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屏蔽的鄉土、勞農大眾與原住民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第五篇第七章

被屏蔽的鄉土、勞農大眾與原住民

周婉窈

你們現在能在學校學習臺灣的歷史，不是容易的事。從有近代教育以來，一百年臺灣人在學校沒辦法學習自己的歷史。日本時代，學校教日本歷史，不教臺灣歷史，倒是非常注重鄉土教育，教導孩童認識「本島」。戰後黨國害怕臺灣人認同臺灣，教育中沒有臺灣歷史，也沒有臺灣鄉土。鄉土是人們真實生活的所在，卻被黨國屏蔽了；中國才是故鄉，學生在學校認識遠處的山川、歷史、文化，對自己身邊的環境毫無所知，甚至鄙視它。

位於高雄旗津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一隅。（李盈佳拍攝）

黨國為了確立統治的正當性必須「反共」，因此「保密防諜」、「反攻復國」、「民族救星」、「復興中華文化」的口號到處都是；學生寫作文，結尾一定要往這些方向寫，才能得高分。這樣的教育不只無法培養獨立的思考，反而養成「揣測上意」（師長、統治者的意思）的非公民精神，更糟糕的是打造出一群言行虛假的成功者。他們不管自己相信不相信，都要講得、寫得很相信，也要讓別人相信，這樣才能在升學管道和社會階梯中往上爬，也就是說，教育教導學童為了成功要「工具化」一切。誠實不重要，達成目的才重要。

「統一對朱毛共匪及有關名稱要點」（資料來源：秋惠文庫）
這是1957年9月26日內政部通知全國團體必須統一對匪的稱謂時，附上的文件。這份公文現在被當成古董收藏，但親愛的讀者，這在當時可是要嚴格奉行的，它規範了人民的思想和表述，不能簡單看過去。如果我們對這種思想控制的方式毫無警覺，它可能又會悄悄回來。附帶一提：「朱」不是紅色，指朱德（1886-1976），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另外要注意的是，黨國原先的口號是「反共抗俄」，俄指蘇聯，但1970年以後中國和蘇聯交惡，就拿掉「抗俄」，改為「反共復國」。

世界上專制集權統治下，教育是一種「複製」的機制，被教育成功的人，會以同樣的方式再去複製一批人。戰後臺灣的教育也是這樣，考試靠記誦，升學成為一種篩選的過程，吸收越好的人越能考得好；反之，就會被淘汰。當然，總有少數人是例外，只是絕大多數的人是同個模子出來的。黨國培養出來的菁英，大多不認同鄉土，相信中華文化優於一切。由於什麼都是「工具」，學生時代喊「反攻大陸」最大聲的，若現在最親靠中共政權，也就不奇怪。當前掌握臺灣政治的世代，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和你們很不同，你們要了解這點，才能不被帶著走。

黨國屏蔽了很多社會的現況和真相。媒體報導一元化，掉落歷史夾縫的人群，被排除在人民的認知之外，「臺籍國軍」就是一個例子。戰後初期，國共內戰打得很慘烈的時候，很多臺灣人（閩、客、原住民）被招募，或連騙帶擄，去當國軍，他們被送往中國大陸打內戰，沒死的被共軍俘虜成為解放軍，後來又送去打韓戰；幸而沒死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很慘。倖存者要到1990年代才回得了故鄉，但黨國不聞不問。他們最不滿的是，同樣是國軍，受到的對待和「榮民」差別非常大，簡直無法比。

榮民是「榮譽國民」的簡稱。中華民國國軍退役的軍官、士官、士兵，符合一定規定（如服役十年以上），可申請「榮譽國民證」，由政府提供就業和生活的各種照顧（軍官退伍可參加特考）。退伍軍人軍階不同，將軍退伍，只要符合規定，也是榮民；不過，一般人觀念裡的榮民，指位居社會底層的外省籍退伍老兵。國共內戰時，很多軍隊的年輕人，甚至還沒成年，是拉來的（強拉、擄掠、拐騙等），他們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灣，一度被禁止結婚，等規定放寬後，因條件不好而無法成家，如學歷低、年紀大、無一技之長等；能結婚的，對象大抵是更弱勢的女性。在這裡，我們看到六十萬外省籍軍人的階層分化──有的屹立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有的成為「一般人」，有的淪落到極卑微的底層。

戰後臺灣是擁有廣大農村人口的農業社會。「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對佃農固然有幫助，但一個小島突然來了約一百萬軍民，糧食嚴重短缺，政府透過「肥料換穀」制度來解決問題，土地改革的好處被抵銷掉。當時農業很需要的化學肥料由政府全面掌控，農民只能按照官定交換價格，用稻穀來換取。交換價格嚴重不合理，農民等於被徵收看不見的重稅，稻米價格又被刻意壓低，農民收入不夠維持生活，他們的子女只好出外尋找工作機會，正好提供了工廠廉價勞力，符合當時「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

