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

達邦見學心得:高一生.黨國暴力.部落記憶

吳俊瑩

這是我第二次在周婉窈老師的安排下,前往部落參訪。頭一回是2011年最後一天,到清流感受賽德克族人過新曆年,迎接2012年的氣氛,這回則是前往北鄒的達邦與特富野部落(主要多在達邦活動)。兩次師生們的部落之旅能夠成行,多賴周老師認識的原住民朋友們大力幫忙,這回這次麻煩最多的,是鄒族族人高英傑老師。[1]

我們這次部落見學之旅的梗概,請參考同行的夥伴周韋綺學妹這篇讀來餘韻不息的〈北鄒部落尋訪紀行〉。以下,我想分享在這趟部落學習之旅中,三件令我個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高英傑老師跟我們說的。高老師談到父親高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如何被當局以組織性的暴力結構,扭曲他在部落的人格與形象——在短短的三天兩夜部落之旅,我感受到這個影響延續至今。1952年9月10日高一生等遭國民黨政府當局在嘉義,以「貪污」罪名逮捕的當晚,嘉義縣長林金生便率員在達邦國小,宣告高一生的「污職」(おしょく,貪污)的「罪狀」後,高英傑老師當時才十餘歲,仍記得當時林金生在昏暗的油燈下,向準備前往各部落宣傳的成員們說「高鄕〔長〕があなたたちのお金をどろぼうした。」(高鄉長盜取了你們的錢),翌日成員們便分頭前往各部落宣傳,分發傳單。根據檔案,嘉義縣政府、吳鳳鄉治安指揮所和縣警局,組成三個「宣撫」小組,分赴達邦、樂野、來吉、里佳、山美、新美等部落進行宣傳,各村村長鄉民代表及村民,並聯名具文呈請政府對「貪污不法,剝削鄉民」的高一生,嚴予懲辦。[2]儘管仍有少數族人相信高一生絕對沒有貪污,如高老師對我們所說,當時里佳村(今鄒族里佳部落)村長與鄰長們不願配合在當局抹黑高一生的陳請書上蓋章,跑到楠梓仙溪捕魚迴避;達邦一帶的福佬與客家人瞭解他們,曾跟高英傑老師說過,他們相信高一生沒有罪,在精神上鼓勵高家。而且「貪污」並不是高一生給當時外面嘉南一帶知識青年的印象,反而早有人視此為政治案件。[3]但「山地惡霸」──語出彭孟緝上給參謀總長周至柔的簽呈──的形象,卻悄悄地在部落中滋長蔓延,難以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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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12日蔣介石總統(左一)接見高一生先生(右二),頒予「訓詞」,高一生先生返鄉後油印分發給全吳鳳鄉鄉民「恭讀」。(鍾逸人先生提供)

在此,容我岔出在達邦的見學心得,以此為引,嘗試由政府檔案說明統治者如何動用國家機器,將高一生塑造成為部落「公敵」的過程。在此,我之所以可以放聲直言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人格抹殺行動,理由在於當局在逮捕高一生三個月前的6月10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對這位在當局眼中「于地方擁有部分實力,向為山胞信賴」的高一生,如何在逮捕後不致於影響部落民情與行政推進,擬出一整套完整的「行動辦法」,包括如何誘捕、軍警分工逮捕對象、找誰暫代鄉長、宣傳貪污罪行、監聽行動等步驟,鉅細靡遺。7月4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吳國楨對此批示:「照辦。惟須派幹員前往主持一切,妥慎辦理。」[4]行動開始前,吳國楨特別叮囑得派「幹員」,因為這次要對付的,是在山地擁有一定聲望與勢力的高一生。

