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十八世紀初期臺灣鳳山縣之漢人風俗

試析十八世紀初期臺灣鳳山縣之漢人風俗

李盈佳

一、前言

鳳山縣這個名詞,現在很少聽到,但這事實上是清康熙皇帝採納施琅建議,將地處「邊陲」的海島臺灣局部納入版圖後,所設的三個縣級行政區的最南的一區。也許因為成長地域的緣故,我對已然不復存在的鳳山縣始終有著一份難以名狀的嚮往之情;嚮往存於心中,並非想回到過去,而是一種來自土地的牽絆之情驅使我去了解它、認識它。

在今日高雄市左營區,尚存有當年鳳山縣城的南門、北門、東門以及部分城牆。十多年來,我每每徘徊於鳳山舊城,懷想前人足跡,感懷莫名。南門啓文門成為圓環中心,與紅綠燈相伴相依;北門拱辰門座落鬧區邊緣,僅存斑駁的門神昂然挺立;東門鳳儀門連著殘餘的城牆,勾勒出一點點城郭的樣貌。城牆圍著的,本是鳳山縣治之所在。自道光年間建城以來,景物隨時遷化,城且如此,更遑論昔日活動於城內城外的人群。城垣作為人類活動的遺跡,證實了人群確實存在過;然而,我們知道,對斯土斯民的想像,誠然可以讓我們想要開啟歷史研究之門,但想像卻不能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軸;因此,我們必須尋找材料,做出有憑有據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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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北門,位在今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與義民巷交會處。(李盈佳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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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城樓上一景,畫面左側巷道屬於昔日城內。(李盈佳拍攝)

事實上,關於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在過去有過什麼樣的人群活動,近來已有相當多的考究與論述,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經成為中小學教育的教材,但對於我們這塊土地的認識,在已有的智識基礎上持續細究,當屬可行。而為進一步了解清代臺灣的人群活動,求諸方志是一條可以選擇的途徑,故本文擬以《鳳山縣志.風土志》中對「漢俗」的記載為基礎,一方面針對文本進行解析,另一方面希望藉由與其他文獻的參照,查考文字背後的實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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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舊城一隅。(李盈佳拍攝)

二、《鳳山縣志》之編修

釐清史料形成之背景以及史料本身的性質,是面對文獻的首要工作。清代臺灣的行政區劃,屢經更迭,而本文所欲探討的主要史料,乃第一次劃分下的產物。所謂「第一次劃分」,係指康熙廿三年(西元1684年),清政府於臺灣島上設一府三縣,即臺灣府,下轄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

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五十九年(1720)間,一群文字工作者完成了鳳山一縣的方輿圖志,也就是李丕煜主修、陳文達編纂的《鳳山縣志》。[1]全書計有〈封域志〉、〈規制志〉、〈祀典志〉、〈秩官志〉、〈武備志〉、〈賦役志〉、〈風土志〉、〈人物志〉、〈藝文志〉和〈外志〉等十志。從後世的角度觀之,整部《鳳山縣志》可謂展示了一種官方角度的社會觀察。

然而,我們知道,縱使同處一個時代,生活地域也一模一樣,兩個不同身分的人寫出的觀察,通常不會相同。「由今知古」固然不是一種能夠全然仰賴的思考方式,但我們應可有限度的使用它:今日地方政府出版的各式出版品,和民間自行編寫的書籍,縱使主題相同,在字裡行間往往流露不同的觀點;學術界的學者與其他各行業的工作者,看事情的角度也必然有所不同。因此,此志的編纂者的背景顯得格外值得注意。在《鳳山縣志》的五篇序言之後,列有編修該志者的姓氏,茲移錄於下:[2]

總裁: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兼理學政按察使司副使加四級紀錄六次梁文煊。
鑒定:福建臺灣府知府加一級王珍、福建臺灣海防總捕分府加一級王禮。
主修:福建臺灣府鳳山縣知縣加一級李丕煜。
編纂:臺灣府歲貢生陳文達、鳳山學廩膳生員李欽文、諸羅學廩膳生員陳慧。
編次:臺灣縣歲貢生陳逸。
校刊:鳳山縣儒學教諭加一級富鵬業。
督梓:鳳山縣典吏加一級周起渭、鳳山縣淡水司巡檢加一級王國興。

