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悼念老友張維邦（2002年12月16日）

一個建國工作的工作狂
──悼念老友張維邦
（2002年12月16日）

黃文雄

編按：張維邦教授（1937-2002），臺北樹林人，1956年考進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大二開始修習法文。獲全額獎學金於1962年赴瑞士佛立堡大學攻讀財經與國際商業貿易，1966年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67年任教於加拿大蒙特婁古城學院與蒙特婁大學。他和王秋森教授是黃文雄先生棄保「轉入地下」後的早期經濟支援者。1990年張維邦至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任教。1994年回臺工作，任教於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並兼任所長。張維邦教授是臺灣建國運動者，返臺後以一己之專業與學術人脈致力於促進/深化臺灣與歐洲的交流，1998年創立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張教授奔走臺灣與歐洲之間，除幫助年輕學子之外，重實務的他曾帶領臺灣中小企業人士前往法國參加學術研討會。他在日本立命館教書時與該校客座教授葛拉契夫博士（Dr. Andrei Gratchev）比鄰而居，成為好朋友。葛拉契夫是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的新聞發言人。2002年12月1日張教授赴歐開會，2日在葛拉契夫博士家中作客，病發不幸早逝，才65歲。若天假以一般的年壽，相信今天張教授仍和我們一起在為臺灣的建國打拼。（周婉窈謹記 2022/04/22）

張維邦教授1997年攝於瑞士Altdorf，背景是The Tell Monument，紀念William Tell，瑞士傳說中的14世紀英雄，一位反抗暴政的農人。

曾經名列黑名單、卻無論如何也要逆流回鄉的「鮭魚」裏，以公元紀年推算的「三年級生」折損率近年不斷上升。維邦是最近力盡身亡的一「尾」。十二月二日在去比利時參加歐盟研究協會各國分會理事長會議的途中，他取道巴黎，在老友Andrei Grachev（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發言人）的家裏心臟病發，雖然老友立刻招來數名醫生，還是急救無效。

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紀念鄭南榕 2009年4月7日）

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
（紀念鄭南榕 2009年4月7日）

黃文雄

「鄭南榕死 台灣國生」海報  邱萬興先生設計/提供

我們今天在這裡一起懷念Nylon，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非常複雜的心情和感慨，尤其是當我們想到他那壯烈的最後抉擇，以及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肩膀上的責任的時候。

人民資訊自主權保衛戰的第三戰役

人民資訊自主權保衛戰的第三戰役

黃文雄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

楔子

2005年5月3日，行政院宣布自7月1日起，將實施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的計劃。換領新版身分證時，國民必須按捺指紋並錄存，以建立全民指紋資料庫；拒捺指紋者將不發給國民身分證。換言之，政府等於將以就學、考試、申請福利以及其他諸多權利行使與公私生活不可或缺的身分證為槓桿，強制勒索國民按捺指紋，以達成建立全民指紋資料庫的目的。不但如此，該計劃所引用的法律根據（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卻又正是行政院2001年來在立法院一再提案要求刪修的對象。

當時是民進黨執政，謝長廷擔任行政院長。不但內政部的計劃有嚴重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問題，號稱人權立國的民進黨政府有這種政策上的自我矛盾，也不是立法院的立法怠惰所能完全解釋的。此外，更有7月1日即將開始實施的「明顯且立即」的危險。年初即進入警戒狀態的民間團體因此全面迅速展開反對的串連活動。5月13日（星期五）行政院跨部會人權保障活動小組開會，全體民間委員提案，要求行政院向大法官提出包括暫時處分的釋憲聲請，為召集人謝院長所拒絕。小組成員只好運用媒體，使這件事於週一成為報紙頭條。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也於週二表示反對。週三並有總統府國策顧問在報章為文，號召全民拒按指紋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同月19日，民間籌組的反對強制全民按捺指紋聯盟成立，並於24日開闢另一戰線，到立法院施壓。30日賴清德委員等向大法官遞出釋憲聲請，6月10日大法官作成第五九九號解釋，公布我國司法史上第一次暫時處分，凍結了內政部的7月計畫。大法官隨之於6月26日及7月1日召開說明會，並於9月27日及28日開言詞辯論庭，28日宣布第六○三號解釋，宣布戶籍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違憲。

從5月到9月，本案的發展進程不過五個月。不論從社運、政治或司法的觀點而言，都堪稱迅速俐落，讓國際上諸多個人資料保護的運動者印象深刻，另眼相看。但是這短短五個月內其實有許多變化和轉折，而其背後的歷史脈絡也必須至少追溯到1998年：我國政府強制蒐集國民指紋並建立全民指紋資料庫的企圖，並非開始於2005年；而且1998年與2005年之間，人權組織也從未停止針對此一企圖的戰鬥。因此從人權與社會運動的觀點，有必要對本案的前兩場戰役，稍作回顧。

人民回國的人權──進一步，退兩步

人民回國的人權
──進一步，退兩步

黃文雄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

在各種人權裡，人民回國的權利可以說是核心權利之一。二次大戰後，諸人權雖然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大幅度的國際化；但是，聯合國不是世界政府，只能在規範標準的設立以及某種程度的監測和督促上發揮作用，諸人權的落實主要還是依賴個別國家。而人民回國的人權在諸人權中具有核心（core）地位，是因為人民回國的權利如果受到限制和剝奪，人民所應享有的其他所有人權都會因此喪失；即使人民沒有因此喪失法律意義上的國籍，其後果可能與難民或無國籍者相類甚至相同。

因此，「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五條第一項說：「人人有權享有國籍」；第十三條第二項說：「人人有權⋯⋯回歸其本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十二條第四項也規定：「任何人進入其本國的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我國憲法第十條也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移之自由」；雖然沒有明列人民回國的權利，亦應如此解釋，或受憲法第二十二條的概括保障。

這正是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所應該處理的問題。其爭論焦點是「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人民入出境，應向内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經許可者不得入出境」（以下簡稱「國安法三條一」）。該案過程相當曲折，不但於上訴高等法院後，高院停止審判聲請釋憲，並且在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宣布該條文違憲之後，辯方還有申請補充釋憲之舉。此外，該案被告是一個人權工作者，兩位辯護人是從事人權運動的律師，這場憲法官司打法和其他案件也有不同之處，必須從頭細說。

我的人權理念與實踐：追求新突破的嘗試

我的人權理念與實踐：追求新突破的嘗試
黃文雄

（黃文雄訪問稿 政大台史所台權會史料數位典藏計劃/2012年4月26日）

留學美國時，除了民主獨立運動之外，我還參加了「六〇年代」的各種社運：反越戰、民權、校園改革，從運動內部發芽成長的最新一波女權運動、「冷戰社會科學」（Cold War social sciences）典範的顛覆等等。一九七一年七月走入地下後，二十五年流亡各地期間，只要沒有安全問題，我仍然參加在地社運和某些國際社運，因此在回國之前，我早已決定，社運將是我這輩子的工作和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