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平原：臺灣島史的成立與展望

山、海、平原：臺灣島史的成立與展望

周婉窈

臺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國際研討會
主辦單位：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管理一館一樓光寶廳
日期：2011年5月27-28日
本文為第二天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II）演講稿

圖一　「臺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國際研討會」海報。

一、前言

主持人 蔡 教授、各位來賓，大家早安。

今天感到很榮幸能受邀來參加「臺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國際研討會，並奉命承擔第二天專題演講的工作。當 蔡 教授打電話給我，請我來給個專題演講，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的資歷還淺，不適合擔起這樣的責任。當然後來被 蔡 教授說服，今天才會在這裡。個人的感覺仍然是不勝其力，但是既然承擔下來，就盡一己所能，試著將我過去三十年來從事臺灣史研究的一些心得和思考整理出來，提出來和大家分享，也希望能激發更多的想法和討論。

剛剛說「過去三十年來」，在座的來賓可能會感到有點吃驚，我自己也嚇一跳，時間過得真快！三十年可能還是保守的算法，若以我在臺大研究所選擇以臺灣史為研究對象，那就超過三十年了。

這三十多年來，臺灣史研究本身有很大的變化，我個人見證到它的變化，但今天不是要談個人的觀感，而是想將時間拉到戰後初期，然後拉出一個主軸，再來看看我們將來可以怎麼做，可以將臺灣史研究提升到怎樣的一個層次。

二、戰後「華夏同冑」論述

我不打算在這裡細數臺灣史研究的演變，那是將來治臺灣史學術史的同仁要做的。在這裡，讓我先讀一段文字，在各位來賓拿到的手冊中。這是 王世慶 先生纂修的《臺灣省通志稿》〈土地志‧地理篇〉第三章地名沿革的概述，該文寫道：

就地理言，就文化言，臺灣本為我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之一部，不可分割。再就民族言，如高山，如平埔，與我華夏，完全同冑，亦不可分離。所不同者，在短暫歷史其間中，治權頻易，他省無其前例，所以地名沿革本省比大陸迥加複雜。……更就先住民族而言，如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曹族、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阿眉族、雅眉族、平埔族等，窮其源委與我華夏本同屬乎軒轅之冑，其可以越棠甌脫而輕忽諸？（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種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說法，以及連臺灣原住民都是「華夏民族」（與華夏同冑）的論述現在大概很難在學術論著中大言不慚地主張了。由此可見，臺灣史研究起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究實而言，和整個政治環境的大變化有極其密切的關連。在這兩冊《臺灣省通志稿》出版的一九五三年，如果您要出書，只有這種的寫法。這個魔箍咒一直圈鎖住臺灣人民的頭殼，一直要到一九八○年代後期才開始鬆動。

        我們今天翻閱老一輩臺灣人的論著，會發現很多地方和上述王先生的論述一模一樣。他們真正相信這種論述嗎？還是半信半疑？或者只是不得不這樣寫？對此，我感到很好奇，於是我曾就這個具體問題，詢問王世慶先生，在我們的臺灣史前輩學者王先生還在世時。王先生回答說，其實上述的「概述」並不是他自己寫的，是當時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先生寫好，讓他掛名的；不是王先生要掛名，而是黃純青先生說，既然是你做的，就掛你的名字好了。（這麼深奧的中文，相信不是王先生寫得出來的。）我再追問：那麼，您們當時到底相不相信這種講法？王先生答稱：「不一定有相信。」（原音：bô-it-tēng ū siang-sìn）但他也說，當時像陳第〈東番記〉這類的文獻還沒出現，只有三國志和隋書的記載，大家沒有具體的證據可以確知臺灣自古不屬於中國。

一九五五年，陳第〈東番記〉在 方豪 先生多年的追尋下終於「出土」，在這篇文章中，陳第明白指出臺灣不是中國的領土。〈東番記〉的姊妹作〈舟師客問〉也明白說大員「實在不是版圖」（誠非版圖）。即便如此，〈東番記〉出土功臣 方豪 先生，在承認陳第說「臺灣不是我國疆土」之後，也還要指出陳第「不明白」臺灣從明初到明末都屬於中國。也就是說，陳第弄錯了。

我的世代就在這前後出生，我們受的教育，用概念來說，在目標上，就是要將中華民族主義內化置入到學生的思惟深處。所以到了1977年，我已經大學快畢業了，一本以「霧社事件」為主題的書的序，這樣寫著：

