期間涉嫌勒索基隆顏家,被控涉犯貪污、盜賣嫌犯贓物等罪,當省警務處將展開調查時,1947年6月,連移交都沒辦,即潛逃上海。[16] 無怪乎對楊元丁之死,我們的認識如此模糊,涉有重嫌的兇手全都跑了。附帶一提,名單中接著楊元丁之後的是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郭之所以受難,與宜蘭市長朱正宗有關,檔案稱朱「假藉市長職權提報為反政府份子」,而被部隊抓到頭城慶元宮槍斃,檔案明白說「應未經過軍或司法判決」。又是一個活生生藉所謂清鄉肅奸行「有怨報怨」的惡例。

        陳其寅出生基隆,在地商人,另一個身分是地方文人,日本時代活躍於地方詩社,楊元丁是他的朋友。在二二八事件的翌年——1948年2月29日寫就〈楊議員元丁列傳〉。筆者推測此文在當時尚屬私人文稿,1992年才由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將陳其寅畢生主要文稿結集刊行問世。1993年6月張炎憲訪問楊光漢時,楊先生引用該傳不少篇幅,作為訪談紀錄的一部分。[17]

        陳其寅在〈楊議員元丁列傳〉扼要地介紹楊元丁一生的事蹟與行誼,也包括他與楊元丁的相識經過及其惋惜之情。陳其寅對楊元丁相當佩服,戰後楊自中國返臺,在陳其寅家附近租屋,陳其寅經常登門拜訪,言談之間,「知其非池中物」。陳在傳內對楊元丁在市參議員任內的表現,有相當深刻記述,稱楊「敢面折人過,言人之所不敢言。雖觸忌諱,與當道忤,與惡勢力鬥,勞怨叢身,亦不恤不悔。蓋滿腔正義感,不畏強禦,其天性使然也」。[18] 這段敘述,是否與保密局通訊員林風的說法雷同呢?這是基隆人對楊元丁的一般印象,而非過譽之詞。楊元丁確實是極負正義感之人,對行政官員不假辭色,而楊元丁所力鬥的「惡勢力」,陳其寅並未指明,從上述的口述材料,不難推想,應是盤據在市府的官員。

        二二八事件當時,楊元丁除了是處委會副主委,身兼糧食組組長。陳其寅稱楊以基隆存糧稀薄為憂,親自向糧商殷戶勸募,接濟民食。在事態逆轉時,曾有人勸楊趕緊避風頭,但「君言地方治安要緊,身為民意代表,經手白米廿噸,寄八堵站車上,待設法運基,接濟民食。為大局計,寧見危受命,豈可棄職逃生。因語以男兒死則死耳,何避為。」[19] 楊元丁一語成讖,果真不幸喪命。3月5日在愛四路北端橋下,發現屍體(這與調查局資料所述地點相符,就在今日基隆夜市靠田寮河側的入口),四日後漂流至明德橋附近,屍體被人拾起交遺族認領,得年四十九。

        對楊元丁之死,今日又推進一點認識,這是轉型正義工程中,辨識、確認加害者與加害體系的一環,警察系統難卸其責。情感上而言,我們除了跟與聞屍體被打撈上岸的基隆市民,同為楊君「嘆息下淚」外,或許還可以思考陳其寅在楊元丁傳最後的一句話:「傳稱沒可祭於社者,於君有焉」的意義。「沒」即「歿」,「沒可祭於社者」白話是死後能夠被祭祀於當地的鄉賢祠。古之「祭於社」的現代意義已不在入祠,而要能銘刻於我們的公共記憶裡。楊元丁不忘溝壑、不畏強權的反抗精神,遇事挺身而出,投身公共事務、堅持到底的精神,這是他帶給我們的啟示,也是我們的社會在二二八之後被剝奪掉的精神遺產。

2019年3月18日追記:
法務部調查局的資料稱楊元丁先生係被蘇政槍決於「基隆市仁一路與愛四路口附近吳婦產科醫院前」。目前該地是攤商雲集的廟口夜市,無見婦產科招牌,我一直想找資料佐證該資料。2019年3月17日上午,途經該地時,突然在腦中閃過,是否能夠使用戰後初期的醫師名錄作為線索。在陳力航先生的協助下,請其協助拍攝吳銅編輯《臺灣醫師名鑑》收錄的基隆市開業醫,其中吳泗淄的「吳婦產科醫院」開業地址記為:「基隆市愛四路八八號」。該地址該的確靠近愛四路與仁一路口,近田寮河。從檔案描述的地點來看,這條材料的應有相當的信度,楊先生就是倒在今日熙來人往的廟口夜市出入口,再被丟入田寮河。


