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下行列車

台中下行列車

高英傑

 

高英傑與父親高一生先生（高英傑提供）

父親被捕的那年（1952）九月初，我和十位鄒族少年前往台中簡易師範先修班（補習班）就讀，班上共有四十多位包括鄒族、泰雅、布農等台灣西部山區原住民學生。這個班級是台中師範為了儲備原住民小學教師而設立的預備班，只要經過一年修業，可以直升台中師範簡易科（四年制）準備回家鄉服務。學校佈告欄，天天都有政治情況的報告，如原住民的匪諜、貪污、叛亂等案也時時刻刻公佈。因為父親案件也列其中，師生對我異樣的眼光投射，或刻意疏離的動作，使我了解目前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地位。雖然功課名列前茅，也受到幾位恩師的保護，還是免不了受到同學的欺辱和排斥。（編按，高英傑1940年5月生，此時滿12歲。）

1953年先修班奉令解散，依成績先後，幸運分發到台中第一中學（日治台中一中）初中部，當時的一中，除了優秀的台灣籍學生從中部各地考進來之外，也是當時外省籍子弟、華僑學生、山地籍學生指定就讀的學校。學校人數多，接觸面廣，除了級任老師外，政治層面的話題已經很少出現在生活中了。就在嚴禁說日語的規定之下，台灣籍和山地籍的學生還是大膽地說幾句日語、唱日本歌，其中幾首是父親教我的童歌，在哼唱之中，使我益發懷念起離家一年多的父親。（按，高一生1952年9月10日被逮捕，當時關押中。）

學校有一位中俄混血的女老師，黃昏時常常在教室拉小提琴，我常和幾位同學前往聆聽，夢想有一天能夠和她一樣能拉小提琴多好呀！可能我頻頻聆聽的緣故吧，有一次突然以我想像不到的鄙視口氣問我，你這個山地生怎也喜歡西洋音樂？我回答，我不但喜歡古典音樂，現在學校午休播放的貝多芬第二交響曲唱片還是我從山上帶來的。老師又驚訝又懷疑的表情，充分顯示當時教育工作者對原住民的狀況在了解上還有一段距離。

想念父親的心思，不因功課的忙碌而消失，無罪開釋的期待在心中縈繞，租一部腳踏車，到距學校二公里的台中車站月台，目送下行（南下）列車，變成每星期天的行事，藉此希望見到父親的身影……雖然希望最後落空，但父親留給我的回憶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高菊花女士和高英傑老師在高一生故居前和學生談話（2012/11/10，周婉窈拍攝）

1961年我從台灣省立嘉義師範學校畢業，開始擔任小學教師的工作。雖然無法在家鄉服務，但假日回部落時候，感覺是不一樣了，開始得到許多父老接納與關心，排斥過我的同年齡階層的人也改變了原有的態度。村裡比較正直而膽大的客家人，直接說父親是無辜的、被陷害的，這種人在威權統治的時代少之又少，而且相當冒險。這時官方及學校還相當限制我和三弟英輝（按，高英輝神父，1942-1994）的行動及言論，但台灣的大環境似乎有風雨欲來氣候改變的跡象了。

1983年在學校的聚會裡，從外地作客的外省校長，當著來賓和原住民及教師面前說，阿里山鄉的落伍是高一生造成的，他沒受什麼教育，政府給他鄉長的職位該滿足了還要反叛政府。在座的賓客大都知道我是高一生兒子，而且還是這學校的教務主任，所以場面非常尷尬。我告訴他說，高一生是日治時代台南師範畢業的，他竟回答說日治時代原住民教師，講習幾個月就可以當了。

姊弟歡笑的一刻（2012/11/10，周婉窈拍攝）

這事後，我和三弟英輝開始蒐集父親的有關資料，台北的陳素貞老師正好開始作田野調查工作，從那裡取得父親畢業名冊一紙，詳細記載入學和畢業年度無誤。後來影印寄給教育界同仁，讓動不動就說我是某某大學畢業、某某師範畢業，證件戰亂中遺失的人士做些參考吧！接著台灣公共電視台拍攝《台灣百年人物誌──高山船長高一生》時，從台南師範又取得父親親自用毛筆書寫的入學願及其他珍貴資料，對父親求學的情形有了更深的了解。

父親大正五年（1916）進入台南州嘉義郡阿里山蕃達邦蕃童教育所，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四年級入學，大正十三年（1924）三月畢業，同年四月十四日就讀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普通科五年、演習科一年，昭和五年（1930）年四月畢業，共讀了六年，隨即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駐在所巡查。

認真聆聽的學生們 （2012/11/10，周婉窈拍攝）

從父親僅留的一本手冊及三本遺失的《潦倒時代手記》（どん底時代の手記）留下的照片中可以想像得出，父親在日治時代十六年當中，扮演鄒族人、日本巡查、教育所教師等三種角色是多困難的事。那時候，內有大哥英生（Hideo）罹患腎臟病，情況時好時壞，還要照顧大批親戚及食客，外有部落文化與行政體系的衝突，加上部落人對破除迷信及廢除家屋葬等工作態度消極，父親都處於兩難的困境。就戰後參加二二八事件、勸導族人前往新美、茶山等地移民的事，加上高山族自治縣構想和聯絡，相信也遇到了許許多多困難與挫折。我真的想像不到在極度繁忙當中的父親，還寫了多首登山、打獵、激勵移民等歌曲，在兒女面前和母親合唱〈荒城之月〉、〈月之沙漠〉、〈海濱之歌〉等歌，祥和的態度，自然的神情，真的想像不到當時心神煎熬的他，能夠這麼堅強。當我唱他為孩子們寫的〈青蛙醫生〉時，溫馨感謝回憶充滿我心中，懷念！懷念父親，好想回到台中火車站目送下行列車，想到列車在車輪轉動的聲音和汽笛聲響中，慢慢消失在眼前…………。

高英傑老師演唱高一生歌曲〈杜鵑山〉的神情（ 2012/11/09，周婉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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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思黃天橫先生

懷思黃天橫先生

周婉窈

五月七日，我和夫婿陳弱水，以及幾位同學去送黃天橫先生最後一程。我們的座位在比較前面，我偶爾回頭看，偌大的景行廳好像都坐滿了。公祭時，一個單位接著一個單位，我感覺臺南鄉親一直冒出來，有些行列排得很長。在人群中，我認出幾位去年出席「臺南文化獎」的人士。我在心裡默默說著：黃先生，您看這麼多臺南人來送您喔！
是的，臺南鄉親和子弟沒有忘記這位一生奉獻於鄉土文化的鄉前輩。雖說現在有高鐵，或辛苦搭遊覽車，臺南臺北一天可來回，但仍是一大趟路呢，而您又不是「大官虎」（tōa-koaⁿ-hó͘），大家就是因為敬愛您，一定要來送您一程。

黃天橫先生典型的笑容，攝於客廳鋼琴前。（許妝莊拍攝 2014/08/13）

說到「大官虎」（大官員、高官），您知道嗎？那一天（2015/12/26）您在接受「臺南文化獎」上臺致詞時說：沒想到今天有這麼多大官虎來，讓你受寵若驚。（大意如此）當時我聽到這個詞，感到好親切，已經好久沒聽到了。先父在世時也會用「大官虎」來稱呼那些高官們，但已經好久好久沒聽到了。想到這裡，不禁有點惆悵，我和您用臺語交談，而那樣的日子已經不在了。如果我有幸活到您這個年紀，還會有後輩和我用臺語交談嗎？一個大問號。

這十年來能夠會親接謦咳，真的要感謝上蒼的恩賜。我和黃先生認識其實很早，大約在1980年前後。那時候我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就讀，決定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該研究的核心史料是《臺灣民報》，我用的是圖書館收藏的景印本。當時聽說那套珍貴史料是黃天橫先生所提供，透過師長的引介，我去拜會黃先生，請教一些問題。細節大都不復記憶，只記得見面地點在黃先生的住家，當時黃先生溫煦的身影，此時閉上眼睛都依稀可見。由於出國十二年，回來後又在偏遠的南港工作，很少和外界接觸，倒是有一次在臺灣史研究所的一個場合見到黃先生。黃先生還記得我，邀我有空去他家小坐，但因為住得遠，就一直沒去拜會。沒想到2006年秋天我轉到臺大專任，半年後申請到溫州街靠近和平東路的宿舍，和黃先生在青田街的家只隔一條大馬路！

