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事件85周年紀念活動:《餘生》紀錄片觀賞與座談會

霧社事件85周年紀念活動:《餘生》紀錄片觀賞與座談會

日期:2015年10月31日(週六)12:30–17:3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歡迎蒞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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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址:https://goo.gl/9GuUsH

海報確定1002

紀錄片《餘生——賽德克・巴萊》觀賞與座談會流程

影片放映12:30-15:15(中間休息10分鐘)
茶敘時間15:15-15:40

座談會
第一場 15:40-16:30
主持人:宋麗梅
與談人:Tado Nawi(高信昭)、Takun Walis (邱建堂)、Dakis Pawan (郭明正)
湯湘竹(導演)

第二場 16:40-17:30
主持人:周婉窈
與談人:Mona Pawan(張進昌)、Awi Mona(蔡志偉)、Tado Nawi(高裕明)
邱若龍(美術指導)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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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歷史課綱比101好在哪裡?

98歷史課綱比101好在哪裡?

吳俊瑩

2015年7月5日的午後,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北區高職聯盟、桃區高校聯盟、蘋果樹公社等聯合在臺北市徐州路國教署臺北辦公室前面舉辦「反黑箱課綱微調陳情抗議活動」。這次活動的主軸訴求的第三點:撤銷本次的課綱微調,使用98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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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主張不回歸現行的101課綱,而是回到98課綱,我認為這應該是同學們從5月以來,密集閱讀理解課綱問題後,所提出的明智主張。夭折的98課綱到底好在哪裡?為瞭解它跟101課綱有什麼差別,我製作了一份「98臺灣史課綱變動表」(網址: https://goo.gl/eH2pCZ,在此先跟大家分享我的幾點觀察:

一、乍看之下,你會覺得98課綱說明欄字數又多又長,101課綱看似做了精簡,但如果你仔細看,98課綱的「說明」欄內的內容絕大部分真的只是說明,是在提示教科書編者的書寫方向。例如在「早期臺灣」的單元中,「考古發掘與史前文化」的這項重點,說明欄寫道:「有關臺灣史事的明確記錄始於近四、五百年前,但在有文字記錄以前,臺灣島早已存在,並且已有人群居住。本單元先提示臺灣人文地理環境與原住民關係,接著敘述臺灣的史前歷史以及16世紀末以前就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民。敘事以提綱挈領為原則,不宜瑣碎。」98課綱不但提醒教科書的編者,要提綱挈領,不宜瑣碎,而且只提示編寫的大方向,至於要放入什麼樣的歷史事實,則取決於教科書編者。
您知道嗎?把課綱的「說明」欄填入大量特定的事件,始作俑者是101課綱!「早期臺灣」的濱田彌兵衛事件、麻荳事件、郭懷一事件、新港文書;「清朝統治時期」的科舉優惠、迴避本籍任官、鴉片戰爭、羅妹號事件對臺灣衝擊;「日本統治時期」的後壁林之役、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土地、舊慣、人口等三大調查,皇民化運動中的改姓氏、「國語」家庭,太平洋戰爭時期出現的慰安婦,介紹《臺灣青年》的創刊、連橫《臺灣通史》等,還有連大學生甚至是研究生也不一定搞得清楚的六三法、三一法、法三號、治安警察法,全部都要寫。「當代臺灣」則有臺灣國際地位確立的過程、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實質外交、保釣運動等等。以上所列出的歷史事件,全部都是101課綱才加進去的。這些事件或事項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一綱多本的架構下,課綱理當如同98課綱一般,提示原則性、方向性的指引,至於選擇哪些歷史事實,則是教科書編者的自由。我們之所以認為98課綱是比較「柔」的課綱,理由在此。當課綱的說明欄填滿事件時,試問教科書的編者在課本篇幅有限的情況下,還有多少空間?例如日本統治時代早期對臺灣人的嚴酷鎮壓中,98課綱只提醒編者「介紹其中之一、兩個重大事件」,但101課綱則規定要寫後壁林之役、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當然教科書的編者不是不能寫這三起抗日或抗暴事件以外的事情,但課本篇幅就這麼多,這些事件交待完了,還有餘裕嗎?如果照98課綱,教科書的編者,說不定還能夠考慮到自身的銷售市場區域,以該區域的事件為例,不也很好嗎?非得全國的教科書都要寫跟林少貓有關的後壁林之役嗎?

二、98課綱不把課綱當成政令宣傳的工具。「當代臺灣」的單元,在「國民政府的接收與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重點中,關於戰後臺灣主權、國際地位的問題,各方向來有不同的認知,而且各有所本,面對此一課題,98課綱提醒「有關國際交涉事件應依史實敘述,避免主觀的論述」,讓各家教科書的編者得以根據史料陳述相異的觀點,但101課綱硬是改成要說明「臺灣國際地位確立的過程」,這等於是給教科書的編者下指令,非得寫臺灣地位已定論不可。
101課綱在用字遣詞上,特別是日本統治時期,不厭其煩,反覆強調「殖民」一詞。98課綱在主題欄,已經有「殖民統治前期的特色」等字,其下所列重點「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101課綱將它改為「具有殖民性質的經濟發展」,再次強調「殖民」二字,卻刪去「基礎建設」這個不帶價值判斷的用詞。在說明欄中,則將日本時代的經濟發展與基礎建設的本質完全框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標語底下。我們要問:難道所有的基礎建設,都是為了「農業臺灣」嗎?難道「工業日本」就不進行土地、舊慣、人口的調查和普查嗎?這些基礎建設有關工業了誰、農業了誰的問題嗎?真正將特定的意識型態試著灌入課綱,101課綱就已顯露出這樣的傾向了。這次的課綱「微調」看來只是把101課綱王曉波等人「撥亂反正」的未竟之業,再由檢核小組接力完成罷了。