說明:「吳婦產科醫院」在右半頁下排倒數第十行。
資料來源:吳銅編,《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年),頁42-43。陳力航翻攝


說明:從田寮河的信一路側望向愛四路與仁一路口。

[1]「沈堅強」是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直屬通訊員的化名。「張秉承電呈言普誠有關基隆市暴動經過及善後處理應注意事項報告書」,收入侯坤宏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國家安全局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55。

[2] 楊光漢(楊元丁之子)口述,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4年),頁21。

[3]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4年第12冊B12月,昭和4年第7168號。

[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臺北:編者,1939年),頁446、514。

[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380-1381。

[6] 楊光漢口述,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17-18;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臺灣省民意機關之建立》(臺北:編者,1946年),頁233-234。

[7]「張秉承電呈言普誠有關基隆市暴動經過及善後處理應注意事項報告書」,收入侯坤宏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國家安全局檔案》,頁153。

[8]「林風致柯復興代電報告基隆事件後情況及基隆處委會組織狀況」,收入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頁35。

[9]「林風致柯復興代電報告基隆叛徒暴亂情形」,收入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頁25。

[10] 周金波先生口述,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訪問,高淑媛紀錄,1992年10月22日、11月1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3。

[11]周金波先生口述,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訪問,高淑媛紀錄,1992年10月22日、11月1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3-74。

[12]吳文星訪問,陳君愷紀錄,〈周金波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4期(1993年2月),頁245。

[13]楊光漢先生口述(楊元丁之子),張炎憲、胡慧玲訪問,胡慧玲紀錄,1993年6月10日,收入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21。

[14]「檢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清查情形表乙份」,〈拂塵專案工作支援〉,《國家安全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72/C300170/0001/03/004。

[15]「縣市警察局人員蘇政等5員核薪案」(1947年01月07日),〈基隆市警察局人員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5049003。

[16] 張炎憲總編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年),頁288-289(此部分為陳翠蓮撰)。

[17] 儘管不清楚陳其寅為何在當撰成此文,是否是陳其寅因聞楊元丁之友蘇鏄周君向其傳述楊元丁在二二八的遭遇,與蘇君同感「寒心酸鼻不已」, 在二二八週年為友作傳留史?1959年2月基隆市政府出版《基隆市志・人物篇》二冊,為陳其寅所修纂,楊元丁有傳,觀其內容應是就〈楊議員元丁列傳〉大幅刪節而成。市志的楊元丁傳,只有「反日的楊元丁」,戰後則只剩下楊元丁的編年史:「臺灣光復,挈眷歸基。民國三十五年基隆市參議會成立,膺選為副議長,翌春,本省有二月二十八日之變,竟及於難,年四十九。」以平淡的寥寥數語呈現,是受到戒嚴時代國民黨所宣傳、貫徹的抗日史觀的影響。楊元丁在副議長任內、在二二八事件為基隆市民做了什麼,陳其寅知道,但他不能寫在這裡,想為楊元丁在市志留傳,似乎只能如此處理。當時修纂地方志書,不僅有市府本身的審查,還得送內政部,他有沒太多空間在市志呈現戰後的楊元丁——這是反國民黨統治的一面,只能在私人文稿的〈楊議員元丁列傳〉,表達他的所思所想。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16-19;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懷德樓文稿》上冊(基隆: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1992年),頁33。陳其寅、龍運鈞編纂,《基隆市志・人物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9年),頁26。龍運鈞應係掛名編纂,基隆詩人謝敏言為陳其寅《懷德樓文稿》所作的序提及陳「富鄉土情懷,在漫長歲月中,不計辛勞,為基隆市志纂修人物兩冊。」謝敏言,〈懷德樓文稿序〉,收入陳其寅,《懷德樓文稿》上冊,無頁碼。

[18] 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頁32。

[19] 陳其寅,〈楊議員元丁別傳〉,頁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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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

