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研究之回顧

海洋史研究之回顧

林琮舜

  「海洋史」是一種有別於大陸型(continental)文化模式的研究視野,重視與海洋密切相關的人類活動和歷史經驗,具有世界史、區域研究之性質。海洋史觀念對當代臺灣史研究的啟蒙甚深,既為臺灣史自成獨立領域奠定基礎,也大幅拓展了其課題範疇與思想意涵。臺灣早期歷史(史前至1683年)研究所受的影響尤其明顯,學者幾乎一改傳統帝國主義殖民、漢人拓墾的詮釋立場,轉而強調臺灣與世界的接軌和島內族群的互動。本文節選自筆者的碩士論文〈臺灣史研究在高中教科書中的落實與落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14),透過回顧近三十年來以臺灣早期歷史為主題的學術論著,簡介海洋史研究的發展及成果。

一、曹永和的「臺灣島史」

  臺灣史研究與海洋史觀念相結合,始自曹永和提出的「臺灣島史」。[1]他鼓勵學者突破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史框架,從世界潮流、國際局勢的演變省思臺灣所扮演的角色,同時親自實踐這套兼具結構性(structural)、總體性(total)和全球性(global)的史觀。他寫於1978年的〈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為典範著作,全文跳脫民族主義的框架,不再重申中國與臺灣的緊密關係,而是強調明代海禁和地理大發現所促成的國際動盪,闡述十六世紀以來漢人、日本人、歐洲人在東亞海域的競爭及衝突。以荷、西領臺的背景為例,即使如荷蘭訴諸武力占領澎湖,目的仍是為了鞏固在遠東的貿易利潤,並非開疆拓土,而西班牙主動減少雞籠的駐兵也是因為無利可圖。[2]貿易實況方面,曹永和在此雖沒有使用「轉運站」一語,卻已清楚表示大員商館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調度金、銀、絲、瓷器等商品的基地,利潤僅次於日本商館。[3]公司的治臺政策則是先以武力迫使原住民歸順,再透過定期的地方會議(Landdag)讓各社長老成為公司的封臣,同時獎勵漢人來臺拓墾或讓漢商以贌社制度包辦番產交易,令漢人擔任公司擴大統治範圍的先鋒,蔗糖、稻米也因此成為臺灣最主要的農作物兼外銷商品。[4]

        儘管〈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對許多議題僅點到為止,但不難察覺,重視海上交流的海洋史觀念對經濟史的啟發最深。曹永和在1988年以日文撰寫的〈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與日本〉便以濱田彌兵衛事件和鄭芝龍的崛起說明當時海上的勢力角逐,指出荷蘭無論合作對象是官府還是海盜,最初都只能跟前來臺灣的商船交易,直到日本鎖國、鄭芝龍接受招撫,臺灣才轉變為荷蘭進行亞洲轉口貿易的據點。[5]〈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又進一步賦予臺灣「東亞轉運站」之定位。這篇1997年的論文可謂集其研究之大成,他不僅將臺灣的走私貿易、德川幕府的征臺意圖、歐洲的宗教改革都納入討論,更強調鄭氏集團與荷蘭長期互動對臺灣的影響。來自鄭氏集團的商品和競爭壓力,其實正是臺灣轉型成亞洲商品分配中心的關鍵動力。[6]臺灣的轉運站功能基於地理優勢一直持續到鄭氏時期,但由於清政府實施海禁,臺灣再度成為東亞貿易的邊陲區域,只能透過閩南商人出售蔗糖和鹿皮。[7]

  此外,曹永和也力求為「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與「有歷史的民族」之互動提供新的詮釋場域,前者便是指臺灣原住民。〈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為開先河之作,旨在運用考古遺址、方志傳說、荷蘭文獻等史料重建原住民的歷史記憶。[8]

二、林偉盛、陳國棟的「轉口貿易」研究

  自「臺灣島史」開海洋史研究之濫觴,「在地性歷史」(indigenous history)的討論也跟著蔚為風潮,其中又以接續曹永和的經濟史研究最為突出。林偉盛於199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便是代表性著作。全文整理金、銀、絲、糖、鹿皮等商品在臺灣、中國、日本及東南亞等地的流通,透過分析不同階段的國際局勢,重新檢討臺灣作為東亞轉運站的成效。他認為以臺灣為轉運站的貿易體系雖然在1635年已成功建立,但公司始終沒取得主導權,因為無論商品來源還是與明政府的交涉,均仰賴一群亦商亦盜的漢人從中斡旋,導致商品價格和貿易航線都被他們掌握。[9]鄭氏集團憑藉武力和物資的優勢,從1640年代起開始爭奪日本及東南亞的市場。[10]偏偏金、銀、絲、糖到1650年代也喪失原有的商業價值。中國黃金因戰亂減少出口,加上中國絲被漢商壟斷,公司自然難以再向日本購買白銀,甚至連臺灣能自產的蔗糖也因為巴西、中國糖的傾銷而供過於求,導致臺灣失去轉運站的優勢。[11]