農村子弟為了餬口，離鄉背井來到都市的工廠做工，1950、60年代很多流行歌曲講男子流浪到臺北，懷念故鄉，想念媽媽和情人，雖立志成功卻難免感到希微（寂寞）。不只男性，許多女孩到工廠當女工。有一首臺語老歌〈孤女的願望〉，改編自日文歌，敘述一個少女向路人問路，打算到臺北當女工。小女孩陳芬蘭，以純真、童稚的美麗嗓音，打動大街小巷庶民的心。1973年秋天，一群通勤的女工搭船要到加工區工作時，船隻翻覆，二十五人落水而死。她們都還沒還結婚，合葬在一起，所在地現在是高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位於高雄旗津。（李盈佳拍攝）

戰後實施「山地平地化」政策，也就是文化漢化、經濟資本化等等，加上工業化的腳步節節進逼，原住民社群受到結構性的衝擊。戰後原住民的土地，早經非法侵佔，在政府陸續開放開發之下，流失更加嚴重。原住民靠山林農作收入無法存活，導致兒女必須下山到都市謀生。如果都市對來自鄉村的庄腳人，像個黑暗的叢林；對來自山區的原住民，更是加倍黑暗。那是個對弱勢人群充滿歧視和偏見的時代，除了剝削之外，也還是剝削。原住民青年到城市賣體力做粗工：運貨、綁鐵筋、跑遠洋漁船……。威權時代，嚴密管控人口流動，雇主扣住身分證，就能控制人身，許多部落青年掉入騙局、被壓榨，都是因為這一張小小的長方形證件。1986年發生鄒族少年湯英伸殺人的慘劇，震驚社會，引起許多人的同情，但救援不成，第二年十九歲的湯英伸終被槍決。

在悲慘世界，部落少女淪落到都市最黑暗的角落。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為妹妹和無數同命女孩寫了一首詩，最後一節這樣結束：

當鐘聲再度響起時
爸爸、媽媽，你們知道嗎？
我好想好想
請你們把我再重生一次……

那是我們社會（不是她們）恥辱的印記。

[小知識]

臺籍國軍

1945-1949年之間，到底有多少臺灣人加入中華民國國軍而被派到中國大陸打國共內戰？仍是個謎。許昭榮（1928-2008）是前臺籍日本兵，也是臺籍國軍，他估算，約一萬五千臺灣人子弟被派到大陸剿共，一萬人戰死；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回臺的只有四百多人。（以上數目還欠缺文獻佐證）1987年許昭榮到中國大陸尋找戰死的戰友屍體，才驚知還有很多臺籍國軍滯留在中國各地。他們當中有些人陸續在1990年代返臺；當時連要回來臺灣，都困難重重，更不要說有什麼肯定和優待了。

「第一屆許昭榮文學獎」（2013）佳作〈嘉奪〉，是臺東成功阿美族武成榮（族名Katu，1927-）的口述自傳，很值得參考。他和部落青年被騙去當兵（說是讀三個月的書，就有好工作），經歷的只能說是野蠻。他在徐州作戰時受傷，抓住機會，幸得返回臺灣。他的部落（旮祭來）有四十多人去當兵，三十多人被送到中國大陸，最後五、六人活著回來。同部落的陳春雨家，三兄弟去當兵，只有他一個人回來。

臺籍日本兵、臺籍國軍，都是臺灣子弟被統治當局送到戰場出生入死；他們當中有人穿過三種軍服：日軍、國軍、解放軍，然後被國家和社會遺忘，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死？」許昭榮必須以八十歲的身軀自焚才為他們保住一塊招魂和慰靈的地──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李盈佳拍攝）

湯英伸案

湯英伸，阿里山特富野鄒族人，白色恐怖遭槍決的湯守仁是他的叔公。湯英伸就讀嘉義師專，因故休學，1986年初離家到臺北謀生。他根據報紙廣告，應徵西餐廳的工作，沒想到落入地下職業介紹所的陷阱；他被帶到洗衣店工作，欠下三千五百元介紹費。雇主扣留他的身分證，又逼迫他超時工作，和奴工差不多。九天後湯英伸和雇主起衝突，在意識不清的情況下，殺死雇主一家三口。案發後，湯英伸前往警局自首，最後被判死刑。由於這件事牽涉到長期以來漢人對原住民的歧視、詐騙和剝削，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許多人士投入救援行列，並向總統蔣經國請願，希望能「槍下留人」，但最終失敗。

湯英伸對自己做的事深切懺悔，死時手中緊握著聖體十字架，十字架上端因受刑的苦痛而扭歪。

附帶一提，歌手‧演員高慧君的祖父是高一生，外公是汪清山，她的媽媽和湯英伸的媽媽是姊妹，因此她和湯英伸是表兄妹。他們都來自白色恐怖多重受害的家庭；親愛的讀者，你能想像活在事件後加倍創傷中的情境嗎？