當時，曹永和先生住在靠近臺大側門的溫州街巷子裡，王世慶先生住在新生南路，面對森林公園，而黃先生在青田街的住處非常靠近王先生家。我家就在三位前輩住家的中間。那只能說上天特別給的恩典。剛來臺大專任時，突然間從兼任變成要教好幾門課（包括必修的重課），感到非常吃力，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備課。不過，我還是盡量擠出時間來探望前輩。或許多少有一點傳承的想法，多半時候我會安排學生一起去拜訪。看著過去留下的照片，真感謝上蒼讓我有這樣好的機會帶著年輕學子去親炙前輩學者和耆老，略窺其知識之堂奧，並感受舊時代的紳士之風。我還曾試著安排「三老會」，也就是請曹永和先生和王世慶先生到黃天橫先生家見面聊天，可惜那一天王先生身體不適，無法參加，結果變成曹先生和黃先生的「二老會」，倒是因為黃夫人陳瑳瑳女士也參加，加上學生，頗有老中青齊聚一堂的熱鬧氣氛。曹先生由學生推著輪椅滑過和平東路斑馬線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黃天橫先生與曹永和教授閒聊。（周婉窈拍攝 2010/02/01）

我注意到黃先生很常講的一個詞是「chin sim-sek」（真心適，真有趣）。有一次聽他說，臺北人不這麼講，講「chhù-bī」（趣味），但南部人就是講「sim-sek」。這是黃先生觀察所得，不知是否真的如此，總之，我從小到大都是講「心適」的。我老家在嘉義大林，大概我們嘉義和臺南一帶都這樣講吧。其實在這裡不是要講這個詞，而是要講，我們去拜訪黃先生，就是覺得「chin sim-sek」，很有趣，所以常常會想去。黃先生話不多，好像喜歡聽別人講話勝過自己講話，有時我會覺得黃先生其實就是喜歡有人圍繞在古文物旁邊，很高興地欣賞的那種氛圍。我帶學生拜會鄉前輩，其實很少懷有什麼特定目的，黃先生也就很隨興，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想到給我們看什麼就拿出什麼來。大家跪坐在地毯上隨意看他的收藏，隨意提問，就成了記憶中難忘的光景。

如果形容詞「溫文儒雅」要找具體的例子，我想黃先生就是最好的代表。和他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個性很溫和，講話前嘴角會先浮現笑意，然後以小小的聲音慢慢開講。我特別注意到黃先生的「自我」很小，他不常提自己，最喜歡講述他所知道的──尤其和臺南有關的──人、事、物。反觀我同世代的學者，很多人「自我」很大，你若聽他/她講話，幾乎每一句就是一個大寫的I（大寫的我）：我怎樣，我又怎樣，這件事如果不是我就會怎樣……。這是否和戰後黨國教育的菁英拔尖主義有關，值得思考。黃先生出身世家，文化涵養很深，卻非常謙遜，總是稱述別人，而且他收藏文物不分「雅俗」，待人沒有「差別心」，特別能和年輕人在一起。我帶學生去看他，除了實在「真心適」外，也是希望年輕人有機會接觸鄉前輩，感受到舊時代的人文氣息──到底有沒有達到這樣的效果，其實我也不清楚。總之，去看黃先生是件「真心適」的事情，我至今仍然非常懷念黃先生和我們師生共度的午後時光，鬆散的，沒特別目的，但卻充滿趣味。

黃先生是位著名的收藏家，以大方分享為人所稱道。在這裡，我想講兩個黃先生最津津樂道的故事，其一是他請楊逵題字的事──楊逵不寫毛筆字，黃先生竟然要到一幅字！連他自己都覺得神奇。其二是黃先生透過夫人陳瑳瑳女士去向臺靜農教授要字。黃夫人結婚前在臺大中文系工作，認得臺先生，黃先生大概覺得「機不可失」吧，結果順利要到。但他也有遺憾的時候，他的父親在日治時期購買了廖繼春的《裸女》，是第一屆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入選作品，由他繼承下來，後來因為家裡經濟上的需求，賣掉了。等此畫重現江湖，價格已經翻了好幾倍，買不回來了。他請人摹繪該畫，就擺在客廳的鋼琴上面，好像要聊慰失落之感。不過，這幅畫比原畫小，黃先生說這是規矩，臨摹的畫不能和原畫尺寸一樣。黃先生和廖繼春很熟，講了好多關於廖繼春的軼事，當時沒錄音下來，深感可惜。

黃天橫先生夫人與二公子隆正、周婉窈合影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前。（2015/03/18）

愛鄉土，一生致力於文史工作和文物收藏，政治上自然會認同臺灣。陳美蓉女士是《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的訪問記錄人之一，她在書末〈採訪後記〉中寫道：2008年總統選舉前「316挺臺灣救民主」活動在臺北街頭遊行時，當她在和平東路街口正在猶豫自己應選那一角落站立參與時，黃天橫先生夫人突然叫住她，她一看他倆人和住在附近的王世慶先生，「早已老神在在，穿戴文宣頭套、手拿旗子，全副武裝站在街頭」。（頁334）很遺憾，王世慶先生於2011年一月過世（1928-2011），無法看到三一八、九合一，以及一一六的勝選。這些黃先生都看到了，雖然不及見臺灣第一位女性總統就職，我想他一定感到很安慰才是。熬過了八年，故鄉終於朝著他們「向望」（ǹg-bāng）的道路前進。

黃先生生前能榮獲「臺南文化獎」，我們都替他感到很高興，但我想他是替許許多多的前輩們接受臺灣社會的肯定。戰後數十年黨國鄙棄鄉土，不重視臺灣歷史，很多人的努力不被肯定；他們開始受到肯定是很輓近的事，而很多前輩早已不在人間。我有時會想，如果王世慶先生能長壽一點，應該也會受到進一步的肯定吧。不管如何，在我們心目中，王先生、黃先生等前輩都是我們永遠的典範。

「臺南文化獎」受獎後，黃天橫先生與賴市長暨貴賓於台上合影。前排左起（敬稱略）：傅朝卿、楊黃美幸、賴清德、黃天橫、陳瑳瑳、陳郁秀、蘇慧貞、葉澤山；後排左起：黃菁莪、潘一夫伉儷、黃隆正、周婉窈。 （楊信男拍攝 2015/12/26）

黃天橫先生夫人攝於「臺南文化獎」慶賀午宴。立者左起：李幸真、周婉窈。（2015/12/26）

由於常到黃先生家走動，因此認得黃夫人和二公子隆正先生，後來也有機會見過千金菁莪小姐和夫婿、大公子志學先生及其家人。隆正先生就住在父母家附近，所以我們來訪時，他常過來幫忙，例如替父親拿遞收藏品、拍照、張羅吃飯等，頗有乃父之風。很高興有機會認識這一家人，黃先生過世家人的不捨，我很能感同身受。在此致上慰問之意，尤其要請夫人節哀保重。

黃先生，您家樓下庭院的那顆麵包樹，臺北帝大教授移川子之藏居住時就植有的樹，依然一片盎然的綠意。樹在人已遠，而我們對您的懷思卻有如葉間的風，停了又起……

2016年5月27日

附記：本文收入黃隆正、葉瓊霞主編，《靜水流深：黃天橫先生追思文集》（台南：台南市文史協會、臺陽文史研究學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頁82-90。

試論檔案、檔案利用，以及學者的位置 ──寫給年輕的歷史人

試論檔案、檔案利用，以及學者的位置

──寫給年輕的歷史人

周婉窈

（文長慎入，但歡迎年輕的歷史人和關心轉型正義的朋友耐心讀完）

幾週前因為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檔案引起諸多討論，尤其牽涉到檔案如何開放以及研究者──尤其是「歷史人」──的角色問題，同學在課堂上問我：現在有兩派說法，一派認為檔案需要學者解讀研究後才能公開，一派則認為做此主張是學者的傲慢，到底哪派講法才對？學生希望我能解惑，為此我花了很多時間回答這個問題，最近看到《想想》刊登東生的文章〈何謂檔案開放？兼論其迷思〉（2016/04/03），切中要點，很值得一讀，在此就不重述其內容了。不過，我們的社會對檔案公開（開放利用）還不是很有概念，此外，若干歷史系學生和研究者（本文統稱「歷史人」）顯然也欠缺獨立的檔案觀念，將檔案和「珍貴史料」混為一談，因此，檔案開放利用的準則到底怎樣，還是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尤其此刻，我們社會正殷切期盼轉型正義能落實，而轉型正義就直接牽涉到檔案及其利用，萬萬含混不得。但願此文有助於國人了解檔案開放的重要性及其利用的規範。

一、檔案開放利用的通則

這件事剛起來時，Ptt就出現有一種說法，認為「檔案開放」就是掃瞄，放到網路上供大家瀏覽，然後對此一作法（或主張）大肆批評。這實在是個大誤解，一般國家的當代檔案有一定的開放程序，很少直接掃瞄文件放網路上供大眾下載。當然，比較古早的檔案是有這種作法，例如，日本的「国立公文書館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就是任何國家的人都可直接上網去下載。當代檔案依規定須開放（如三十年後）時，就須開放給公眾利用，但並不是掃瞄放網路上，而是訂定民眾申請閱覽的程序；保管單位提供檔案目錄是責無旁貸的最首要的工作。