如今，事隔已經半世紀，花岡一郎屍骨已寒，然而我還深深地為這位愛國、愛同胞的民族抗日英雄、慷慨就義、殺身成仁而哀嘆。……總之，花岡一郎確實表現出我民族的凜然大義。

（李丁，〈序〉，陳渠川，《霧社事件》，頁2。臺北：地球出版社，1977。）

先不去談這裡的史實錯誤，它呈現的是典型的中華民族主義抗日史觀。我們就是在這樣的主流論述中成長、吸取養分。這個影響其實還是很巨大，導致我所屬於的世代，很大比例的人還是無法擺脫這種思惟方式。世界的改變很難，因為已經形成的生態環境是一種軟性結構，被複製成功的人會再去複製別人，如到學校教書、在家庭中教導子女、掌控媒體等等。我們這一輩人要能擺脫這個魔箍咒，往往必須經過一番「捨身割肉」的自我揚棄的過程；個人或許容易改變，要扭轉結構性的機制則不是那麼容易。       

圖二　作者攝於專題演講會場。

三、「臺灣島史」的提出

一九九○年，在一本性質上屬於同仁刊物的《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中，有一篇短短兩頁多一點的文章，篇名叫作〈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作者是曹永和，其實是訪問整理稿，當然內容貨真價實是 曹永和 先生的想法和主張。手冊上的第三條引文，是「臺灣島史」這個概念的重點，讓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像過去一樣，太注重政治的變遷、漢人的觀點，而不知該考慮到：臺灣是一個獨立的歷史舞臺，從史前時代起，便有許多不同種族、語言、文化的人群在其中活動，他們所創造的歷史，都是這個島的歷史；那麼，臺灣歷史的研究便難以超越政治化的限制。若是我們能夠換個觀點，以臺灣島上「人民的歷史」作觀點去探究，或許能夠另闢蹊徑。

這個講法是負面陳述，他接下來建議要「在臺灣島的基本空間單位上，以島上人群作為研究主體」研究臺灣的歷史，這就是正面表列了。我們綜合 曹 先生的主張，「臺灣島史」概念，基本上具有兩個重要構成，其一，在地理空間上，以臺灣作為歷史研究的一個獨立的單位；其二，在人群方面，以臺灣島上的人民作為研究對象。由於 曹 先生幾度說要從「人民的立場」出發，上述引文提到「不同種族、語言、文化的人群」，也就有了跨階層、跨族群的意涵在內。

在這裡必須補充說明的是， 曹 先生的文章很短，他對「臺灣島」沒加以定義。我認為不只是指臺灣本島，而是指臺灣本島及其周邊諸島嶼，也就是大臺灣。 曹 先生寫過澎湖，他有一篇經典之作是〈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這篇文章曾引發我對臺灣史主體性的思考。換句話說，這裡的臺灣島史，指大臺灣的歷史。我們今天[的研討會]有好幾篇關於蘭嶼的論文，都是大臺灣涵蓋的範圍。

        曹先生的文章在當時有多少人看到，我不清楚。我在一九九四年從海外返臺，當時並沒讀到這篇文章，對於所謂「臺灣島史」的概念也毫無所知。該年十一月，我進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工作，不久奉主管之命撰寫一本臺灣史的書，當時贊助的基金會要求這本書得「老少咸宜、圖文並茂」。三年後，這本書終於問世，也就是《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當時這本小書曾引起一些注意，有位記者先生問我是否受到曹永和先生「臺灣島史」概念的影響，我說沒有。這是實情，當時我對這樣一個提法只有模模糊糊的一點印象。要到幾年前，為了準備一場演講，我才將曹先生的文章印出來，看後，大為驚訝，才了解到為何當時那位記者先生會這樣認為。簡單來說，雖然我不知道曹先生「臺灣島史」這個概念的內涵，但當我著手撰寫一本給一般人看的臺灣史時，我經過一番思索、自我摸索而寫出來的臺灣史竟然和曹先生的主張「若合符節」。至今，我仍為這樣的巧合感到驚奇。不過，與其說是巧合，毋寧說是立足於臺灣，以臺灣為主體，思考臺灣歷史的必然結果吧。