  陳國棟的海洋史著作《臺灣的山海經驗》也收錄數篇講述荷蘭時期轉口貿易及產業發展的文章。他同樣看重轉口貿易在不同階段的變遷,並將時間軸大幅延伸至1945年以後。與林偉盛不同的是,陳國棟主張1640年代以後的臺灣還是具備轉運站的優勢,因為即使鄭氏集團直接將中國絲賣至日本,公司仍可用越南或孟加拉的絲換取日本白銀。況且公司始終有從中國進口瓷器、勘干布(cangan)和黃金,前兩者都會再轉賣到歐洲或東南亞,黃金更幾乎被轉運到亞洲各地的荷蘭商館。[12]

三、翁佳音、韓家寶、鄭維中的荷蘭時期研究

  除了經濟議題,荷蘭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文化也在海洋史觀念的影響下,重新建構出正確的認識。翁佳音介紹荷蘭時期的制度時,便特別釐清贌社和王田常見的誤解。贌社在荷蘭時期是向漢商徵收的番產交易稅,並非清代方志所言是由漢商代收、代繳的原住民賦稅;臺灣的土地也非全是公司管轄的王田,當時的土地糾紛足以證實存在著公司職員或漢人的私有土地。[13]

  論及荷蘭時期的地權和稅務制度,韓家寶(Hevns Pol)的碩士論文〈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為目前最完整的研究。荷蘭時期的地權乃由封建形式(feudal tenure)、市場機制兩套系統構築而成。封建形式意指公司承認原住民的土地為封建領地,漢人前往採集資源就得繳納租稅。[14]市場機制則用於無主地,公司為了獎勵開墾,自1647年起以頒發權狀的方式授予漢人土地所有權,之後所有人也可以將之分租給佃農耕作。[15]特別的是,公司還會授予下屬職員和牧師土地使用權(usufruct),不需繳納稻米什一稅,可謂兩套系統的彈性搭配,但也有職員選擇比照漢人的條件獲頒土地權狀。[16]稅務制度另有直接稅、間接稅之分。直接稅一般由熱蘭遮城稅捐處負責,有關稅、房屋稅、執照稅等,稅率大多是百分之十。[17]間接稅起自公司基於成本考量,將部分稅權交由漢商承包,「贌社」便是如此,只是執行的結果卻讓這筆商業稅落到原本不必納稅的原住民頭上。[18]

  鄭維中的《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進一步將視野擴及歐洲的法律傳統和社會慣習,以異文化接觸、歐洲文明擴張的角度探討荷蘭時期的社會變遷。尤其是有關大員市鎮的討論,更在學界獨樹一格。大員市鎮的漢人因不受原鄉官府管轄,又缺乏士紳或氏族的勢力,遂形成特殊的合議制自治體,其成員還會透過請願,跟有意推行歐洲式城市政令的公司接觸。[19]而公司為了有效地宣導政令、募集資金,也開始允許漢人參與市政法庭。儘管大員市鎮名義上是公司專屬的貿易據點,沒有所謂的「自由市民」,但此地的漢人卻已取得消極的「市民權」,日常生活更受到西方公共利益觀念影響。[20]不過,漢人遵守法律規範的考量仍出自儒家倫理和利害關係,只是服從統治者的結果,不像荷蘭人乃服膺自然法理念和基督教精神。[21]同時,公司也透過訂定長者階級(ouden),將歐洲風格的階級社會移植進原住民部落。[22]

四、臺灣各別區域的研究

  由於海洋史觀念講究總體性的視野,往往視「臺灣島」為整體,或者聚焦在荷蘭統治最深入的西南平原,多少有以偏概全之慮,畢竟臺灣在日治時期之前從未有政權能有效控制全島。因此,也有著重臺灣各別區域的研究接續問世,像陳宗仁的《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主要是研究臺灣北部的發展。雞籠、淡水因地理位置優越,在1570年代海禁放寬後成為明政府認可的海外貿易港市,甚至有「門外要地」之稱,足見海商匯聚所造就的繁榮。[23]但生活物資仰賴進口的雞籠、淡水到了十七世紀終究不敵大員的競爭,加上美洲白銀減產和日本鎖國的衝擊,其轉運站功能也在1635年後逐漸喪失,最終造成兩地嚴重的邊陲化,直到1860年代才因「開港」重回國際貿易的舞台。[24]

  翁佳音的〈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貿易與原住民〉則提到雞籠、淡水的原住民在十七世紀初期已有簡單的經濟活動。他們會先和漢人換取棉布,再搭乘小舟將棉布運往噶瑪蘭交易鹿皮和糧食。[25]康培德的《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也指出公司雖透過武力恫嚇、禮物贈予重組東部原住民社會的權力位階,但始終缺乏有效的管理,以致有些部落單純為了自身利益或打擊敵對部落而選擇暫時歸順,事後多不受管轄。[26]

五、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歐陽泰、鮑曉鷗

  最後,更不得忽略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雖未必意識到海洋史觀念,但皆從世界史的角度觀察臺灣與世界的互動。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在2007年由鄭維中翻譯完成,出版前又納入鄭維中、韓家寶的見解,使其「共構殖民」(co-colonialism)概念成為目前最能完整詮釋荷蘭時期社會風貌的論點。共構殖民並不表示荷、漢雙方能平等地從事殖民活動,而是指公司創造一個允許漢人參與,且能彼此獲利的體系。在此合作關係下,鼓勵農業和提供安全便是公司的職責所在,公司會以武力保護漢人移民不被麻豆、蕭壠等原住民部落騷擾,同時祭出土地所有權和各種免稅優惠,保障其私人財產。[27]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安全、財產亦受到法律的保護,因為公司建立的司法系統會管制市場的交易秩序和治安。[28]倘若公司企圖以取消補助、開徵人頭稅增加收入,就會破壞互利的合作機制而招致反彈。[29]