國家檔案開放最重要的原則是：可入手性（accessibility），以及無差別性（indiscrimination）。可入手性，指檔案要能讓一般人很容易入手，在當代就是要能在網路上查得到目錄（在網路發達的臺灣，這是我國的標準），退一步說，即使不po上網，也要在館中備有一般人很容易翻查的目錄，並廣為周知。無差別性，指只要符合規定，國家無法拒絕民眾申請查閱已開放的檔案，它必須是「蒙著眼睛」的公平使者，不會因為申請人的身分地位而給予差別待遇。如果檔案開放的對象不得不分類別（如政治案件之受害人/家屬等，相對於其他民眾），在同一類別中，也必須一律平等。

檔案開放利用已經是現代民主自由國家的日常實踐，也是判定是否為「資訊暢達社會」（informed society）的重要指標。在此讓我們先「取法乎上」看看國際通則，然後回頭看我們臺灣怎麼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CA；國際檔案理事會）是國際的非政府組織，成立於1948年，宗旨在於促進全球檔案的保存、管理與利用，以及檔案工作者的相互合作。ICA曾於1994至2008年之間公布四套檔案著錄標準。2012年公布了「檔案利用原則」（Principles of Access to Archives），列出十項原則。這是ICA從2010年開始的工作，由國際檔案界代表性人士組成工作小組，經過多次會議，並廣納相關組織的建議，最後在ICA網址公布草案，徵求網路意見（2011/08-2012/02），再修訂而成，過程相當嚴謹。第一項原則開宗明義主張：「公眾有權利利用公共機構的檔案。公共和私人組織都應該盡可能最大幅度地開放檔案。」（The public has the right to archives of public bodie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entities should open their archiv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每項原則之下附有說明（commentary）。我個人仔細閱讀每一項原則及其說明，對其層次分明與思考細密，印象深刻。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分析，有興趣者可直接點閱；該文件有中文翻譯。

上述「檔案利用原則」，在精神上總括來說是：利用（access）求其最大幅度，限制（restriction）則取其最小。因此，檔案保管機構應該向公眾廣為告知館藏信息，最首要莫過於提供檢索工具（這裡預設了現代電腦科技的輔助）。法定能公開的檔案就要公開，對於有所限制的檔案，也要很清楚地公布其限制之原因、規定和期限；只要限制一解除就要開放。有些細節是很周到的，例如檔案工作者必須熟悉未開放的檔案，「以便進行分析、保護、整理和著錄，使人們知道這些檔案的存在和限制利用的原因。這些檔案工作有助於避免檔案被毀，或被有意或無意地遺忘，也有助於確保檔案的完整性。」也就是說，如果尚未開放的檔案，檔案工作者不熟諳它的存在，它若被銷毀，也沒人知道。

在隱私權方面，主要是要遵守各項相關法律的規定，在此就不細說；不過，人權侵害案的受害者有權看到涉及他本人的檔案，即使是不對公眾開放的檔案。ICA的這套原則非常強調檔案公開利用的公平和公正性。如果一件不開放的檔案，在審閱後提供給一位公民利用，那麼，它也應在同樣的規定和條件下，提供給其他社會成員。

在ICA緊密相扣的十項原則中，完全看不到「學者解讀研究後才能開放」的主張。這樣的主張，真可說恰恰違反檔案利用原則，是完全站在對立面的思維。

那麼，在臺灣談檔案開放，也沒標準可循嗎？當然有，我們可以拿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略稱檔案局）的作業程序作為參照點；它還有改善的空間，但基本上有遵循檔案利用的大原則，即可入手性和無差別性。近日網路上一直在猛打「掃瞄放網路式的檔案開放」，只能說弄一個稻草人來打靶。如果大家能親自去利用檔案局的檔案，就會知道當代的檔案開放（利用/運用/應用）不是這麼一回事。

圖一 蔣介石將黃溫恭的15年徒刑改為死刑。在戒嚴時期，政治犯依法須被交付軍事審判，即使非現役軍人；而軍事審判的結果則須上呈軍事長官核定與覆議。即使如此，再怎樣，都沒有任何法律允許蔣介石直接在判決書上改刑期，但他就這樣做了！（圖說參考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討論〉，《臺灣文獻》63：4，2012年12月）

如果國際檔案理事會的原則離我們太遠，標準太高，那麼，我們拿本國檔案局的調閱程序來檢視臺史所的保密局臺灣站檔案，就可以知道到底算不算有開放。在4月8日以前，臺史所網頁上是完全查不到保密局檔案的任何目錄或說明。這批檔案是國防部保密局檔案，是道地的公家檔案（姑不論它如何流落民間），且用公家錢購買，其中六成檔案明年就滿七十年，實在沒理由不開放給民眾利用。如果不開放，也應述明理由，並清楚告知社會大眾何時會開放利用。4月8日臺史所宣布可上網檢索，距離該所2008年4月購入這批檔案，足足八年，已錯失了多少檔案多方利用的可能性呢？有年輕歷史人說，檔案就在臺史所，每個人都可以來看。這樣的說法，是對檔案開放欠缺正確的觀念。請試想：如果有一位住在中南部（這批檔案有不少苦主在中南部）的受害人家屬聽聞有這批資料，想看看這些檔案有無親人相關訊息，他要如何入手呢？一般想利用的公眾呢？希望經過這件事之後，社會大眾（尤其歷史人），對檔案開放有基本的認識，並堅持行使/捍衛自己/他人的權利。

從檔案利用的角度來看，臺史所固然將目錄放到網頁了，但很可能還是欠缺必要的人力和專業管理──檔案個資的審理工作很需要經過訓練的人力。而且，目前檔案局審理過後的檔案是可以影印或製成CD的，臺史所則只能手抄──利用方式相對落伍。因此，理想上，這批檔案最好能彙整到檔案局的檔案中，以廣利用。檔案局將該批檔案數位化後，納入該局資料庫，開放民眾利用；原件仍可歸臺史所保管，但必要時必須提供原件，以供調閱。

二、歷史人解讀史料的優勢與局限

關於檔案是否要經學者解讀研究後開放才不會引起誤解的說法，東生先生在上述文章已經指出其謬誤，以及該宣稱無法落實的窘境。我認為，一些歷史人做此主張，主要是無法區分檔案和所謂「珍貴史料」在屬性上的不同。檔案，如前所述，須讓公眾依其各自的需求和目的予以利用，它們當中的一部分，在歷史研究者看來，可能是珍貴史料，那麼，研究者可以申請來研究，但不管怎樣，它仍是檔案，當然就要回歸檔案的管理和利用方式了。

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檔案，任何具有「歷史嗅覺」的研究者聽到，一定會認為是珍貴史料，趨之若鶩。我認為臺史所能花錢花力氣買下來，避免這批檔案散落在民間，實在立下了大功勞。但是，它畢竟是公家檔案，理當在整理好目錄後開放給國人利用，然後同時進行解讀工作。這原本是同時可做的事，卻變成須先解讀才能開放。請大家切記：這些學者眼中的珍貴史料，可仍是我們國家的檔案喔。希望將來若政府能買回目前流落民間的檔案，務必以高標準予以開放，供民眾利用。

如前所述，國際上並沒有檔案要經學者解讀後才開放的作法。如果是「政治檔案」，比較敏感，似乎也沒前例，頂多根據「法」的要求，遮蓋或隱蔽一些地方。究實而言，學者並非全能全知，他感興趣的，甚至能力所及，也只能涵蓋檔案諸多面相的一小部分。那些監控資料，若涉及有名人士，還有可能判定某些內容的真假，但也非全部；若遇到無名小卒，或地方型人物，再怎麼研究，就是無法判定箇中真假，所以，學者解讀後才開放，實在說不通。

其實，在ICA「檔案利用原則」第六項原則的說明中，主張在人權侵害案中，每個人有權知道他的名字是否出現在國家檔案中，若有，他有權提出一份質疑其可信度（to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the information）的陳述（a statement）給該當機構，每當有人要利用有他的名字的檔案時，檔案工作者必須將這份陳述一併附上。具體來理解，也就是說，如果我被監控（大學時我恰恰被一位同學監控），我有權在因監控我而產生的檔案中附上我自己的聲明，此後每次有人調閱我的檔案，都會同時看到我的聲明。這是非常細膩的作法，我想我們離那個目標還很遠，但不管怎樣，這種事情，不是由研究者來做，也不是研究者可以做到的。在檔案利用中，「及時性」也非常重要。ICA第五項原則的說明有言：“just, fair and timely access to archives without discrimination”。臺灣早期政治檔案的當事人，大都已不在人間，無法提出這樣的聲明，只能付之闕如了。就此而言，檔案能越早開放越好。