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

周婉窈

本文收錄於2018年12月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出版的《暴風雨下的中師》一書中。

在高一生故居前的高菊花女士 2012.11.10(陳慧先拍攝)

在高一生故居前的高菊花女士。(陳慧先拍攝,2012/11/10)

引子

        高菊花女士於2016年2月20日過世。又一位沒能等到臺灣落實轉型正義的前政治犯家屬過世了。高菊花本身的遭遇有無法言說的苦楚。

        2012年11月9日我和臺大師生到達邦部落參訪,當時高菊花女士──人稱菊花阿姨──住在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1908-1954)故居,在高英傑老師的安排下,我們在故居前庭訪問菊花阿姨。我們住在故居後面的民宿,在訪問期間,幾度經過高一生故居,後面的庭院有很多貓,形形色色,菊花阿姨愛貓,這都是她餵養的,記得有一隻小黑貓,很可愛。我們在路途中遇到出來散步的菊花阿姨,穿載很講究、很繽紛,同學們都覺得菊花阿姨好優雅。

        優雅是大家對她的共同印象。優雅到歌手以莉.高露在2015年為高菊花創作了一首歌曲〈優雅的女士〉,歌詞寫道:「山坡上一棟小矮房/一位優雅的女士/坐在沙發上 等待/那遲來的拜訪者/世界似乎早遺忘/她也已經不在乎。…(中略)…回憶越來越模糊/害怕讓記憶沉默/人們不願多說/傷心的靈魂來過/琴鍵上隨意彈奏/留下未完成的歌曲。 優雅的女士揮揮手/這夢魘般的過去/她從不曾低頭」。

        高菊花確實很優雅,那種受日本教育的優雅。但是,在她那繽紛的美麗,美麗的優雅之下,包裹著卻是一層又一層的創傷。我們不能被她優雅的外表所眩惑,以為揮揮手,「這夢魘般的過去」就可消失。

高菊花女士養的貓,在高一生故居後院。(陳慧先拍攝)

本事

        高菊花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昭和七年(1932)四月八日,是鄒族矢多一生(高一生)和矢多春子的長女,也是第一個孩子。她的日本名字是「矢多喜久子」,「喜久」日文讀作「kiku」(きく),「菊」花的菊也讀作「kiku」,這應該是戰後改漢名時,選擇「菊花」的原因。

        喜久子誕生時,正當青年矢多一生奮發有成的人生歷程。矢多一生在1930年三月從臺南師範學校畢業,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達邦駐在所巡查。第二年(1931)八月和同樣出身鄒族特富野社的湯川春子結婚。高一生是第一代接受完整日本教育的鄒族菁英,他從達邦蕃童教育所畢業後,轉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從第四學年讀起,畢業後進入臺南師範學校就讀。春子從蕃童教育所畢業後,因為日語和辦事能力受到重視,加入駐在所的伙食準備工作。更神奇的是,嘉義郡守(另一說是臺南州警部大塚久義,詳註釋)知道高一生和春子預定要結婚,就讓春子住到自己家裡來,以一年的時間調教春子,意在教育原住民女性,使之成為鄒族領導者的賢內助。(註1)春子在日本人家中住了一年,接受「花嫁修業」(新娘訓練),日語和舉止很像日本人,因此在嘉南平原流傳高一生的太太是日本人的說法。

        高菊花的日文很好。她在臺南南門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一直到戰爭空襲時才回到阿里山國民學校就讀,都是讀日本人學校。(註2)為何喜久子會到臺南讀小學呢?原來矢多一生非常重視教育,他在臺南租屋,安排同母異父的弟弟鳥宿秀男(杜孝生)到臺南第一中學校讀書,長女喜久子讀小學,由秀男的一位姐姐照顧他們。(註3)鳥宿秀男畢業後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高菊花的日文應該是小時候就打下堅強的基礎;相對而言,她的族語就不好,自承「不太會講山地話」。(註4)  高一生有很強的「我族觀」,認為要和漢民族競爭,一定要讓山上的人有好的教育,因此他要高菊花去讀臺中師範。(註5)這是戰後的事,當時有不少鄒族族人一起去讀臺中師範「簡易師範科」,這是以原住民為教授對象。和高菊花一起在1950年畢業的就有12位來自鄒族部落,佔該班總畢業生24名的一半。鄒族人口不多,這是否和吳鳳鄉鄉長高一生重視教育有關呢?值得探究。這班學生於1946年9月入學,共32名,其中13名來自吳鳳鄉鄒族部落,只有一名未畢業。(註6)