這份由保安處第三科簽至省主席兼司令核示的行動辦法,[5]其中「已決定之行動部份」,即要求該部吳鳳治安指揮所(案:當時保安司令部下轄山地治安指揮所)及嘉義縣政府山地室準備資料,「視情況必要時,將高一生等犯罪行為,曉示山胞」。[6]在「本案行動步驟」上,以政府召集會議名義,將高一生等誘至嘉義逮捕後,隨即保安司令部準備日文宣傳品「揭發高等貪污罪行」,同時「由吳鳳治安指揮所運用反對高、杜(案:杜孝生)之山地青年,赴該鄉各山地村作口頭宣傳」。簽呈最後是對此次行動的「反响研判」,官方認為除達邦外,來吉、樂野、新美各村對高已趨反對,「本案行動若能予以適洽之宣傳,使山胞了解高等之罪惡,則不致發生任何問題」。[7]

9月1日,保三科連傳單稿都已擬妥,內簽時雖表示在案情未訊明前,不便以佈告或文件做正面(案:指公開之意)宣傳,但「擬交吳鳳治安指揮所適時分發」。因此當局能夠在高一生被捕後即刻撒出宣傳網,其來有自,早就準備妥當。其中傳單擬稿,除華文外,另有日文版,足見當局知曉須用日文方能在部落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這份傳單擬稿,長度不算短,稱不上簡潔扼要,故我並不能確定是否就是前述高英傑老師提到分發部落的傳單。但這份經吳國楨批「可」的擬稿,我們將其視為宣傳的主調,雖不中亦不遠矣。茲摘錄部分內容於下(底線與標點為筆者所加):[8]

親愛的吳鳳鄉全体父老兄弟姊妹們:

今天我們以沈痛的心情,來向大家報告一件消息:……政府為顧念大家生活痛苦,求得每一個人的家庭幸福,曾用了無數心血和大量金錢來改善我們的生活……想不到本鄉鄉長高一生不顧天良存心欺瞞全鄉同胞,勾結部下把政府歷年撥歸本鄉的大量建設金錢,用卑污惡毒的手段從中霸佔,使原來應該分給全体同胞享受的利益,統統落到他們幾個人的私囊……

現在高一生和他不法的部屬們的罪行,已被本鄉大多數公平正直的同胞揭穿和檢舉,他們的作惡罪行都有了充分的證據……而且犯罪的人若不是罪大惡極,政府絕不會執之以法的……今後……一發現貪污的事情,要破除情面,不怕惡勢力,馬上報告,政府一定會公正的處理,將惡人治以應得之罪……

21951年3月12日高菊花小姐(前排左二)代表吳鳳鄉全體鄉民向蔣總統夫婦呈獻「民族救星」、「婦女先導」錦旗各一面。前排右三:蔣經國先生,照片正中央:高一生先生(後排右三)。(鍾逸人先生提供)

綜觀該份傳單的重點在於指責高一生「假公濟私」、「貪污肥己」,將其塑造為侵害「我們本鄉同胞的公共敵人」──「阻礙山地生活的進步,造成了他們個人生活的優越」,最後並逐一臚列高一生等「作惡事實」,而每一條幾乎就是構成日後判決書的犯罪「事實」。[9]

非常明顯地,向部落宣傳高一生的一切罪狀,是一場經過事前策劃的縝密行動。請讀者留意:此時高一生人都還沒被抓,就已經預先好要如何裂解其在部落族人心中的地位。連「形式」上的軍法審判都還沒開始前,已先確認高一生的「罪行」,常識性的說法,叫做「有罪認定」、「未審先判」,逕自向族人「宣判」高一生有罪了。這叫人如何相信後來的軍法審判,指控高一生的貪污罪名,不正是照著羅織好的劇本在法庭上演呢!縱使有罪(假設語氣),還得由黨國控制的國家機器出面鼓動輿論,扭轉認知,此種前近代式對個人進行社會性制裁的手段,發生在當時號稱已經行憲的國家裡,何其諷刺。今日想起來,統治者預謀成套的行動策略,將個別的國民,抹成罪有應得,成為部落記憶的一部分,代代相傳,更教人不寒而慄。

