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學者專訪──陳翠蓮老師

臺灣史學者專訪──陳翠蓮老師

李鎧揚、周馥儀

今年二月,陳翠蓮老師從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轉任到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上學期陳老師已經以兼任方式,在臺大開設通識課「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連續兩個學期,我們兩人擔任這堂課的教學助理,帶同學小組討論。趁著六月底期末的空檔,我們一起為本部落格訪問陳老師。陳老師親切分享橫跨政治學、歷史學、媒體工作的學思經驗與教學心得,雖然平時上課時我們和陳老師有許多互動和討論,但經由這次訪談,我們才瞭解陳老師為何在臺大開設這堂通識課,以及戒嚴時期的成長經驗如何影響她的臺灣政治史的研究與教學。

「從小我就對政治有興趣,很有敏感度,時常與父親討論政治問題,但父親對學校教的東西嗤之以鼻,我們常常因為政治問題吵架,母親也很怕我在外面亂講話」,陳老師回憶起就讀中山女高時,和父親的關係非常緊張──戒嚴時期,越受高等教育、成績越好的學生,被黨國教育洗腦得更嚴重。當時公民課老師要班上同學分組寫一份政治議題的相關報告,在升學主義為主的學校,同學們對做報告這回事沒有興趣,陳老師則興致勃勃。那時正是埃及總統沙達特發動第四次以阿戰爭,戰況如火如荼之際,她跑到當時還位於臺北火車站附近的《中央日報》檔案室,向他們提出查找資料的要求,幸運地獲得同意,順利完成「以阿戰爭」的報告。因為個人的偏好──對政治有濃厚興趣,她以政治系為大學聯考的第一志願。

高中三年,正值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中國國民黨政權受到內外挑戰,經歷「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臺美斷交」(當時稱「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臺灣內外面臨重大巨變,陳老師年輕的心靈受到重大的衝擊。進入臺大政治系,課堂上卻很少觸碰現實,外國回來的學者都在講系統論、美國的政治,例如胡佛教授講述「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便非常小心,一學年的課都在講美國大法官與憲法解釋、立即與明顯的危險、 “due process of law”(法律的正當程序),以及中華民國憲法第二章「人民的權利與義務」、自由權的保障──但都不敢碰觸到如火如荼的黨外運動,都跟社會狀況無關連。校園內氣氛沉悶壓抑,但外界社會已出現很大的變化。美麗島事件之後,班上很多中南部同學,都跑去幫黨外人士助選,像劉一德、賴勁麟、陳順良等人參加大學論壇社,結識黨外人士。因為這些朋友的關係,陳老師跟著他們去幫康寧祥系統的市議員候選人助選。大學時期的這些經驗,讓陳老師發現,結交各種朋友這件事很重要,因為這些朋友,讓她知道「在學校所教的事跟社會實況事實上是兩回事」,開啟她新的視野,重新認識臺灣社會。

大學快畢業時,陳老師對未來該就業或繼續升學感到迷惘,在父親鼓勵下,她考上臺大政治系碩士班。所上許介鱗老師推薦她去修曹永和老師的課,那年是曹老師首次在臺大講授「臺灣史專題」。在曹老師門下的學習,主要是在課堂外,星期六學生都到曹老師家中,透過日文書籍學習日文。曹老師帶他們閱讀許多當時被列為禁書的書籍,如《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王育德的《臺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抵抗と彈壓》。曹老師甚至在週六自動「加課」,安排戶外踏查,帶他們去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看看堆疊在地上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到臺中走訪日治時期創辦的中央書局、棚邊書店。透過曹老師的課,陳老師接觸到日治時期政治史相關書籍,進而影響她以「臺灣文化協會」為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在曹老師的指導下,陳老師完成了〈日據時期臺灣文化協會之研究:抗日陣營的結成與瓦解〉,成為曹老師指導的第一位學生。