        對「歷史時間」敏感的讀者應該已經注意到這群原住民學生到臺中師範就讀到畢業剛好涵蓋二二八事件。那麼,他們和臺中的二七部隊有何關係?由於當事人留下紀錄的很少,我們就以高菊花自己的回憶為主軸略作整理。

        1993年11月7日高菊花接受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的訪問,那可以說是最早的白色恐怖訪談。高菊花講了很多心裡的話,當時全臺灣沒多少人知道二七部隊,高菊花的回憶有其珍貴性。不過讀者要注意,她沒用「二七部隊」這個名詞,只用「二二八事件」。

        我們先看高菊花怎麼說:(註7)

二二八事件當時我十五歲,……。//二二八的時候,莊野秋和汪玉蘭訂婚,莊野秋在臺中不知道參加什麼,後來我們在臺中的幾個人就一起回家。那時方義仲(就是後來和我爸爸一起被槍斃的)要接我回家,因為爸爸希望他和我訂婚,所以我難為情,不想跟他一起走。我跟汪玉蘭還有方義仲的妹妹(按,方梅英,這三位女生同班)三個人,就和莊野秋登上一輛舊巴士,車上都是參加二二八的年輕人,有從日本回來的,有在臺灣唸書的,我就和他們一起到了埔里。到埔里時我們也沒參加什麼。//在埔里過了一夜,第二天,莊野秋帶我們到竹崎,……。//回到家,爸爸一看到我,就叫我過去跪下,還打我一耳光。他很生氣的說:「為什麼女孩子要參加這樣的事情?」我說沒有參加,因為我們學校(臺中師範附屬學校〔按,指該校簡易師範科〕)團體行動,負責照顧俘虜,一些外省人還有和外省人結婚的臺灣人都集中在學校裡,我們就照顧他們,是訓導主任問我們要不要做的。可是父親不滿意,問我為什麼不跟方先生回來。印象中父親只有那次打我,他一向不大(太)打孩子的。
(//表分段,係筆者所加)

高菊花的回憶指出:1、臺中師範以團體方式參與。2、高菊花等女學生加入照顧被集中管理的外省人及其家眷的工作。3、不是出於校方的強迫。

掛在高一生故居壁上的照片,1950年3月30日於台中公園,前排右一高貴美、前排中高菊花。(周婉窈翻拍)

        高一生之所以動怒,應該是知道參與二二八的嚴重性。除了照顧「俘虜」之外,臺中流傳的女學生捏飯團、照顧傷患,也不是空穴來風。高英傑說他看過一張高菊花和方梅英的照片,兩人都配有紅十字臂章,可惜照片早就沒了。(註8)他們一群人到埔里,在二七部隊的敘事裡,就是埔里大撤退。在埔里的情況,高菊花沒細講,根據二七部隊長鍾逸人的回憶,當晚三位女學生汪玉蘭、高菊花、方梅英來找他,叫他「校長」,因為鍾逸人在阿里山樂野國校當過校長,三位跟著部隊到埔里,不知要做什麼,特地來向他請示。鍾逸人不放心她們留在埔里,勸她們離開。他說三人沈思良久,終於接受他的安排。(註9)高菊花回憶說,她在埔里沒看到謝雪紅,倒是在臺中師範見過,「她戴著眼鏡,頭髮盤上去像外國人,滿好看的。」(註10)

        臺中師範有賽德克族(時為泰雅族)原住民學生,仁愛鄉鄉長高永清的兒子高光華就和高菊花同班。過去筆者到仁愛鄉清流部落參訪,聽到耆老提到,二二八時不少在外讀書的族人都去參加,高永清知道後,硬把他們叫回來,避免了年輕人的犧牲。當時只是聽聽而已,現在看到臺中師範學校原住民學生名冊,配合二七部隊的歷史,一切好像逐漸明朗起來。