  而國內長期缺乏西班牙時期專論的遺憾,也因為鮑曉鷗(José E. Borao)的《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而得到彌補。他以西班牙文獻為基礎,從歐洲人的集體心理觀察西班牙的殖民活動。與荷蘭相比,西班牙缺乏對東亞局勢和異文化的認識,既無法與漢商競爭貿易的主導權,也不願經營臺灣的物產,只懂得以白銀換取漢人或原住民的糧食及勞動服務,統治自然無法持久。[30]此外,全書還整理了許多西班牙人對臺灣北部原住民之風俗傳統的記錄,並重建航程圖、雞籠城圖等重要史料,學術價值顯而易見。[31]

鮑

結語

  近年來臺灣史研究的蓬勃發展,除了受惠於風起雲湧的民主化、本土化運動外,海洋史觀念無疑扮演著領航員的角色。因為它不只代表新觀點的引薦或新知識的發掘,更象徵過去動輒訴諸意識形態、國家本位的研究模式已徹底改變,其影響廣泛且全面。如前文所述,不只經濟史因此得到顯著的發展,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的議題同樣能藉由這套結構性、全球性的思維,提出精闢的見解。值得注意的是,海洋史觀念的應用絕不止於本文所談的臺灣早期歷史,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乃至當代臺灣理所當然都能納入海洋史的討論。1870年代的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均是例證,畢竟臺灣自開港後已擺脫清領前期的鎖國形態,論及此時的「外力」衝擊和「涉外」衝突,如何能輕忽各國人民的海上活動,以及西方列強主導的嶄新國際局勢呢?總之,臺灣自進入歷史時代便是擁抱海洋的美麗島,透過海洋認識臺灣或許也是身為島上人民的我們都應具備的視野。


[1]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447-448。

[2]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47-58。

[3]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頁68-69。

[4]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頁71-74、79-81、83-86。

[5] 曹永和,〈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與日本〉,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20-24、27。

[6] 曹永和,〈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120-126。

[7] 〈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頁128-132、135-137。

[8] 〈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230-231。

[9]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頁118-124。

[10]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頁125-130、137-144。

[11]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頁155-163。

[12]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頁401-405。

[13] 翁佳音,〈地方會議、贌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51卷3期(2000,臺北),頁267-269、271-273。

[14] 韓家寶(Hevns Pol),〈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39-45。

[15]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46-47、53-55。

[16]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68-72。

[17]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77-92。

[18]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93-118。

[19]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2004),頁183-191。

[20]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249-250。

[21]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351-354。

[22]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120-122、128-131。

[23]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2005),頁131-134、163-166。

[24]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頁208-212、237-243、294-295、301-305、318-320。

[25] 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貿易與原住民〉,收入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1999),頁70-72。

[26]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1999),頁116-127。

[27]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頁230-235。

[28] 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239-240。

[29] 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316-319。

[30] 鮑曉鷗(José E. Borao)著,那瓜(Nakao Eki)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2008),頁247-261。

[31] 鮑曉鷗(José E. Borao),《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14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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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序文:大林、嘉農,以及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鄉前輩劉萬來先生

                      新書序文:

大林、嘉農,以及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鄉前輩劉萬來先生

周婉窈

編按:劉萬來先生的回憶錄《一個老KANŌ的回憶:大林之子劉萬來自敘》,即將出版,在此先刊出該書序文之一篇,以廣周知。

《火車‧鐵路圖鑑》書影,楊燁提供。

《火車‧鐵路圖鑑》書影,楊燁提供。

         劉萬來先生是鄉前輩,也是師長,他的回憶錄終於要出版了。八月初,劉老師打電話來,囑咐我替這本書寫一篇序文。我正擬提筆寫的時候,赫然發現劉老師是臺灣鐵道迷的啟蒙者。

        最近洪致文教授在臉書貼出兩本書的書影:《火車鐵路圖鑑》、《電器機關車圖鑑》(2014/09/02)。洪先生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是氣象學者,也是鐵道專家。他說這是他童年時期最重要的鐵道書;又說: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初期,臺灣書店哪有給小朋友看的火車書呢?但是,有個例外,那就是大山書店劉萬來翻譯的這兩本書,「它對我們這一輩鐵道迷的啟蒙,恐怕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他「曾經和一些飛機迷軍艦迷在閒聊時,都不約而同回憶到小時候看書店翻譯日文少年讀物的往事──原來,不只是火車迷,像是飛迷、艦船迷、怪獸迷、忍術迷……,都是看大山書店的書長大的。那時候,臺灣日本間完全沒有什麼版權保護協定,所以大山書店可以一系列地把日本印給青少年看的圖鑑都翻譯成中文。當我們一夥人在大學時代要籌組火車社團時,才發現原來大家小時候都是看劉萬來先生翻譯的書長大的呢!」