三、98課綱的視野與深度。98課綱提示要從中國化、本土化與全球化三股力量討論戰後的教育、文化問題,這些提綱挈領字眼,全遭101課綱刪除,甚且把「教育文化發展的大勢」改成「教育發展」,並新增「說明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的說明。結果把98課綱原本要求的「大勢」,改成讓教科書的編者寫起各級學校學制演變的流水帳。教科書本來就不太有趣了,這麼一改,更是無聊。然而原本98課綱的說明是「本主題簡單回顧近四百年間臺灣文化的變遷,並介紹在全球化之下生活與思維的改變」。98與101課綱的廣度與深度一比,高下立判。此外,還有關於生活形態的改變中,98課綱特別點出對「新移民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應加以關注」,但101課綱則加以刪除。這合理嗎?是98還是101比較多元,比較富有包容性?吳思華部長不是最喜歡談「多元和包容」嗎?吳部長若真正要推「多元和包容」,那麼更應該恢復98課綱!
以骨架和血肉比喻的話,課綱的「單元」、「主題」可以說是骨架,「說明」則是血肉,傳達整份課綱的核心內容,也理應適當地反映出學界現階段的研究成果與共識。這次課綱「微調」的主戰場,就是在說明欄,檢核小組努力在說明欄強力灌輸所謂「合憲式」的歷史教育與意識型態。他們之所以緊抓不放,原因就是從101課綱起(98不是這樣喔),在教材綱要(即課綱)的編輯凡例,明白說:「凡說明欄中提及應包括的事項,務必編寫於教科書中」,我們從101課綱到「微調」課綱已經了解到,這裡所說的「事項」包括歷史解釋、意識型態,這些都要照課綱來寫。但98課綱無此規定,而是十分尊重教科書編者的寫作自由,它主張:「在『一綱多本』的理念下,宜以『說明』欄中的知識點為基礎,依照各單元的順序,自行安排撰寫的歷史脈絡」。98課綱與101課綱對於「說明」欄的性質界定,截然不同。這樣一份相對而言比較寬鬆的98歷史課綱,不就是許多同學與老師們所希望的「柔性課綱」嗎?這份課綱,一度有機會成為我們可以使用課綱,2008年1月24日前教育部長杜正勝正式公告自2009年8月1日起由高一新生開始實施(民國98年開始實施,所以稱98課綱),但2008年10月27日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第18次會議中,遭繼任的教育部長鄭瑞城在會場完全沒有反對聲音的情況下,悍然擱置再議。98課綱就這麼夭折了,或更確切來說,胎死腹中了。

當同學們頂著烈日,張羅活動,起身抗爭時,比你們年長的我,也想盡一點鍵盤與指間的棉薄之力,讓社會更了解你們主張「撤銷本次的微調課綱,使用98課綱」是合理的、是進步的。我過去曾說,2000年以後高中歷史課綱的發展趨勢,不是鐘擺式的立場擺盪,而是不斷向上進步,然而就在2008年,課綱的進步性開始受到反挫,我們的歷史教育有向下直滑的可能;但2015年的夏天,因為你們的努力,讓我們有機會從谷底往上爬升,向前進!。

謝謝你們,17歲,萬歲!

附記:有興趣的朋友們,不妨可以利用這9張彩色表格(下載網址:https://goo.gl/eH2pCZ),仔細分析98、101到「微調」課綱的變動,你會發現改動的脈絡相當一致。我先說一點,原本鄭氏政權在98放在跟荷、西一起談,101課綱把鄭氏統治時期拉出來單獨談,「微調」課綱再改成「明鄭」等等。這不是一步接一步由客觀陳述走向特定史觀嗎?是向上,還是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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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史研究之回顧

海洋史研究之回顧

林琮舜

  「海洋史」是一種有別於大陸型(continental)文化模式的研究視野,重視與海洋密切相關的人類活動和歷史經驗,具有世界史、區域研究之性質。海洋史觀念對當代臺灣史研究的啟蒙甚深,既為臺灣史自成獨立領域奠定基礎,也大幅拓展了其課題範疇與思想意涵。臺灣早期歷史(史前至1683年)研究所受的影響尤其明顯,學者幾乎一改傳統帝國主義殖民、漢人拓墾的詮釋立場,轉而強調臺灣與世界的接軌和島內族群的互動。本文節選自筆者的碩士論文〈臺灣史研究在高中教科書中的落實與落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14),透過回顧近三十年來以臺灣早期歷史為主題的學術論著,簡介海洋史研究的發展及成果。