        高菊花從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在民雄國校教書,後來也到阿里山香林國校教了一年多的書。高一生坐牢時,她已沒教書,在家裡讀英文,準備到美國唸書,但父親被處決之後,一切都不可能了。(註11)這是高菊花人生最大的分水嶺,也是高家天崩地坼的一天。

        關於高一生如何被捕,到四位鄒族菁英、兩位泰雅族菁英一起被處決的經過,限於篇幅,我們在這裡省略,否則講不完高菊花的故事。

        高菊花是長女,其後有十位弟妹:英生(男)、貴美(女)、澄美(女)、英傑(男)、英輝(男)、英明(男)、春英(女)、豐玉(女)、英洋(男)、美英(女)。長男英生早夭,十五歲過世。高菊花是高一生第一個小孩,個性像男孩,和高一生很親近。1952年9月10日高一生遭誘捕,被帶到嘉義縣警察局時,他寫信給住在嘉義市中山路民生商店樓上的高菊花,事後警察局打電話要她去拿信,信很厚,交代許多事情,要她照顧家裡。(註12)突然間,二十歲的高菊花被迫擔起照顧家人的重擔。

        高一生坐牢時,家人還是懷著希望,連高一生本人也認為他會被釋放。當時就讀臺中一中的次子英傑,每個星期天騎腳踏車到臺中火車站,在月台佇望,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註13)父親被捕的當天晚上,嘉義縣長林金生率員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污職」;當時十二歲的高英傑親眼看到林金生向準備前往各部落宣傳的成員說:「高鄉長盜取了你們的錢。」翌日,各成員便分頭前往各部落宣傳,分發傳單。(註14)根據檔案,為防範在部落可能引起的不安,當局派員分赴各村、召開村民大會,宣布高一生等人的不法事實及案情經過,並組織宣慰小組,慰問村民。(註15)總之,這是有計畫的人格抹殺,造成家人極大的傷害和困擾。

        除了照顧家人之外,二十歲的高菊花到處奔走,希望能救助父親。嘉義縣長林金生和高一生熟識,交情不錯,高菊花去跑了好幾次,「可是他不理我。本來就是林金生拼命要弄成這樣的。」高菊花同時又說「那是老頭(蔣介石)的意思」,誰也沒辦法。(註16)這裡牽涉到加害者和共犯集團的問題,若沒有一個分析架構,其實是講不清楚的。林金生當然不是真正的加害者。共犯集團的成員是否主動積極執行不義的「職務」、綜觀其一生是否從黨國體制中獲取個人身家利益,是將來我們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如果轉型正義得以真正落實的話。高一生獄中書信曾提到林金生曾致贈100元,該如何解釋本身有疑義。(註17)

        有沒有消極的「共犯」作法?甚至設法抵銷的作法?有的。當時陳丁奇是里佳村的宣導員,他是高一生在臺南師範的學弟,他到里佳村怎麼告訴村民呢?他說:高一生不可能偷錢,沒做壞事,沒貪污。當時保安司令部擬了一份陳情書,說高一生是地方惡霸,不要讓他回部落、得嚴加懲處,要族人簽名。里佳村預定集體蓋章的那一天,在村長安友信的安排下,村民全都去楠梓仙溪上游打獵捕魚,就沒辦法蓋章了。高英傑至今仍非常感謝陳丁奇和安友信。(註18)

        當然暗中協助是少數,絕大多數人接受當局對高一生等人的人格抹黑,並加入欺凌的行列。雖然有族人扛很重的柴火,經過他們家,說太重了,不要了,丟了就走,其實就是要送給高家;高菊花對族人的看法頗為負面,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是「懦夫」。(註19)

高一生故居客廳掛著高菊花女士整理的相框。(周婉窈拍攝,2012/11/10)

        高一生被捕之後,高菊花回到山上幫助母親,照顧弟妹,但結果不得不下山,一方面是為了家計(高一生被捕後,三個月就不發薪水了),另一方面,想躲避山區情治單位的騷擾,(註20)後者容後詳述。她先是偶爾到嘉義的廣播電臺唱唱歌,後來經朋友介紹到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開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在高雄唱了一年之後,她在臺中、臺北都唱過,主要在歌廳、舞廳,或美軍所屬的俱樂部。她隨便取了一個藝名「派娜娜」,因為她覺得用真名會覺得不好意思。(註21)派娜娜主要是唱英文歌,也唱西班牙歌、法文歌,頗有名氣。流行音樂界近十幾年來才「發現」五〇年代有個派娜娜,還影響了流行歌壇「天王」金祖齡,她被追加「天后」名號。(註22)不管派娜娜曾多有名氣,唱歌對高菊花來說,有相當負面的連結。她個性像男孩子,(註23)但有她害羞的地方,八十歲的她,回憶說她很不喜歡唱歌,演出時不敢看觀眾。(註24)她說:「其實我並不喜歡出來唱歌,我們的思想還是很保守,覺得唱歌好難為情,人家說歌女和妓女差不了多少。」(註25)

