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府志》「列女傳」的書寫轉變(上)

《臺灣府志》「列女傳」的書寫轉變

林琮舜

一、緒論

臺灣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被清帝國正式納入版圖後,中國源遠流長的方志傳統也隨著官員的赴任在臺灣落地生根。綜觀有清一代,臺灣的方志無論是出自官府或私人之手,數量都相當豐富,像是《臺灣文獻叢刊》所收錄的府志、縣志、采訪冊和雜記便有四十六種之多。其中,歷經多次修訂的《臺灣府志》是清領前八十年(1684-1764)最具代表性的官修方志,既集結各縣志之精華,也提供修志的範例,內容更兼顧典章制度和風土民情,水準甚高。《臺灣府志》一共有六個版本,依序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蔣毓英的《臺灣府志》、康熙三十五年(1694)高拱乾的《臺灣府志》、康熙五十一年(1712)周元文的《重修臺灣府志》、乾隆六年(1741)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乾隆十二年(1747)范咸的《重修臺灣府志》及乾隆二十九年(1764)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後人對此習慣以編者姓氏作區別,俗稱「蔣志」、「高志」、「周志」、「劉志」、「范志」和「余志」,本文從之。

臺中大甲林氏貞孝坊一隅。(李盈佳拍攝)

臺中大甲林氏貞孝坊一隅。(李盈佳拍攝)

六部《臺灣府志》皆有專門記錄女性傳記的篇章,即所謂的「列女傳」(「列女」乃「羅列女性」之意,其名稱源自西漢劉向的《列女傳》),並且在序文開宗明義指出忠義節烈的事蹟具有教化意義,由於臺灣是新闢之地,禮教式微,所以更該「表揚幽隱、風勵來茲」。[1]乍看之下,《臺灣府志》的作者群其實是把「列女傳」寫成了「烈女傳」,只專注於守節、殉烈的事蹟而忽略傳主的其他德行,並有意識地藉由記錄這些「道德典範」,來宣揚他們心目中理想的貞節觀念。根據筆者的觀察,六部《臺灣府志》所編纂的「列女傳」,特別是文中強調的婦德類性或女性形象,雖然仍如各篇序跋所言,多以節烈事蹟為主,但「節婦之母親形象」卻是越來越受到重視。下文便按照時間先後,從以殉夫事蹟為主軸的「蔣志」開始說明。

二、早期府志的書寫特色:獨貴烈婦

「蔣志」是臺灣納入版圖後即刻編修的第一部方志,故人物列傳多以鄭氏治臺時期為主,其分類也呈現獨特的歷史背景,如「勝國遺裔」、「縉紳流寓」等。其中,記載女性的部分進一步定名為「節烈女貞」,所收錄的五篇傳記均以「節烈某氏列傳」為篇名,此為「蔣志」所獨有。但實際上,這五位傳主無一不以殉夫而死告終,並沒有節婦(夫亡守寡的婦女)和貞女(為未婚夫守節或殉死的在室女)的例子,「獨貴烈婦」的特色相當顯著。只有附在「節烈鄭氏列傳」之後的沈氏由於尚未成婚,所以只能稱作「女」而不是「婦」,而且她會自縊是因為哀慟兄長沈端遭馮錫範構陷,被傅為霖反叛一事牽連而死。[2]

深究「蔣志」的女性傳記,不難發現其內容和書寫風格,與明清社會常見的「烈婦傳」相差無幾,全文除了交代傳主的父親、丈夫之姓名與成婚年齡外,便是著重於其殉節的決心和激烈的求死過程。以阮氏蔭娘為例,她為了殉夫可謂費盡心思,在首次自縊獲救後便向親屬表示:「死於縊殊苦,吾今不敢復爾。」又刻意「飲食笑語自若」使旁人放下戒心。直到二度獲救,才坦言「誓不獨生」的堅定意志,導致其兄長「密令同居者以女伴之」,阻止她再尋短。然而,阮氏最終仍灌醉了陪伴的女眷,達到為夫殉節的目的。[3]比較特別的是,陳永華之女陳氏的傳記有過半的篇幅是講述丈夫鄭克臧(上臧下土,電腦缺此字,茲以「臧」代之)的出身、生平,以及他繼承父業卻遭親人脅迫、殺害的過程,最後才描繪陳氏的從容就義。[4]之所以與典型的「烈婦傳」稍有不同,可能是傳主夫婦的特殊身分所致。陳氏「知書守禮,不以貴家女自居」,但她身為女兒的形象和詩文才華在傳記裡卻隻字未提,只突顯為婦的身分,以及她拒絕鄭家禮待、堅持殉夫的難能可貴,「獨貴烈婦」的書寫特色依舊顯而易見。

