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

優雅內面的創傷──素描高菊花女士

周婉窈

本文收錄於2018年12月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出版的《暴風雨下的中師》一書中。

在高一生故居前的高菊花女士 2012.11.10(陳慧先拍攝)

在高一生故居前的高菊花女士。(陳慧先拍攝,2012/11/10)

引子

        高菊花女士於2016年2月20日過世。又一位沒能等到臺灣落實轉型正義的前政治犯家屬過世了。高菊花本身的遭遇有無法言說的苦楚。

        2012年11月9日我和臺大師生到達邦部落參訪,當時高菊花女士──人稱菊花阿姨──住在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1908-1954)故居,在高英傑老師的安排下,我們在故居前庭訪問菊花阿姨。我們住在故居後面的民宿,在訪問期間,幾度經過高一生故居,後面的庭院有很多貓,形形色色,菊花阿姨愛貓,這都是她餵養的,記得有一隻小黑貓,很可愛。我們在路途中遇到出來散步的菊花阿姨,穿載很講究、很繽紛,同學們都覺得菊花阿姨好優雅。

        優雅是大家對她的共同印象。優雅到歌手以莉.高露在2015年為高菊花創作了一首歌曲〈優雅的女士〉,歌詞寫道:「山坡上一棟小矮房/一位優雅的女士/坐在沙發上 等待/那遲來的拜訪者/世界似乎早遺忘/她也已經不在乎。…(中略)…回憶越來越模糊/害怕讓記憶沉默/人們不願多說/傷心的靈魂來過/琴鍵上隨意彈奏/留下未完成的歌曲。 優雅的女士揮揮手/這夢魘般的過去/她從不曾低頭」。

        高菊花確實很優雅,那種受日本教育的優雅。但是,在她那繽紛的美麗,美麗的優雅之下,包裹著卻是一層又一層的創傷。我們不能被她優雅的外表所眩惑,以為揮揮手,「這夢魘般的過去」就可消失。

高菊花女士養的貓,在高一生故居後院。(陳慧先拍攝)

本事

        高菊花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昭和七年(1932)四月八日,是鄒族矢多一生(高一生)和矢多春子的長女,也是第一個孩子。她的日本名字是「矢多喜久子」,「喜久」日文讀作「kiku」(きく),「菊」花的菊也讀作「kiku」,這應該是戰後改漢名時,選擇「菊花」的原因。

        喜久子誕生時,正當青年矢多一生奮發有成的人生歷程。矢多一生在1930年三月從臺南師範學校畢業,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師兼達邦駐在所巡查。第二年(1931)八月和同樣出身鄒族特富野社的湯川春子結婚。高一生是第一代接受完整日本教育的鄒族菁英,他從達邦蕃童教育所畢業後,轉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尋常科,從第四學年讀起,畢業後進入臺南師範學校就讀。春子從蕃童教育所畢業後,因為日語和辦事能力受到重視,加入駐在所的伙食準備工作。更神奇的是,嘉義郡守(另一說是臺南州警部大塚久義,詳註釋)知道高一生和春子預定要結婚,就讓春子住到自己家裡來,以一年的時間調教春子,意在教育原住民女性,使之成為鄒族領導者的賢內助。(註1)春子在日本人家中住了一年,接受「花嫁修業」(新娘訓練),日語和舉止很像日本人,因此在嘉南平原流傳高一生的太太是日本人的說法。

        高菊花的日文很好。她在臺南南門尋常高等小學校就讀,一直到戰爭空襲時才回到阿里山國民學校就讀,都是讀日本人學校。(註2)為何喜久子會到臺南讀小學呢?原來矢多一生非常重視教育,他在臺南租屋,安排同母異父的弟弟鳥宿秀男(杜孝生)到臺南第一中學校讀書,長女喜久子讀小學,由秀男的一位姐姐照顧他們。(註3)鳥宿秀男畢業後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高菊花的日文應該是小時候就打下堅強的基礎;相對而言,她的族語就不好,自承「不太會講山地話」。(註4)  高一生有很強的「我族觀」,認為要和漢民族競爭,一定要讓山上的人有好的教育,因此他要高菊花去讀臺中師範。(註5)這是戰後的事,當時有不少鄒族族人一起去讀臺中師範「簡易師範科」,這是以原住民為教授對象。和高菊花一起在1950年畢業的就有12位來自鄒族部落,佔該班總畢業生24名的一半。鄒族人口不多,這是否和吳鳳鄉鄉長高一生重視教育有關呢?值得探究。這班學生於1946年9月入學,共32名,其中13名來自吳鳳鄉鄒族部落,只有一名未畢業。(註6)