但當局的人格抹殺行動,並不隨著高一生的消逝而結束。[10]1954年4月17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高一生等六名在臺北縣新店安坑刑場執行死刑,在槍決前的訊問筆錄,高一生交代最後遺言:「一、妻不得再出嫁,須管教小孩;二、請政府沒收財產時,不要為難家屬;三、子女要集中幫忙母親耕農,不要上(止?)學;四、請政府將他們屍體火葬後,直接請政府送給他們家屬,不要再由他們家屬來領回」。[11]高一生等人處決前一日,位在嘉義奮起湖的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指揮官林金生、副指揮官涂璋,對槍決高一生等人後,為防止「不意事件」發生,已先做了事前布置與事後防範工作。對家屬領回骨灰一事,安排達邦派出所通知家屬先到嘉義,但在山中部落不宣布下山緣由,目的在將家屬支離部落,續由指揮所與警察局各派一員陪同家屬赴臺北領取骨灰,並要求「事前絕對守密」。[12]然而在骨灰運回部落前,指揮所掛慮倘同時宣布其罪行,「易使山胞觸傷情,激起不良反應」,當4月20日高一生遺體由妻子領回在臺北市火化時,[13]同日涂璋率該所與嘉義縣府人員,已由達邦經里佳、山美、新美等地,派員前往各部落進行名為宣撫,實為「注射」(tsù-siā)的預防性宣傳工作,將其罪行先期公諸族人,疏離部落居民間的情感。技巧上,為避免刺激,特別指示宣撫時,應「特舉叛亂與及剝削民眾等罪行,為人民所共棄,國法所不容,以提高山胞對剝削其利益者為可誅」,先以迂迴的方式,將高一生侵吞了族人共同利益進行連結;嗣而宣布該犯不法事實時,應證「罪有應得」。[14]

難怪,高一生的遭遇,對家族而言,高英傑老師形容是一場「極大災難」。[15]當局以此汙名化的手段,讓家人承受了無比的社會壓力,不得不自我掩飾。高一生的妻子春子,娘家日本姓為湯川,戰後改漢名為高春芳,但高英傑老師的家人如么妹高美英,在寫給母親的書信,信封上都不敢寫「高春芳」,而寫「湯春芳」,是為了避免被同學發現是鄒族高家的人。高英傑老師跟我們說得更白,他說這是顧慮到外人認為「高家不是好人」,對外改叫姓「湯」,目的是在避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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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6日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女士(右三)訪問達邦,和高一生先生(左二)見面握手致意。(鍾逸人先生提供)

第二件事,是高英傑老師的姊姊高菊花(Kikuko Yatauyungana)女士跟我們分享的故事。高菊花女士住在我們落腳的民宿「給巴娜」(Keyupana)的前頭,在部落道路旁較高的駁坎上,這裡是高一生的老家,高英傑老師也在這裡出生,雖幾經修整,還見得著日式平房的味道。據高菊花女士對我們說,她從臺北士林搬回嘉義達邦已經八年了,覺得這裡氣候很好,原本微恙的身體,漸漸好轉。高女士的舉止與裝扮,並不因我們來,而有特別的準備。高女士的課程原是安排在第二天的上午,但我們第一天在部落與民宿間來來去去時,就已先跟高女士有過照面,高女士的穿著與整體給人的感覺,讓人充分感受到高女士在日本時代所受的教養。

高女士從小在家就是說日語,相較於族語和華語,這是她最運用自如的語言。當天高女士在為我們講課時,周老師也是希望高女士能用日語表達,高英傑先生在場代為口譯。由於我們行前多少做了功課,約略知曉高一生的生平,知道他是日本政府刻意培養造就,且高度日化的原住民精英,因此師生們的許多提問,經常是圍繞著高家如何看待族群自身的傳統文化。例如高一生有沒有穿過鄒族傳統服飾?有沒有參加傳統祭典?家裡用什麼語言溝通?高菊花與高英傑兩位老師都提到,在家他們都是說日語,是「國語家庭」;不過,高英傑先生進一步告訴我們,他在學校為了融入同儕,跟同學說的是族語,所以他也懂得鄒語。