湯英伸出庭時和父親湯保富的互動情景。（蔡明德提供）
湯英伸畢竟年少，看到爸爸很高興，但是爸爸的眼神因悲傷而顯得黯澹。英伸被槍決後，爸爸握著還有英伸體溫的十字架，喃喃說：「耶穌是他受刑時唯一的親人。」
如果槍下得以留人，湯英伸今年四十六歲。他在解嚴前兩個月被槍決，解嚴後臺灣社會在思想上逐漸開放、多元化，國人得以重新思考族群問題與社會層層累累的大不公大不義，也許最終會諒解湯英伸；也許有仍然活著的湯英伸，才能給予我們社會自我救贖的機會。但是，一顆子彈剝奪了這一切的可能。十九歲被處決的湯英伸是我們永恆的失落和痛。

詩人莫那能簡介

莫那能（1956-），臺東達仁排灣族詩人，漢名曾舜旺。他的一生經歷了很多不幸：小時候媽媽過世，國三時爸爸為人頂罪而坐牢。國中畢業，要考軍校才知道視力有問題。十六歲時，為了生活就到都市謀生，受到拐騙和剝削，做過很多粗重、沒有尊嚴的工作，承受職業傷害、車禍，並且罹癌，最後雙目全盲。他的弟弟從童工做到建築工、捆工，在惡劣的勞力市場流轉；妹妹被人口販子拐賣淪為雛妓。莫那能為了尋找、營救妹妹，吃盡苦頭。少年讀者，你能想像這樣的人生嗎？

莫那能的詩集《美麗的稻穗》收有正文引的這首〈鐘聲響起時──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以及〈流浪──致死去的好友撒即有〉和〈親愛的，告訴我──給湯英伸〉，在在刺痛我們的良心，要求我們誠實地面對過去和現在正在進行的惡與不義。

原住民的土地問題

原住民的土地問題很複雜，在這裡我們只能列出要點，希望少年讀者能留意臺灣歷史上「土地不正義」的問題，為建立公義社會而努力。

一、日本時代

1、原住民地區（蕃地）被收歸國有，再從中撥出一部分土地給原住民利用，稱為「蕃人所要地」，這也就是一般概念中的原住民保留地；1930年代保留地占全部蕃地的17％。此時保留地土地的大小，以社或部族人口數計算，基本上，仍維持社和部族的領域觀念。

2、保留地之外的國有地，很大部分是原住民被集體遷徙（集團移住）後，「讓」出來的。（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不斷進行遷村。）

3、原住民地區（蕃地）和一般行政區分開治理。

二、戰後

1、戰後初期到1950年，大抵沿用日治時期「蕃地」管理方式，之後就很不一樣，在概念上，之前和之後是：集體使用領域vs.個人土地財產。

2、日治時期「蕃地」是由各原住民領域組成，戰後用漢人的社群組織原則，劃分為分屬十幾個縣市的三十個「山地鄉」和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喪失原住民各民族或部落的概念和功能。（2010年「五都升格」後，有五個山地鄉變成都下的區。）

3、1950-1960年，政府確立開發先於保護的原則，平地商人和資本進入山地；平地人違法占用保留地的問題逐漸惡化。1958年第一次「清理」「平地人民使用山地保留地」的情況，其實所謂「清理」，就是「就地合法」，讓非法占用變成合法。1990年以前共六次的「清理」，都是如此。

4、1960之後，關於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和日治時期有很大的不同，開啟了非原住民（團體或個人）入山開發的合法管道：舉凡平地公私營工礦、農林、漁牧等事業機關或個人，「為開發山地資源利用山地保留地」，只要「不妨害山胞墾殖及山地行政」，都可以經核准租用使用保留地。

5、1966年之後，為了發展觀光業，入山管制局部開放。此外，保留地確立以私有為目標，破壞傳統共有領域制度和觀念。雖然私有化後，禁止賣給非原住民，但假借「人頭」（讓別人用自己的名義去做某事），或私下訂定契約，造成保留地流失，由漢人實際控制土地。（本書第三篇第三章「小知識」提到的例子，看來是私下抵押；名義上，土地還是原住民的，但實際上已喪失了。）

6、1966-1990之間，保留地管理辦法主要包括：逐步由原住民取得保留地所有權、成立鄉公所土地審查委員會（土審會；很難代表原住民的利益）、大幅放寬平地公私營企業與個人開發保留地，以及平地人民違法使用保留地持續就地合法化。

7、1990年以後，由於原住民三次「還我土地」運動的影響，政府作出回應，如增編保留地、規定土審會委員五分之四必須為原住民等，但基本上仍往擴大開發項目的方向前進。長期以來非原住民非法使用或占用的問題，仍沒獲得真正的解決。

以上根據林淑雅，〈解／重構臺灣原住民族土地政策〉（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第三章 現行原住民保留地制度評析。

國家政策向開發傾斜，人民無所不用其極的非法行徑，都是癥結所在。「人頭主義」更是看不見的惡源，希望你們這一代不會再延續這種惡習和壞行為。

小習題：如果你和家人到原住民地區旅遊，例如著名的清境農場，請查詢它的來源，並觀察它的設施是否嚴重破壞我們的山林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