一、曹永和的「臺灣島史」

  臺灣史研究與海洋史觀念相結合,始自曹永和提出的「臺灣島史」。[1]他鼓勵學者突破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史框架,從世界潮流、國際局勢的演變省思臺灣所扮演的角色,同時親自實踐這套兼具結構性(structural)、總體性(total)和全球性(global)的史觀。他寫於1978年的〈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為典範著作,全文跳脫民族主義的框架,不再重申中國與臺灣的緊密關係,而是強調明代海禁和地理大發現所促成的國際動盪,闡述十六世紀以來漢人、日本人、歐洲人在東亞海域的競爭及衝突。以荷、西領臺的背景為例,即使如荷蘭訴諸武力占領澎湖,目的仍是為了鞏固在遠東的貿易利潤,並非開疆拓土,而西班牙主動減少雞籠的駐兵也是因為無利可圖。[2]貿易實況方面,曹永和在此雖沒有使用「轉運站」一語,卻已清楚表示大員商館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調度金、銀、絲、瓷器等商品的基地,利潤僅次於日本商館。[3]公司的治臺政策則是先以武力迫使原住民歸順,再透過定期的地方會議(Landdag)讓各社長老成為公司的封臣,同時獎勵漢人來臺拓墾或讓漢商以贌社制度包辦番產交易,令漢人擔任公司擴大統治範圍的先鋒,蔗糖、稻米也因此成為臺灣最主要的農作物兼外銷商品。[4]

        儘管〈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對許多議題僅點到為止,但不難察覺,重視海上交流的海洋史觀念對經濟史的啟發最深。曹永和在1988年以日文撰寫的〈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與日本〉便以濱田彌兵衛事件和鄭芝龍的崛起說明當時海上的勢力角逐,指出荷蘭無論合作對象是官府還是海盜,最初都只能跟前來臺灣的商船交易,直到日本鎖國、鄭芝龍接受招撫,臺灣才轉變為荷蘭進行亞洲轉口貿易的據點。[5]〈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又進一步賦予臺灣「東亞轉運站」之定位。這篇1997年的論文可謂集其研究之大成,他不僅將臺灣的走私貿易、德川幕府的征臺意圖、歐洲的宗教改革都納入討論,更強調鄭氏集團與荷蘭長期互動對臺灣的影響。來自鄭氏集團的商品和競爭壓力,其實正是臺灣轉型成亞洲商品分配中心的關鍵動力。[6]臺灣的轉運站功能基於地理優勢一直持續到鄭氏時期,但由於清政府實施海禁,臺灣再度成為東亞貿易的邊陲區域,只能透過閩南商人出售蔗糖和鹿皮。[7]

  此外,曹永和也力求為「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與「有歷史的民族」之互動提供新的詮釋場域,前者便是指臺灣原住民。〈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為開先河之作,旨在運用考古遺址、方志傳說、荷蘭文獻等史料重建原住民的歷史記憶。[8]

二、林偉盛、陳國棟的「轉口貿易」研究

  自「臺灣島史」開海洋史研究之濫觴,「在地性歷史」(indigenous history)的討論也跟著蔚為風潮,其中又以接續曹永和的經濟史研究最為突出。林偉盛於199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便是代表性著作。全文整理金、銀、絲、糖、鹿皮等商品在臺灣、中國、日本及東南亞等地的流通,透過分析不同階段的國際局勢,重新檢討臺灣作為東亞轉運站的成效。他認為以臺灣為轉運站的貿易體系雖然在1635年已成功建立,但公司始終沒取得主導權,因為無論商品來源還是與明政府的交涉,均仰賴一群亦商亦盜的漢人從中斡旋,導致商品價格和貿易航線都被他們掌握。[9]鄭氏集團憑藉武力和物資的優勢,從1640年代起開始爭奪日本及東南亞的市場。[10]偏偏金、銀、絲、糖到1650年代也喪失原有的商業價值。中國黃金因戰亂減少出口,加上中國絲被漢商壟斷,公司自然難以再向日本購買白銀,甚至連臺灣能自產的蔗糖也因為巴西、中國糖的傾銷而供過於求,導致臺灣失去轉運站的優勢。[11]

  陳國棟的海洋史著作《臺灣的山海經驗》也收錄數篇講述荷蘭時期轉口貿易及產業發展的文章。他同樣看重轉口貿易在不同階段的變遷,並將時間軸大幅延伸至1945年以後。與林偉盛不同的是,陳國棟主張1640年代以後的臺灣還是具備轉運站的優勢,因為即使鄭氏集團直接將中國絲賣至日本,公司仍可用越南或孟加拉的絲換取日本白銀。況且公司始終有從中國進口瓷器、勘干布(cangan)和黃金,前兩者都會再轉賣到歐洲或東南亞,黃金更幾乎被轉運到亞洲各地的荷蘭商館。[12]

三、翁佳音、韓家寶、鄭維中的荷蘭時期研究

  除了經濟議題,荷蘭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文化也在海洋史觀念的影響下,重新建構出正確的認識。翁佳音介紹荷蘭時期的制度時,便特別釐清贌社和王田常見的誤解。贌社在荷蘭時期是向漢商徵收的番產交易稅,並非清代方志所言是由漢商代收、代繳的原住民賦稅;臺灣的土地也非全是公司管轄的王田,當時的土地糾紛足以證實存在著公司職員或漢人的私有土地。[13]