        對「歷史時間」敏感的讀者應該已經注意到這群原住民學生到臺中師範就讀到畢業剛好涵蓋二二八事件。那麼,他們和臺中的二七部隊有何關係?由於當事人留下紀錄的很少,我們就以高菊花自己的回憶為主軸略作整理。

        1993年11月7日高菊花接受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的訪問,那可以說是最早的白色恐怖訪談。高菊花講了很多心裡的話,當時全臺灣沒多少人知道二七部隊,高菊花的回憶有其珍貴性。不過讀者要注意,她沒用「二七部隊」這個名詞,只用「二二八事件」。

        我們先看高菊花怎麼說:(註7)

二二八事件當時我十五歲,……。//二二八的時候,莊野秋和汪玉蘭訂婚,莊野秋在臺中不知道參加什麼,後來我們在臺中的幾個人就一起回家。那時方義仲(就是後來和我爸爸一起被槍斃的)要接我回家,因為爸爸希望他和我訂婚,所以我難為情,不想跟他一起走。我跟汪玉蘭還有方義仲的妹妹(按,方梅英,這三位女生同班)三個人,就和莊野秋登上一輛舊巴士,車上都是參加二二八的年輕人,有從日本回來的,有在臺灣唸書的,我就和他們一起到了埔里。到埔里時我們也沒參加什麼。//在埔里過了一夜,第二天,莊野秋帶我們到竹崎,……。//回到家,爸爸一看到我,就叫我過去跪下,還打我一耳光。他很生氣的說:「為什麼女孩子要參加這樣的事情?」我說沒有參加,因為我們學校(臺中師範附屬學校〔按,指該校簡易師範科〕)團體行動,負責照顧俘虜,一些外省人還有和外省人結婚的臺灣人都集中在學校裡,我們就照顧他們,是訓導主任問我們要不要做的。可是父親不滿意,問我為什麼不跟方先生回來。印象中父親只有那次打我,他一向不大(太)打孩子的。
(//表分段,係筆者所加)

高菊花的回憶指出:1、臺中師範以團體方式參與。2、高菊花等女學生加入照顧被集中管理的外省人及其家眷的工作。3、不是出於校方的強迫。

掛在高一生故居壁上的照片,1950年3月30日於台中公園,前排右一高貴美、前排中高菊花。(周婉窈翻拍)

        高一生之所以動怒,應該是知道參與二二八的嚴重性。除了照顧「俘虜」之外,臺中流傳的女學生捏飯團、照顧傷患,也不是空穴來風。高英傑說他看過一張高菊花和方梅英的照片,兩人都配有紅十字臂章,可惜照片早就沒了。(註8)他們一群人到埔里,在二七部隊的敘事裡,就是埔里大撤退。在埔里的情況,高菊花沒細講,根據二七部隊長鍾逸人的回憶,當晚三位女學生汪玉蘭、高菊花、方梅英來找他,叫他「校長」,因為鍾逸人在阿里山樂野國校當過校長,三位跟著部隊到埔里,不知要做什麼,特地來向他請示。鍾逸人不放心她們留在埔里,勸她們離開。他說三人沈思良久,終於接受他的安排。(註9)高菊花回憶說,她在埔里沒看到謝雪紅,倒是在臺中師範見過,「她戴著眼鏡,頭髮盤上去像外國人,滿好看的。」(註10)

        臺中師範有賽德克族(時為泰雅族)原住民學生,仁愛鄉鄉長高永清的兒子高光華就和高菊花同班。過去筆者到仁愛鄉清流部落參訪,聽到耆老提到,二二八時不少在外讀書的族人都去參加,高永清知道後,硬把他們叫回來,避免了年輕人的犧牲。當時只是聽聽而已,現在看到臺中師範學校原住民學生名冊,配合二七部隊的歷史,一切好像逐漸明朗起來。

        高菊花從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在民雄國校教書,後來也到阿里山香林國校教了一年多的書。高一生坐牢時,她已沒教書,在家裡讀英文,準備到美國唸書,但父親被處決之後,一切都不可能了。(註11)這是高菊花人生最大的分水嶺,也是高家天崩地坼的一天。