        次日,洪先生又貼文說:「今天講起大山書局劉萬來所翻譯的火車書,我一位朋友杜智弘講得好,劉萬來所翻譯的這一系列書,可說是臺灣的軍武、航空、鐵道、昆蟲、動漫、科學這些愛好者的啓蒙大師。我就曾跟車輛大師江鎮彤先生討論過,這位劉先生到底是何許人也,在那個封閉而且有書籍審查制度的年代,竟然敢翻譯這些日本宅書來啟發我們這些小朋友?」

        看了洪教授的貼文,讓我大大吃一驚。我知道劉萬來先生翻譯過厚重的上、下兩冊《近代日本糖業史》(社団法人糖業協会編;社團法人臺灣糖業文化協會譯;劉萬來主譯,2007),也承蒙他親自簽名惠賜一套。更早先劉老師還翻譯過小林泉的《太平洋島嶼各邦建國史》。我從沒想到,原來劉萬來老師在那個年代翻譯這麼多給小朋友看的書。後來我看一下那兩本造就臺灣火車迷的書,都是1978年出版的,那時候我已經大學快畢業了。根據本回憶錄,劉老師從1969年開始他的25年的翻譯生涯,而我早已脫離童少時期了,注意力集中在他處,一直不知道劉老師對小我二十歲的這一代人有這麼大的影響。關於盜版翻譯日文書的時代脈絡,有待研究者去梳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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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學運參與心得


318學運參與心得

瓜實顏

318學運是我第一次認真參與的社會運動。在參與過程中,我有很多的學習與收穫,而學運之後,經過沈澱與反省,我也發現自己有許多的成長。因此,我將參與心得寫成這篇文章,與大家分享。

要求政府退回黑箱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或「服貿」),是318學運的主要訴求。然而在學運期間,除了對服貿議題有更多的認識外,讓我產生最深「覺悟」的是馬英九、江宜樺執政團隊對於人民訴求的漠視態度,以及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憲政體制裡的種種缺失,這都在這次318學運中現出原形。讓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出生成長的我,一面對這樣的事實感到驚訝,一面也對自己過去未能好好關心這些問題感到懊悔。

圖1 立法院青島東路舞台與參與民眾

我在碩士班專攻臺灣史,照理說,應該比一般人更早對臺灣的問題有所認識,但我想若沒有這一次318學運真實參與的「臨場感」,我不一定能把所學習的臺灣歷史和此刻臺灣的各種問題做這麼好的連結。由於這個運動,我也才切身體驗到學習歷史的重大好處──在面對當下各種光怪陸離的問題時,如果不能從歷史的脈絡去了解,恐怕是不能真正理解問題的所在,也不能對問題提出好的解決方針。

圖2  濟南路上拉起的布條

圖2 濟南路上拉起的布條

就在今年318學運前夕,也發生歷史學者對高中歷史科「課綱微調」的抗爭事件。歷史課綱的修訂變化,其實也有一段很長的「歷史」,需要我們一起來認識和了解。課綱的爭議,也絕對不能簡化為只是藍綠政治立場的不同,其實更關乎到人們怎麼看待「歷史」這一門學科,以及歷史這門學科應該要發揮什麼樣的功能。目前臺灣國高中學習歷史的方式,與大學之後學習的歷史有南轅北轍的差異。主要是因為目前國高中的歷史教育,常讓人對歷史有一種誤解:覺得要把歷史學好,就是一字不漏地去背誦歷史教科書的課文,卻忽略了歷史教學更重要的一個面向:透過不同角度的史料解讀,讓學習者作出分析和判斷,因此能使學生對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並從中有所反省。

學運之後,曾在臉書上看到朋友寫道:「原來以前學到很多的歷史,都是騙人的。」若讀過臺灣過去的中學教科書,其實不意外會有這樣的感想。因為在戒嚴時期,臺灣的歷史課本只告訴學生唯一的一種對歷史的解釋,而且是站在統治者立場所寫的,同時幾乎不談臺灣自身的歷史。解嚴之後,有心的歷史學者一步步推動歷史教科書的改革,雖然是一條非常艱辛的路,但從國中《認識臺灣歷史篇》的出現,到高中的95課綱或是沒有實行的98課綱,都是重要的突破,也影響了新一代的臺灣孩子。318學運帶我們看到了這塊土地上更多元的聲音和想法,也帶我們看清楚政府企圖隱蔽的許多事實。這和過去片面的歷史教育有了明顯的對比。於此,我認為繼續改革歷史教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改革歷史教育,拒絕同為黑箱作業的「微調」課綱,和318學運的精神是一致的,它能讓我們的下一代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輕易被政府或媒體的言論欺騙。一個真正落實民主的國家,好的歷史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圖3  濟南路上的民眾休息的帳篷

圖3 濟南路上的民眾休息的帳篷

318學運發生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年多。雖然學運人士離開了立法院,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但我卻看到更多的人開始關心臺灣,並在各種平台為更多的議題發聲。在這個過程中,也讓我看到臺灣更多的可愛與獨特之處。也許過去因為缺乏積極關心,而讓這塊土地受到傷害,也產生許多問題。但是現在的醒悟應該還來得及!對我來說,我希望未來從歷史教育出發,來影響社會及教育下一代的主人翁。一個人的力量雖然很小,但是集合起來就能改變很多事情。318,是臺灣歷史的一個重要改變,我相信這個改變會一直持續下去。

圖4  臺灣大學戲劇系懸掛於青島東路的海報

圖4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懸掛於青島東路的海報

編輯附記:本文四張照片由作者拍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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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修改真的只是藍綠惡鬥嗎?