  論及荷蘭時期的地權和稅務制度,韓家寶(Hevns Pol)的碩士論文〈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為目前最完整的研究。荷蘭時期的地權乃由封建形式(feudal tenure)、市場機制兩套系統構築而成。封建形式意指公司承認原住民的土地為封建領地,漢人前往採集資源就得繳納租稅。[14]市場機制則用於無主地,公司為了獎勵開墾,自1647年起以頒發權狀的方式授予漢人土地所有權,之後所有人也可以將之分租給佃農耕作。[15]特別的是,公司還會授予下屬職員和牧師土地使用權(usufruct),不需繳納稻米什一稅,可謂兩套系統的彈性搭配,但也有職員選擇比照漢人的條件獲頒土地權狀。[16]稅務制度另有直接稅、間接稅之分。直接稅一般由熱蘭遮城稅捐處負責,有關稅、房屋稅、執照稅等,稅率大多是百分之十。[17]間接稅起自公司基於成本考量,將部分稅權交由漢商承包,「贌社」便是如此,只是執行的結果卻讓這筆商業稅落到原本不必納稅的原住民頭上。[18]

  鄭維中的《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進一步將視野擴及歐洲的法律傳統和社會慣習,以異文化接觸、歐洲文明擴張的角度探討荷蘭時期的社會變遷。尤其是有關大員市鎮的討論,更在學界獨樹一格。大員市鎮的漢人因不受原鄉官府管轄,又缺乏士紳或氏族的勢力,遂形成特殊的合議制自治體,其成員還會透過請願,跟有意推行歐洲式城市政令的公司接觸。[19]而公司為了有效地宣導政令、募集資金,也開始允許漢人參與市政法庭。儘管大員市鎮名義上是公司專屬的貿易據點,沒有所謂的「自由市民」,但此地的漢人卻已取得消極的「市民權」,日常生活更受到西方公共利益觀念影響。[20]不過,漢人遵守法律規範的考量仍出自儒家倫理和利害關係,只是服從統治者的結果,不像荷蘭人乃服膺自然法理念和基督教精神。[21]同時,公司也透過訂定長者階級(ouden),將歐洲風格的階級社會移植進原住民部落。[22]

四、臺灣各別區域的研究

  由於海洋史觀念講究總體性的視野,往往視「臺灣島」為整體,或者聚焦在荷蘭統治最深入的西南平原,多少有以偏概全之慮,畢竟臺灣在日治時期之前從未有政權能有效控制全島。因此,也有著重臺灣各別區域的研究接續問世,像陳宗仁的《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主要是研究臺灣北部的發展。雞籠、淡水因地理位置優越,在1570年代海禁放寬後成為明政府認可的海外貿易港市,甚至有「門外要地」之稱,足見海商匯聚所造就的繁榮。[23]但生活物資仰賴進口的雞籠、淡水到了十七世紀終究不敵大員的競爭,加上美洲白銀減產和日本鎖國的衝擊,其轉運站功能也在1635年後逐漸喪失,最終造成兩地嚴重的邊陲化,直到1860年代才因「開港」重回國際貿易的舞台。[24]

  翁佳音的〈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貿易與原住民〉則提到雞籠、淡水的原住民在十七世紀初期已有簡單的經濟活動。他們會先和漢人換取棉布,再搭乘小舟將棉布運往噶瑪蘭交易鹿皮和糧食。[25]康培德的《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也指出公司雖透過武力恫嚇、禮物贈予重組東部原住民社會的權力位階,但始終缺乏有效的管理,以致有些部落單純為了自身利益或打擊敵對部落而選擇暫時歸順,事後多不受管轄。[26]

五、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歐陽泰、鮑曉鷗

  最後,更不得忽略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雖未必意識到海洋史觀念,但皆從世界史的角度觀察臺灣與世界的互動。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在2007年由鄭維中翻譯完成,出版前又納入鄭維中、韓家寶的見解,使其「共構殖民」(co-colonialism)概念成為目前最能完整詮釋荷蘭時期社會風貌的論點。共構殖民並不表示荷、漢雙方能平等地從事殖民活動,而是指公司創造一個允許漢人參與,且能彼此獲利的體系。在此合作關係下,鼓勵農業和提供安全便是公司的職責所在,公司會以武力保護漢人移民不被麻豆、蕭壠等原住民部落騷擾,同時祭出土地所有權和各種免稅優惠,保障其私人財產。[27]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安全、財產亦受到法律的保護,因為公司建立的司法系統會管制市場的交易秩序和治安。[28]倘若公司企圖以取消補助、開徵人頭稅增加收入,就會破壞互利的合作機制而招致反彈。[29]

  而國內長期缺乏西班牙時期專論的遺憾,也因為鮑曉鷗(José E. Borao)的《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而得到彌補。他以西班牙文獻為基礎,從歐洲人的集體心理觀察西班牙的殖民活動。與荷蘭相比,西班牙缺乏對東亞局勢和異文化的認識,既無法與漢商競爭貿易的主導權,也不願經營臺灣的物產,只懂得以白銀換取漢人或原住民的糧食及勞動服務,統治自然無法持久。[30]此外,全書還整理了許多西班牙人對臺灣北部原住民之風俗傳統的記錄,並重建航程圖、雞籠城圖等重要史料,學術價值顯而易見。[31]

