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與蔣經國現象
黃文雄
編按：
編按：此文於2021年4月23日刊登於財團法人四二四教育基金會「行動者的美好年代：424事件50週年特展」網頁，作為黃文雄先生〈刺蔣與社運〉一文的附錄，連結見文末。這篇文字其實是黃先生2003年〈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一文的附錄。在歌頌蔣經國之風再度吹起之時，十九年前黃文雄先生的分析彷彿是為此刻的台灣而寫。有幾個令人深思的句子，如：「所謂寧靜革命其實是一場諸多基本改革猶未開始的非革命。」又如：「在因果力的比重上，統治集團自身分裂的貢獻幾乎都大於革命或改革力量的貢獻。」中國六四33周年剛過，此句讓人很有感。（周婉窈謹記2022/06/07、06/28修訂）
作者前記：
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政治轉型的各國之中，台灣有一個特別突出之處。反對運動雖然能夠迫使蔣政權從事某些改變，但國民黨繼續執政到二〇〇〇年，民主化的方向、步調、內容和範圍，仍大體由國民黨主導，充滿了延續政權生命的必要所驅使的「適可而止」的工具性。我們從來 不曾真正和威權的過去告別。所謂寧靜革命其實是一場諸多基本改革猶未開始的非革命。中正紀念堂的依然聳立就是一個極富於象徵性的見證。新政府三年來包括新憲法等改革行動所面對的阻力，也告訴我們「寧靜革命」的有限性。
在這種狀況下，復辟勢力重新抬出蔣經國神位的政治動作，雖然並非不可預期，仍有加以解析的必要。因此將這篇拙作附於文末（編按，〈刺蔣與社運〉），作為本文的一個腳註。
本文
泛藍陣營最近利用現代廣告和公關技術所刻意營造的「經國風」，在道德上、知識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場墮落不堪的鬧劇。分析起來，主要的手法有兩個。
第一個手法是把蔣經國抽離歷史的脈絡，利用社會殘餘的封建價值，塑造蔣「愛民如子」的形象，把他的生平個人化、「行誼化」、「德目化」，好像蔣經國時代只是他個人人格的外顯。這種新聞學上所謂「人情趣味」（human interest）的技巧，正好可以用來規避許多尷尬的歷史事實，例如蔣經國情治頭子的過去，他在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和象徵國民黨連最溫和的改革也不能容忍的「自由中國」等事件中的角色，以及蔣家父子為了完成他們皇朝接班的設計所進行的黨內外權力鬥爭，等等。
然而，有兩個歷史事實是這種手法也不能忽視的。第一是結束少數統治的本土化，第二是結束威權獨裁統治的民主化。如果不能讓蔣經國在這兩個史實上沾光，第一個手法所想營造的形象不論如何感人，所想規避的史實不論掩蔽的如何巧妙，終究將失去和後威權時代台灣的相干性。所以，第二個手法是儘量把蔣經國和本土化以及民主化聯繫起來，甚至說成是他的功勞和成就。
這第二個手法如果成功，有至少兩個好處。第一，如果有人不為建立於封建價值的「人情趣味」所惑，第二個手法仍然可以主張蔣經國不管早年如何，至少在晚年「也做了些好事」。第二，如果手法成功，泛藍這個復辟意味極濃的「歷史重建」，還可以帶上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光環，而泛藍理所當然的正是這個光榮法統的繼承人。
既然前一個手法的相干性是建基於第二個手法所想達成的目標，我們不妨針對蔣經國和本土化與民主化的關係，稍作分析。
蔣經國能和結束少數統治的本土化扯上關係，主要靠的是他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後，容納部份的本省「菁英」進入黨國權力結構的事實，也就是所謂的「吹台菁」。這是甚麼樣的一種本土化？
像任何沒有失去常識的獨裁者，蔣家父子並非不知道少數統治必須用某些「本土化」的措施來維持和加強。容許地方選舉，並且用「特許」某些經濟利益（這是黑金的起源），以換取本土勢力自甘跼限於地方而不企圖爭取進入權力中心，即是這種「本土化」之一。然而進入1970年代，內外情勢開始變化。1970年的刺蔣案首開其端。黃文雄開槍的事雖然因為其戲劇性而較引人注目，但對蔣朝和華盛頓最大的衝擊，還是留美的台灣學生很快就湊足十九萬美金的保釋金的事實。當時留美學生絕大多數都是靠獎學金生活的布衣「菁英」，這場前所未有的「民調」使美國政府都不能不再次警告其所卵翼的國民黨：必須適度的開放政權（這是「吹台青」背後的壓力之一）。（編按：吹台青，指起用台籍菁英擔任政府要職，也有譏諷為吹牛的台灣青年，取當時名歌星崔台菁之諧音）