        數十年來，臺灣史研究籠罩在中華民族主義解釋框架下，曹永和先生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是很大的突破。當然，在自由社會，學術研究有很高的個人自主性，不是像計畫經濟那樣能夠規劃學術社群如何從事研究，因此，我們不能誇大曹先生這個主張的影響。雖然如此，曹先生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是戰後以來，對臺灣史研究可能開闢的新路徑，講得最清楚明白的，具有界碑性的意義。也就是說，他立下了一個清楚的界碑（landmark），標示了臺灣史研究的一個新方向、新天地。       

四、臺灣歷史過程中的山、海、平原元素

過去這二十年來，臺灣史研究有長足的進步，質量都很可觀，也不斷有新史料出土，讓人有目不暇接之感。現在各式各樣的題目都有人做，是在戒嚴時代從事臺灣史研究的前輩學者所無法想像的。我記得每次我帶學生去拜訪 王世慶 先生，他一定會問每位新見面的同學的研究題目。我還記得他聽後臉上浮現的笑容，彷彿替我們高興，高興有這麼多的題目可做。也許有人會批評說，題目越做越細瑣，我想那是一個值得領域內大家共同來檢討的問題。基本上，我不是很擔心，只要有助於我們了解這個島嶼的過去，再細瑣的題目都值得做。反倒是今天，我不能太細瑣，我必須針對大現象，提出看法。

那麼，過去這二十多年的臺灣史研究有何特別值得注意的大趨勢？我想，海洋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從海洋史的角度研究臺灣歷史，不止大大拓展臺灣史研究的視野，也將臺灣放到一個廣大的世界脈絡中予以理解。這方面的成果非常豐碩。海洋史大 家曹永和 先生的三本論文集當然是必讀的，那是開路先鋒，寫作時間橫跨數十年，再年輕一輩的學者，以中央研究院海洋史研究社群的同仁為主力，如陳國棟、朱德蘭、劉序楓、湯熙勇等教授，都有非常精彩可讀的論文。比他們又年輕一些的學者，如 陳宗仁 教授，也有不錯的表現；生力軍如邱馨慧、李毓中等人，則令人期待。不過，可能受到臺灣學術評量機制的影響，臺灣的學者多數寫論文，寫書比較少，在這裡，容我只舉最近三年出版的兩本書來略作申論，想必有遺珠，還請各位來賓賜教。

一本是2009年12月出版的《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作者是出身西班牙的 鮑曉鷗 教授（Professor Jose Eugenio Borao Mateo）。另一本就是 蔡石山 教授的《海洋臺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今年一月才剛出版。這兩本書有個共同的特色，就是都是翻譯自英文書， 鮑 教授的書由阿美族的Nakao Eki女士翻譯成中文， 蔡 教授的書，翻譯者是 黃中憲 先生。 鮑 教授的英文書其實比中文版晚出；若論最初版本，這兩本都在2009年出版，可說是個巧合。 鮑 教授以西班牙佔領期為研究對象，帶入西班牙的神學論辯，細緻精湛，既深且廣； 蔡 教授則從十七世紀寫到本世紀，涵蓋面之廣，課題之多元，令人嘆服。（ 蔡 教授把我的題目「海洋臺灣」給寫走了，XD！）借這個機會，我想建議國內的學者，真的應該多寫書。 鮑 教授任教於臺大外文系，他 和蔡 教授現在當然都是國內學者，但顯然比較受到寫書傳統的影響。

我們不是要在這裡介紹書，而是想以此引到臺灣歷史過程中的三個元素：山、海、平原。海洋史的研究處理的是臺灣這個島嶼透過「海」和外界連結的這個面向。在此之前，多數的研究處理居住於「平原」的漢人及其與平地原住民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趨勢，也就是由「平原」往「海」移動，那麼，接下來是否也應該往「山」移動，研究居住於臺灣山地的原住民？原住民的研究，人類學做得很多，但從歷史入手的研究卻不是很多。

山、海、平原，是我長期研究臺灣史之後，逐漸浮現出來的意象。我越來越覺得，無論我們研究臺灣史的哪個議題，如果能將這三個意象蓄於心，會有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找到定位的安穩感，也能隨時維持一個鳥瞰的視野。若能這樣，再細瑣的題目，也都能因為連結到整體的大問題而不再顯得細瑣。