課綱修改真的只是藍綠惡鬥嗎?

吳俊瑩

一、前言

今年年初爆發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稍不一察,很可能會被不明就理的說法帶到一種藍綠各打五十大板的理解中,把課綱修訂當成是隨著政黨輪替的政治對抗現象,認為藍綠只是被意識型態沖昏頭,誰執政就改成誰要的課綱,反正課綱就是政治洗腦工具,沒有所謂的好壞,彷彿課綱調整如同鐘擺,誰執政就往哪邊擺。

但果真是如此嗎?難道歷史教育真的沒有專業,只能是政治的附庸?2000年以來課綱的調整,難道如某歷史學者所言,是一場「鬧劇」?[1] 真難道從沒人真想把課綱修得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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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島旁的小島,小島上的教室

大島旁的小島,小島上的教室

涅菩剌斯

**感謝作者韓承樺先生和《極光電子報》、《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同意轉載,僅此致謝。本文最初出處:《極光電子報》,2014年7月15日。。
原刊登連結:
極光電子報: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9144288.html
關鍵評論網: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55734/

(作者涅菩剌斯,歷史系博士生。對「傳統與現代」、「東西文化、思想交流」等議題感興趣。特別關注語言、詞彙和觀念在其中之變化,及其可能交織出的歷史圖景。很想瞭解歷史之於現代社會的作用為何,在還未能找到適當的解答前,就只好一邊做,一邊想了。)

2012年7月,我獲得了一份特別的工作機會。工作的性質普通,只是國中教師;機會卻是特別的,因為我必須飛到臺灣東南方的小島–蘭嶼–擔任兩個星期的國中代課老師。

這個暑期輔導的課程,是由蘭嶼地方一間大型儲存場TP提供的經費,讓願意做課程進修的學生,多花兩週的時間待在學校學習。這兩個星期,除了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外,還有一些原住民母語、技藝文化教學,以及自然環境參訪的課。我負責歷史與地理的社會科部分,要幫小孩子複習一年級的課程:臺灣歷史與地理。

甫抵蘭嶼,於L學校的學生宿舍安頓好行李,我便與兩位老師出外用餐,他們帶我到一間名為w簡餐店。該店以達悟語的「海洋」為名,菜單兼容了達悟和臺灣本島餐飲文化的特色,有飛魚的特色風味餐、臺式簡餐,也有西式的漢堡與薯條。用餐時,隔壁桌坐著一位婦女帶著她的小孩,她們在研究蘭嶼地圖,正在規劃要如何於這座小島上展開探險。兩人對於異地所表露的興奮及驚奇感,與我2008年首次造訪蘭嶼時,十分相似。

蘭嶼開元港。(照片由作者提供)

蘭嶼開元港。(照片由作者提供)

然而,令我驚訝的是,短短五年過去,島上的觀光客群,已從三兩好友、年輕人的自助行,擴展成旅遊團、爸媽帶著小孩來旅行的形式。或許,這反映了蘭嶼的觀光業,已逐漸可與臺灣本島觀光事業的發展程度「接軌」。只是,這一「接軌」,便代表了諸多現代化的事物,正緩慢地侵入這裡。

L學校的規模不大,大概就跟臺灣本島部分偏鄉地區學校相似。我總共教一個國一與一個高二班。學生彼此間非常熟悉,都知道某某某是從哪個村過來的,家庭情況如何。由於我還擔任國一班的導師,所以每天我還與班上小朋友,一起吃早餐、午餐。每一位學生都非常可愛,我注意到他們喜歡的事物,部分與臺灣小朋友類似,像是看電視、漫畫、聽音樂、玩電腦、跳舞⋯⋯等。

相異的部分如,有幾位男孩跟我說他們喜歡釣魚。有一晚,我就看過他們拿著自製的小型釣竿,跟我說他們剛釣魚。除釣魚外,大概就是游泳了。「老師,在海裡游泳很爽耶!」一位男同學爽朗地這麼說。我就曾經在下課後來到海邊,看見幾位同學正在海裡游泳。他們看到我後打了個招呼,就又鑽進海裡去了。

Photo Credit:Lamuran CC BY SA 2.0

Photo Credit:Lamuran CC BY SA 2.0

課餘活動的他們,讓我看到不同於都市小孩的精神與活力。而讓我印象更為深刻的,是發生在地理課上的幾則故事。復習臺灣地理,我講到洋流的問題。我找了一道常考的題目問學生「黑潮替臺灣帶來甚麼魚種呢?」孩子們很大聲的說「飛魚!」我想了想,這答案與我先前翻閱地理課本時不一樣呀。課本與參考書都是寫著「黑鮪魚」。且每年四到六月,我們只要轉開新聞頻道,一定會看到所謂的「東港鮪魚季」。

我找了一道常考的題目問學生「黑潮替臺灣帶來甚麼魚種呢?」孩子們很大聲的說「飛魚!」(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找了一道常考的題目問學生「黑潮替臺灣帶來甚麼魚種呢?」孩子們很大聲的說「飛魚!」(照片由作者提供)