根據上述材料,能參與方志編纂的人員若非官僚體系的一份子,就是科舉體系內的士人。然而,在此我們要問的是,這些方志編纂的負責人,是否真的到過其所負責的地域呢?倘若到過,他們對當地的認知又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呢?文字記載與人群實際活動之間的距離應有清楚界定,然而查考《臺灣文獻叢刊》等史料,尚未找到足夠的證據。也許正由於歷史研究往往仰賴斷簡殘編,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回答。

另外一個問題是:方志究竟是寫給誰看的呢?更進一步追問:編纂者在寫作之際,是否有考量到工作完成後,能夠閱讀該書的讀者會是什麼樣的人?在主修《鳳山縣志》的李丕煜(時任鳳山縣知縣)筆下,方志之修撰,似是日積月累後的水到渠成:

方輿圖志,古也。鳳山自康熙二十二年開拓臺疆,始得為邑;事多創始,百廢未興,志無由也。三十餘年來,聖天子文教覃敷,民風丕變。戶口日以繁、土田日以廣,農耕於野、商貿於市,家弦戶誦之風,蓋彬彬乎盛矣。鳳之事物殆非昔比也,於此弗志,後將何稽?[3]

然而,看起來越是理所當然的陳述,對有意了解敘述者心態的後人而言,能提供的線索時常越少。又李氏言道:

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凡山林、川澤、原隰、名物皆辨焉。又有職方氏之圖,若人民也、財用也、九穀六畜也,纖悉畢記;曰山鎮、曰藪澤、曰川、曰浸、曰區產、曰民生,細大不遺。志曷可少哉?[4]

從李氏自序看來,方志似是越豐富越佳。推敲地方官修纂方志之意,他們也許將之作為統治地方的一種輔助措施,或許也視之為治理工作的成果記錄,我們不能輕下定論;至於編纂者是否考量到讀者的身分,亦有待釐清。

三、《鳳山縣志》編纂者筆下的臺地漢俗

在《鳳山縣志》的〈凡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編修者對該地人群風氣的基本理解:

邑治居民叢處,雞犬之聲相聞;然皆四方雜萃,非如內地之聚族而居者也。風聲氣習,難以一轍。至於番俗,不特與漢人異,即各社亦多有不同者。悉詳載之,以備參考。[5]

邑,縣也。此處邑治,指鳳山縣治。依照引文所示,編纂者認為鳳山一縣中,單論漢人,縣治住民聚集而居,固然因為住得近而能聞彼此的雞犬之聲,但他們來自各地,和中國內地聚族而居的情況不同,因此風俗習慣很難一樣。而原住民族的風俗不只和漢人不同,各社之間也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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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內一景,曬衣架、電線桿與城牆共存。(李盈佳拍攝)

接下來,我們將從《鳳山縣志.風土志》之〈漢俗〉文本出發,逐段解說,試著勾勒出一幅十八世紀初臺灣島南部地區的先民生活圖像。〈漢俗〉起頭寫道:

臺郡古荒遠地,所聚廬托處者,非有祖貽孫承、世其家業也;大抵漳、泉之人來居之。此外,或自福興而至,或自惠、潮而來。雖各循土風,而大端亦不甚遠焉。[6]

郡,府也。故臺郡實指臺灣府。從這裡開始,一直到之後的記載,我們將發現文本雖然是《鳳山縣志》的一部分,編纂者們在進行敘述時,卻不時以「臺」、「臺郡」為主詞。這樣的筆法,可能與當時人對臺灣島上人事物的認知有關,反映出官員與文人心目中臺灣的一體性。由於整體的臺灣觀念,要待乙未割臺後的「臺民布告」發布後方漸彰顯,此處所言「一體性」,非指群眾彼此團結互相認同,而是一種相對旁觀者眼中的景象。

有趣的是,〈凡例〉與〈漢俗〉中的文字,對漢人風俗的看法頗不一致:既有「風聲氣息,難以一轍」之評,又有「雖各循土風,而大端亦不遠矣」之語,這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的呢?由於此類敘述本涉及個人觀感,筆者推測,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兩部分是由不同的人寫就;其次,編纂者已意識到評斷異同的困難,故以模稜兩可的敘述來呈現。與《諸羅縣志》和《臺灣縣志》對「漢俗」的描述相比,鳳山縣志的編纂者對「縣內」情況的書寫可謂相當簡略,使縣內漢俗特色顯得有些曖昧;書寫者眼中的漢人風俗究竟是多樣抑或齊一,也許我們要進行更細緻的比較,方有機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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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樓上以磚石堆砌而成的雉堞,今與鐵皮搭建的現代建築相鄰。(李盈佳拍攝)