山、海、平原，無庸說是臺灣地理的三個重要的構成要素。臺灣的地貌當然還包括平原和高山之間的丘陵地帶，為了避免太複雜，我們基本上以人為的「番界」為山和平原的分界。我在這裡標舉山、海、平原，主要是著眼於人群的活動，而不是地理環境本身及其對人群的影響。當然地理環境也是我們要注意的，這在下面會提到。以人群活動為主的山、海、平原這三個元素，在臺灣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斷起作用，有時是交錯起作用，有時是分別起作用，或彼消此長，或毫無干係，端看議題而定。舉例來說，當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力量猛烈衝擊臺灣西南平原的原住民社群時，「山之臺灣」大抵維持其屹立不動的狀態，核心地帶甚至到十九世紀後半葉仍與平原、海處於近乎隔絕狀態。當然隔絕不會是絕對的，那種邊緣地帶的人群接觸，非常有趣，從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的相關文獻和檔案，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山、海、平原的人群及其文化正在互相滲透的動態過程。歷史引人入勝的地方正是在這裡。

山、海、平原這三個元素，在臺灣歷史的進程中，若著眼於重大事件，那麼，它們所扮演的角色分量往往不是很一致，有時山的因素好像不怎麼重要，有時海的因素也會減弱到近乎不存在。如果我們翻閱剛剛提到的 蔡石山 教授的《海洋臺灣》一書，我們會發現，怎麼長達二百一十二年的清代臺灣好像有將近兩百年被跳過去了，怎麼一八五八年開港前寫這麼少。 蔡 教授不用功？當然不是，而是一六八四年當臺灣島約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清朝納入版圖之後，臺灣的漢人成了背海的人，海港只是用來進出大陸，雖然臺灣仍是海上島嶼，其實內陸化了──被鎖入中國大陸了。在這個階段，海洋史的研究取徑就顯得使不上力。也就是說，海洋史研究有它的局限，需要進一步整合；關於整合的問題，是這個演講最後要談的。在此順便一提，戰後出生的我們，由於山禁和海禁，在最重要的成長和受教的過程中，不只是「背海的人」，也是「背山的人」，擁有的是，夾在山海之間的狹隘視野。

平原的部分可能是戰後以來做得最多的。我們前面說過，這三個元素是以人群為主，平原有漢人和臺灣土著（臺灣原住民），戰後數十年來的研究傾向於將原、漢隔離研究。我個人撰寫博士論文時，已經是一九八○年代末期了，我的題目是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我選擇只處理漢人的部分。在那個時點，就這個議題來說，要原漢一起處理，簡直不可能；光是漢人部分，就已經是一切都要自起爐灶。很令人興奮的是，一九九○年代，我們開始看到大量探討原漢土地或族群關係的論文和書籍，見證了臺灣史研究又向前邁進一大步。當然，這些研究還應該是屬於山、海、平原中的平原。

海洋史研究，我個人也多少有所參與，寫了幾篇論文，也嘗試以敘事史學的手法寫過一篇題為〈海洋之子鄭成功〉的文章。海洋史深深吸引我，我覺得海洋史視野和研究取徑帶來非常豐碩的成果，它證示了臺灣歷史發展的多元性、多樣性，以及複雜性。如果特定地理空間的人群歷史也可以作為當代在這塊土地上繼續生活的人群的文化資源的話，那麼，「海洋臺灣」給人活潑、活絡、充滿活力和變化的印象，很能激發想像，可以作為當代一個豐沛的創作泉源。我想不少從事海洋臺灣史研究的前輩學者和同仁，應該都能感受到這個氣息，被它吸引住。不過，在這裡，我還是要回到山、海、平原的主題。當我們以整個大臺灣為歷史研究單位時，海洋史也有它的局限或陷阱，除了前面提到的「背海時期」的問題之外，當我們將眼光無限地拉遠，一直往海平線眺望時，臺灣是否有可能消失在海平線的那一端？這是我閱讀一些海洋史論文，不得不感到的擔憂。在無限拉大拉遠的視野中，臺灣在哪裡？我們研究臺灣歷史，不是最終是為了了解臺灣嗎？這不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有一次一位青年學者在發表一篇荷蘭時期的論文之後，跟我表示他的困惑，他說：「我不知道我這篇文章還算臺灣史嗎？好像都在寫別的。」我安慰他說沒關係，把它當成過程吧。以上的講法，不是批評，用意是提醒。