可是,同學的眼神十分肯定,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們這般充滿自信的樣子。「沒錯沒錯」,孩子們嚷嚷著。我沈思了一會,想起夏曼.藍波安曾在《黑色的翅膀》裡描述飛魚泅泳的畫面,黑鮪魚、鬼頭刀、旗魚等大型魚類,正是隨黑潮迴游,獵食飛魚而行經蘭嶼附近海域。

黑潮帶給蘭嶼人的禮物,正是飛魚。然而,官方教科書的答案,卻不是這樣。最後,我只能跟他們說:「教科書寫的是黑鮪魚,你們作答的時候得選黑鮪魚。但是你們要記得,黑潮替你們帶來的是甚麼。這是屬於你們的文化,請記在心裡。」話剛說完,講台前方的一位小女生小聲地說道:「那我要在考卷上多加一個選項,然後選它。」

隨著課程接近尾聲,學生越來越不想待在教室裡。倒數幾堂的地理課,我選擇用活動的方式來上課。第一次,我請學生輪流到黑板上畫畫,合作完成一幅蘭嶼的地圖。大家好不開心,興沖沖的跑到黑板上,畫好了蘭嶼的輪廓,標上自己居住的村子,村子附近的山與溪。大家七嘴八舌的十分吵鬧,我則感覺到,他們對於自己居住的這片土地是如此地熟悉和喜愛。

學校壁畫,海很藍。(照片由作者提供)

學校壁畫,海很藍。(照片由作者提供)

過程中的小插曲,是一位學生在地圖某處畫了一個骷髏頭似的記號,他說這是核廢料儲存場。於是,同學們開始熱烈的討論起儲存場。壞話當然是少不了,好話則不可能會出現。不過,有位學生突然說:「拆掉的話,很多人會失業耶。」班上安靜了一下,他接著說「哎,蘭嶼人很矛盾拉。」語畢,我發現自己很難介入這段討論,畢竟他們的難題,並不是我這個outsider能解開的。

第二次的活動,我讓學生各拿一張紙,畫一個自己在蘭嶼最喜歡或最討厭的地方。經過十幾分鐘的努力,大家紛紛拿出各自的圖畫紙來展示、說明。有同學很調皮的說她最討厭學校;儲存場也在「最討厭」的名單中;也有同學畫了綠色與藍色的色塊,說蘭嶼的山與海是她最喜歡的地方。

蘭嶼氣象台日落。Photo Credit:othree CC BY 2.0

蘭嶼氣象台日落。Photo Credit:othree CC BY 2.0

這時,我注意到一位男生,他畫了一排像是房子的圖案,他說這是過度開發的民宿。我想到某一堂地理課,講到經濟地理中關於旅遊業的討論,學生對於「觀光業是無煙囪產業」這句話非常不高興。一位女生就說「啊,你們一直拿手電筒照角鴞,牠都要瞎了拉!」

時間過得很快,兩個星期一下就結束了。回家的火車上,我恰好與一位要上臺北的學生同行,是一個很安靜的小女生。我看她的心情是雀躍的,她要離鄉,我正要回家。一路上,我與她聊了不少。她講到自己曾坐在台東飛往臺北的大飛機上,往下看臺灣的夜空,「到處都是黃色白色的燈光,讓人覺得很有希望。」我問她,那妳想放幾個黃色在妳心中?「我要全部。」女孩的童言童語,我無法猜測她想表達甚麼,但我衷心地希望,她與同學們心中最純實的願望,都能逐一實現。

學校壁畫,畫的是蘭嶼夕陽。(照片由作者提供)

學校壁畫,畫的是蘭嶼夕陽。(照片由作者提供)

十六堂的歷史與地理課,教至最後,我失去了出發前設定好的「位置」。在大學裡我很習慣、熟悉的「位置」,是帶學生閱讀文本、討論問題,並指導他們尋找一個適當書寫角度寫就報告。但在蘭嶼教書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漸漸退至孩子的角度,同他們一起閱讀、思考、質疑課堂上碰到的課題。

這些反映的是教育制度和政策制定的缺漏與偏離。長久以來,我們迫使原住民進入漢人創設的教育體制內學習,在這般架構下,他們必須學習他族的歷史、語言和文化。於是,孩子們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可能會閱讀到與他們實際生活不相符合的知識;他們會逐漸忘記自己的母語;為了進入臺灣本島讀書,孩子們也可能離遠海洋越來越遠,遺忘如何捕魚、組船。

更進一步說,此些問題還隱含了大島與小島、中心和邊陲、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拉扯與矛盾。就如同這些學生在課堂上對觀光業表露的反感。觀光業的發展,的確象徵著現代化的力量,會隨著各種相關產業之需求,進入蘭嶼這片被臺灣人視為旅遊淨土的後花園,這些不可逆的趨向、力量,確實會改變蘭嶼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再過幾年,蘭嶼的面貌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再過幾年,蘭嶼的面貌又會是什麼樣子?但我們又有甚麼立場去決定呢 ? Photo Credit:darrenou CC BY SA 2.0