        除了害羞之外,唱歌的這個人生階段是她備受摧殘,有生不如死的時刻,因此,唱歌這件事,哪裡會是好的回憶?

        從1954年4月17日高一生被處決,到1971年7月1日高菊花領到自首證,十七年多,她受到警總嚴格監控,形同監獄外的囚徒,另類政治犯。「父親不在之後,倒楣的就是我,我被政府修理得不得了。到現在我還不想說那些事。」(註26)這是她在1993年說的,她其實是有透露的,只是如吳易叡所說的,這是「無法公共的記憶」,(註27)除非我們社會成熟到一定程度。

        首先,我們來看看情治單位如何整她。

        當時保安司令部下轄的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原吳鳳治安指揮所)設在奮起湖,副指揮官是陳世昌。高一生被處決後,高菊花常被叫去整夜訊問,「硬說我在二二八事變後就參加臺灣什麼蓬萊組織(名稱記不清了)」。由於經常訊問,晚上要從達邦走到十字路,再走到奮起湖,到奮起湖不給她睡覺,一直問。她實在受不了,後來有長輩叫她離開比較好。加上家計問題,她只好到嘉義去。(註28)

        逃得了奮起湖的情治單位,逃不了無所不在的黨國機制。在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時,她也被抓,當時基隆和高雄都戒嚴,過了晚上戒嚴時間還沒回去,老闆娘以為她一定被槍斃了,還哭了一個晚上。她說:他們每次都不乾脆把她抓走,一直抓抓放放,名為「約談」,她跟他們說:「你們這樣好像把一條蛇打得半死,再放他求生,實在很過分。」有一次被抓到新店,給她吃得好好的,她以為就是最後一餐了,接下來就是槍斃,結果沒有,又送回臺北。這應該是1955年她到臺北唱歌之後的事。(註29)

高菊花女士唱歌的照片,藝名「派娜娜」。(高英傑提供)

        高菊花受創最大的還不是這些「約談」。她是女性、原住民,加上「共匪」之女,三重弱勢,淪為黨國冷酷剝削的對象。她在羅夢娜駐唱時,一位掛星階級的國防部將領要她服務一位波蘭籍的共產黨頭子(冷戰時期的複雜故事,容略),他們跟她說「如果能幫這個忙,日後要自首也會比較快速方便,而我當時則是這樣想,恐怕我早晚都是要被槍斃的,不幫忙也不行,只好答應。」請讀者注意,接下來高菊花怎麼說:「我們鄒族的貞操觀念很深,要幫這種忙實在是很難受,可是不得已呀,為了家裡,為了信守承諾──父親說要照顧媽媽跟弟弟、妹妹──,我要想辦法活下去,不能那麼容易就被槍斃,活下去也才有能力賺錢養家。唉,運氣不好啦。」(註30)

        若僅此一次,已經很可怕了,結果是「上面有什麼要招待外國人的,就叫我去做很不好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才二十來歲。」請讀者注意,這是我們現在大學生的年齡,而且前面提過,高菊花其實很害羞。她說:「我有很多事盡量要忘記。許多痛苦的回憶,使我覺得自卑。」今天我們不能只看到懷舊下霸氣的「派娜娜」,而看不到痛苦、自卑的高菊花。她原本也可以和「世叔」林金生的公子林懷民一樣出國留學喔,她還有過當外交官的夢呢。(註31)

        對於黨國的壓迫和摧殘,高菊花內心的反應很激越,只差付諸行動。她罵奮起湖保安司令部指揮所的負責人陳世昌「大混蛋」,他經常叫高菊花去指揮所詢問,使她的精神受到很大委屈。「這個外省人在山上做(作)威做(作)福欺負我們,後來竟然還當過臺北市議員,如果我不是信基督教,一定會拿番刀去砍斷他的腳。」(註32)