雖然碩士論文備受師長肯定,父親期待她再升學,論文口試委員許介鱗教授也建議她再攻讀博士班,但陳老師認為自己讀了那麼久的書,有些厭倦,想要接觸外面的世界,甚至萌生從政的念頭。1987年6月她考入自立晚報社擔任記者,立即開始跑立法院新聞,當時立法院是台灣政治變動的「震央」,陳老師有機會在第一線觀察台灣政治的變化,每日都是意氣高昂;但也不願讓父親失望,所以7月參加臺大政治系博士班考試,也考上了。在暫時先離開學術圈的想法下,她辦理休學,進入報社工作,主跑《自立晚報》立法院線,兼採訪街頭社會運動。當時正值解嚴前後,街頭各種社會運動非常激烈,「五二○農民運動」向政府抗議GATT將損害臺灣農業發展,過程中警民衝突,許多記者同仁掛彩,給初出茅廬的她相當大的震撼。兩年多的記者工作,讓她直接觀察到政治權力如何運作、政治人物之間爾虞我詐、和臺面下的交易,有些人的在鎂光燈前水火不容,私下卻稱兄道弟。這讓有志從政的她,認清黑白分明、喜怒形於色的自己,其實並不適合從政。

1987年於《自立晚報》當記者的陳翠蓮老師。(謝三泰拍攝).jpg

1987年於《自立晚報》當記者的陳翠蓮老師。(謝三泰拍攝)

記者生涯也有印象深刻的事:立法院裡,國民黨增額立委成立了「集思會」,新生代挑戰中央集權,《自立晚報》頭版大大的「奪權」標題,撼動國民黨中央。到中南部去採訪地方選舉,又是另一番體驗:雲林縣選出的立法委員廖福本,在立法院任書記長,呼風喚雨,地方上卻盛傳他的各種選民服務價碼,稱他「紅包本」,這樣的新聞登上報刊,也是頭一遭。陳老師回到立法院,連國民黨立委都私下豎起大拇指。當時民間也流傳「北關中、南阿農」的說法,意指國民黨的選舉,主要有賴組工會主任關中的操盤,以及嘉義縣涼椅大王曾振農的金援,報社刊登了這個專題報導之後,還叮嚀陳老師「小心人身安全」。

1994年6月完成以二二八事件為研究主題的博士論文後,陳老師決定從媒體轉到學院任教,不過找工作並不順利,歷史系認為她是政治系畢業,政治系卻說她是做歷史研究。從1995年進入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2005年轉到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現在正式到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任教,老師提到她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過程十分崎嶇,尤其在淡江大學常常要支援開課、開授新課程,內容未必是自己喜愛的臺灣史。但她仍利用這段時間,重新消化整理一些很基礎、卻也可能是很重要的知識體系,對日後的教學研究有相當的幫助。

陳老師說:「雖然我作歷史研究,但我想在歷史教育這方面,貢獻一些心力,讓年輕學子學的東西是切身相關的,因為現在大學裡臺灣史,尤其近代或當代臺灣史相關的課程還是很少。」從淡江大學公行系開始,在這十多年的教學路上,陳老師每學期都會開和臺灣政治史相關的課。老師提到她到臺大任教最感興趣的工作,是開設大學部通識課「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因為這幾年的教學經驗,更讓她深刻感受到年輕一代對戰後以來臺灣發生的事情相當陌生,應該要讓學生知道臺灣現在為何能有這樣的民主自由、戰後至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陳老師提到,年輕學生對戰後歷史相當陌生,可能知道蔣介石、蔣經國,或李登輝,但有次上課上到「黨外運動」,講到康寧祥,臺下學生都不知道這個人,「可是康寧祥還在世,還未成為歷史人物,他在七○、八○年代那麼活躍,大多數學生卻不知道誰是康寧祥,不知道那些曾投身民主運動的當代人士,不瞭解他們在臺灣民主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他們對臺灣的民主改革的重要貢獻。這樣的歷史失憶,使我們欲釐清臺灣民主化的課題時,變得更困難。」陳老師說:「有次上課講到江南案,我講到暗殺江南的殺手陳啟禮、吳敦,提到吳敦現在在演藝界,結果有同學舉手表示:『老師,你講錯了,不是吳敦,是吳尊。』可見同學對當代臺灣社會的事情有多陌生,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很大的結構性問題。」由於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陳老師開設「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她認為大學通識課是絕不能忽略的一環,不僅能讓不同學科領域的同學有機會學習臺灣史,關心自己的社會,同時也是刺激他們思考、提出討論和反思的絕佳機會。