說到提醒，就非得提醒臺灣史研究者未來能多將眼光投向「山之臺灣」。臺灣原住民，無論調查報告或研究，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到此刻，累積了非常豐碩的成果。不過，在臺灣史研究日漸興盛時，原住民研究還是比較局限於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歷史學者除了平埔族研究外，比較少參與其間。這毋寧是很可惜的，關於歷史上的原住民，很需要我們歷史學者來關心。最近我和幾位人類學者有一些接觸，他們會說，我們無法處理歷史文獻，甚至也不知如何找起，是不是大家可以合作？我個人過去一直認為臺灣史研究者一定要參考人類學的研究，我同個世代的人類學者懂日文的相對地少，因此，這樣的合作更見其迫切性。舉例來說，去年是霧社事件八十周年，但是臺灣學術界關於霧社事件的研究還是非常匱乏，似乎提不出有分量的論著。這是很可惜的，處理歷史上的原住民，我想我們有我們在訓練上的優勢，如果歷史學者放棄，不知道誰能承擔下來？當然，我們從事原住民歷史的研究，一定得大量借重人類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也必須要做田野調查的工作。

「山之臺灣」當然不限於大事件，原住民史前的歷史，包括神話、祖源傳說、遷徙情況、物質文化等，雖然不是我們可以研究的，卻都是我們必須放到我們的視野中；至於從十六世紀末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就應該放到我們的研究範圍內了。個人可以不研究，但要期待同行和學生能做。長期的歷史演變應該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歷史事件往往是很好的切入點，霧社事件之外，我個人認為牡丹社事件也是一個可以彙整歷史學和人類學雙方長處的研究課題。我們今天其實是站在一個很好的時點，可以好好研究霧社事件。理由至少有三，其一，我們已經可以擺脫過去中華民族主義抗日史觀的詮釋觀點；其次，部落的聲音在過去二十年來逐漸出現，到目前為止，質量上都稱得上可觀。最後，相關的人類學研究和我們對賽德克族的了解也都有很大的進步。牡丹社事件雖然更久遠，再過三年，就滿140年了，但檔案陸續出土，如果能配合我們對排灣族文化的了解，加上部落流傳的觀點，應該也會有不錯的作品出現。任何歷史研究都不是結論，都無法打上句點，我們不期待「終結者的研究」，只要有作品開始出現，就是很大的進步。

        在座的同仁、老師、同學可能會覺得我給大家壓力，怎麼一定要去研究原住民歷史？我的意思不是大家要去研究，而是要將臺灣歷史的這個面向放在心上，放入我們的視野中。您不用去研究，但若心中、視野中常存有「山之臺灣」，您的思惟相信會很不一樣。當然這牽涉到「臺灣島史」的概念，如果我們不以大臺灣作為我們的歷史單位，那麼，也可以不要管原住民。我們的漢人祖先搭帆船登陸臺灣，他可以終其一生都和原住民沒關係，也可能沒碰到過一位原住民，山中或山後，關他何事？如果我們採取漢人開發史觀，雖然要處理原漢土地問題和可能延伸的族群問題，其實也和漢人開發未到之地的原住民沒關係。就某個角度來說，這可能更符合歷史上的人群經驗──同處於同一個地理空間的人群，可能各自活在自己的歷史脈絡和歷史時間中，度過各不相干的生活。同時同地，未必就有交錯，就要講在一起。但如果選擇立足於臺灣，以臺灣為歷史單元，並以這個單元內的人群為研究對象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將這個地理空間中不同人群的歷史整合在一起思考。不是強加整合，而是整合在一起思考、一起看，我們是那個思考和看的主體。

        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來思考書寫臺灣全史的必要和挑戰。

五、書寫臺灣全史的必要與挑戰

說到臺灣全史，我想在座的來賓可能會覺得聽起來有點落伍，怎麼在後現代的此刻還在談「全史」──total history？另外，可能有人會聯想到Annals school（年鑑學派），就算是年鑑學派，現在也已經到了第四代傳人了，早就不時興寫全史了呢。我坦承我有受到早期年鑑學派的影響，但更多時候其實是因為長期思考臺灣歷史研究的整合問題而獲致的看法。

我的臺灣「全史」主要是要回應兩個問題。第一點，臺灣歷史的發展本身非常複雜多元，剛也提到，光是人群，就往往生活在互相隔絕的地理空間和歷史時間之間，這還不只是原、漢問題，原住民之間也如此。因此，我們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反映了這個現象，很多元，歧異性很高。其次，臺灣現在是多元社會，每個人可以自由做自己的研究，也可以不管別人的研究，沒有人能規定你要怎麼思考。這是我們社會絕大的進步，我個人非常肯定多元價值觀，認為這應該是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