        關於高一生如何被捕,到四位鄒族菁英、兩位泰雅族菁英一起被處決的經過,限於篇幅,我們在這裡省略,否則講不完高菊花的故事。

        高菊花是長女,其後有十位弟妹:英生(男)、貴美(女)、澄美(女)、英傑(男)、英輝(男)、英明(男)、春英(女)、豐玉(女)、英洋(男)、美英(女)。長男英生早夭,十五歲過世。高菊花是高一生第一個小孩,個性像男孩,和高一生很親近。1952年9月10日高一生遭誘捕,被帶到嘉義縣警察局時,他寫信給住在嘉義市中山路民生商店樓上的高菊花,事後警察局打電話要她去拿信,信很厚,交代許多事情,要她照顧家裡。(註12)突然間,二十歲的高菊花被迫擔起照顧家人的重擔。

        高一生坐牢時,家人還是懷著希望,連高一生本人也認為他會被釋放。當時就讀臺中一中的次子英傑,每個星期天騎腳踏車到臺中火車站,在月台佇望,期待在下行列車中看到父親的身影。(註13)父親被捕的當天晚上,嘉義縣長林金生率員到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污職」;當時十二歲的高英傑親眼看到林金生向準備前往各部落宣傳的成員說:「高鄉長盜取了你們的錢。」翌日,各成員便分頭前往各部落宣傳,分發傳單。(註14)根據檔案,為防範在部落可能引起的不安,當局派員分赴各村、召開村民大會,宣布高一生等人的不法事實及案情經過,並組織宣慰小組,慰問村民。(註15)總之,這是有計畫的人格抹殺,造成家人極大的傷害和困擾。

        除了照顧家人之外,二十歲的高菊花到處奔走,希望能救助父親。嘉義縣長林金生和高一生熟識,交情不錯,高菊花去跑了好幾次,「可是他不理我。本來就是林金生拼命要弄成這樣的。」高菊花同時又說「那是老頭(蔣介石)的意思」,誰也沒辦法。(註16)這裡牽涉到加害者和共犯集團的問題,若沒有一個分析架構,其實是講不清楚的。林金生當然不是真正的加害者。共犯集團的成員是否主動積極執行不義的「職務」、綜觀其一生是否從黨國體制中獲取個人身家利益,是將來我們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如果轉型正義得以真正落實的話。高一生獄中書信曾提到林金生曾致贈100元,該如何解釋本身有疑義。(註17)

        有沒有消極的「共犯」作法?甚至設法抵銷的作法?有的。當時陳丁奇是里佳村的宣導員,他是高一生在臺南師範的學弟,他到里佳村怎麼告訴村民呢?他說:高一生不可能偷錢,沒做壞事,沒貪污。當時保安司令部擬了一份陳情書,說高一生是地方惡霸,不要讓他回部落、得嚴加懲處,要族人簽名。里佳村預定集體蓋章的那一天,在村長安友信的安排下,村民全都去楠梓仙溪上游打獵捕魚,就沒辦法蓋章了。高英傑至今仍非常感謝陳丁奇和安友信。(註18)

        當然暗中協助是少數,絕大多數人接受當局對高一生等人的人格抹黑,並加入欺凌的行列。雖然有族人扛很重的柴火,經過他們家,說太重了,不要了,丟了就走,其實就是要送給高家;高菊花對族人的看法頗為負面,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是「懦夫」。(註19)

高一生故居客廳掛著高菊花女士整理的相框。(周婉窈拍攝,2012/11/10)

        高一生被捕之後,高菊花回到山上幫助母親,照顧弟妹,但結果不得不下山,一方面是為了家計(高一生被捕後,三個月就不發薪水了),另一方面,想躲避山區情治單位的騷擾,(註20)後者容後詳述。她先是偶爾到嘉義的廣播電臺唱唱歌,後來經朋友介紹到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開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在高雄唱了一年之後,她在臺中、臺北都唱過,主要在歌廳、舞廳,或美軍所屬的俱樂部。她隨便取了一個藝名「派娜娜」,因為她覺得用真名會覺得不好意思。(註21)派娜娜主要是唱英文歌,也唱西班牙歌、法文歌,頗有名氣。流行音樂界近十幾年來才「發現」五〇年代有個派娜娜,還影響了流行歌壇「天王」金祖齡,她被追加「天后」名號。(註22)不管派娜娜曾多有名氣,唱歌對高菊花來說,有相當負面的連結。她個性像男孩子,(註23)但有她害羞的地方,八十歲的她,回憶說她很不喜歡唱歌,演出時不敢看觀眾。(註24)她說:「其實我並不喜歡出來唱歌,我們的思想還是很保守,覺得唱歌好難為情,人家說歌女和妓女差不了多少。」(註25)

        除了害羞之外,唱歌的這個人生階段是她備受摧殘,有生不如死的時刻,因此,唱歌這件事,哪裡會是好的回憶?