雖然「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涉及當代政治,但陳老師說,並非要灌輸特定政治立場,課程主要重點在引導學生關心「臺灣是怎樣走到現在的民主狀態?我們的民主發展過程遭遇什麼問題?這些問題與現在的民主困境有何關聯?」在課程設計上,從1945年以後的時代大轉變,1949年以後國民黨怎樣在臺灣建立威權統治型態,威權獨裁統治對臺灣社會控制的方法是什麼?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為什麼會一直出現反抗運動?反抗運動到何時出現轉變?讓學生知道過去的統治體制問題在哪裡、反抗運動的訴求是什麼,瞭解到這些都與我們切身相關。尤其是1990年以後出生的學生,看到的是民主臺灣,透過這堂課讓他們知道臺灣怎麼走到現在的這個民主狀態。老師在課堂上以當時的史料、檔案、會議紀錄、回憶錄、日記、雜誌報導、文學作品等,讓學生感受當時的臺灣社會,也可以和現在的臺灣社會作對照,讓同學進一步思考:民主轉型後,為何臺灣有這麼嚴重的對立?是否轉型過程出現怎樣的問題?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陳老師談到自己對課程的期許:「現在的年輕人受到政治紛擾,對藍綠對抗很不耐煩,也深受其害。為什麼臺灣今天的政治會這樣?這是全體臺灣公民須共同思考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讓臺灣民主政治發展得更好?」而她也從期末課程問卷上看到同學的回饋,大多數學生反應這門「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讓自己知道很多過去不知道的臺灣史,一學期下來,有些同學開始關心臺灣的公共議題。陳老師強調,這堂課是個補白,彌補臺灣社會對過去事情的全然無知,若我們還繼續對臺灣的過去無知,對現在臺灣發生的事情無感,將對臺灣社會發展造成很大的危害。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之外,陳老師也開授「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老師強調不能忽略日治時期,若要完整理解當代史,必須理解日治時期政治發展的過程,因為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的近代特性,和傳統中國的治理,在性質上大為不同,對於臺灣人思考「我是誰」有重大意義,而日治時期形成的「臺灣人意識」也幫助民眾對抗戰後的國家暴力,因此這門課最後的講題單元含括到戰後初期,前後有所連貫。

在臺灣「去政治」的氛圍下,許多人會質疑「研究當代政治史能否做到學術中立」。很多人會說「歷史研究若處理當代史,容易產生不客觀的問題」,陳老師反問:如果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難道研究過去的歷史就一定客觀中立嗎?歷史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甚至自然科學研究,真有所謂的「客觀中立」嗎?陳老師直言,事實上,「去政治」本身就是高度政治操作的結果,教師們不用擔心談論政治,因為他們也要受到學生的檢驗。陳老師強調,身為一個歷史研究者,不能、也不應該放棄當代史研究,許多問題並不是我們忽略它、規避它,這些當代紛擾就會因此終結。

在這短短兩個小時的訪談中,陳老師和我們分享她過往求學、工作,以及學術研究的歷程──政治學訓練她思考抽象理論,歷史學培養她從史料尋找答案的能力,兩者給予她同等重要的助力;而記者生涯則讓她從不同角度來看待事物、觀察政治,這段近距離觀察社會現象的經歷,更有助於她後來的學術研究。透過老師的談話,我們深刻感受到,身為一位政治史研究者,陳老師的學術關懷立足於戒嚴時期的生命經驗;身為一位臺灣史教育者,陳老師以歷史教育介入社會,努力補白臺灣社會對戰後歷史的失憶。

陳翠蓮老師(右)在歷史系研討室與我們談話。(李鎧揚拍攝).jpg

陳翠蓮老師(右)在歷史系研討室與我們談話。左為周馥儀同學。(李鎧揚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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