鮑

結語

  近年來臺灣史研究的蓬勃發展,除了受惠於風起雲湧的民主化、本土化運動外,海洋史觀念無疑扮演著領航員的角色。因為它不只代表新觀點的引薦或新知識的發掘,更象徵過去動輒訴諸意識形態、國家本位的研究模式已徹底改變,其影響廣泛且全面。如前文所述,不只經濟史因此得到顯著的發展,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的議題同樣能藉由這套結構性、全球性的思維,提出精闢的見解。值得注意的是,海洋史觀念的應用絕不止於本文所談的臺灣早期歷史,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乃至當代臺灣理所當然都能納入海洋史的討論。1870年代的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均是例證,畢竟臺灣自開港後已擺脫清領前期的鎖國形態,論及此時的「外力」衝擊和「涉外」衝突,如何能輕忽各國人民的海上活動,以及西方列強主導的嶄新國際局勢呢?總之,臺灣自進入歷史時代便是擁抱海洋的美麗島,透過海洋認識臺灣或許也是身為島上人民的我們都應具備的視野。


[1]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447-448。

[2]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47-58。

[3]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頁68-69。

[4] 曹永和,〈明鄭時期以前之臺灣〉,頁71-74、79-81、83-86。

[5] 曹永和,〈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與日本〉,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20-24、27。

[6] 曹永和,〈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120-126。

[7] 〈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頁128-132、135-137。

[8] 〈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2000),頁230-231。

[9]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頁118-124。

[10]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頁125-130、137-144。

[11] 林偉盛,〈荷蘭時期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貿易(1622~1662)〉,頁155-163。

[12] 陳國棟,《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遠流,2005),頁401-405。

[13] 翁佳音,〈地方會議、贌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臺灣文獻》51卷3期(2000,臺北),頁267-269、271-273。

[14] 韓家寶(Hevns Pol),〈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39-45。

[15]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46-47、53-55。

[16]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68-72。

[17]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77-92。

[18] 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關係模式(1624~1662)〉,頁93-118。

[19]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臺北:前衛,2004),頁183-191。

[20]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249-250。

[21]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351-354。

[22]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頁120-122、128-131。

[23]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2005),頁131-134、163-166。

[24]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頁208-212、237-243、294-295、301-305、318-320。

[25] 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貿易與原住民〉,收入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1999),頁70-72。

[26]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1999),頁116-127。

[27] 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2007),頁230-235。

[28] 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239-240。

[29] 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316-319。

[30] 鮑曉鷗(José E. Borao)著,那瓜(Nakao Eki)譯,《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臺北:南天,2008),頁247-261。

[31] 鮑曉鷗(José E. Borao),《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頁14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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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序文:大林、嘉農,以及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鄉前輩劉萬來先生

                      新書序文:

大林、嘉農,以及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鄉前輩劉萬來先生

周婉窈

編按:劉萬來先生的回憶錄《一個老KANŌ的回憶:大林之子劉萬來自敘》,即將出版,在此先刊出該書序文之一篇,以廣周知。

《火車‧鐵路圖鑑》書影,楊燁提供。

《火車‧鐵路圖鑑》書影,楊燁提供。

         劉萬來先生是鄉前輩,也是師長,他的回憶錄終於要出版了。八月初,劉老師打電話來,囑咐我替這本書寫一篇序文。我正擬提筆寫的時候,赫然發現劉老師是臺灣鐵道迷的啟蒙者。

        最近洪致文教授在臉書貼出兩本書的書影:《火車鐵路圖鑑》、《電器機關車圖鑑》(2014/09/02)。洪先生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是氣象學者,也是鐵道專家。他說這是他童年時期最重要的鐵道書;又說: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初期,臺灣書店哪有給小朋友看的火車書呢?但是,有個例外,那就是大山書店劉萬來翻譯的這兩本書,「它對我們這一輩鐵道迷的啟蒙,恐怕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他「曾經和一些飛機迷軍艦迷在閒聊時,都不約而同回憶到小時候看書店翻譯日文少年讀物的往事──原來,不只是火車迷,像是飛迷、艦船迷、怪獸迷、忍術迷……,都是看大山書店的書長大的。那時候,臺灣日本間完全沒有什麼版權保護協定,所以大山書店可以一系列地把日本印給青少年看的圖鑑都翻譯成中文。當我們一夥人在大學時代要籌組火車社團時,才發現原來大家小時候都是看劉萬來先生翻譯的書長大的呢!」

        次日,洪先生又貼文說:「今天講起大山書局劉萬來所翻譯的火車書,我一位朋友杜智弘講得好,劉萬來所翻譯的這一系列書,可說是臺灣的軍武、航空、鐵道、昆蟲、動漫、科學這些愛好者的啓蒙大師。我就曾跟車輛大師江鎮彤先生討論過,這位劉先生到底是何許人也,在那個封閉而且有書籍審查制度的年代,竟然敢翻譯這些日本宅書來啟發我們這些小朋友?」

        看了洪教授的貼文,讓我大大吃一驚。我知道劉萬來先生翻譯過厚重的上、下兩冊《近代日本糖業史》(社団法人糖業協会編;社團法人臺灣糖業文化協會譯;劉萬來主譯,2007),也承蒙他親自簽名惠賜一套。更早先劉老師還翻譯過小林泉的《太平洋島嶼各邦建國史》。我從沒想到,原來劉萬來老師在那個年代翻譯這麼多給小朋友看的書。後來我看一下那兩本造就臺灣火車迷的書,都是1978年出版的,那時候我已經大學快畢業了。根據本回憶錄,劉老師從1969年開始他的25年的翻譯生涯,而我早已脫離童少時期了,注意力集中在他處,一直不知道劉老師對小我二十歲的這一代人有這麼大的影響。關於盜版翻譯日文書的時代脈絡,有待研究者去梳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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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學運參與心得