在高女士的講課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當過歌手的她,竟說「唱歌不是我自己喜歡的」。高女士說得很坦白,唱歌只是為了面對父親不在的家計問題,「唱歌賺錢比較快」,道出了無比心酸。高女士年輕時,曾登上第七艦隊的母艦上表演,也曾經在美軍俱樂部中駐唱。當我們問起高女士是如何學習音樂時,她說是利用父親高一生留下來的唱片與歌譜自學,父親也曾教過她彈點鋼琴——真是富有音樂細胞的家庭。另外,還有一個小故事是,高女士人雖在達邦,但小時候的一次經驗,讓她日後不太會到鄒族的傳統會所庫巴(kuba)。她說小時候她也曾穿著木屐,到會所去玩,當時頭骨都還放在敵首籠裡。有次她跟警部的兒子一起到庫巴,手還摸了敵首籠,當時頭目很生氣,不過她聽不懂頭目在說什麼,後來父親知道了則是非常生氣。這次經驗,讓她到現在也不太會到庫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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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菊花女士演唱寫真一。(高英傑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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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菊花女士演唱寫真二。(高英傑先生提供)

第三件事,是我個人的觀察,也可說是同行的夥伴們的集體共感。那就是在臺、日的臺灣史學界逐漸重視高一生其人其事時,部落對高一生的集體記憶似乎仍是暫留於過去。我們到訪時,達邦國小正在整建,臨時搭蓋的組合屋教室外,掛著許多關於鄒族的歷史與傳統文化解說圖畫與文字,高一生並不在介紹之列。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達邦遊客中心」,原是日警宿舍,戰後曾是吳鳳鄉(後改稱阿里山鄉)首任鄉長高一生的官舍,帶我們前去尋訪的高英傑老師,儘管兒時的記憶曾寄託於此,但高老師與這幢日式建築的互動,卻讓我感覺到熟悉中卻又帶著距離感。同時,無論是國家公園的網站,或是現場的解說牌,關於這棟歷史建築的介紹,高一生也是不在場的。與部落族人閒聊的過程間,有長輩知道我們的到訪的緣由與安排後,對我們以高家為導向(oriented)的學習之旅,善意地提醒我們這不是鄒族的全部。當下的我,頷首以對,卻也領略到了弦外之音——族人對高一生的認知與評價依舊是分歧的。高一生在日本時代挾帶著國家權威,要使族人走入現代生活,放棄傳統,強硬地推行許多改變生活習慣,甚至是信仰層次的變革。據部落長者回憶,高一生為了改革室內葬的風俗,常常趁著某些家人上山工作時,帶領青年團員將墓葬遷移到戶外,曾引起族人強大的反彈,甚至有族人想要以佩刀刺殺高一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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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一生故居前庭,小西將太同學(站立者)請教高菊花女士(戴毛帽者)問題。高穿格子襯衫者為高英傑先生。(李鎧揚拍攝)

就現在的觀點而言,現代生活仍保有室內葬習俗,是十分難以想像之事,但就歷史記憶而言,問題或許不在葬式問題上,而是高一生給人的強勢印象,植根於族人的記憶之中,加上後來遭遇白色恐怖,當局將高一生抹黑為「山地惡霸」,兩相加乘後,復以訊息傳播管道幾乎由執政者獨占的情形下,高一生很長一段時間,無法以他植根於土地而綻放出的音樂創作,以及對當今原住民族自治前途方向的啟示,留存於族人記憶裡。這些理當正面看待的文化資產,硬是被擠到邊緣。高一生留給部落族人,甚至是整個臺灣,在文化上、生活上,甚至是概念上的正面遺產,隨之飄零散落,少人聞問。這種在逮捕同時進行人格摧毀行動,將部落精英在一夕間剷除的做法,一氣呵成,著實令人心驚。

