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府志》「列女傳」的書寫轉變(下)

《臺灣府志》「列女傳」的書寫轉變

林琮舜

四、「余志」的書寫特色:節婦作為母親的形象

「余志」是《臺灣府志》最後一個版本,大致統整清領前期所有重要人物,其「列女傳」就內容而言,也是歷代最豐富者。它新增的二十一人中,就有十四位節婦及兩位未婚守節的貞女,比例竟高達四分之三,其餘五人則分別是四位烈婦和一位孝婦,其中殉夫者甚至僅有兩人。向來佔有最高比例的「貞烈」終於被「節孝」一類超越,為「余志」最明顯的改變。

臺中大甲林氏貞孝坊一隅。

臺中大甲林氏貞孝坊一隅。(李盈佳拍攝)

《臺灣府志》自劉良壁開創「節孝」類起,守節撫孤便成為許多女性傳主首要的道德行為。畢竟寡婦能公開表揚的事蹟,除了孝敬公婆外,便是撫育兒女等母儀表現,這其實也是所有女性傳記、行狀和墓誌銘的共同特質。「余志」對節婦作為母親之形象的重視完全不亞於「劉志」,單就新增的十四位節婦而言,便有十二人被強調教養子女的貢獻,僅篇幅簡要的王氏金娘、顏氏好娘以守寡年數一筆帶過。[19]就連未婚的貞女也不例外,吳氏過繼未婚夫兄長之子為嗣,並細心教養使之成為生員;黃氏合娘則比較特殊,她選擇在母家為早逝的未婚夫守節,姊代母職撫養幼弟,身分雖稱不上「母親」,卻同樣展現養育孩童之母儀。[20]至於「課子讀書」的賢母也有比例上升的趨勢,共新增五人,有的還賦予詳細的描繪,不單只以子孫的成就佐證。例如董氏的丈夫死於朱一貴事件,家境頓時陷入貧困,但她卻能「忍饑寒、茹冰蘗,課子讀書」,遂得時人讚譽有歐母「畫荻」之風。[21]

有關傳主榮獲旌表或受匾褒揚等事蹟,「余志」也多有著墨,有趣的是新增的五位受旌女性都不是因為殉夫才得此榮耀:黃氏、吳氏、林氏均以「撫養幼子至成立」和守寡年歲著稱;呂氏諧娘和嚴氏則是遭到地方惡少言語汙辱,最後羞憤自盡,前者甚至尚無婚配。[22]換言之,朝廷並非沒有旌表殉節女性,而是把殉夫一類排除在外,與上述雍正五年的情況大相逕庭。回顧雍正五年那場旌表,就臺灣來說是以殉夫而死的烈婦為多,這與康熙年間放寬旌表限制有關,一如前述。然而,清世宗卻在雍正六年(1728)明確表示不願刲股、殉節這類極端的道德行為在民間蔓延,他強調為婦的職責尚有奉養公婆、教育後嗣或經營家業等,於情於理都不該以死卸責,遂下令不再旌表「不愛軀命、蹈於危亡」的烈婦,[23]至雍正十三年(1735)又再次重申。[24]乍看之下,我們似乎得以解釋為何乾隆二十九年的「余志」會改以節婦為重,甚至回答為何乾隆六年的「劉志」會開啟重視節婦的先例。但實際上,清廷對烈婦的旌表從未停止,雍正年間以來始終存在「格外加恩」、「破例旌表」的現象,顯示整個社會對婦女殉夫的肯定和推崇。

旌表細則必然影響到方志的編寫,但重點可能不在於烈婦是否能得旌表,而是「烈婦難而節婦尤難」的觀念。節婦的旌表行之有年,為典之至重者,甚至曾引發旌表氾濫的問題。所以乾隆十四年(1749),遂有朝臣提議不要單以守節年歲為標準,而是考其實情,將受旌節婦分為「節而兼孝」、「教子成立」或「艱苦自守」等類別。[25]這些對節婦的歸類,既突顯她們在人們心中的崇高地位,也更加確立「孝」、「賢」等婦德的價值未必居於守節之下,甚至能彼此相輔相成。例如其中「教子成立」一點,顯然強調了母親身分的重要性,這還可能是清代首次指出將賢母納入旌表範疇。[26]總之,乾隆年間的社會風氣對於節婦的推崇非常強烈,如果還身兼孝媳和賢母,那更是旌表時不得遺漏的女性典範,其指標意義恐怕不是烈婦殉夫或貞女殉婿能夠比擬的。可以想見,臺灣各地在這段期間內有許多令人動容的節孝事蹟應運而生,「劉志」和「余志」會先後新增大量傳記,並強調節婦的母親形象,也可謂順理成章之事。

五、結語

有關清代臺灣方志的女性傳記,有學者認為其中的女性形象深受中國傳統禮教束縛,不出於「賢婦」、「節烈」、「節孝」和「貞孝」,而朝廷的旌表更讓整個社會以單一價值看待女性,進而深化對女性的宰制。[27]但如此論述,豈不也是以單一標準評斷貞節烈女和旌表制度。如同「劉志」將「列女傳」分為「節孝」和「貞烈」兩類,不可否認現實中有不少身兼節婦、孝媳、賢母的女性,但殉死的烈婦便很難再擁有別的身分。節、孝、貞、烈、賢等婦德彼此雖相得益彰,卻也可能互相衝突,不能混為一談。況且男性士大夫對各種婦德的褒貶也未必一致,以爭議最大的貞女殉婿為例,明儒歸有光便認為未婚女性殉死有違儒家禮制,清代的毛奇齡和汪中也以孝道出發,譴責貞女捨棄父母乃不孝之舉。[28]