        從1954年4月17日高一生被處決,到1971年7月1日高菊花領到自首證,十七年多,她受到警總嚴格監控,形同監獄外的囚徒,另類政治犯。「父親不在之後,倒楣的就是我,我被政府修理得不得了。到現在我還不想說那些事。」(註26)這是她在1993年說的,她其實是有透露的,只是如吳易叡所說的,這是「無法公共的記憶」,(註27)除非我們社會成熟到一定程度。

        首先,我們來看看情治單位如何整她。

        當時保安司令部下轄的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原吳鳳治安指揮所)設在奮起湖,副指揮官是陳世昌。高一生被處決後,高菊花常被叫去整夜訊問,「硬說我在二二八事變後就參加臺灣什麼蓬萊組織(名稱記不清了)」。由於經常訊問,晚上要從達邦走到十字路,再走到奮起湖,到奮起湖不給她睡覺,一直問。她實在受不了,後來有長輩叫她離開比較好。加上家計問題,她只好到嘉義去。(註28)

        逃得了奮起湖的情治單位,逃不了無所不在的黨國機制。在高雄羅夢娜歌廳唱歌時,她也被抓,當時基隆和高雄都戒嚴,過了晚上戒嚴時間還沒回去,老闆娘以為她一定被槍斃了,還哭了一個晚上。她說:他們每次都不乾脆把她抓走,一直抓抓放放,名為「約談」,她跟他們說:「你們這樣好像把一條蛇打得半死,再放他求生,實在很過分。」有一次被抓到新店,給她吃得好好的,她以為就是最後一餐了,接下來就是槍斃,結果沒有,又送回臺北。這應該是1955年她到臺北唱歌之後的事。(註29)

高菊花女士唱歌的照片,藝名「派娜娜」。(高英傑提供)

        高菊花受創最大的還不是這些「約談」。她是女性、原住民,加上「共匪」之女,三重弱勢,淪為黨國冷酷剝削的對象。她在羅夢娜駐唱時,一位掛星階級的國防部將領要她服務一位波蘭籍的共產黨頭子(冷戰時期的複雜故事,容略),他們跟她說「如果能幫這個忙,日後要自首也會比較快速方便,而我當時則是這樣想,恐怕我早晚都是要被槍斃的,不幫忙也不行,只好答應。」請讀者注意,接下來高菊花怎麼說:「我們鄒族的貞操觀念很深,要幫這種忙實在是很難受,可是不得已呀,為了家裡,為了信守承諾──父親說要照顧媽媽跟弟弟、妹妹──,我要想辦法活下去,不能那麼容易就被槍斃,活下去也才有能力賺錢養家。唉,運氣不好啦。」(註30)

        若僅此一次,已經很可怕了,結果是「上面有什麼要招待外國人的,就叫我去做很不好的事。我那時還年輕,才二十來歲。」請讀者注意,這是我們現在大學生的年齡,而且前面提過,高菊花其實很害羞。她說:「我有很多事盡量要忘記。許多痛苦的回憶,使我覺得自卑。」今天我們不能只看到懷舊下霸氣的「派娜娜」,而看不到痛苦、自卑的高菊花。她原本也可以和「世叔」林金生的公子林懷民一樣出國留學喔,她還有過當外交官的夢呢。(註31)

        對於黨國的壓迫和摧殘,高菊花內心的反應很激越,只差付諸行動。她罵奮起湖保安司令部指揮所的負責人陳世昌「大混蛋」,他經常叫高菊花去指揮所詢問,使她的精神受到很大委屈。「這個外省人在山上做(作)威做(作)福欺負我們,後來竟然還當過臺北市議員,如果我不是信基督教,一定會拿番刀去砍斷他的腳。」(註32)