此行能夠順利成行,要感謝祖靈。2012年11月9日,我們師生一行十六人浩浩蕩蕩,搭上八點往嘉義的高鐵,準備展開等待了二個多月的達邦部落參訪之旅。這趟參訪,原訂暑假八月啟程,屢因颱風、大雨,公路遇雨易坍,遲遲未能成行,一再延後。所幸在十一月秋高氣爽時節,順利出發。但當我們車抵阿里山公路「觸口」段時,依舊可見邊坡崩塌後觸目驚心的景象。只要這裡一坍方,就上不了阿里山,也就到不了達邦與特富野。據司機先生表示,今天以前,公路總局仍在進行定時放行的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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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田京子老師(左)和高菊花女士(右)在高一生故居客廳談話。(陳慧先拍攝)

最後則要感謝周老師的帶領,以及高英傑為我們規劃這趟旅程,期間高老師打點我們食宿、陪我們在部落巡禮,還奔波於嘉義市區與阿里山,備極辛苦;高菊花女士、高德生先生與我們分享了鄒族的歷史與傳統文化;民宿主人安力行先生陪著我們翻過山頭,步行前往特富野,儘管揮汗如雨,遠眺陽光灑在達邦部落的全景時,頓時疲憊全消;摩俄‧吾茲那牧師與達邦教會的教友們,讓我初次主日禮拜的體驗,是如此的美好與愉悅。達邦教會屬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全名為「鄒族區會達邦教會」。走進禮拜堂,長老教會2012-2013年的宣教主題「疼惜國家台灣,遍傳基督福音」,便掛在會眾面向十字架的右側,十分醒目。附帶一提,禮拜時,我在桌子的抽屜無意瞥見,應當是上週(11月4日)教友未及帶走、編號41期〈達邦教會週報〉,上頭的「教會消息」記著:「11/11下週主日,高英傑老師帶領18位青年來鄒族參加生活體驗營,也將參加本會主日禮拜,一起享用愛餐」。看到,只能用感動來形容,也是這趟旅程的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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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督長老教會2012-2013宣教主題:「疼惜國家台灣 遍傳基督福音」。周婉窈老師(左)與摩俄‧吾茲那牧師(右)合影。(吳俊瑩拍攝)

附記:本文在資料查找方向上,要特別感謝學長陳中禹的慷慨指點,以及李靜慧、廖希正兩位學弟妹提供見學時部分錄音檔與打字稿,著實感謝。

版主附言:這篇文章的舊照片由鍾逸人先生和高英傑先生提供,在此致上深謝之意,也祝祈鍾先生手術後康復順利。鍾逸人先生借我照片掃瞄,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沒想到能配合這篇文章正式刊出。蔣介石召見高一生在1951年3月12日,蔣方良到達邦訪問在同年4月6日,約一年半後高一生就被逮捕(1952年9月10日),1954年4月17日和其他四位原住民菁英同時被處決。這些舊照片有蔣介石、蔣經國、蔣方良,實際上蔣宋美齡也接見過高菊花,真是「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再對照這篇文章所整理出的高一生「獵捕」計畫和人格謀殺的操作,令人不寒而慄。但願我們能永遠擺脫「趙孟能貴能賤」的獨裁威權差序社會,為春之佐保姬的來臨,備好她的路。(周婉窈 2013/01/25)


[1] 不過,周老師在私底下或是公開的場合上,對賽德克族人郭明正(Dakis Pawan)常以「老師」稱之,鄒族的高英傑老師也不例外。周老師曾自承「有機會向他們學習,學習這塊土地的歷史,是個人極大的幸運」。我們每趟部落行,也都是在向諸位原住民老師們,謙遜地學習我們所不知、內涵極為豐富的臺灣「山」之歷史。周婉窈,〈序:英雄、英雄崇拜及其反命題〉,郭明正,《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8。