再過幾年,蘭嶼的面貌又會是什麼樣子?但我們又有甚麼立場去決定呢 ? Photo Credit:darrenou CC BY SA 2.0

失去教學的「位置」,反倒讓我獲致對於這座小島最真實的感受與憂慮。或許,這才是我此行的目的。原先,我是來教導這些孩子們,但最後我自己也跟著他們一起思考。為此,我要特別謝謝你們。你們的話語,無一不透露著自己對這片土地真切的感覺。你們喜歡海,熱愛游泳,討厭民宿和過度開發,厭惡核廢,並排斥他們的補助,特別是,你們還知道這是個矛盾難解的習題。此些種種,都將會是落在你們心中的點點希望。

近日,乍聞政府宣布2014年為「部落觀光元年」,預計招引更多民眾和中國旅客進入部落觀光。而蘭嶼,它又再度博得大島的新聞版面。一為蘭嶼人捕食蘇眉魚引起保育聲浪的撻伐;一則為統一企業預計於小島上設立便利商店。幾則新聞在在顯示了,臺灣本島人與政府機關,始終把持著強勢主流的話語權,站在這樣的「位置」,又如何能深入理解、尊重每個原住民部落的住民,並制定出適宜的政策呢?或許,我們都應該放低姿態,進入部落,站在他們的「位置」上,好好地補這堂課先。

L學校宿舍和夕陽。(照片由作者提供)

L學校宿舍和夕陽。(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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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哉,鍾先生!(鍾逸人先生新書序文之一)

壯哉,鍾先生!(鍾逸人先生新書序文之一)

鍾逸人,《此心不沈:陳纂地與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臺北:玉山社,2014。

壯哉,鍾先生!

周婉窈

《此心不沈:陳纂地與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書影(玉山社提供)

《此心不沈:陳纂地與二戰末期台灣人醫生》書影(玉山社提供)

鍾逸人先生,一九二一年生,今年虛歲九十四。作為晚輩的我們,常被他「嚇」到。怎麼說呢?二○○九年某日,鍾先生打電話來我家,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一九八七年四月他訪問耶魯大學的一些細節。那時候,我和夫婿弱水在耶魯大學讀書,奉朋友之託,陪鍾先生逛校園,並安排他和幾位同學見面談話────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二七部隊」。在電話中,鍾先生說,他年底要出版一本書,邀請我參加新書發表會。果然,年底書就出版了,是鍾先生的第三本書,厚厚一大本。

寫書不是容易的事,像我們從事研究工作,寫篇論文都覺得很不容易,何況是寫書!而鍾先生年紀已經很大了(當時快九十了),更何況他又不是受中文教育長大的,寫中文其實很吃力。我常想若不是有超人的毅力,怎麼可能?然後,就在去年年底,鍾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他正在寫第四本書,說寫好後,會寄給我看。然後,過完農曆年真的就收到他的書稿,再度被「嚇」到!

我讀了這份書稿,深深感受到鍾先生不只是毅力驚人,其實很有使命感,這次不是寫自傳式的回憶錄,而是寫若干人物。讀後,我常在想:如果沒有鍾先生,書中的許多人、事、物可能永遠消失在歷史的幽暗角落,沒人知曉。而且,在寫作期間,鍾先生病倒送醫,住院開刀,之後繼續寫。總而言之,這是我們的幸運,如果沒有鍾先生毅力過人,沒有活到九十多歲,沒有在開刀手術後繼續寫作,那麼,二戰末期臺灣人醫生葬身越南海域的始末,以及幾位相關人物的生平,可能就要沈到歷史大海的晦暗底層。

雖然我個人研究臺灣歷史,這本書講的很多事情,也是第一次聽到。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讀的書,但對不很熟悉戰後臺灣歷史的讀者,可能一開始不容易進入情況。因此,我在這裡做個整理,希望提供「閱讀導航」,也說明一下作者的寫作筆法。

這本書以內容來說,有三個主軸:一、神靖丸的出航和沈船記。二、林伯槐醫生生前和死後。三、陳纂地醫生船難餘生的傳奇和磨難。首先,神靖丸是一艘貨船,沒有軍艦的攻防武裝,載著來自臺灣的四十九名醫師、三名藥劑師、八十名醫務助手和八百名軍伕工員,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從左營軍港碼頭出航,開往戰爭前線。由於當時日軍幾乎已喪失制空權,這艘貨船經過幾度的波折,第二年一月終於抵達西貢河口桑奢克岬灣,但在十二日被擊沈,死傷慘重。同日在該海灣被美軍擊沈的日本船隻約四十艘。根據本書,神靖丸死亡人數:醫師三十八名、醫務助手五十五名、軍伕工員一百八十四名。臺灣醫師在日治時期是地方菁英中的菁英,一下子死了三十八名,對地方社會和個人家庭衝擊很大。本書作者非常用心,企圖記下這些醫師和醫務助手生前的片羽麟光,但限於材料,寫得最多的是北斗的林伯槐醫師。最後,貫串本書的人物就是彰化二八水(二水)的陳纂地醫師(一九○七~一九八六)。他的傳奇在於:船難餘生後,他因緣際會和越南共產黨的「越南獨立同盟會」(越盟)有所接觸,見過越南人民軍大將武元甲(去年十月以一零二高齡逝世),以及革命家也是建國者的胡志明。陳纂地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的刺激,決心返回臺灣從事殖民地獨立建國運動;臨行前,胡志明親自給予懇切的鼓勵。他返臺後不久,二二八事件發生,他領導斗六、竹山地區的民眾對抗國軍,失敗後潛往二水老家的地洞躲藏四年多,家族成員和親友受他連累,多人被處決或遭判刑。一九五一年六月,在臺中一中同學謝東閔的協助下,出來「自首」,但被迫和妻子遷居臺北,終身受監視。