此外，我認為學者最好避免過度擔憂民眾，人們對於監控資料的內容，通常不會信以為真。如果檔案以正規的開放方式來處理，會去申請調閱的大抵以相關人士（當事人、家屬等）和研究者居多，他們自會判讀，而且因為讀者比較特定，造成「二度傷害」的情況有限，反而今天若將檔案通通印出來，然後詳加註解，卻無法釐清當事人被指控的「罪形罪狀」，那麼，豈不擴大了二度傷害？例如，臺史所出版的保密局檔案第一冊頁371-374的兩個文件，是報告北港「暴首」A和B等，斗六「暴民」C（醫生）的「行徑」，解讀的學者對此毫無釐清；對三位「暴首」和「暴民」只註解了C，但其內容也只是C的簡單履歷，後來怎樣也沒交代。各位可能注意到，我用ABC，因為我不想將人名迻錄於此，我想他們的子孫並不想看到被污衊的先人的名字公然寫在這裡。請注意：臺史所出版的書完全不加遮掩。（不遮掩沒關係，但因為有說要釐清，變成做不到時該怎麼辦的問題。）

政治檔案是否需要遮掩隱蔽，我認為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我個人比較傾向於不須特地遮掩。國史館‧文建會出版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湯守仁案 史料彙編》共二冊（2008），第一冊厚厚五百多頁都是跟蹤監控報告，如果要遮掩，不知從何遮掩起。話說回頭，會讀這厚達數百頁檔案的人，會相信每個字嗎？他不會反過來讀嗎？就像我們以前讀《中央日報》（及其友報）一樣。當然，如何照顧隱私，的確是個大難題，必須遵守相關或特定的法律和規定。

檔案既不須先經學者解讀才開放，那麼，我們歷史人要做什麼？我們有很多事可做、能做，但不是去跟人家說：當代檔案需要我們解讀才不會引起誤解。歷史人的優勢在於解讀比較古早的史料（含檔案）。因為比較古早的史料，是在和當代非常不同的時空脈絡中產生的，語文也可能很不同，這都需要長期的浸潤和培力，才能有相當的掌握。例如，十七世紀有關臺灣的史料，語文和歷史脈絡都很複雜，若沒海洋史的基本知識，很多材料是讀不懂的。清代臺灣當然比較「好讀」一點，但也要看情況，文言文材料和契約文書各有各的難處。降至日治時期，如果要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那當然要經過特別的訓練，不然，連日本近代文言文（近代文語）都不懂，遑論去解讀候文了，而辨讀「崩し字」（kuzushi ji，日文簡寫字/草體/行書）則不只要學會用一籮筐的工具書，多看勤查是不二法門。

臺灣因為歷史發展的斷層嚴重，從十七世紀到二戰結束戰前，史料牽涉到的語文和背景非常複雜，需要專業訓練。這是我們歷史人的優勢，但到了戰後，這個優勢就沒那麼明顯，甚至顯示出歷史人的局限。戰後的史料（含檔案），文字沒那麼複雜（當然跨時代的日文材料，對多數人還是個障礙），檔案的草體字也不會比臺灣總督府的「崩字」難認，也就是說，要用戰後的史料，門檻相對低。這也是戰後研究，有很多人是政治學和社會學出身的緣故。歷史人一方面執著於「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另一方面不習慣「公民社會」材料的紛雜和等值性（相較於古早的菁英文獻），導致對當代課題往往裹足不進。換句話說，在研究戰後歷史上，歷史人並沒有太多的優勢，但只要調整心態，倒可展現史學訓練的本色，反而很有發揮的餘地。

三、戰後歷史，大家一起來努力！

今天這個紛擾，我認為起源於戰後臺灣歷史學界沒有檔案觀念，只有「珍貴史料」的觀念。此話怎說？

戰後臺灣的歷史學是由中國嫁接而來的，中國史學欠缺檔案觀念，首重「編纂」，只要編好史書，檔案就可棄置，這是中國歷史進程那麼久，卻鮮少保存政府檔案的原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貴無比的「內閣大庫檔案」，不也差一點成了紙廠的「還魂紙」，幸好被搶救下來。在臺灣歷史上，荷蘭東印度公司留有VOC檔案，日本殖民政府留下臺灣總督府檔案，這是因為荷蘭人和日本人都有檔案觀念，清代臺灣留下的檔案很少，戰後在黨國統治下，國家檔案都可帶回家，解嚴後諸多機構爭相焚燬檔案，可見其一斑。至於將日治時期各個學校原本收藏的校史檔案當垃圾清掉，實在太令人傷心而不想去想，而那被整批銷毀的日治時期土地申告書，更讓人提不起力氣去提了。那些已焚燬的，無從救回來，但我們可以開始呼籲社會大眾重視檔案，保存各式各樣的檔案。檔案的保存和利用，是為了今天以及未來世代的「自我了解」。歷史學界更應該了解檔案和史料是兩組不同的概念，文件本身可以重疊，但操作上不能混同。

由於黨國不重視檔案，甚至毀棄檔案，導致我們今天要研究戰後臺灣，有很多地方可能一片「空白」。不過，戰後檔案可能還有很多散在民間，或藏在某個政府機構的某個角落，這些公家檔案，新政府應以國家之力全力收購或徵集。我們前面提到的ICA檔案利用原則第一條明言：「公共和私人組織都應該盡可能最大幅度地開放檔案。」關於私人組織（private entities）檔案開放利用的問題，比較複雜，容我略過不談，我倒是很同意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薛理桂教授的主張：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有很長的一段時期黨國不分、以黨領政，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檔案應該算是公家檔案，但目前藏於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該館隸屬「民間團體」中國國民黨，算是私人機構，如薛教授所指出，「其管理並未受到『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約束，也不受『檔案法』的約束，因而哪些檔案或文件可以公開，哪些不對外公開，都是該館內部作業，無法受到公評與約束，更遑論對民眾全部公開與提供使用。」他呼籲該黨洪主席展現魄力，「主動將國民黨自一九四九年以前從大陸攜帶來臺的檔案與黨國大老的相關文件，都能夠全數移轉至檔案管理局，成為國有財產，讓全民都能夠自由閱覽這批檔案。」（薛理桂，〈國民黨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6/04/07）如果該黨史館的檔案能彙整到檔案管理局，加上國營企業和前國營企業檔案，以及各地地方檔案等等……，那真是社會之幸、國家之幸！

如果藏在各個公私角落的具有公共性質的檔案都能開放利用，相信數量很驚人，一定能大大增進我們對自己/社群的了解。研究當代歷史，由於材料非常多元，公私檔案龐雜，非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在這裡，我看到我們歷史系學生可以發揮的地方。

如前所述，戰後臺灣史，就史料而言，門檻相對低，它不像日治臺灣史或中國古代、中古史，要有長期的培訓過程，不然很難入手，甚至看不懂材料。這是說，如果你已具備史學的訓練，那麼，當你運用當代材料（含檔案）時，你將相對容易進入情況，若能在細膩的解讀、敏銳的觀察之外，帶入結構性的了解和分析，應該可以做出很不錯的戰後臺灣史研究。

我們說「戰後臺灣」是指1945年以後到當代，那麼最遠的時間點距離現在已經七十年了。其實一點都不近，尤其等你「出師」後，大約又過了二十年，已達九十年，怎能說很近呢？我很希望歷史系學生，不管你是否研究臺灣史、中國史，或其他地方的歷史，可以抽一部分氣力來嘗試研究戰後臺灣史。三一八之後，有不少歷史系研究生對自己的歷史產生興趣，但又好像有點裹足不前。我認為，首先要打破「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的迷思，其次，就是要跨出第一步，這和你的其他領域的研究並不衝突──戰後臺灣史可當另一個領域啊。

戰後臺灣有很多可以研究的課題。光就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來說，研究還是相當少，例如湯守仁案（含高一生、林瑞昌等十餘人），那麼重大的事件，影響非常深遠，到現在看來看去還是那幾篇文章，而其中六位原住民菁英於1954年被處決，距今已六十二年！另外，關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家屬部分，我們的了解非常欠缺。我認為將來其實還有個大課題要深入研究，也就是加害人和共犯集團的問題。有些輪廓已經浮現，但需要大規模的研究。此外，戰後黨國在島嶼布下那麼龐大嚴密的監控網，投入的人力財力（納稅人的錢）何其多，這到底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我們可能還活在它延續不斷的惡效果中。這些都亟待研究。研究國家暴力對人民的斲傷，無法挽救過去已喪生和犧牲的人，只能還一個公道，最實際的受益者終究是當代和未來的世代，因為我們是在前人的血和傷痛之上確立並鞏固了民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

圖二 夾在檔案卷宗中超過半世紀的遺書：黃溫恭給妻子的遺書（其中一葉）。如果不是檔案開放利用，黃溫恭的五封遺書不會在2008年被外孫女張旖容發現。黃溫恭於1953年被處決，已事隔55年！然後家屬爭取三年，才在2011年取回遺書原件。