318學運參與心得

瓜實顏

318學運是我第一次認真參與的社會運動。在參與過程中,我有很多的學習與收穫,而學運之後,經過沈澱與反省,我也發現自己有許多的成長。因此,我將參與心得寫成這篇文章,與大家分享。

要求政府退回黑箱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或「服貿」),是318學運的主要訴求。然而在學運期間,除了對服貿議題有更多的認識外,讓我產生最深「覺悟」的是馬英九、江宜樺執政團隊對於人民訴求的漠視態度,以及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憲政體制裡的種種缺失,這都在這次318學運中現出原形。讓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出生成長的我,一面對這樣的事實感到驚訝,一面也對自己過去未能好好關心這些問題感到懊悔。

圖1 立法院青島東路舞台與參與民眾

我在碩士班專攻臺灣史,照理說,應該比一般人更早對臺灣的問題有所認識,但我想若沒有這一次318學運真實參與的「臨場感」,我不一定能把所學習的臺灣歷史和此刻臺灣的各種問題做這麼好的連結。由於這個運動,我也才切身體驗到學習歷史的重大好處──在面對當下各種光怪陸離的問題時,如果不能從歷史的脈絡去了解,恐怕是不能真正理解問題的所在,也不能對問題提出好的解決方針。

圖2  濟南路上拉起的布條

圖2 濟南路上拉起的布條

就在今年318學運前夕,也發生歷史學者對高中歷史科「課綱微調」的抗爭事件。歷史課綱的修訂變化,其實也有一段很長的「歷史」,需要我們一起來認識和了解。課綱的爭議,也絕對不能簡化為只是藍綠政治立場的不同,其實更關乎到人們怎麼看待「歷史」這一門學科,以及歷史這門學科應該要發揮什麼樣的功能。目前臺灣國高中學習歷史的方式,與大學之後學習的歷史有南轅北轍的差異。主要是因為目前國高中的歷史教育,常讓人對歷史有一種誤解:覺得要把歷史學好,就是一字不漏地去背誦歷史教科書的課文,卻忽略了歷史教學更重要的一個面向:透過不同角度的史料解讀,讓學習者作出分析和判斷,因此能使學生對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並從中有所反省。

學運之後,曾在臉書上看到朋友寫道:「原來以前學到很多的歷史,都是騙人的。」若讀過臺灣過去的中學教科書,其實不意外會有這樣的感想。因為在戒嚴時期,臺灣的歷史課本只告訴學生唯一的一種對歷史的解釋,而且是站在統治者立場所寫的,同時幾乎不談臺灣自身的歷史。解嚴之後,有心的歷史學者一步步推動歷史教科書的改革,雖然是一條非常艱辛的路,但從國中《認識臺灣歷史篇》的出現,到高中的95課綱或是沒有實行的98課綱,都是重要的突破,也影響了新一代的臺灣孩子。318學運帶我們看到了這塊土地上更多元的聲音和想法,也帶我們看清楚政府企圖隱蔽的許多事實。這和過去片面的歷史教育有了明顯的對比。於此,我認為繼續改革歷史教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改革歷史教育,拒絕同為黑箱作業的「微調」課綱,和318學運的精神是一致的,它能讓我們的下一代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輕易被政府或媒體的言論欺騙。一個真正落實民主的國家,好的歷史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圖3  濟南路上的民眾休息的帳篷

圖3 濟南路上的民眾休息的帳篷

318學運發生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年多。雖然學運人士離開了立法院,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但我卻看到更多的人開始關心臺灣,並在各種平台為更多的議題發聲。在這個過程中,也讓我看到臺灣更多的可愛與獨特之處。也許過去因為缺乏積極關心,而讓這塊土地受到傷害,也產生許多問題。但是現在的醒悟應該還來得及!對我來說,我希望未來從歷史教育出發,來影響社會及教育下一代的主人翁。一個人的力量雖然很小,但是集合起來就能改變很多事情。318,是臺灣歷史的一個重要改變,我相信這個改變會一直持續下去。

圖4  臺灣大學戲劇系懸掛於青島東路的海報

圖4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系懸掛於青島東路的海報

編輯附記:本文四張照片由作者拍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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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修改真的只是藍綠惡鬥嗎?


課綱修改真的只是藍綠惡鬥嗎?

吳俊瑩

一、前言

今年年初爆發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稍不一察,很可能會被不明就理的說法帶到一種藍綠各打五十大板的理解中,把課綱修訂當成是隨著政黨輪替的政治對抗現象,認為藍綠只是被意識型態沖昏頭,誰執政就改成誰要的課綱,反正課綱就是政治洗腦工具,沒有所謂的好壞,彷彿課綱調整如同鐘擺,誰執政就往哪邊擺。

但果真是如此嗎?難道歷史教育真的沒有專業,只能是政治的附庸?2000年以來課綱的調整,難道如某歷史學者所言,是一場「鬧劇」?[1] 真難道從沒人真想把課綱修得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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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島旁的小島,小島上的教室