        她差一點殺了蔣孝文。高菊花到臺北衡陽路唱歌後,認識蔣孝文,他是高菊花的「粉絲」(ファン),兩人有一陣子交情很好,蔣孝文常來找她,還想討她當姨太太。(註33)她在臺中美軍俱樂部唱歌時,蔣孝文叫朋友接她去意文大飯店,房間前面有一個客廳,她到客廳,看到只有他們兩人,就想趁機殺他。可能因為她臉上的表情和平常不一樣,蔣孝文大概嚇到,就逃到房間裡去了。她跑過去看,房間裡有五個女孩子和他在一起,她評論道:「難怪他會生病!」高菊花說她想殺蔣孝文,是想為父親報仇,因為他的祖父殺了她的父親。她說沒有信仰的時候,就是會一直想報仇。(註34)

        她也有痛不欲生的時刻。有一次到馬祖勞軍時,聽說距離對岸很近,她游泳技術很好,想說這是一個機會,既然他們都說她是共產黨,就乾脆投到那邊去,「被鯊魚吃掉也比在這裏受苦好」,但是想到家裏一個比一個小的弟妹,她不能一走了之,「決定不走後就大哭起來」。(註35)

        高菊花是活在隨時擔心被槍斃、隨時必須應召,這是怎樣的日子呢?她在唱了十多年歌之後,在臺北經營日本料理店,因此認識顧客施炳炎,和他交往後結婚。施炳炎是臺北市人,在警備總部工作。結婚後,當局還是常派人叫她去問話,到了1971年要她自首,承認是共產黨、有參加組織,她覺得別無選擇,只好聽命,拿到自首證之後,終於不再受到盤問了。(註36)

        經過十七年的監控之後,高菊花終於自由了。但是,二十二歲承受父親之死的她,卻必須承受兩個兒子,以及丈夫的提早離去,且都是意外死亡。高菊花生有三男一女。長男生父是西方人,女兒生父是日本人,都沒有婚姻關係;長男在達邦部落長大,後來去跑船,在南非意外溺斃。她和施炳炎生有二子,小兒子被捷運撞死,「她每每從噩夢中驚醒,夢裡都是他淒厲的求救聲」。(註37)丈夫也因騎摩托車出意外死亡。為人女、為人母、為人妻,高菊花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未亡人」。她喝酒喝很兇,認識菊花阿姨的人都知道。但是,如果、如果,她是外交官菊花女士,或許美麗的她會端著高腳酒杯,優雅地品啜著,啊,對了,かんぱい(乾杯)!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

圖五 認真聽菊花阿姨和高英傑老師講述的臺大師生 2012 11 10

認真聽菊花阿姨和高英傑老師講述的臺大師生。(周婉窈拍攝,2012/11/10)

圖六 2012年11月10日高菊花女士、高英傑老師在高一生故居前庭接受和台大師生訪問

2012年11月10日高菊花女士、高英傑老師在高一生故居前庭接受和台大師生訪問。(周婉窈拍攝,2012/11/10)

小結:無從療癒的創傷

        高菊花和父親很親近。當局在逮捕他的前三個月,就擬訂好「行動辦法」,包括如何誘捕、軍警分工逮捕對象、找誰暫代鄉長、宣傳貪污罪行、監聽行動等步驟,(註38)可以說劇本早已寫好,只差演出。高一生或許早有預感,1951年就和高菊花說,萬一他死亡,要她照顧弟弟妹妹,也交代要埋在長子墳墓旁邊的空地,要替他奏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並給他一些Beer(啤酒)。高菊花說,她和父親父女連心,她接受訪談時,毫無保留地表達對父親的尊敬和思念。她說:「我覺得父親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人,他有什麼壞處我不知道,我看他永遠是最好的人。」(註39)她對日本人也這樣講:「父親是非常卓越的人。真的頭腦非常好,也很有學問。雖然他沒受很高的教育,只是師範專修科,卻是非常聰明的人。」、「然而到現在還是無法忘記父親的事情唷,每天喔。我的先生過世,我沒有這樣每天想念他,真的喔。只有對於父親是這樣,既尊敬又感到遺憾,真的很遺憾。」(註40)