美國的當代史研究非常強，投入的人力非常巨大。研究當代美國史，當然必要大量利用檔案。研究當代臺灣也是一樣。如果歷史人能因這次保密局檔案風波，而對利用檔案產生興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契機。只要你能設法到檔案局搜尋一下，應該可以找到讓你感到「人親土親」的課題，然後想進一步了解。很多檔案，若抽離地方脈絡，是讀不懂的──那可不是文字問題。歷史研究是拼圖，大家一起來，最能有大成果。

結語

我讀臺大時，中國現代史教科書已經寫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那時距西安事變還不到四十年呢，而明年二二八就滿七十年，我們還要繼續等下去嗎？歷史要多老才能算歷史？那些在檔案中只能「被紀錄」（甚至被抹黑）而沒發言機會人，已經凋零殆盡，他們的第二代也已老邁（甚且已過世，如林茂成先生、高菊花女士），我們再不去研究，檔案中聽不到的聲音終將永遠聽不到！年輕的歷史人，請不要相信「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況且它正急速地流逝了，我們連衣角都拉不到了。

過去的史學觀念認為史料就是史學，這雖然是過時的觀念，影響猶在。史料不等同史學，歷史研究需要很多的思考和分析，在當代尤其需要「人間史學」，那種真正進到人群社會去觸摸歷史脈動的研究，那種有人的溫度的研究。

最後，我很期待我們的社會能了解檔案保存和利用，對於建立資訊健全流通的現代社會，至關緊要。在這種了解和關懷中，或許目前位居中央三級機關的檔案管理局能提升到二級機關，改稱國家檔案館，擁有更大的權責，能夠大量徵集政府和民間（公司、個人等）檔案，並有足夠的人力來保存、管理、著錄臺灣公私機構的檔案，以高規格和高標準開放給公眾利用。此時此刻，是所至盼。

圖三 黃溫恭給小女兒春蘭的信（第一葉）。

圖四 黃溫恭給小女兒春蘭的信（第二葉）
（以上四張圖片承蒙張旖容小姐同意作者引用，謹此致上深謝之意。）

基本參考資料：

1、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Committee on Best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on Access, “Principles of Access to Archives.” 「檔案利用原則」在pp. 8-11。網頁連結： http://www.ica.org/sites/default/files/ICA_Access-principles_EN.pdf

中文簡體字版本： http://www.ica.org/sites/default/files/ICA_Access_Principles_Chinese.pdf

2、我國「檔案法」：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626&p=453

3、東生，〈何謂檔案開放？兼論其迷思〉， 《想想》， 2016/04/03：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330

4、薛理桂，〈國民黨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6/04/07：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76594

5、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霧社事件八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報導

霧社事件八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報導

陳慧先 撰文/攝影

　　今年（2015）10月27日是霧社事件八十五周年紀念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群」於2015年10月31日下午在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辦「霧社事件85周年紀念活動：《餘生》紀錄片觀賞與座談會」。活動首先放映紀錄片《餘生》，其後舉辦兩場座談會，與會來賓為霧社事件餘生者的後裔Takun Walis （邱建堂）、Dakis Pawan（郭明正）、Mona Pawan（張進昌）、Awi Mona（蔡志偉）、Tado Nawi（高裕明）五位先生，以及《餘生》導演湯湘竹先生，與知名漫畫家、同時也是該紀錄片美術指導的邱若龍先生。當天雖然氣候不佳，飄著微雨，但出席狀況踴躍，逾150位來賓到場參與。紀錄片中受訪的馬紅莫那的孫女Mahung Pawan（張淑珍）女士和先生、妹妹Bakan Pawan（張亞甄）也親臨會場。

圖一　紀錄片放映前主辦單位簡短致歡迎詞。

圖二　紀錄片放映前周婉窈教授（右）向 Mahung Pawan 張淑珍女士（左）致意。

　　《餘生》片長約154分鐘，曾入圍2013年第5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與最佳音效獎。該片講述1930年之後霧社事件餘生者與其後裔一連串的遭遇，觸及第二次霧社事件、餘生者由霧社遷至川中島（今清流部落），以及1973年莫那魯道的遺骸歸葬霧社等經過，內容複雜、角度多元。此外，本片以Pawan Nawi（曾秋勝）父子三人追尋賽德克族祖源地――神石Pusu Qhuni的過程為支線，貫穿全片，影片中呈現的臺灣山岳之美令人屏息。

圖三　座談會會場。

圖四　與會者於茶敘時間交流熱絡。

　　紀錄片播映後的兩場座談會，第一場由臺大語言學研究所宋麗梅教授主持，與談人有湯湘竹先生，及Takun Walis（邱建堂）、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原先預訂參加的Tado Nawi（高信昭）先生，臨時有事無法出席。Takun先生是霧社事件起事六社中羅多夫社頭目Bagah Pukoh的曾孫，Bagah Pukoh是起事六社中唯一倖存且遷到川中島的頭目；Takun先生畢業於臺大經濟系，1973年他與家中長輩將莫那魯道的遺骸自臺大人類系迎回霧社安葬。Dakis先生的祖先來自馬赫坡社，他曾擔任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族語顧問，也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族語振興工作，出版多本著作，[1]並與宋麗梅老師合編賽德克語字典。[2]

圖五　第一場座談會現場景況

圖六　第一場座談會，左起宋麗梅教授（主持人）、Dakis Pawan 郭明正先生、Takun Walis 邱建堂先 生、導演湯湘竹先生。

　　座談會發言的次序按賽德克族傳統，從輩份小的開始。Dakis先生首先與來賓分享，要了解臺灣原住民族，不能將臺灣原住民族視為一個整體，因為各族群間語言文化傳統有著很大的差異。其次，他肯定紀錄片《餘生》讓大眾有更多機會了解「霧社事件」之後族人的境況，而不是僅止於298位餘生者遷入川中島後，事情就結束了。Takun先生提到關於外界所描述、記錄的霧社事件，讓他真正感動的只有兩件，一是大阪朝日新聞社於1930年所拍攝的《霧社蕃害事件》紀錄片；二是湯導所拍攝的《餘生》。Takun先生說當天是他第一次觀賞《餘生》，在此之前一直有所抗拒，因為他認知的霧社事件聽聞自祖父、祖母口中描述，而不是外界怎麼說。不過，湯導面面俱到的拍攝角度，讓他深受感動，正如同他在43年前就讀大學期間訪問部落耆老後的感觸，霧社事件是清流部落每一個家的歷史，從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將是不同樣貌，但都是真實的。湯湘竹先生則與觀眾分享攝影團隊耗費十數日，遠赴傳說中賽德克族祖源地Pusu Qhuni的過程。

圖八　與談人 Dakis Pawan 郭明正先生。

圖七　第一場座談會主持人宋麗梅教授。

圖十　左起 Takun Walis 邱建堂先生、導演湯湘竹先生。

圖九　Takun Walis 邱建堂先生（左）談話神情，右為導演湯湘竹先生。

　　在第一場座談會問答時段，來賓孫凡云小姐詢問片中如何成功捕捉到水鹿成群的畫面；巫宗霖先生則詢問Dakis先生與Truku族人Yudaw Sumiq（孔祥熙）先生「和解」的那段對話，是在怎麼樣的契機下完成？令人感到震撼的Pusu Qhuni究竟在哪裡？湯導演回答，拍攝時是利用水鹿喜歡鹽的特性吸引牠們；Pusu Qhuni位於能高安東軍縱走路線上，而片中兩人「和解」的對話片段是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下發生，並非刻意安排。Takun先生則補充，他在南投仁愛鄉公所服務36年，年輕時，所謂「親日」部落的老一輩知道他來自清流部落，常會流露出愧疚感；再者，霧社群與Toda、Truku長久以來一直有通婚關係，並無世仇，部落的老人家也了解霧社事件時雙方的衝突與日人策動有關，因此戰後很快便恢復通婚，沒有隔閡了。

圖十二　與會來賓巫宗霖先生提問。

圖十一　與會來賓孫凡云小姐提問。

　　第二場座談會由臺大歷史學系周婉窈教授主持，與談人為Mona Pawan（張進昌）、Awi Mona（蔡志偉）、Tado Nawi（高裕明），以及邱若龍先生。Mona Pawan先生的母親被莫那魯道的女兒馬紅莫那收養，她與Takun Walis的父親是親兄妹；Mona先生在退休前從事教職多年，目前是清流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Awi Mona教授是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他的曾祖父是莫那魯道的伯父。Tado Nawi先生是花岡二郎的孫子，目前是南投仁愛國小的教導主任。邱若龍先生1990年出版的《霧社事件》，是臺灣第一部原住民調查報告漫畫，也是許多人認識霧社事件的開端。