[2] 〈彭孟緝致國防部軍法局簽呈〉,41年10月2日(41)安備字第1430號。轉引自吳叡人,〈「臺灣高山族殺人事件」──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事件之政治史的初步重建〉,收於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6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頁356。以下所引檔案,讀者若有興趣,可至檔案管理局查閱。

[3] 周婉窈,《面向過去而生》(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342-344。

[4] 「簽呈」,41年6月10日於保三科,《臺灣警備總司部案卷》,「湯守仁等叛亂」檔號:45/276.11/9122.92。

[5] 依照1951年11月1日國防部公布的「臺灣省保安司令組織規程」,該部設有政治部、辦公室、保安處、督察處、軍法處、總務處等六個幕僚單位。其中,保安處負責情報、肅奸防諜、治安、行動、偵訊、羈押管理、特別警衛、特殊份子考管、管訓部隊之指導。保安處是該部重點業務單位,也是處理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主要情治單位。註釋4所引材料,註明簽自「保三科」,依上述業務執掌與分科辦事推斷,保三科應是「保安處第三科」簡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沿革史》(臺北:編者,出版年不詳),頁26。但從本書內容所敘與統計表判斷,本書應出版於1957年前後。

[6] 向族人曉示高一生犯行的做法,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於3月27日就已列為「預先準備事項」,開始醞釀。參見「簽呈」,41年3月27日於保安處,《臺灣警備總司部案卷》,「湯守仁等叛亂」檔號:45/276.11/9122.92。

[7] 「簽呈」,41年6月10日於保三科。

[8] 傳單內容詳見:「簽呈」,41年9月1日於保三科,《臺灣警備總司部案卷》,「湯守仁等叛亂」檔號:45/276.11/9122.92。

[9] 判決書參見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臺北:國史館,2008),頁981-996。

[10] 在此提供一份資料供讀者參考,根據保安司令部的內部資料顯示,自1949年9月至1957年8月的審結案件統計,軍法處八年間共審理「叛亂」(1,751)暨「違反檢肅匪諜條例」(360)共2,111件,佔所有案件的27.9%。兩項罪名人犯計6,291名,占所有人犯數的41.8%。所有案別遭科處死刑的總數為911人,但其中光是「叛亂」罪遭判處死刑者便高達818人。又,該部對軍法之效能的自我評價,認為「無不有相當之績效」。周至柔、李立柏等纂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八年工作概況》(臺北: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編印,1957),「附表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三十八年九月至四十六年八月份審結案件統計表」、「結論」(本書無頁碼)。

[11] 本文所引為槍決前訊問筆錄的初稿,是未經謄抄摘錄的版本,內容較多,但字體較草,相較由高一生等捺印指紋、監刑檢察官李光業簽名的正式訊問筆錄,僅有「妻子不要再嫁,須管教小孩,請政府沒收財產時,不要為難家屬」等語,後者顯然經過修正。筆錄的初稿,因紙張帶有斑點,加上鋼筆墨水暈開,故筆者無法確認是訊問筆錄第三點中是「上」或「止」字,然兩者意思相反,姑並列,祈讀者諒察。又此筆錄為現場書記官所做,故第四點為筆錄者的口吻。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頁961、958。

[12] 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頁948。

[13] 何鳳嬌編輯,《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湯守仁案史料彙編(二)》,頁965。

[14] 「為呈報高匪一生等處決後本所措施及一般情形由」,(43)嘉義字第884號。「湯守仁等叛亂」,《臺灣警備總司部案卷》檔號:45/276.11/9122.92。

[15] 高英傑,〈基烏巴那的回憶(片段)〉,未刊稿,頁6。此份資料為高老師於此次部落課程時自費印製給我們的講義。

[16] 浦忠成,《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的傳記》(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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