接下來的文字,指出臺灣(府)漢人兄弟同住數十年而相安無事,家中有親人過世則不因無佳地可葬等因素而延遲入土;鄰里有隙,排解不難;願意互相幫助的性格幾乎打破了家族的藩籬。不論是否寫明,皆反映出編纂者將蕞爾小島之俗與內地之俗相對照的心理。原文如下:

兄弟患鬩墻矣,臺則同居常至閱世;葬地在必擇矣,臺則親柩不致久淹。鄰里詬誶,榔檳可以解紛;有無相通,傾囊亦所不惜。[7]

略提鳳山一縣的人際關係後,編纂者相當精煉的點出鳳山一縣的農業特色與交通途徑:

至於平原沃野,有竹木果植之饒;濱海溪渠,萃魚鹽蜃蛤之利。服賈則用舟楫,任載必需車牛。農無火耕水耨之瘁,商有冰紈氈裘之華。歲不再收,□□□□□□,隙地並蒔花蔬;則農之無遺力也。[8]

倘若回顧施琅的〈恭陳臺灣棄留疏〉(幕友所寫是合理的推測,但文章名義上仍是施琅寫的),並參照《臺灣縣志》與《諸羅縣志》,我們將發現土地肥沃、物產豐饒是十七、十八世紀間文字書寫者對臺灣島人跡所至之處的共同印象。以〈恭陳臺灣棄留疏〉為例,有如下的描述:

臣奉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産利溥,耕桑並耦,魚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樹,遍處俱植修竹。硫磺、水籐、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9]

施琅的描述和《鳳山縣志》所載可以說相當符合,從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臺灣作為一田野廣布的地區,物產始終富足,土地利用的情形甚佳,人地關係亦維持得相當不錯,蓋因單就人口密度而言,尚在土地可負荷的範圍內。

縣志又云:

□夫巾幗之流,從容就義、白首完貞,所在多有;則女之能立節也。乃淳   未盡還、僕(編按,疑為樸之誤)未盡返者,何也?昔者,岐、豐之地,文、武治之,而興讓畔之風;政、亥繼之,而為慘刻之習。是移而易之,不在傷肌膚之效也。[10]

岐、豐之地,乃周人起源地。[11]所謂「讓畔」,係指古時聖人居於上位,在下位的農人們在田地邊界彼此禮讓,令對方多占一些的現象。這裡強調了移風易俗的重要,而文本也在將對古代社會的的想像結束後,暫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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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樓上雉堞近影。(李盈佳拍攝)

下一段的開頭,編纂者首先羅列了漢人的八種慣習,並且對這些慣習表達了某種程度的不認可:

夫服飾僭移、婚姻論財、好飲酒、喜賭博、子不擇師、婦入僧寺、好觀劇、親異姓,全臺之敝俗也。[12]

上述引文中的「臺」字,既與「全」字連用,而文字雖出自《鳳山縣志》,當指臺灣府而言,而非臺灣縣。憑著這段記載,我們可以得知,至少在十八世紀初,清朝統治勢力所及範圍的漢人,從官方角度來看,有著近似的「陋習」。對這些慣習的針砭,文本著墨不多,但文本既稱之為「全臺之敝俗」,我們當可參考同期的其他縣志。

以「好觀劇」一項為例。一府三縣時期,三縣之中最早開始編修的《諸羅縣志》有臺人演戲的具體描寫:

神誕,必演戲慶祝。二月二日、八月中秋,慶土地尤盛。秋成,設醮賽神,醮畢演戲,謂之壓醮尾。比日中元盂蘭會,亦盛飯僧;陳設競為華美,每會費至百餘緡。事畢,亦以戲繼之。[13]

此處並未直接點明「愛觀劇」的習性,而是強調演戲之頻繁,以及與祭祀活動的關係。然而,纂修時間與《鳳山縣志》相近但針對不同行政區而撰的《臺灣縣志》中,卻有一段記載,間接而極富重量的指出:臺灣僧人所住之處,時常有很多漂亮的少年人,口嚼檳榔,於臺下觀賞戲劇演出。[14]雖說是年輕人,就人情而論,貪玩可以理解,但我們確實可見喜愛觀劇之風俗在彼時相當盛行。