圖十三　第二場座談會，左起周婉窈教授（主持人）、Mona Pawan 張進昌先生、Awi Mona 蔡志偉 教授、Tado Nawi 高裕明先生、邱若龍先生。

　　與談人中年紀最輕的Tado Nawi先生表示，雖然從小常有國內外學者到家裡拜訪長輩，但由於霧社事件在家人之間是禁忌，對他來說，霧社事件反而是很遙遠的事，祖父花岡二郎是抽象的存在。Awi Mona教授提到，如同幾位餘生者後裔所言，部落中不會有人主動提起霧社事件，在家中更是禁忌，因此就他個人經驗而言，這個歷史事件是空的。他很幸運生長在臺灣原住民族運動與發展起飛的曲線上，然而對於自己與族群之間的連結，他仍在追尋一個清楚的圖像。Mona Pawan先生談到他當初拒絕湯導訪問的原因――過去有太多記者、學者曾到部落訪問，但將成果回饋給族人的卻很少。另外，他也提到霧社所立的莫那魯道雕像是二十多年前依他的照片雕塑而成；《餘生》雖然揭開了清流部落許多人的傷痛，但勇敢地面對傷口才有和解的機會，未來才能走得更穩、更遠。邱若龍先生除了分享他年輕時繪製漫畫《霧社事件》與拍攝紀錄片《GaYa：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的心路歷程外，也以距今一百年前的「太魯閣事件」為例，由於事件發生的時間久遠，太魯閣族人留下的第一手口傳紀錄不多，日後僅能透過日方資料了解事件輪廓。他表示「如果自己不講，就是由別人講」，鼓勵賽德克族人發聲，將歷史記憶傳承下去。

圖十六　邱若龍先生（右）、Tado Nawi 高裕明先生。

圖十五　Awi Mona 蔡志偉教授。

圖十四　第二場座談會主持人周婉窈教授（左）、與談人 Mona Pawan 張進昌先生。

　　在問答時間，Awi Mona教授與巫宗霖先生討論部落菁英與部落疏離的問題；與會來賓暨南大學歷史系林蘭芳教授與建國中學歷史科莊珮柔老師則分別就花岡二郎與莫那魯道的喪葬方式提問。Tado Nawi先生答稱，就他所知，賽德克族並沒有掃墓的傳統。莫那魯道的遺骸遷回清流部落遭反對一事，Mona Pawan先生認為這顯見政府機關至今仍不尊重賽德克族人與莫那魯道家族；而清流部落公共墓園內部形式多元（基督教樣式、漢人樣式等），正反映了文化的流動。

　　與會的霧社事件餘生者後裔以不同世代的視角，提供了許多頗具啟發性的意見分享，限於時間關係，座談會不得不劃下暫時的句點。正如紀錄片《餘生》想要傳達的，霧社事件並不是在1930年代就結束了，至今它的影響與歷史還在進行，對於霧社事件的理解仍有待我們持續發掘與思索。

圖十九　座談會中與會來賓專注聆聽的情景。

圖十八　與會來賓莊珮柔老師提問。

圖十七　與會來賓林蘭芳教授提問。

 

[1]包括：《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66個問與答，面對面訪問霧社事件餘生遺族》（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2012）等。

[2]宋麗梅、郭明正、伊婉‧貝林、桂進德、林國喬，《賽德克字典》（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1）。（原民會數位化中）。

霧社事件85周年紀念活動：《餘生》紀錄片觀賞與座談會

霧社事件85周年紀念活動：《餘生》紀錄片觀賞與座談會

日期：2015年10月31日（週六）12：30–17:3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歡迎蒞臨參加！！

歡迎蒞臨參加！！

報名網址：https://goo.gl/9GuUsH

紀錄片《餘生——賽德克・巴萊》觀賞與座談會流程

影片放映12：30－15：15（中間休息10分鐘）
茶敘時間15：15－15：40

座談會
第一場 15：40－16：30
主持人：宋麗梅
與談人：Tado Nawi（高信昭）、Takun Walis （邱建堂）、Dakis Pawan （郭明正）
湯湘竹（導演）

第二場 16：40－17：30
主持人：周婉窈
與談人：Mona Pawan（張進昌）、Awi Mona（蔡志偉）、Tado Nawi（高裕明）
邱若龍（美術指導）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群

98歷史課綱比101好在哪裡？

98歷史課綱比101好在哪裡？

吳俊瑩

2015年7月5日的午後，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北區高職聯盟、桃區高校聯盟、蘋果樹公社等聯合在臺北市徐州路國教署臺北辦公室前面舉辦「反黑箱課綱微調陳情抗議活動」。這次活動的主軸訴求的第三點：撤銷本次的課綱微調，使用98課綱。

同學們主張不回歸現行的101課綱，而是回到98課綱，我認為這應該是同學們從5月以來，密集閱讀理解課綱問題後，所提出的明智主張。夭折的98課綱到底好在哪裡？為瞭解它跟101課綱有什麼差別，我製作了一份「98臺灣史課綱變動表」（網址： https://goo.gl/eH2pCZ，在此先跟大家分享我的幾點觀察：

一、乍看之下，你會覺得98課綱說明欄字數又多又長，101課綱看似做了精簡，但如果你仔細看，98課綱的「說明」欄內的內容絕大部分真的只是說明，是在提示教科書編者的書寫方向。例如在「早期臺灣」的單元中，「考古發掘與史前文化」的這項重點，說明欄寫道：「有關臺灣史事的明確記錄始於近四、五百年前，但在有文字記錄以前，臺灣島早已存在，並且已有人群居住。本單元先提示臺灣人文地理環境與原住民關係，接著敘述臺灣的史前歷史以及16世紀末以前就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民。敘事以提綱挈領為原則，不宜瑣碎。」98課綱不但提醒教科書的編者，要提綱挈領，不宜瑣碎，而且只提示編寫的大方向，至於要放入什麼樣的歷史事實，則取決於教科書編者。
您知道嗎？把課綱的「說明」欄填入大量特定的事件，始作俑者是101課綱！「早期臺灣」的濱田彌兵衛事件、麻荳事件、郭懷一事件、新港文書；「清朝統治時期」的科舉優惠、迴避本籍任官、鴉片戰爭、羅妹號事件對臺灣衝擊；「日本統治時期」的後壁林之役、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土地、舊慣、人口等三大調查，皇民化運動中的改姓氏、「國語」家庭，太平洋戰爭時期出現的慰安婦，介紹《臺灣青年》的創刊、連橫《臺灣通史》等，還有連大學生甚至是研究生也不一定搞得清楚的六三法、三一法、法三號、治安警察法，全部都要寫。「當代臺灣」則有臺灣國際地位確立的過程、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實質外交、保釣運動等等。以上所列出的歷史事件，全部都是101課綱才加進去的。這些事件或事項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一綱多本的架構下，課綱理當如同98課綱一般，提示原則性、方向性的指引，至於選擇哪些歷史事實，則是教科書編者的自由。我們之所以認為98課綱是比較「柔」的課綱，理由在此。當課綱的說明欄填滿事件時，試問教科書的編者在課本篇幅有限的情況下，還有多少空間？例如日本統治時代早期對臺灣人的嚴酷鎮壓中，98課綱只提醒編者「介紹其中之一、兩個重大事件」，但101課綱則規定要寫後壁林之役、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當然教科書的編者不是不能寫這三起抗日或抗暴事件以外的事情，但課本篇幅就這麼多，這些事件交待完了，還有餘裕嗎？如果照98課綱，教科書的編者，說不定還能夠考慮到自身的銷售市場區域，以該區域的事件為例，不也很好嗎？非得全國的教科書都要寫跟林少貓有關的後壁林之役嗎？

二、98課綱不把課綱當成政令宣傳的工具。「當代臺灣」的單元，在「國民政府的接收與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重點中，關於戰後臺灣主權、國際地位的問題，各方向來有不同的認知，而且各有所本，面對此一課題，98課綱提醒「有關國際交涉事件應依史實敘述，避免主觀的論述」，讓各家教科書的編者得以根據史料陳述相異的觀點，但101課綱硬是改成要說明「臺灣國際地位確立的過程」，這等於是給教科書的編者下指令，非得寫臺灣地位已定論不可。
101課綱在用字遣詞上，特別是日本統治時期，不厭其煩，反覆強調「殖民」一詞。98課綱在主題欄，已經有「殖民統治前期的特色」等字，其下所列重點「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101課綱將它改為「具有殖民性質的經濟發展」，再次強調「殖民」二字，卻刪去「基礎建設」這個不帶價值判斷的用詞。在說明欄中，則將日本時代的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的本質完全框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標語底下。我們要問：難道所有的基礎建設，都是為了「農業臺灣」嗎？難道「工業日本」就不進行土地、舊慣、人口的調查和普查嗎？這些基礎建設有關工業了誰、農業了誰的問題嗎？真正將特定的意識型態試著灌入課綱，101課綱就已顯露出這樣的傾向了。這次的課綱「微調」看來只是把101課綱王曉波等人「撥亂反正」的未竟之業，再由檢核小組接力完成罷了。