大島旁的小島,小島上的教室

涅菩剌斯

**感謝作者韓承樺先生和《極光電子報》、《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同意轉載,僅此致謝。本文最初出處:《極光電子報》,2014年7月15日。。
原刊登連結:
極光電子報: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9144288.html
關鍵評論網: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55734/

(作者涅菩剌斯,歷史系博士生。對「傳統與現代」、「東西文化、思想交流」等議題感興趣。特別關注語言、詞彙和觀念在其中之變化,及其可能交織出的歷史圖景。很想瞭解歷史之於現代社會的作用為何,在還未能找到適當的解答前,就只好一邊做,一邊想了。)

2012年7月,我獲得了一份特別的工作機會。工作的性質普通,只是國中教師;機會卻是特別的,因為我必須飛到臺灣東南方的小島–蘭嶼–擔任兩個星期的國中代課老師。

這個暑期輔導的課程,是由蘭嶼地方一間大型儲存場TP提供的經費,讓願意做課程進修的學生,多花兩週的時間待在學校學習。這兩個星期,除了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外,還有一些原住民母語、技藝文化教學,以及自然環境參訪的課。我負責歷史與地理的社會科部分,要幫小孩子複習一年級的課程:臺灣歷史與地理。

甫抵蘭嶼,於L學校的學生宿舍安頓好行李,我便與兩位老師出外用餐,他們帶我到一間名為w簡餐店。該店以達悟語的「海洋」為名,菜單兼容了達悟和臺灣本島餐飲文化的特色,有飛魚的特色風味餐、臺式簡餐,也有西式的漢堡與薯條。用餐時,隔壁桌坐著一位婦女帶著她的小孩,她們在研究蘭嶼地圖,正在規劃要如何於這座小島上展開探險。兩人對於異地所表露的興奮及驚奇感,與我2008年首次造訪蘭嶼時,十分相似。

蘭嶼開元港。(照片由作者提供)

蘭嶼開元港。(照片由作者提供)

然而,令我驚訝的是,短短五年過去,島上的觀光客群,已從三兩好友、年輕人的自助行,擴展成旅遊團、爸媽帶著小孩來旅行的形式。或許,這反映了蘭嶼的觀光業,已逐漸可與臺灣本島觀光事業的發展程度「接軌」。只是,這一「接軌」,便代表了諸多現代化的事物,正緩慢地侵入這裡。

L學校的規模不大,大概就跟臺灣本島部分偏鄉地區學校相似。我總共教一個國一與一個高二班。學生彼此間非常熟悉,都知道某某某是從哪個村過來的,家庭情況如何。由於我還擔任國一班的導師,所以每天我還與班上小朋友,一起吃早餐、午餐。每一位學生都非常可愛,我注意到他們喜歡的事物,部分與臺灣小朋友類似,像是看電視、漫畫、聽音樂、玩電腦、跳舞⋯⋯等。

相異的部分如,有幾位男孩跟我說他們喜歡釣魚。有一晚,我就看過他們拿著自製的小型釣竿,跟我說他們剛釣魚。除釣魚外,大概就是游泳了。「老師,在海裡游泳很爽耶!」一位男同學爽朗地這麼說。我就曾經在下課後來到海邊,看見幾位同學正在海裡游泳。他們看到我後打了個招呼,就又鑽進海裡去了。

Photo Credit:Lamuran CC BY SA 2.0

Photo Credit:Lamuran CC BY SA 2.0

課餘活動的他們,讓我看到不同於都市小孩的精神與活力。而讓我印象更為深刻的,是發生在地理課上的幾則故事。復習臺灣地理,我講到洋流的問題。我找了一道常考的題目問學生「黑潮替臺灣帶來甚麼魚種呢?」孩子們很大聲的說「飛魚!」我想了想,這答案與我先前翻閱地理課本時不一樣呀。課本與參考書都是寫著「黑鮪魚」。且每年四到六月,我們只要轉開新聞頻道,一定會看到所謂的「東港鮪魚季」。

我找了一道常考的題目問學生「黑潮替臺灣帶來甚麼魚種呢?」孩子們很大聲的說「飛魚!」(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找了一道常考的題目問學生「黑潮替臺灣帶來甚麼魚種呢?」孩子們很大聲的說「飛魚!」(照片由作者提供)

可是,同學的眼神十分肯定,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們這般充滿自信的樣子。「沒錯沒錯」,孩子們嚷嚷著。我沈思了一會,想起夏曼.藍波安曾在《黑色的翅膀》裡描述飛魚泅泳的畫面,黑鮪魚、鬼頭刀、旗魚等大型魚類,正是隨黑潮迴游,獵食飛魚而行經蘭嶼附近海域。

黑潮帶給蘭嶼人的禮物,正是飛魚。然而,官方教科書的答案,卻不是這樣。最後,我只能跟他們說:「教科書寫的是黑鮪魚,你們作答的時候得選黑鮪魚。但是你們要記得,黑潮替你們帶來的是甚麼。這是屬於你們的文化,請記在心裡。」話剛說完,講台前方的一位小女生小聲地說道:「那我要在考卷上多加一個選項,然後選它。」

隨著課程接近尾聲,學生越來越不想待在教室裡。倒數幾堂的地理課,我選擇用活動的方式來上課。第一次,我請學生輪流到黑板上畫畫,合作完成一幅蘭嶼的地圖。大家好不開心,興沖沖的跑到黑板上,畫好了蘭嶼的輪廓,標上自己居住的村子,村子附近的山與溪。大家七嘴八舌的十分吵鬧,我則感覺到,他們對於自己居住的這片土地是如此地熟悉和喜愛。

