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鍾逸人先生小記

訪鍾逸人先生小記

吳俊瑩

暑假來臨前，周婉窈老師透過同學捎來訊息，問我有沒有意願一道去拜訪鍾逸人、李喬先生，聽到要去拜訪這兩位老前輩，當然是再高興也不過。周老師最近常安排我們這些後生晚輩與臺灣史前輩或耆老會面，似乎是在與時間賽跑，希望我們有機會認識學養及人生歷練豐碩的前輩，在知識上能有所「累積」和「傳承」。先前在臺北已拜訪過黃天橫與王世慶兩位前輩，這次老師則安排我們離開臺北，南下彰化北斗、苗栗公館拜訪鍾、李兩位前輩，2009年7月26日成行，老師和學生一行九人，從臺大校門出發，「下田野」！

        拜訪鍾逸人先生前，我對鍾先生的印象僅停留於二二八事件時，他擔任臺中「二七部隊」部隊長，以及兩大本放在書架上特別醒目的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上）、（下），但我未曾細讀。為了拜訪鍾先生，且不辜負周老師一番美意，我總算把上冊讀完，但心中立刻浮現一個疑問與驚訝：在鍾先生筆下，「過去」歷歷在目，記憶力實在驚人！以下本文加引號的楷體字為當天鍾逸人先生的口述內容。

鍾逸人先生獨照一。（翁稷安拍攝）

在與鍾先生的對談過程中，我提及他的記憶力驚人的問題， 鍾先生的回答是，在戰後身繫囹圄的十七年中，讓他得以整理思緒，不時會「回想起二二八事件時，自己哪裡處置失當，哪些該主張卻沒有主張，『自我檢討』」；獄中封閉的環境「除了三民主義的書以外，也不能讓你寫日記，不給你紙筆，怕你會秘密通信。所以沒事多少會想一些事情，在腦海中反覆。」反覆咀嚼思緒，當記憶逐漸沈澱、鮮明，落筆為文數十萬字言時，卻是以身體自由為代價，想來著實令人「辛酸」。

先說說訪問那天我對鍾先生的整體印象吧！當天鍾先生身穿花色直條紋襯衫，留著及肩白髮，臉龐上歲月留下的痕跡帶著幾分堅毅感，不見佝僂老態，只見精神矍鑠，散發的精神與打扮，很難想像鍾先生已年近九十（鍾先生出生於1921年11月19日，與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同年）。言談之間，鍾先生總能順著提問打開記憶之門，汩汩而出，對談內容都可與回憶錄的內容相互印證，說明他對大時代的自我理解，在寫就《辛酸六十年》時已然成形，這回憶錄就是他所記憶的過去。

正當我們大夥坐定，還不及開口請益鍾先生時，鍾先生便提及「他所認識的謝雪紅」。鍾先生所以如此在意謝雪紅，原因在於如何詮釋臺中地區的臺共在二二八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如何理解這位曾經「背過、抱過」小鍾逸人的謝雪紅，還有她在「二七部隊」的角色與定位問題。鍾先生花了相當力氣為我們說明謝雪紅如何來「投靠」二七部隊，卻也承認謝雪紅是個厲害角色。鍾先生開場就說：「謝雪紅是訓練有素的人，曾到莫斯科接受過二年的訓練，比較有『企圖心』」。接著鍾先生提到謝在戰後開設一間大華酒家，這家店的前身是是日本時代的カフェー，[1]戰後謝雪紅就是「有辦法接收過來」；加上謝雪紅曾留學上海，「戰後外省官員很喜歡光顧這間會說上海話、北京話的大華酒家，官員來就由謝雪紅來應付」，可見謝雪紅高明的交際手腕。

同學們在行前討論時，就對 鍾 先生在二二八事件時，為何會提出仿效「愛爾蘭高度自治」的理念感到好奇，因為在臺灣史一提到愛爾蘭，借用周老師的新書《面向過去而生》的一句話，是象徵著日本時代臺灣反殖民運動的精神泉源（inspiration）。我們原以為鍾先生是發想自1907年梁啟超對林獻堂的建議。林獻堂與梁啟超見面時，梁建議林獻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採取愛爾蘭「勾結」英國朝野勢力，游移在兩大黨間，從而取得左右英國內閣之關鍵少數，博取內地權要同情的相同做法，牽制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的施政。[2]但我們或許是聯想太多，根據鍾先生的說法，愛爾蘭自治理念的根源，是自己在1941年10月到1942年9月在日本內地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被關在專門拘留政治犯的東京巢鴨（すがも；Sugamo）監獄時，為打發時間、充實自己，在威爾斯《世界文化史》中讀到的。但他從沒想到臺灣會有一天需要仿照這個辦法主張高度自治，希望「阮臺灣人有親像愛爾蘭之於英國那樣的地位」，鍾先生進一步說明高度自治的內涵是「國防、外交交給你們，治安、教育等看得到的這些，建設臺灣的人才濟濟，我自己辦就可以」，特別是戰後陳儀一連串的施政，已讓鍾先生感到「不可能期待他們來建設我們」。這話倒是又讓人聯想起與林獻堂與梁啟超見面時，梁任公說過「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救你們」。[3]臺灣掙脫殖民統治命運唯有自己奮鬥，這或許也是 鍾 先生何以在二二八事件時，想要組建一支武裝隊伍的原因吧！
訪談全景。（翁稷安拍攝）