三、98課綱的視野與深度。98課綱提示要從中國化、本土化與全球化三股力量討論戰後的教育、文化問題，這些提綱挈領字眼，全遭101課綱刪除，甚且把「教育文化發展的大勢」改成「教育發展」，並新增「說明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的說明。結果把98課綱原本要求的「大勢」，改成讓教科書的編者寫起各級學校學制演變的流水帳。教科書本來就不太有趣了，這麼一改，更是無聊。然而原本98課綱的說明是「本主題簡單回顧近四百年間臺灣文化的變遷，並介紹在全球化之下生活與思維的改變」。98與101課綱的廣度與深度一比，高下立判。此外，還有關於生活形態的改變中，98課綱特別點出對「新移民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應加以關注」，但101課綱則加以刪除。這合理嗎？是98還是101比較多元，比較富有包容性？吳思華部長不是最喜歡談「多元和包容」嗎？吳部長若真正要推「多元和包容」，那麼更應該恢復98課綱！
以骨架和血肉比喻的話，課綱的「單元」、「主題」可以說是骨架，「說明」則是血肉，傳達整份課綱的核心內容，也理應適當地反映出學界現階段的研究成果與共識。這次課綱「微調」的主戰場，就是在說明欄，檢核小組努力在說明欄強力灌輸所謂「合憲式」的歷史教育與意識型態。他們之所以緊抓不放，原因就是從101課綱起（98不是這樣喔），在教材綱要（即課綱）的編輯凡例，明白說：「凡說明欄中提及應包括的事項，務必編寫於教科書中」，我們從101課綱到「微調」課綱已經了解到，這裡所說的「事項」包括歷史解釋、意識型態，這些都要照課綱來寫。但98課綱無此規定，而是十分尊重教科書編者的寫作自由，它主張：「在『一綱多本』的理念下，宜以『說明』欄中的知識點為基礎，依照各單元的順序，自行安排撰寫的歷史脈絡」。98課綱與101課綱對於「說明」欄的性質界定，截然不同。這樣一份相對而言比較寬鬆的98歷史課綱，不就是許多同學與老師們所希望的「柔性課綱」嗎？這份課綱，一度有機會成為我們可以使用課綱，2008年1月24日前教育部長杜正勝正式公告自2009年8月1日起由高一新生開始實施（民國98年開始實施，所以稱98課綱），但2008年10月27日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第18次會議中，遭繼任的教育部長鄭瑞城在會場完全沒有反對聲音的情況下，悍然擱置再議。98課綱就這麼夭折了，或更確切來說，胎死腹中了。

當同學們頂著烈日，張羅活動，起身抗爭時，比你們年長的我，也想盡一點鍵盤與指間的棉薄之力，讓社會更了解你們主張「撤銷本次的微調課綱，使用98課綱」是合理的、是進步的。我過去曾說，2000年以後高中歷史課綱的發展趨勢，不是鐘擺式的立場擺盪，而是不斷向上進步，然而就在2008年，課綱的進步性開始受到反挫，我們的歷史教育有向下直滑的可能；但2015年的夏天，因為你們的努力，讓我們有機會從谷底往上爬升，向前進！。

謝謝你們，17歲，萬歲！

附記：有興趣的朋友們，不妨可以利用這9張彩色表格（下載網址：https://goo.gl/eH2pCZ），仔細分析98、101到「微調」課綱的變動，你會發現改動的脈絡相當一致。我先說一點，原本鄭氏政權在98放在跟荷、西一起談，101課綱把鄭氏統治時期拉出來單獨談，「微調」課綱再改成「明鄭」等等。這不是一步接一步由客觀陳述走向特定史觀嗎？是向上，還是向下？

 

海洋史研究之回顧

海洋史研究之回顧

林琮舜

　　「海洋史」是一種有別於大陸型（continental）文化模式的研究視野，重視與海洋密切相關的人類活動和歷史經驗，具有世界史、區域研究之性質。海洋史觀念對當代臺灣史研究的啟蒙甚深，既為臺灣史自成獨立領域奠定基礎，也大幅拓展了其課題範疇與思想意涵。臺灣早期歷史（史前至1683年）研究所受的影響尤其明顯，學者幾乎一改傳統帝國主義殖民、漢人拓墾的詮釋立場，轉而強調臺灣與世界的接軌和島內族群的互動。本文節選自筆者的碩士論文〈臺灣史研究在高中教科書中的落實與落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14），透過回顧近三十年來以臺灣早期歷史為主題的學術論著，簡介海洋史研究的發展及成果。

一、曹永和的「臺灣島史」

　　臺灣史研究與海洋史觀念相結合，始自曹永和提出的「臺灣島史」。[1]他鼓勵學者突破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史框架，從世界潮流、國際局勢的演變省思臺灣所扮演的角色，同時親自實踐這套兼具結構性（structural）、總體性（total）和全球性（global）的史觀。他寫於1978年的〈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為典範著作，全文跳脫民族主義的框架，不再重申中國與臺灣的緊密關係，而是強調明代海禁和地理大發現所促成的國際動盪，闡述十六世紀以來漢人、日本人、歐洲人在東亞海域的競爭及衝突。以荷、西領臺的背景為例，即使如荷蘭訴諸武力占領澎湖，目的仍是為了鞏固在遠東的貿易利潤，並非開疆拓土，而西班牙主動減少雞籠的駐兵也是因為無利可圖。[2]貿易實況方面，曹永和在此雖沒有使用「轉運站」一語，卻已清楚表示大員商館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調度金、銀、絲、瓷器等商品的基地，利潤僅次於日本商館。[3]公司的治臺政策則是先以武力迫使原住民歸順，再透過定期的地方會議（Landdag）讓各社長老成為公司的封臣，同時獎勵漢人來臺拓墾或讓漢商以贌社制度包辦番產交易，令漢人擔任公司擴大統治範圍的先鋒，蔗糖、稻米也因此成為臺灣最主要的農作物兼外銷商品。[4]

        儘管〈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對許多議題僅點到為止，但不難察覺，重視海上交流的海洋史觀念對經濟史的啟發最深。曹永和在1988年以日文撰寫的〈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與日本〉便以濱田彌兵衛事件和鄭芝龍的崛起說明當時海上的勢力角逐，指出荷蘭無論合作對象是官府還是海盜，最初都只能跟前來臺灣的商船交易，直到日本鎖國、鄭芝龍接受招撫，臺灣才轉變為荷蘭進行亞洲轉口貿易的據點。[5]〈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又進一步賦予臺灣「東亞轉運站」之定位。這篇1997年的論文可謂集其研究之大成，他不僅將臺灣的走私貿易、德川幕府的征臺意圖、歐洲的宗教改革都納入討論，更強調鄭氏集團與荷蘭長期互動對臺灣的影響。來自鄭氏集團的商品和競爭壓力，其實正是臺灣轉型成亞洲商品分配中心的關鍵動力。[6]臺灣的轉運站功能基於地理優勢一直持續到鄭氏時期，但由於清政府實施海禁，臺灣再度成為東亞貿易的邊陲區域，只能透過閩南商人出售蔗糖和鹿皮。[7]

　　此外，曹永和也力求為「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與「有歷史的民族」之互動提供新的詮釋場域，前者便是指臺灣原住民。〈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為開先河之作，旨在運用考古遺址、方志傳說、荷蘭文獻等史料重建原住民的歷史記憶。[8]

二、林偉盛、陳國棟的「轉口貿易」研究

　　自「臺灣島史」開海洋史研究之濫觴，「在地性歷史」（indigenous history）的討論也跟著蔚為風潮，其中又以接續曹永和的經濟史研究最為突出。林偉盛於199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便是代表性著作。全文整理金、銀、絲、糖、鹿皮等商品在臺灣、中國、日本及東南亞等地的流通，透過分析不同階段的國際局勢，重新檢討臺灣作為東亞轉運站的成效。他認為以臺灣為轉運站的貿易體系雖然在1635年已成功建立，但公司始終沒取得主導權，因為無論商品來源還是與明政府的交涉，均仰賴一群亦商亦盜的漢人從中斡旋，導致商品價格和貿易航線都被他們掌握。[9]鄭氏集團憑藉武力和物資的優勢，從1640年代起開始爭奪日本及東南亞的市場。[10]偏偏金、銀、絲、糖到1650年代也喪失原有的商業價值。中國黃金因戰亂減少出口，加上中國絲被漢商壟斷，公司自然難以再向日本購買白銀，甚至連臺灣能自產的蔗糖也因為巴西、中國糖的傾銷而供過於求，導致臺灣失去轉運站的優勢。[11]