學校壁畫,海很藍。(照片由作者提供)

學校壁畫,海很藍。(照片由作者提供)

過程中的小插曲,是一位學生在地圖某處畫了一個骷髏頭似的記號,他說這是核廢料儲存場。於是,同學們開始熱烈的討論起儲存場。壞話當然是少不了,好話則不可能會出現。不過,有位學生突然說:「拆掉的話,很多人會失業耶。」班上安靜了一下,他接著說「哎,蘭嶼人很矛盾拉。」語畢,我發現自己很難介入這段討論,畢竟他們的難題,並不是我這個outsider能解開的。

第二次的活動,我讓學生各拿一張紙,畫一個自己在蘭嶼最喜歡或最討厭的地方。經過十幾分鐘的努力,大家紛紛拿出各自的圖畫紙來展示、說明。有同學很調皮的說她最討厭學校;儲存場也在「最討厭」的名單中;也有同學畫了綠色與藍色的色塊,說蘭嶼的山與海是她最喜歡的地方。

蘭嶼氣象台日落。Photo Credit:othree CC BY 2.0

蘭嶼氣象台日落。Photo Credit:othree CC BY 2.0

這時,我注意到一位男生,他畫了一排像是房子的圖案,他說這是過度開發的民宿。我想到某一堂地理課,講到經濟地理中關於旅遊業的討論,學生對於「觀光業是無煙囪產業」這句話非常不高興。一位女生就說「啊,你們一直拿手電筒照角鴞,牠都要瞎了拉!」

時間過得很快,兩個星期一下就結束了。回家的火車上,我恰好與一位要上臺北的學生同行,是一個很安靜的小女生。我看她的心情是雀躍的,她要離鄉,我正要回家。一路上,我與她聊了不少。她講到自己曾坐在台東飛往臺北的大飛機上,往下看臺灣的夜空,「到處都是黃色白色的燈光,讓人覺得很有希望。」我問她,那妳想放幾個黃色在妳心中?「我要全部。」女孩的童言童語,我無法猜測她想表達甚麼,但我衷心地希望,她與同學們心中最純實的願望,都能逐一實現。

學校壁畫,畫的是蘭嶼夕陽。(照片由作者提供)

學校壁畫,畫的是蘭嶼夕陽。(照片由作者提供)

十六堂的歷史與地理課,教至最後,我失去了出發前設定好的「位置」。在大學裡我很習慣、熟悉的「位置」,是帶學生閱讀文本、討論問題,並指導他們尋找一個適當書寫角度寫就報告。但在蘭嶼教書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漸漸退至孩子的角度,同他們一起閱讀、思考、質疑課堂上碰到的課題。

這些反映的是教育制度和政策制定的缺漏與偏離。長久以來,我們迫使原住民進入漢人創設的教育體制內學習,在這般架構下,他們必須學習他族的歷史、語言和文化。於是,孩子們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可能會閱讀到與他們實際生活不相符合的知識;他們會逐漸忘記自己的母語;為了進入臺灣本島讀書,孩子們也可能離遠海洋越來越遠,遺忘如何捕魚、組船。

更進一步說,此些問題還隱含了大島與小島、中心和邊陲、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拉扯與矛盾。就如同這些學生在課堂上對觀光業表露的反感。觀光業的發展,的確象徵著現代化的力量,會隨著各種相關產業之需求,進入蘭嶼這片被臺灣人視為旅遊淨土的後花園,這些不可逆的趨向、力量,確實會改變蘭嶼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再過幾年,蘭嶼的面貌又會是什麼樣子呢?

再過幾年,蘭嶼的面貌又會是什麼樣子?但我們又有甚麼立場去決定呢 ? Photo Credit:darrenou CC BY SA 2.0

再過幾年,蘭嶼的面貌又會是什麼樣子?但我們又有甚麼立場去決定呢 ? Photo Credit:darrenou CC BY SA 2.0

失去教學的「位置」,反倒讓我獲致對於這座小島最真實的感受與憂慮。或許,這才是我此行的目的。原先,我是來教導這些孩子們,但最後我自己也跟著他們一起思考。為此,我要特別謝謝你們。你們的話語,無一不透露著自己對這片土地真切的感覺。你們喜歡海,熱愛游泳,討厭民宿和過度開發,厭惡核廢,並排斥他們的補助,特別是,你們還知道這是個矛盾難解的習題。此些種種,都將會是落在你們心中的點點希望。

近日,乍聞政府宣布2014年為「部落觀光元年」,預計招引更多民眾和中國旅客進入部落觀光。而蘭嶼,它又再度博得大島的新聞版面。一為蘭嶼人捕食蘇眉魚引起保育聲浪的撻伐;一則為統一企業預計於小島上設立便利商店。幾則新聞在在顯示了,臺灣本島人與政府機關,始終把持著強勢主流的話語權,站在這樣的「位置」,又如何能深入理解、尊重每個原住民部落的住民,並制定出適宜的政策呢?或許,我們都應該放低姿態,進入部落,站在他們的「位置」上,好好地補這堂課先。

L學校宿舍和夕陽。(照片由作者提供)

L學校宿舍和夕陽。(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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