        這麼尊敬父親的高菊花,卻也會說:「我恨我的爸爸。」、「如果我不是高一生的女兒,晚景不會如此淒涼。」這讓訪客吳易叡很錯愕。其實並不奇怪,她並不真的恨父親,她恨的是這樣的命運。吳易叡研究心理創傷,他知道創傷應該被治療,但菊花阿姨的創傷是「無法進入公共領域的傷口」,是無從癒合的。(註41)最終菊花女士仍然帶著這些印烙到身心深處的創傷,離開我們。沈默地抱著創傷離去的,還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鄒族的杜孝生──那個和喜久子一起在臺南唸書的秀男叔叔啊,他甚至什麼都沒講,或無法講。

        但願島嶼能開始看見他們的創傷,雖然已無從療癒,但唯有看見,我們才能直面島嶼的過去,究責黨國暴力的罪惡,為建立公平正義的國家而努力。對於前輩的創傷,了解與記憶,是我們最起碼的功課。安息吧!請相信我們的努力。

new 圖七 高菊花女士追思彌撒 2016 03 03 (呂敦偉拍攝)

2016年3月3日高菊花女士追思彌撒。(呂敦偉拍攝)

註1:郡守說,見塚本善也,〈高一生ノート(IV)ー台南師範学校時代:妻春子、ネフスキーとの出会いー〉,《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4號(2006年8月31日),頁8-9。高一生次子高英傑說,母親常提到是在大塚先生家(根據筆者2018年10月13日與高英傑先生之談話)。大塚久義就是矢多一生(高一生)申請就讀臺灣師範學校的保證人。在此姑存二說,待日後考證。

註2:張炎憲、高淑媛、王昭文訪問,高菊花口述,〈高一生(阿里山鄉鄉長.死難者)〉,收於張炎憲、王逸石採訪,高淑媛、王昭文紀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5),頁171。

註3:根據高英傑口述,2018年10月4日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註4:同註2,頁171。

註5:同註2,頁167。

註6:《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三十八年度教職員錄》,頁12-13;《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 教職員學生名冊》,頁26-27。

註7:同註2,頁156-157。

註8:同註3。高一生被處決之後,高家常有人自由進出,翻文件、拿照片。

註9: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上)》(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頁556-557。

註10:同註2,頁167。

註11:同註2,頁169。

註12:高菊花口述、森田健嗣記錄,〈高一生長女.高菊花さんが語る、日本統治時代から終戦、白色テロ、そして父の思い出〉,《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3號(2006年3月31日),頁17;又參見同註2,頁159-160。

註13:高英傑,〈台中下行列車〉,收於高英傑,《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臺北:玉山社,2018),頁130。

註14:吳俊瑩,〈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2013年1月25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註15:張炎憲,〈白色恐怖與高一生〉,《臺灣史料研究》44(2014年12月),頁11-12。

註16:同註2,頁164。

註17: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紀錄,〈高菊花 高英傑姊弟 訪問紀錄:受難者高一生家屬〉,收於《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 訪問紀錄 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46。此書作200元,應為100元。有疑議的地方在於:有人認為「對一個人好就是要害人的前兆」,贈錢用意不明。

註18:同註17,頁46、52。

註19:高英傑口述,李靜慧、廖希正整稿;吳俊瑩、周婉窈校注,〈回憶家父高一生先生被捕的當天及其後〉,2013年9月21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同註12,頁22。

註20:同註2,頁165-166。

註21:同註17,頁55-56。

註22:熊儒賢,〈傳奇女伶高菊花──這條艱辛歌手路.只因她父親名叫高一生〉,《天下雜誌 獨立評論@天下》(2016/02/26;網路版,未標頁碼)

註23:「我的個性很像男孩子」,同註2,頁170。

註24:周韋綺,〈北鄒部落尋訪紀行〉,2012年12月30日刊登於「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

註25:同註2,頁169。

註26:同註2,頁165。

註27:吳易叡,〈乾杯!白鴿──敬高菊花與無法公共的記憶〉,《報導者The reporter》電子報,2015年12月23日。

註28:同註2,頁165-166。

註29:同註2,頁166、168。

註30:同註17,頁57。

註31:同註2,頁162、171、169。

註32:同註2,頁162。

註33:同註17,頁58;同註12,頁19。

註34:同註2,頁164-165。

註35:同註2,頁171。

註36:同註17,頁58-59。

註37:同註27。

註38:同註14。

註39:同註2,頁159、160。

註40:同註12,頁17、20。

註41:同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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