筆者分析六部《臺灣府志》「列女傳」的書寫,發現其著重的婦德類型有兩次顯著的變化,分別見於乾隆六年的「劉志」和乾隆二十九年的「余志」。康熙年間修訂的「蔣志」、「高志」、「周志」皆以「獨貴烈婦」為特色,唯一例外者為節婦,根本不見孝媳或賢母的身影。自「劉志」新增「節孝」類傳記後,風格遂改為「節烈並重」,強調女性守節撫孤的貢獻。開啟節婦作為母親之形象的書寫也成為「劉志」最特別之處,更為「范志」所承繼。到了最後的「余志」,節婦的版面再一次擴大,數量上甚至超越了烈婦,這些身兼孝媳、賢母的節婦儼然成為「列女傳」的核心群體。如此轉變,可能導因於清廷在雍正、乾隆年間致力於旌表節婦。誠如學者衣若蘭所言,母儀的傳記之所以在清代重新受到重視,與當時旌表賢母的風氣關係密切,[29]而方志作者擴大收錄的婦德類型,在清中葉後更是普遍的趨勢。[30]

最後值得延伸討論的是,「余志」定稿的五十二位女性傳主有被《清史稿.列女傳》收錄的是南明魯王女朱氏、沈端妻鄭氏、黃氏棄娘和番婦大南蠻四人,雖說節烈參半,但被強調母親身分的卻只有大南蠻一人。[31]《臺灣府志》「列女傳」逐漸重視守寡賢母的特色,對後世史書的影響看似有限,不過六部《臺灣府志》所涵蓋的時間也只到1764年,之後臺灣就不再編輯新的府志,實在無法有效代表有清一代的臺灣方志。因此,若要確認清領後期臺灣方志的女性傳記是否依循「余志」的風格,改以書寫「節孝」類為主,勢必得再求助於其他縣志、廳志或采訪冊了。

附錄:《臺灣府志》「列女傳」的傳主類型統計

一、「蔣志」的傳主類型統計

項目

實踐情況

人數

殉烈

夫亡殉夫

5

家毀自盡

1

總計

6

二、「高志」的傳主類型統計

項目

實踐情況

人數

貞烈

夫亡殉夫

5

節孝

夫亡守節

1

總計

6

三、「周志」的傳主類型統計

項目

實踐情況

人數

貞烈

夫亡殉夫

7

貞女殉婿

1

節孝

夫亡守節

1

總計

9

四、「劉志」的傳主類型統計

項目

實踐情況

人數

貞烈

夫亡殉夫

12

貞女殉婿

3

抗暴而亡

2

小計

17

節孝

夫亡守節

具母親形象

9

具才女形象

1

其他

1

小計

11

貞女守志

具母親形象

1

小計

1

妾婢事主

1

小計

13

總計

30

五、「范志」只比「劉志」多收錄一位夫亡殉夫的烈婦,相似度甚高,故不再另列表格。

六、「余志」的傳主類型統計

項目

實踐情況

人數

貞烈

夫亡殉夫

15

貞女殉婿

3

抗暴而亡

4

小計

22

節孝

夫亡守節

具母親形象

20

具才女形象

1

其他

4

小計

25

貞女守志

具母親形象

2

其他

1

小計

3

妾婢事主

1

孝事舅姑

1

小計

30

總計

52


[19]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121,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12,〈人物〉,頁485。

[20]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12,〈人物〉,頁485-486。

[21]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12,〈人物〉,頁485。

[22]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12,〈人物〉,頁485。

[23] 「(烈婦)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仿效者多,則戕生者眾,為上者之所不忍也。……儻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崑岡,《大清會典事例》第五冊,卷403,〈禮部.風教〉,頁507。

[24] 「鄉曲愚民,尚未深悉聖祖仁皇帝與朕重惜民命之至意,以致民閒婦女激烈捐軀者更多於前。嗣後若概予旌表,恐轉相則傚,易至戕生,深可憫惻。……儻宣諭之後,仍有不顧軀命,輕生從死者,不概予旌表,以長閭閻憤激之風。」崑岡,《大清會典事例》第五冊,卷403,〈禮部.風教〉,頁507。

[25] 「(乾隆)十四年諭。國家旌表節孝,所以發潛德之幽光,正倫常而維風化,典至重也。比見各省具題,不過覈其年例相符,遽請建坊崇祀,非有奇節貞特之行,其何以示勸?今經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奏請略為區別,果係節而兼孝,或能教子成立,或貧無依倚、艱苦自守,或毀形自矢、百折不回。凡此卓卓奇節,著於閭閻,非尋常可比者,應於彙題時聲明請旨,特賜建坊。」崑岡,《大清會典事例》第五冊,卷403,〈禮部.風教〉,頁508-509。

[26] 參見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臺大歷史學報》41期(2008年6月),頁186-187。

[27] 參見王幸華,〈「貞」、「烈」、「節」、「賢」:臺灣方志中列女形象之探討與再思〉,《中臺學報》14期(2003年5月),頁147-169。

[28] 盧葦菁,〈貞女傳記:禮儀辯論、道德批評和個人反思的平臺〉,《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臺北:五南,2010),頁110-112。

[29] 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頁186-189。

[30] 衣若蘭,〈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頁191-192。

[31] 趙爾巽等,《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1999),卷509,〈列女傳二〉,頁14065;卷510,〈列女傳三〉,頁14121;卷511,〈列女傳四〉,頁1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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