臺灣史研究，這二十多來年成果非常豐碩，很多很精彩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們現在身處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每天要吸收的知識非常多，我想Google使得每個人每天不知道多忙多少個鐘頭。臺灣學術社群這一二十年來，非常活躍，很多年輕學者加入，臺灣史的研究越來越細緻深入，但越細緻深入往往也表示距離大圖景越來越遠。舉例來說，除了研究生和領域內的研究者，很少有人能將陳秋坤的《清代臺灣土著地權》、John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的英文書，以及柯志明的《番頭家》全部看過一遍，就算看過一遍，可能感覺更加茫然。我們如何將臺灣史的研究成果整合起來，提供閱聽大眾一個比較完整的圖象呢？再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鮑曉鷗的書《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這樣精彩的研究，如果能和同時期的荷蘭VOC的研究整合起來，對於我們掌握那個時期的臺灣歷史，應該更有幫助。

歷史研究有點像在拼圖，我們現在有很多很精彩的圖片，但如何拼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是我關心的所在。這種難以拼在一起的感覺，相信連作為臺灣史學者的我們可能也都感覺得到。例如，我們有這麼多藝術史和文學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好像和我們一般所熟知的臺灣歷史拼不在一起。這真的是很可惜。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問題是，多元社會的區隔性邊緣化現象。幾個月前原住民曾有凱道露宿的抗議活動，我到場去關心，不敢說是參加。第二天瀏覽新聞，幾個主要媒體都沒報導。後來我和一位朋友談起此事，他說：「原民臺會報啦！」有時候也會聽到類似的說法，「讓原民臺去報就好啦！」事實上，原住民也不是都在看原民臺的節目。又有一次，我瀏覽電子報，發現新聞圖片浮現的人物都是我們過去戒嚴時期領風騷的人物，及其第二代（或擬血緣後裔），令我非常吃驚。這是多元社會要警覺的問題，主流仍為過去的文化霸權所掌控，好不容易擠上多元社會舞臺的人群實際上可能相對邊緣化。這個經驗讓我深切體認到我們一定要設法整合臺灣歷史研究，拼出一個包含多元敘述觀點的臺灣史大圖景，才能避免某元獨大，諸小元遭到區隔性邊緣化的結果。

這是大工程，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但我們可以分階段來做。例如，如果您研究十七世紀的臺灣，若能整合既有研究，寫成小書，我想那就是我們書寫臺灣全史的一小步。即使沒打算寫書，如果能在論文的前言部分，將自己的研究課題放到臺灣的山、海、平原的大圖景中，討論這個研究的意義，那麼，我認為也能幫助我們的讀者掌握大脈絡。

由於我們目前已經累積很多的研究成果，我認為，書寫臺灣全史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雖然難度很高。我理想中的臺灣全史，還包括將地理生態環境放進來，探討人和山、海、平原如何互相影響，互相起作用。但是，並不是所有問題，目前都已經有研究可參考，這是書寫臺灣全史預期會遇到的難題；這時候就要自己花力氣去研究。另外，如何寫，才能讓一般受教層讀者（educated readers）感覺親近，且容易吸收，也是很大的挑戰。總之，這應該是一個團隊的大工程，可能要費時多年。不過，如剛剛提到的，我們每個人都可從自己關心的領域做起，試著寫比較小規模的整合性歷史。

關於書寫臺灣全史可能遇到的挑戰，應該是真正動手時才會比較清楚具體。在這裡，我就不多講，倒是想多講一個子題，也就是「臺灣歷史敘述的主體性問題」。主要原因是，一開始我以為這個基調演講是30分鐘，接到議程，發現安排一個鐘頭。雖然主辦單位說可以只講30分鐘，剩餘的時間座談，我想既然時間有彈性，那麼我就多講一點，因為臺灣歷史敘述的主體性其實應該是「臺灣島史」這個概念的核心問題。