　　陳國棟的海洋史著作《臺灣的山海經驗》也收錄數篇講述荷蘭時期轉口貿易及產業發展的文章。他同樣看重轉口貿易在不同階段的變遷，並將時間軸大幅延伸至1945年以後。與林偉盛不同的是，陳國棟主張1640年代以後的臺灣還是具備轉運站的優勢，因為即使鄭氏集團直接將中國絲賣至日本，公司仍可用越南或孟加拉的絲換取日本白銀。況且公司始終有從中國進口瓷器、勘干布（cangan）和黃金，前兩者都會再轉賣到歐洲或東南亞，黃金更幾乎被轉運到亞洲各地的荷蘭商館。[12]

三、翁佳音、韓家寶、鄭維中的荷蘭時期研究

　　除了經濟議題，荷蘭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文化也在海洋史觀念的影響下，重新建構出正確的認識。翁佳音介紹荷蘭時期的制度時，便特別釐清贌社和王田常見的誤解。贌社在荷蘭時期是向漢商徵收的番產交易稅，並非清代方志所言是由漢商代收、代繳的原住民賦稅；臺灣的土地也非全是公司管轄的王田，當時的土地糾紛足以證實存在著公司職員或漢人的私有土地。[13]

　　論及荷蘭時期的地權和稅務制度，韓家寶（Hevns Pol）的碩士論文〈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為目前最完整的研究。荷蘭時期的地權乃由封建形式（feudal tenure）、市場機制兩套系統構築而成。封建形式意指公司承認原住民的土地為封建領地，漢人前往採集資源就得繳納租稅。[14]市場機制則用於無主地，公司為了獎勵開墾，自1647年起以頒發權狀的方式授予漢人土地所有權，之後所有人也可以將之分租給佃農耕作。[15]特別的是，公司還會授予下屬職員和牧師土地使用權（usufruct），不需繳納稻米什一稅，可謂兩套系統的彈性搭配，但也有職員選擇比照漢人的條件獲頒土地權狀。[16]稅務制度另有直接稅、間接稅之分。直接稅一般由熱蘭遮城稅捐處負責，有關稅、房屋稅、執照稅等，稅率大多是百分之十。[17]間接稅起自公司基於成本考量，將部分稅權交由漢商承包，「贌社」便是如此，只是執行的結果卻讓這筆商業稅落到原本不必納稅的原住民頭上。[18]

　　鄭維中的《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進一步將視野擴及歐洲的法律傳統和社會慣習，以異文化接觸、歐洲文明擴張的角度探討荷蘭時期的社會變遷。尤其是有關大員市鎮的討論，更在學界獨樹一格。大員市鎮的漢人因不受原鄉官府管轄，又缺乏士紳或氏族的勢力，遂形成特殊的合議制自治體，其成員還會透過請願，跟有意推行歐洲式城市政令的公司接觸。[19]而公司為了有效地宣導政令、募集資金，也開始允許漢人參與市政法庭。儘管大員市鎮名義上是公司專屬的貿易據點，沒有所謂的「自由市民」，但此地的漢人卻已取得消極的「市民權」，日常生活更受到西方公共利益觀念影響。[20]不過，漢人遵守法律規範的考量仍出自儒家倫理和利害關係，只是服從統治者的結果，不像荷蘭人乃服膺自然法理念和基督教精神。[21]同時，公司也透過訂定長者階級（ouden），將歐洲風格的階級社會移植進原住民部落。[22]

四、臺灣各別區域的研究

　　由於海洋史觀念講究總體性的視野，往往視「臺灣島」為整體，或者聚焦在荷蘭統治最深入的西南平原，多少有以偏概全之慮，畢竟臺灣在日治時期之前從未有政權能有效控制全島。因此，也有著重臺灣各別區域的研究接續問世，像陳宗仁的《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主要是研究臺灣北部的發展。雞籠、淡水因地理位置優越，在1570年代海禁放寬後成為明政府認可的海外貿易港市，甚至有「門外要地」之稱，足見海商匯聚所造就的繁榮。[23]但生活物資仰賴進口的雞籠、淡水到了十七世紀終究不敵大員的競爭，加上美洲白銀減產和日本鎖國的衝擊，其轉運站功能也在1635年後逐漸喪失，最終造成兩地嚴重的邊陲化，直到1860年代才因「開港」重回國際貿易的舞台。[24]

　　翁佳音的〈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貿易與原住民〉則提到雞籠、淡水的原住民在十七世紀初期已有簡單的經濟活動。他們會先和漢人換取棉布，再搭乘小舟將棉布運往噶瑪蘭交易鹿皮和糧食。[25]康培德的《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也指出公司雖透過武力恫嚇、禮物贈予重組東部原住民社會的權力位階，但始終缺乏有效的管理，以致有些部落單純為了自身利益或打擊敵對部落而選擇暫時歸順，事後多不受管轄。[26]

五、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歐陽泰、鮑曉鷗

　　最後，更不得忽略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雖未必意識到海洋史觀念，但皆從世界史的角度觀察臺灣與世界的互動。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在2007年由鄭維中翻譯完成，出版前又納入鄭維中、韓家寶的見解，使其「共構殖民」（co-colonialism）概念成為目前最能完整詮釋荷蘭時期社會風貌的論點。共構殖民並不表示荷、漢雙方能平等地從事殖民活動，而是指公司創造一個允許漢人參與，且能彼此獲利的體系。在此合作關係下，鼓勵農業和提供安全便是公司的職責所在，公司會以武力保護漢人移民不被麻豆、蕭壠等原住民部落騷擾，同時祭出土地所有權和各種免稅優惠，保障其私人財產。[27]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安全、財產亦受到法律的保護，因為公司建立的司法系統會管制市場的交易秩序和治安。[28]倘若公司企圖以取消補助、開徵人頭稅增加收入，就會破壞互利的合作機制而招致反彈。[29]

　　而國內長期缺乏西班牙時期專論的遺憾，也因為鮑曉鷗（José E. Borao）的《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而得到彌補。他以西班牙文獻為基礎，從歐洲人的集體心理觀察西班牙的殖民活動。與荷蘭相比，西班牙缺乏對東亞局勢和異文化的認識，既無法與漢商競爭貿易的主導權，也不願經營臺灣的物產，只懂得以白銀換取漢人或原住民的糧食及勞動服務，統治自然無法持久。[30]此外，全書還整理了許多西班牙人對臺灣北部原住民之風俗傳統的記錄，並重建航程圖、雞籠城圖等重要史料，學術價值顯而易見。[31]

結語

　　近年來臺灣史研究的蓬勃發展，除了受惠於風起雲湧的民主化、本土化運動外，海洋史觀念無疑扮演著領航員的角色。因為它不只代表新觀點的引薦或新知識的發掘，更象徵過去動輒訴諸意識形態、國家本位的研究模式已徹底改變，其影響廣泛且全面。如前文所述，不只經濟史因此得到顯著的發展，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的議題同樣能藉由這套結構性、全球性的思維，提出精闢的見解。值得注意的是，海洋史觀念的應用絕不止於本文所談的臺灣早期歷史，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乃至當代臺灣理所當然都能納入海洋史的討論。1870年代的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均是例證，畢竟臺灣自開港後已擺脫清領前期的鎖國形態，論及此時的「外力」衝擊和「涉外」衝突，如何能輕忽各國人民的海上活動，以及西方列強主導的嶄新國際局勢呢？總之，臺灣自進入歷史時代便是擁抱海洋的美麗島，透過海洋認識臺灣或許也是身為島上人民的我們都應具備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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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447-448。

[2]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47-58。

[3]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頁68-69。

[4]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頁71-74、79-81、83-86。

[5] 曹永和，〈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與日本〉，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20-24、27。

[6] 曹永和，〈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120-126。

[7] 〈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頁128-132、135-137。

[8] 〈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230-231。

[9]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頁118-124。

[10]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頁125-130、137-144。

[11]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頁155-163。

[12]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頁401-405。

[13] 翁佳音，〈地方會議、贌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51卷3期（2000，臺北），頁267-269、271-273。

[14] 韓家寶（Hevns Pol），〈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39-45。

[15]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46-47、53-55。

[16]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68-72。

[17]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77-92。

[18]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93-118。

[19]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2004），頁183-191。

[20]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249-250。

[21]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351-354。

[22]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120-122、128-131。

[23]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2005），頁131-134、163-166。

[24]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頁208-212、237-243、294-295、301-305、318-320。

[25] 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貿易與原住民〉，收入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1999），頁70-72。

[26]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1999），頁116-127。

[27]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頁230-235。

[28] 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239-240。

[29] 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316-319。

[30] 鮑曉鷗（José E. Borao）著，那瓜（Nakao Eki）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2008），頁247-261。

[31] 鮑曉鷗（José E. Borao），《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14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