以上是本書的三個敘事主軸,戰後部分還穿插著作者(鍾先生)和陳纂地的人生交叉。本書的副題是:「陳纂地與二戰末期臺灣人醫生」,究實而言,並沒包括所有的醫生,而且詳略不一,真正具體寫到的僅若干位,最詳細的是林伯槐醫師。我認為,為每位罹難者留下故事,在鍾先生「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主要是受限於材料。鍾先生是臺中人,出獄以後定居彰化北斗。他的活躍地區以臺中、彰化、雲嘉一帶為主。由於地緣和人脈的關係,他熟悉林伯槐醫師本人及其家庭情況,甚至包括他死後家庭的許多細節。至於他和林伯槐醫師的「人脈」關係,於最後一章揭曉,讀者讀到最後,就會恍然大悟。至於陳纂地醫師,他們之間有實際的接觸,書中有交代。在陳纂地醫師躲在二八水山間「碉堡」時,鍾先生正在坐他的十七年大牢。他出獄之後,和陳纂地有直接的接觸,後來也幾度訪問陳纂地的夫人謝玉露醫師。這是鍾先生的主要資料來源,在當事人無法親自撰述的情況下,可以說相當珍貴。

不過,在此我想提醒讀者:這本書不是歷史研究的論著,也不是一般習見的口述採訪記錄。鍾先生在撰寫這本書時,採用了類似歷史小說的筆法,很多地方也帶入了歷史學「神入」(empathy)的想像,所以我們會讀到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也會進入當事人的心理和思惟裡頭。這是這本書引人入勝的地方,很多場景寫得很生動,有如電影鏡頭。此外,鍾先生活過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時代,很多生活的細節,他都有第一手的體驗,即使是擬想,也很有參考價值。

讀完這本書,我有一個小小的想法:鍾先生在很多方面應該很能和陳纂地起共鳴。他們都同樣不滿日本殖民統治,也都在日本本土坐過日本牢(看守所),也都被「特別高等警察」(特高)監視。我們今天由於拒絕用中國抗日史觀來框架我們臺灣的歷史,因此可能比較不強調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灣人民的打壓和歧視,但這應該是不能被輕易看過的歷史現實。戰爭末期臺灣菁英的遭遇再度提醒我們殖民統治的負面面相。

這本書揭示了:不被知道的臺灣史的一個「裏面」。誠如張良澤先生序中所說的,這本書出現非常多的人名,每個人名背後可能就是一個充滿血淚的故事,可惜大多無人來訴說了。今年五月十一日新聞報導:郝柏村先生批評三一八學運,「指責學生占領立法院、行政院,根本不是學運,而是政變、暴動,把臺灣六十年來民主破壞無遺,令人痛心。」讀這本書,就可以知道哪來「六十年民主」!另外,這本書的主人翁活動範圍主要在臺灣中部,「中部人須知中部事」,私意以為,中部人讀這本書應該會有一種人親地親的感覺。

鍾先生體格魁梧,聲如洪鐘,打電話來時,常被嚇到,不是因為他的聲音,而是因為他老當益壯,充滿熱情,永遠想為鄉土奉獻一己之力。身為他的「少年朋友」,我只能說:壯哉,鍾先生!若用現在年輕人的話,就是:讚啦,歐吉桑!

二○一四年五月卄九日寫於龍坡里芬陀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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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月份過了嗎?……以及一些思絮

死亡的月份過了嗎?……以及一些思絮

周婉窈

今年五月三十日我在個人臉書貼出一篇小文,起頭寫了我在大學時期聽到的事情:「有個政治犯,被拉去槍決時,大喊『臺灣獨立萬歲、臺灣獨立萬歲』,獄卒不讓喊,用破布塞住他的嘴巴,不讓站立,用斧頭砍斷他的腳掌,把他拖走。」數十年後才知道真有其事,這位政治犯就是陳智雄先生。我猶豫了兩天才決定寫,原因是,我很不願意將殘酷的情景寫出來,因為它可能會帶給不特定讀者不良的心理反應,比如感到恐怖等等。當年我聽到學長講後,從沒再轉述,一方面是當時根本不清楚到底怎麼一回事,好像是從某個大塊布中剪下一小方塊,完全沒有脈絡,不知從何說起;另一方面,如果它是真的,我反而也變得無法轉述,因為那是以會流血、會痛苦的人的身體去承受的,我如何講?在那不曾和人分享的三十餘年中,我有時會突然想起來,感到一種莫名的悸動。

最後,我還是決定寫,因為這一兩年媒體已經有公開的報導,有些描述更刻畫入微(graphic),我想我的臉書朋友大都已成年,或許不用考慮太多。貼出後,其實還是有點忐忑不安。世界上很多事情,如果我們想到是以和我們一樣的血肉之驅去承受的,其實很難當作一件「事」來巨細靡遺地予以刻畫。

1 同學為「不詳」獻上一朵白玫瑰。(2010年3月27日)

同學為「不詳」獻上一朵白玫瑰。(201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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