六、臺灣歷史敘述的主體性問題

        臺灣在歷史上幾度「突然」被外來強權統治，導致歷史發展的斷裂，以及敘述上的困難。我們有多元觀點，但也往往在多元觀點中迷失，找不到主體性，甚至以外人的觀點為觀點。曹永和教授的「臺灣島史」概念，主要講的是地理空間，以及從人民的立場出發研究歷史。他雖然也提及「主體性」，但並未加深論。如果臺灣島史的要素只限於地理空間，以及人民的歷史，那麼，如果哪一天臺灣再度淪為殖民地，或是像香港那樣，我相信〔短期間〕我們仍然可以繼續以臺灣為歷史單位從事研究，也可以研究庶民歷史──我認識的香港學者就是這麼做。但是，我們將失去歷史敘述的主體性，我們將再度受制於外於臺灣歷史經驗的史觀的箝制，於是乎曾塞到王世慶先生口中的「華夏同冑」論述又將還魂，臺灣歷史開宗明義將是：臺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臺灣原住民都是炎黃子孫。

        我相信多數人無法接受這種到退，因此我們必須好好思考歷史敘述的主體性的問題。過去我們為了擺脫中華民族主義的史觀，有時難免又掉入另外的泥沼中。比如說，為了反國民黨的抗日史觀，不太去講各個殖民時期的反抗面相。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容我舉個實例。比如說，就有人將辜顯榮和林獻堂等量齊觀，為前者開脫。1895年6月辜顯榮引領日軍進入臺北城，從此由一介無業遊民成為家財萬貫、胸配勳章的著名富商，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我們當然無法以這件事來論斷辜顯榮，當時臺灣民主國瓦解，軍隊成為亂源，辜顯榮應紳商之託，迎引日軍入城。如果他只做這件事，那麼，人們可能不會責怪他，就像沒有人責怪受臺南紳商之託，引日軍入臺南城的巴克禮牧師。問題在於，辜顯榮接著引導日軍一路往南攻打我們的義勇軍，這些慘遭殺害、為數甚夥的人難道不是我們臺灣的人民嗎？而辜顯榮因而大富大貴。為人溫和敦厚的王世慶先生，是最早，也可能還是唯一的，根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檔案，指出：「日後辜氏帶領日軍南下攻城之舉，臺人死傷甚多，這是世人不能諒解辜氏之處。」在一九二○年代臺灣人的反殖民運動中，辜顯榮又站在殖民當局這邊，主動充當總督府的打手，打擊臺灣反殖民運動，這些在這幾年印行問世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都可清楚看到。反之，林獻堂則是田總督討厭的人物，是「trouble maker」。田總督原本待林獻堂很好，但從林獻堂開始帶領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由於我們社會普遍肯定日治時期日本帶來的近代化，加上對國民黨反日、仇日教育的反彈，在面對殖民統治的正、負遺產時，我們會有不知所從之感。日本人習慣將遺產（heritage）分為正遺產和負遺產，好的跟不好的。就讓我們借用這個詞語。當我上課時，談到正面遺產，沒什麼問題，但要談負面遺產，就有點麻煩，因為很容易和過去黨國教育下的反日史觀混淆在一起。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談，否則，我們如何看待那些在乙未保鄉衛土戰役中喪生的無數臺灣人？當上層士紳不是內渡到中國大陸，就是採取觀望態度時，我們的庶民，卻用他們的生命來捍衛鄉土。如果我們肯定辜顯榮，那麼，他們未免太可憐了。如果我們忽略殖民地在定義上就是欠缺主體性，殖民母國是主體，殖民地是其從屬，我們就無法了解反殖民運動在反些什麼，在追求什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怎麼保守，再怎麼體制內，它要爭取的是殖民地的主體性。如果我們肯定辜顯榮，那麼，哪一天臺灣再度淪為某種「主從關係」中的「從」，我們就要當辜顯榮啦，因為只要誠心接受「從屬」的地位，你還是可以大富大貴啊。

        我不是特別喜歡做歷史評價，或品評人物，但臺灣的歷史很特別，很多問題我們不能不思考。例如，荷蘭統治時期，VOC對原住民的征討，以及郭懷一事件利用原住民殺害漢人，我們該怎麼看？又如日治時期的霧社事件，起事的六社族人，所作所為當然是抗日，只是我們無法用中華民族主義抗日史觀來框架它。莫那魯道哪裡知道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華民族？再說「中華民族」這個觀念起源很晚，最早也只能追到1902年。對賽德克族，以及其他界外的原住民而言，日本是他們第一個接觸到的近代國家，中華民國是第二個，那已經到了戰後的1945年了。