「高志」為高拱乾根據蔣毓英存留的志稿所編修,另增序跋、凡例和清領前期的傳記,其中以進士、舉人等士紳為多。女性傳記則改稱「貞節」,將上述沈氏之附傳刪除,其餘五位烈婦則全數保留,並新增守節四十年的張氏。雖說「高志」所記載的女性不再只有烈婦一類,但除去沈氏的結果卻也讓「婦」的形象更加純粹,通篇不再見有未婚女性的身影。儘管多了張氏這位節婦,其篇幅終究遠遠不如其他五人,而且她實際上也是有殉夫的打算,只因公婆尚健在才「不得不為舅姑存」,[5]整體而言仍是「烈婦」獨領風騷。值得一提的是,大約在「高志」修訂之際,郁永河也為鄭克臧妻陳氏寫了篇〈陳烈婦傳〉,收錄於氏著《裨海記遊》。〈陳烈婦傳〉的敘述多同「蔣志」、「高志」,也以鄭克臧的枉死和陳氏的殉夫為主軸,不過在結尾多了一段:「烈婦幼習文史,工書,知大體,實秉母教。」[6]顯然在郁永河看來,陳氏身為「才女」的形象是不能忽略的,其所受母教勢必影響到她對守節、殉夫等婦德的看法,可惜高拱乾及後來續修的作者對此均無著墨,以致陳氏在《臺灣府志》始終只得「節烈」二字。

「周志」的體例沿襲「高志」,列傳部分除了將各類士紳合併為「選舉」外,其餘多無更動。「高志」所記載的六位貞節烈女也都一字不漏地抄錄,又另增三位殉節的女性:趙氏和鄭氏月娘皆不顧親屬反對,執意為夫殉死;紀氏險娘則是位在父母面前強顏歡笑,日後卻私下殉婿(殉未婚夫)的貞女。[7]可見「獨貴烈婦」的特色到了「周志」仍未改變,甚至比「高志」還要明顯,不只新增貞女的傳記,敘述上也明白表達對女性殉節的肯定與推崇。例如上述三人之傳,竟都以相同的情節作結,即在臺士紳感念其高節,紛紛為她們提請旌表,但因為不符合規定,只好先由地方官賜匾褒獎。在鄭氏的部分,甚至收錄了十八首臺灣各地士紳歌詠其節烈的詩作。[8]

《臺灣府志》於康熙年間的三個版本──「蔣志」、「高志」和「周志」,在編纂「列女傳」時無一例外地以「獨貴烈婦」為原則,甚至對於守寡長達四十年的張氏,也會強調這是她出於孝道的妥協。但如此筆法在劉良璧手中卻有了極大轉變,一度被殉死所掩蓋的其他婦德遂逐漸躍於紙上。

三、「劉志」的列女傳書寫:節烈並重

「劉志」的「凡例」直言將大改舊志體例,對語焉不詳處予以修訂增補,雖無論及女性傳記的情況,但修改是顯而易見的。[9]「劉志」的「列女傳」細分為「節孝」和「貞烈」兩部分:「節孝」類包括上述的張氏在內,一共寫進十三人;「貞烈」類除了寫於「周志」的八名烈婦外,又多收錄九位捨身取義的女性,共十七人。不僅傳記數量大幅提高,「劉志」更一改舊志「獨貴烈婦」的風格,呈現「節烈並重」的特色。

即使分類簡要,「劉志」對婦德的書寫仍相當細膩且類型多樣。以「節孝」類為例,傳主的事蹟、形象並不局限於孀居生活,重視母親的形象即是最顯著的變化。「節孝」類的十一位節婦、一位貞女和一位妾婢,特別記載有撫育幼子者便高達十人,同時也多次強調她們刻苦持家的貢獻。例如蔡氏惜娘在丈夫過世後曾意圖殉夫,但最後在公婆的苦勸下「勤紡績,養翁姑,撫孤子至成立」;劉氏尾娘沒有親屬可依靠,因此「矢志守孤,勤女紅,以供衣食」,後來教子有方,女兒罔娘亦成著名節婦;至於身為貞女的蕭氏愛娘,其經歷更彷彿清初大儒顧炎武之母王氏的翻版,兩人都是在未婚夫過世後執意過門,至夫家守節,終其一生侍奉公婆、養育繼子。[10]除了守節撫孤,余氏、王氏、林氏三人更具備「課子讀書」的賢母形象,可惜她們本身的才識學養並不見於傳中,僅以子孫的功成名就為佐證。[11]值得注意的是,「劉志」並非不書寫女性傳主的才華,南明魯王之女朱氏就是位「幼聰慧知書,工針繡」的才女,不過傳中只提到寧靖王以「姑存子幼」為由,不許朱氏殉國,於是她便「養姑撫兒十餘年,孀居五十餘載」,成為滿腹經綸卻沒留下賢母形象的罕見例子。[12]筆者對此甚感好奇,或許是因為朱氏身分敏感,不宜讓子孫參加科舉的緣故。

「劉志」在提高節婦篇幅的同時,仍不忘推崇「貞烈」類的女性。筆法也和舊志類似,著重在求死的過程和死後的表揚,一來突顯傳主殉夫的堅定意志,二則藉士紳的讚許重申教化之目的。雖然為丈夫或未婚夫殉節的烈婦、貞女仍佔了九成之多,各有十二人和三人,卻已非名列「貞烈」的唯一標準。被譽為「汪門雙節」的劉氏、余氏婆媳,便是在雍正九年(1731)大甲西社爆發番亂時抗賊而亡,她們的婚姻情況反而不見著墨。[13]可見「劉志」已將「貞烈」的範疇擴展至廣義的「殉烈」,無論丈夫是否已逝,凡因堅守貞節而犧牲生命的女性都可納入記載。