        她差一點殺了蔣孝文。高菊花到臺北衡陽路唱歌後,認識蔣孝文,他是高菊花的「粉絲」(ファン),兩人有一陣子交情很好,蔣孝文常來找她,還想討她當姨太太。(註33)她在臺中美軍俱樂部唱歌時,蔣孝文叫朋友接她去意文大飯店,房間前面有一個客廳,她到客廳,看到只有他們兩人,就想趁機殺他。可能因為她臉上的表情和平常不一樣,蔣孝文大概嚇到,就逃到房間裡去了。她跑過去看,房間裡有五個女孩子和他在一起,她評論道:「難怪他會生病!」高菊花說她想殺蔣孝文,是想為父親報仇,因為他的祖父殺了她的父親。她說沒有信仰的時候,就是會一直想報仇。(註34)

        她也有痛不欲生的時刻。有一次到馬祖勞軍時,聽說距離對岸很近,她游泳技術很好,想說這是一個機會,既然他們都說她是共產黨,就乾脆投到那邊去,「被鯊魚吃掉也比在這裏受苦好」,但是想到家裏一個比一個小的弟妹,她不能一走了之,「決定不走後就大哭起來」。(註35)

        高菊花是活在隨時擔心被槍斃、隨時必須應召,這是怎樣的日子呢?她在唱了十多年歌之後,在臺北經營日本料理店,因此認識顧客施炳炎,和他交往後結婚。施炳炎是臺北市人,在警備總部工作。結婚後,當局還是常派人叫她去問話,到了1971年要她自首,承認是共產黨、有參加組織,她覺得別無選擇,只好聽命,拿到自首證之後,終於不再受到盤問了。(註36)

        經過十七年的監控之後,高菊花終於自由了。但是,二十二歲承受父親之死的她,卻必須承受兩個兒子,以及丈夫的提早離去,且都是意外死亡。高菊花生有三男一女。長男生父是西方人,女兒生父是日本人,都沒有婚姻關係;長男在達邦部落長大,後來去跑船,在南非意外溺斃。她和施炳炎生有二子,小兒子被捷運撞死,「她每每從噩夢中驚醒,夢裡都是他淒厲的求救聲」。(註37)丈夫也因騎摩托車出意外死亡。為人女、為人母、為人妻,高菊花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未亡人」。她喝酒喝很兇,認識菊花阿姨的人都知道。但是,如果、如果,她是外交官菊花女士,或許美麗的她會端著高腳酒杯,優雅地品啜著,啊,對了,かんぱい(乾杯)!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

圖五 認真聽菊花阿姨和高英傑老師講述的臺大師生 2012 11 10

認真聽菊花阿姨和高英傑老師講述的臺大師生。(周婉窈拍攝,2012/11/10)

圖六 2012年11月10日高菊花女士、高英傑老師在高一生故居前庭接受和台大師生訪問

2012年11月10日高菊花女士、高英傑老師在高一生故居前庭接受和台大師生訪問。(周婉窈拍攝,2012/11/10)

小結:無從療癒的創傷

        高菊花和父親很親近。當局在逮捕他的前三個月,就擬訂好「行動辦法」,包括如何誘捕、軍警分工逮捕對象、找誰暫代鄉長、宣傳貪污罪行、監聽行動等步驟,(註38)可以說劇本早已寫好,只差演出。高一生或許早有預感,1951年就和高菊花說,萬一他死亡,要她照顧弟弟妹妹,也交代要埋在長子墳墓旁邊的空地,要替他奏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並給他一些Beer(啤酒)。高菊花說,她和父親父女連心,她接受訪談時,毫無保留地表達對父親的尊敬和思念。她說:「我覺得父親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他有什麼壞處我不知道,我看他永遠是最好的人。」(註39)她對日本人也這樣講:「父親是非常卓越的人。真的頭腦非常好,也很有學問。雖然他沒受很高的教育,只是師範專修科,卻是非常聰明的人。」、「然而到現在還是無法忘記父親的事情唷,每天喔。我的先生過世,我沒有這樣每天想念他,真的喔。只有對於父親是這樣,既尊敬又感到遺憾,真的很遺憾。」(註40)