我的興趣是臺灣法律史， 鍾先生也特別描述前述他違反治安警察法遭檢察官問訊的細節，值得記上一筆。 鍾 先生用豐富的肢體動作，激動的語氣模仿檢察官口吻，當下語言一時還轉換不過來，兼雜北京話，脫口說道：「你這個傢伙！年紀輕輕！就想要謀反，這些書我不相信你真的有讀，你還年輕，有前途，出去之後要好好做帝國臣民。」這裡所說的「書」是《アナキズム與社會科學》，アナキズム是指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即是「變更國體」思想，是當時治安維持法所要取締的對象之一。[4]鍾先生接著說了一段檔案中怎麼也看不到的觀察，他說檢察官提訊時，如果對當事人當場開罵、敲桌猛打，「暴聲」（pō- siaⁿ）的，大部分都是沒有要被判刑的，多是不起訴處分，疾言厲色，目的是在使當事人受驚害怕，教示（kà-sī）一番後釋放；相反地，如果說沒幾句，語氣平和，多半是要起訴送法院。

前面提到鍾先生在二二八時，曾組建二七部隊，但要能組織部隊，最基本的就是武器彈藥來源，現在看來，鍾先生取得武器彈藥的過程頗具戲劇性。但若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臺灣因歷經一九三○年代末期以來的戰爭動員，民間無時不處在高度軍事化的體制下，由此背景來想，能夠取得武器彈藥就不那麼令人訝異了。1945年10月初，鍾先生運用他所加入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力，協助處理等待國府軍隊接收的臺中「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相當於上校），遭到臺灣「鱸鰻」（流氓）丟擲石塊攻擊事件。岸本基於感謝拿出兩張地圖，分別是由日本陸軍省測候局所繪製的臺灣全圖，以及臺灣軍參謀部測定的臺中州圖。地圖上頭用紅藍筆畫了許多點、線的記號，岸本一再反覆為鍾先生解釋符號意義，並說「將來或許用得到」。1947年3月鍾先生成立二七部隊後，便命自動車隊（汽車運輸隊）長吳金燦按圖索驥，找到這些彈藥庫的地點，獲得許多子彈、手榴彈等輕武器，這些輕武器原是日本軍要應付二戰末期美軍登陸之用。當時臺灣不少海岸邊挖有十到十五公尺的壕溝，就是預備美軍水陸兩用登陸艇登陸時，「就叫臺灣兵用手榴彈綁在上頭，或讓它壓過去」。但美軍要在哪裡登陸，並不清楚，於是就準備許多輕武器，如就近儲放在大甲溪邊的山壁附近，不埋在山中，方便取用。

受訪中的鍾逸人先生獨照二。（翁稷安拍攝）

臺灣人由於曾經歷日治末期的戰時體制，對組織動員並不陌生，以二七部隊為例，隊伍成員有來自「青年學校學生、有當過日本陸海軍『志願兵』的，也有做過海軍工員和軍伕的，參加過高砂義勇隊的也有」[5]；臺灣女性在戰爭期因跑空襲及防護團演練的本能反應下，在二二八事件後立即為民軍發動組織炊事隊，不眠不休地為民軍「捏飯丸」和訓練救護隊。[6]當天雖未與 鍾 先生聊及上述內容，但卻是回憶錄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內容。

走筆至此，想以 鍾 先生家裡客廳十分有意思的擺設做為心得結尾。我們一行人一進門，就對 鍾 先生家的裝潢頗感興趣，獨棟透天的寬敞當然是不用說，客廳落地窗外是一池鯉魚，池畔旁種滿各種植物，高低參差錯落，屋外造景連同建築物， 都是鍾先生一手打造。特別的是， 周老師在車上就先說 鍾先生家有「壁爐」，大家心想亞熱帶的臺灣，寒流來襲，也不過10度上下，雖冷，但還用不著壁爐吧！到 鍾先生家一看，果真有壁爐，但沒有煙囪管道，純裝飾用，只不過上頭擺設令人玩味。這西式壁爐上擺著香爐，「供奉」的不是「公媽牌」，而是一尊綠色的「自由女神」，兩旁則有鍾馗與布袋戲偶作為左右護法。 鍾 先生說，放鍾馗是取同姓之意；布袋戲偶不拿大刀，橫持「米國旗」意指嚮往「自由民主」；兩側本該放上鮮花的瓶罐，則插滿他曾經支持過的綠營候選人旗幟。

壁爐上的擺設。（翁稷安拍攝）

這麼有深意的擺設，不禁讓旁人會心一笑。然而對這位曾被以「內亂罪」為名，在牢獄中度過十七年漫長青春少壯歲月的 鍾逸 先生人來說，這樣的安排或許是一種精神上的反抗，以及對臺灣未來民主自由前途之路的一種「祈求」吧！

與鍾逸人先生及夫人（中二）合影、周婉窈老師（右四）。（翁稷安拍攝）

與鍾逸人先生及夫人（中二）合影。（陳慧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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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鍾先生特別跟我們解釋「カフェー」在日本時代是可以「喝酒、跳舞」的地方，也有服務生，「跟臺灣的酒家又不太一樣，沒有划拳。」

[2]蔡培火、吳三連、林伯壽、葉榮鐘、陳逢源，《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頁3-5。

[3]蔡培火、吳三連、林伯壽、葉榮鐘、陳逢源，《臺灣民族運動史》，頁4。

[4]治安維持法第一條：

「組織以變更國體為目的之結社者，或從事該團體幹部之指導任務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懲役或禁錮；知情而加入或從事遂行結社目的行為者處三年以上有期懲役」。按治安維持法在1925年以法律第46號公布，1941年5月15日經過一番大修，提高刑度，法網更趨嚴密，前引為 鍾 先生行為時之法律。資料來源：中野文庫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hou/hs16-54.htm（2009年9月10日拜訪）

[5]鍾逸人，《辛酸六十年》（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頁493。

[6]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頁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