隨之而來的是次年ROC被踢出聯合國的事實。會員國和安理會的席次是國民黨裝扮其統治正當性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其衝擊不輸必須「處變不驚」的地震。1970和1971這兩件接踵而來的事件都逼使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而實質形式接班的蔣經國，不得不進一步「本土化」。借用王景弘先生「香腸策略」的比喻，是多切一片出來餵食安撫被排除壓迫的多數。很明顯的，這是沒有和自由化與民主化隨伴而行的「本土化」，事實上是一種強人恩賜式的收編，長期而言固然會有促進本土化的客觀效果；但短期而言，其動機與後果都是當時獨裁威權體制的增強。若非如此，我們將如何解釋後來包括美麗島事件以及林宅、陳文成和江南等血案的那最後一波血腥鎮壓？
蔣經國和民主化的關係也值得稍加考究。首先，我們必須區分政治學常識裡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化是日常語言裡所說的「鬆綁」，很多獨裁政權都會在非不得已的時候採取鬆綁的策略，以舒解國內和國際的壓力。鬆綁的程度甚至可以包括容忍反對黨的出現，只要國家權力還是在統治者的掌控中。這種自由化雖然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有助於或導致民主化，但並非必然如此，兩者必須加以區分。
不妨看看蔣經國在1979年到逝世前的處境。美麗島事件和其後的血案並沒有讓人民失去抗爭的勇氣。不但政治反對運動屢仆屢起，社會運動也出現了。工商界看在眼裡，同時又要為著他健康狀態的起起落落擔心，也不敢放心投資，雖然當時的台灣有傲視全球的資本儲蓄率。
國際情勢也對國民黨政權不利。江南案牽涉到蔣孝武，使蔣經國不得不向美國媒體宣佈蔣家人不會接他的大位。在隔壁的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被人民推翻。在全斗煥的南韓，甚至蘇聯帝國和中國等不少地方，也有和人權和民主相關的騷動。這些後來導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發展，使得第二任的雷根政府也不得不節制第一任時對其卵翼下獨裁政權的縱容。（在國際關係和人權史的文獻裡，這被稱為「雷根在人權問題上的翻轉」Reagan’s turnaround on human rights）。即使蔣經國看不清這些，華盛頓也會傳下這個消息。
事實上，蔣經國是一個極為精明的獨裁者。他嗅到「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在變」。為了他的家族，為了他的黨，他毅然決定進行自由化的鬆綁，容許民進黨成立並隨後解嚴；不像某些獨裁者那樣不計代價、玉石俱焚的鎮壓到底。為了讓其他的獨裁者學他的榜樣，對這點，我們應該加以肯定。但是把這種自由化和民主化等同，有如泛藍陣營和右派學者所為，卻是存心模糊化並繼之以硬拗的墮落。
我們不妨看看蔣經國1988年逝世時所留下的佈置：小鳥籠的戒嚴拿掉了，但是解嚴之前已經裝置了一只大一號的鳥籠：國家安全法；李登輝這個虛元首，由掌黨的李煥、掌政的俞國華和掌軍的郝柏村環伺「輔佐」。這活脫是一個自由化的佈局。如果李俞郝能同心共濟，僅限於鬆綁的局面至少也會再維持一段時間，其間台灣也將只不過換上一個尺寸較大的鳥籠而已。事實上，李俞郝之爭權失和也一直是泛藍人士的椎心之痛。
台灣的民主化其實是在國民黨分裂之後才開始有其實質的。李俞郝之互爭給了李登輝脫離虛位元首及黨首之命運的機會。其後在國民黨內部分裂的過程中，民進黨終於取得較好的成長發展條件。蔣經國佈置的政權衛護者終於失勢，也使國安法等佈置失去了「牙齒」。就主觀設計而言，這些發生時，蔣經國早已去世了。就客觀後果而言，如果把因果鍊拉長而說蔣經國對台灣的民主化有某種貢獻，他的貢獻恐怕還遠不如新黨和郝林（洋港）陳（履安）。這是歷史上常見的通律。在因果力的比重上，統治集團自身分裂的貢獻幾乎都大於革命或改革力量的貢獻。但我們不能說蔣經國曾期待國民黨的分裂，我們也都知道泛藍最恨李登輝的是甚麼。
以上是我個人對蔣經國和台灣的本土化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的分析。讓我以兩點作結。第一，泛藍勢力為蔣經國和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所聲稱的蔣經國對本土化和民主化的貢獻，並不經得起比較仔細的分析。第二，這是我個人的偏見，單單談本土化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只有徹底的，全面的，包括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民主化，才是真正的本土化。而泛藍勢力改寫歷史的企圖，只不過進一步曝露其幾乎不受任何標準規範的反民主的反動性格而已。
臺灣與海洋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