        這麼尊敬父親的高菊花,卻也會說:「我恨我的爸爸。」、「如果我不是高一生的女兒,晚景不會如此淒涼。」這讓訪客吳易叡很錯愕。其實並不奇怪,她並不真的恨父親,她恨的是這樣的命運。吳易叡研究心理創傷,他知道創傷應該被治療,但菊花阿姨的創傷是「無法進入公共領域的傷口」,是無從癒合的。(註41)最終菊花女士仍然帶著這些印烙到身心深處的創傷,離開我們。沈默地抱著創傷離去的,還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鄒族的杜孝生──那個和喜久子一起在臺南唸書的秀男叔叔啊,他甚至什麼都沒講,或無法講。

        但願島嶼能開始看見他們的創傷,雖然已無從療癒,但唯有看見,我們才能直面島嶼的過去,究責黨國暴力的罪惡,為建立公平正義的國家而努力。對於前輩的創傷,了解與記憶,是我們最起碼的功課。安息吧!請相信我們的努力。

new 圖七 高菊花女士追思彌撒 2016 03 03 (呂敦偉拍攝)

2016年3月3日高菊花女士追思彌撒。(呂敦偉拍攝)

註1:郡守說,見塚本善也,〈高一生ノート(IV)ー台南師範学校時代:妻春子、ネフスキーとの出会いー〉,《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4號(2006年8月31日),頁8-9。高一生次子高英傑說,母親常提到是在大塚先生家(根據筆者2018年10月13日與高英傑先生之談話)。大塚久義就是矢多一生(高一生)申請就讀臺灣師範學校的保證人。在此姑存二說,待日後考證。

註2: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收於張炎憲、王逸石採訪,高淑媛、王昭文紀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5),頁171。

註3:根據高英傑口述,2018年10月4日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註4:同註2,頁171。

註5:同註2,頁167。

註6:《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三十八年度教職員錄》,頁12-13;《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 教職員學生名冊》,頁26-27。

註7:同註2,頁156-157。

註8:同註3。高一生被處決之後,高家常有人自由進出,翻文件、拿照片。

註9: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上)》(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頁556-557。

註10:同註2,頁167。

註11:同註2,頁169。

註12:高菊花口述、森田健嗣記錄,〈高一生長女.高菊花さんが語る、日本統治時代から終戦、白色テロ、そして父の思い出〉,《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3號(2006年3月31日),頁17;又參見同註2,頁159-160。

註13:高英傑,〈台中下行列車〉,收於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臺北:玉山社,2018),頁130。

註14:吳俊瑩,〈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2013年1月25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註15: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臺灣史料研究》44(2014年12月),頁11-12。

註16:同註2,頁164。

註17: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高菊花 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受難者高一生家屬〉,收於《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 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46。此書作200元,應為100元。有疑議的地方在於:有人認為「對一個人好就是要害人的前兆」,贈錢用意不明。

註18:同註17,頁46、52。

註19:高英傑口述,李靜慧、廖希正整稿;吳俊瑩、周婉窈校注,〈回憶家父高一生先生被捕的當天及其後〉,2013年9月21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同註12,頁22。

註20:同註2,頁165-166。

註21:同註17,頁55-56。

註22:熊儒賢,〈傳奇女伶高菊花──這條艱辛歌手路.只因她父親名叫高一生〉,《天下雜誌 獨立評論@天下》(2016/02/26;網路版,未標頁碼)

註23:「我的個性很像男孩子」,同註2,頁170。

註24:周韋綺,〈北鄒部落尋訪紀行〉,2012年12月30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註25:同註2,頁169。

註26:同註2,頁165。

註27:吳易叡,〈乾杯!白鴿──敬高菊花與無法公共的記憶〉,《報導者The reporter》電子報,2015年12月23日。

註28:同註2,頁165-166。

註29:同註2,頁166、168。

註30:同註17,頁57。

註31:同註2,頁162、171、169。

註32:同註2,頁162。

註33:同註17,頁58;同註12,頁19。

註34:同註2,頁164-165。

註35:同註2,頁171。

註36:同註17,頁58-59。

註37:同註27。

註38:同註14。

註39:同註2,頁159、160。

註40:同註12,頁17、20。

註41:同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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