「劉志」收錄的貞節烈女不但人數多、類型廣,連受到旌表的比例也達到一半以上。按〈表一〉的統計,十六位接受朝廷旌表的女性之中,竟有十人是在雍正五年(1727)入祀節孝祠,其中包括趙氏、鄭氏月娘、紀氏險娘三位曾因「格於成例」而只賜匾表揚者,意味著旌表細則在康熙或雍正年間有所放寬。清代的女性旌表大致沿襲明代的規定,起初以長年守寡的節婦為主,後來逐漸擴及至抗暴而亡的烈婦。[14]但為夫殉節者雖也稱作烈婦,卻反而得不到官方的肯定,因為朝廷並不希望百姓隨意輕生從死,便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禁止旌表殉夫的婦女。[15]趙氏等人最早得不到旌表,想必是受制於這道諭令。但即便如此,地方士紳也沒有減少對殉夫事蹟的推崇,況且這種行為從未被禁止,所以類似事件仍不斷發生,於是朝廷只好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允許旌表烈婦和貞女。[16]故雍正五年,臺灣才有多位烈婦得到旌表,提供「劉志」不少貞烈題材。

表一:「劉志」所記載受旌表的女性

類型

姓名

旌表時間

附註

節孝

林氏

雍正五年

張氏

雍正五年

首見「高志」。
王氏

不明

陳氏

雍正五年

番婦大南蠻

不明

貞烈

阮氏蔭娘

雍正五年

首見「蔣志」。
郭氏益娘

雍正五年

趙氏

雍正五年

首見「周志」,當時因格於成例,故只賜匾表揚。
鄭氏月娘

雍正五年

紀氏險娘

雍正五年

王氏毛娘(上毛下灬,電腦缺此字,茲以「毛」代之)

雍正五年

黃氏器娘

康熙六十一年

蔣氏

不明

袁氏順娘

雍正五年

劉氏

乾隆三年

汪門雙節。
余氏

乾隆三年

「范志」的編修距離「劉志」出版僅短短六年。之所以快速重修,主要是因為監察御史范咸有感「高志」內容疏漏,而「劉志」又稍嫌繁瑣,希望「合新、舊二志增損之」。[17]故「范志」的價值在於重新篇排「劉志」較為繁雜的部分,像「列女傳」便是將「節孝」和「貞烈」再次合併為「列女」,同時新增了烈婦蔡氏偕娘而已,其餘一如「劉志」。[18]


[1]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65,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16。

[2] 蔣毓英著,陳碧笙校注,《臺灣府志校注》(廈門:廈門大學,1985),卷9,〈人物〉,頁109。

[3] 蔣毓英,《臺灣府志校注》,卷9,〈人物〉,頁111。

[4] 蔣毓英,《臺灣府志校注》,卷9,〈人物〉,頁109-110。

[5]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8,〈人物〉,頁215。

[6] 郁永河,《裨海記遊》(臺灣文獻叢刊44,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52-54。

[7]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66,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卷8,〈人物〉,頁271-272、275。

[8]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8,〈人物〉,頁272-275。

[9] 劉良壁,《重修福建台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74,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25-26。

[10] 劉良壁,《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卷17,〈人物〉,頁456-457。顧炎武母親王氏的事蹟,參見顧炎武,〈先妣王碩人行狀〉,《亭林餘集》(上海:中華書局,1983),頁21b-26a。

[11] 劉良壁,《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卷17,〈人物〉,頁454-456。

[12] 劉良壁,《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卷17,〈人物〉,頁455。

[13] 劉良壁,《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卷17,〈人物〉,頁461。

[14] 「康熙六年議准。民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節,至五十歲以後完全節操者,題請旌表。……十一年議准,強姦不從,以致身死之烈婦,照節婦例旌表。」崑岡等著,《大清會典事例》第五冊(北京:中華,1991),卷403,〈禮部.風教〉,頁503。

[15] 「(康熙)二十七年諭。夫亡從死,前已屢行禁止。近見京城及各省從死者尚多,人命關繫重大,死亡亦屬堪憐,修短聽其自然,豈可妄捐軀體。况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加褒揚,恐益多摧折。嗣後夫沒從死旌表之例應停止。自王妃以下及小民婦人從死,永行嚴禁。如有必欲身殉者,赴部及該管官司陳訴,俟奏聞定奪。」崑岡,《大清會典事例》第五冊,卷403,〈禮部.風教〉,頁503。

[16] 「(康熙)五十二年覆准。民閒貞女,未婚聞訃、矢志守節、絕食自盡,照例旌表。……五十四年覆准。有孀婦撫子守志,因親屬逼嫁投繯,原非激烈輕生。照五十二年貞女例旌表。」崑岡,《大清會典事例》第五冊,卷403,〈禮部.風教〉,頁503。

[17]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105,臺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13。

[18]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12,〈人物〉,頁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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