        雖然討論殖民統治的負面遺產，有和中華民族主義抗日史觀淆混的可能，但只要花點時間釐清，講清楚，就沒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得掌握歷史敘述的主體性──我們立足於臺灣，以臺灣為主體，面對這塊土地的過去，清點歷史的正負遺產。中華民族主義史觀則立足於他處，是外於臺灣的歷史經驗的一種特定觀點。我們以主體之姿清點歷史的正負遺產，也以主體之姿決定我們今天要和前殖民母國維持怎樣的關係。這才是主體性的充分顯現。世界上幾乎所有殖民地在獨立之後，都和前殖民母國關係最密切，何況日本是民主自由國家，對臺灣沒有威脅，我們和她親近友好，本是很正常的。至於漢人和原住民，甚至原住民之間，在歷史上的恩怨過節，我們應該將之看成內部矛盾，嘗試呈現其間的多元觀點，但又不失為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敘述。這雖然不容易，但我相信可以做到；至少我們必須嘗試去做。

        上面舉的例子，其實還是比較單純的。有不少情境，我們就得做轉化的工作。這個研討會的主題有個「轉承」字樣，我覺得很有意思，大概可以理解成「轉化繼承」吧。我認為芝山巖六氏先生紀念碑是一個需要加以轉化的場域。這個紀念碑正式名稱是「學務官僚遭難之碑」，請大家看這段碑文：

臺灣全島歸我版圖，革故鼎新，聲教為先。正五位楫取道明等六人帶學務，派八芝蘭士林街專從其事。會土匪蜂起，道明等死之。時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也。

內閣總理大臣大勳位侯爵伊藤博文書

碑文寫說「會土匪蜂起」，六氏先生因而被殺殉職。這裡的「土匪」其實是「臺灣抗日游擊隊」。日本文獻將當時的游擊隊都當成「匪」，和社會不良分子沒有區分。這是我們必須蓄於心的，但是我們要因為這樣就像過去一樣將這類紀念碑推倒、毀損嗎？當然不是，芝山巖六氏先生後來變成「為教育奉獻、死而後已」的象徵，對受日本教育的臺灣老一輩有特別的精神上的意義。我們要推倒這種精神嗎？我們要否認老一輩臺灣人教育中的好東西嗎？不是的，我們面對殖民地的過去，對於某些具體事件，我們做必要的轉承功課，肯定它的抽象意義，而臺灣的主體性也就在這裡得到進一步的確認！       

七、結語

    這個演講不是研究論文的發表，而是個人長期研究臺灣歷史的一點心得，提出來供大家參考，也想就教於在座的來賓。私意以為，山、海、平原是我們掌握臺灣歷史大圖景的三個構成要素，缺少任何一者，就不完整。我們個人研究可以不用包山包海、包平原，實際上也很難做到，但從山、海、平原構成的大圖景去思考自己的研究課題，相信更能抉發新義，也能隨時維持一個宏觀的視野。

        其次，研究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歷史，可能和研究其他地區或國家的歷史不一樣，我們研究臺灣史，好像轉個身就會撞見歷史。也就是因為這樣，它逼我們去思考多重殖民經驗下歷史敘述的主體性問題。臺灣島史的概念，除了以我們生活的大臺灣為地理範圍外，最重要的就是以生活在這個範圍內的人群為主體，去思考分歧的過去和共同的未來。這才是臺灣島史最重要的課題，──也就是建立臺灣歷史敘述的主體性。我們的主體性不是建立在對過去的歪曲上，因為山、海、平原這三個元素本身就要求多元觀點，這也是我們臺灣文化多元性、多樣性的根源。我們不是要齊一過去，我相信：確立臺灣歷史敘述的主體的同時，也確保了我們社會的多元價值觀。臺灣島史是人民的歷史，只要是人民的歷史，就不可能是一元的，它要求多元觀點。書寫臺灣全史是大工程，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各位來賓耐心聽我冗長的演講。謝謝，祝福大家！

 

圖三　會場一景。講台左側第一人為主持人蔡石山教授。

 

圖片提供：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誌謝：

由於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石山教授的邀請，我才有機會藉專題演講的形式，將過去幾年來對臺灣史研究的一些思考整理出來，敷衍成篇，就教於國人。在此謹向蔡教授致上深謝之意，並感謝該中心提供本文圖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