接著,編纂者就其理解,對鳳山縣內部的地區分野與人群活動的互動關係稍加解說:

鳳山自縣治北抵安平鎮等處,俗略與郡治同。由縣治南至金荊潭一帶,稍近喬野。自淡水溪以南,則番、漢雜居,而客人尤夥;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所從來舊矣。[15]

「健訟樂鬥」之風,在《臺灣縣志》中亦有批判之聲,指出弊端多生於「訟師」,而多有「刁訟」。另外,延續前述之「服飾僭移」,文本以排偶句型舉出實例,並帶到筵席奢靡之風與其他「積習」:

噫!衣食者,民生之大命也。而臺俗宴會之設,動費中產;即廝役牧豎衣曳綺羅,雖販婦村姑粧盈珠翠。男不耕而食者有之,女不織而衣者有之。積習不變,伊於胡底?[16]

此處所談及的,是男性不耕作、女性亦不興紡織,語句帶有批判意味,事實上若僅看此時期三部縣志,這是極為罕見的描述。較常被提及的,其實是「女不織」。舉例來說,在《臺灣縣志》中,便有對不符合傳統觀念中「男耕女織」之現象的描繪:

男有耕而女無織,以刺繡為工。布帛取給內郡,其價高,亦耗財之一端也。近亦有躬紡織以備寒暑衣服,一人習之,千百人從而倣之;一家習之,千百家從而倣之。[17]

這樣的特性,在當時的官方的相關文獻中,一再被強調,可見其特殊性已觸及並且相當程度挑戰了所謂「正統」的核心思想;如上述引文所言,女性不以織布、而是以刺繡為要務,作為臺灣島上漢人的通俗,當自有其發展脈絡,但若以「男耕女織」作為道德高低的判斷標準,十八世紀初的人們顯然並不合格。而研究歷史,不能為史料所蘊含的特定看法所左右,我們在面對各地風俗時,應進一步了解何以如此(例如臺灣何以女無織?)而非直接接受主流觀念的評斷標準。

《鳳山縣志》〈漢俗〉最後以此作結:

雖冠、婚、喪、祭與內郡同,但縟節太煩而真實不足,浮費過盛而權輿難承。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信斯言也,將淳可盡還、樸可盡返,海外之治蒸蒸近古矣。

綜而論之,在方志編纂者的眼中,臺灣人若能除去奢侈的習慣,則頗有機會貼近古代社會的理想狀態;奢侈一去,則許多細節悉能改善。這是他們的一片苦心,但風俗之移易,實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後來歷史的發展,也不是任何人能夠掌控的,包含編纂者,以及他們筆下承載漢俗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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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社采風圖‧社師》圖中為鳳山縣下溪水(今鳳山溪)內平埔村落的漢文教學的情況。(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四、小結

在剖析《鳳山縣志》之〈漢俗〉篇之際,我們發現與同期臺灣府其他方志有程度不低的雷同,而且篇幅很短,使得筆者希望能從史料中找出鳳山一縣漢俗特色之目的並未盡然達成。然而,十七、十八世紀間臺灣島的景況,難道真如方志所呈現的這般一致嗎?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臺灣島縱使沒有人群聚居,也有自然景觀上的差異;人群在島上活動,慣習的多樣性若存在,亦屬正常。然而,史料呈現出的結果,也正好反映出一切史料都有其限制的特性。

事實上,除了同時期的異質性,時間亦是變異的重要因素。一地之風俗,是隨著時間演進,緩慢積累而來的;同樣的,既有之風氣也會隨著日月推移而逐漸改變。因此,本文所討論者,縱然是針對史料本身的考究,卻也只能呈現約略的情況。同時,誠如第二節所述,《鳳山縣志》既由官員、文人編修而成,在記載上傾向官方立場,是極有可能之事。真正形成風俗的廣大人群,反而是無聲的,故方志所載的漢俗,也許不能完全反映當時的民情。從編纂者帶有價值判斷的各種評語中,亦可理解到凡事不可一概而論之理。

然而,察現存之文字材料,年代與《鳳山縣志》相近者,除方志之外,幾乎就是文人(亦多有與方志編修者重疊者)遊歷途中的詩賦創作,與為修築建物所作的「記」等文章,且多出於《鳳山縣志.藝文志》等,與方志仍不脫關係,至少經過方志編纂者的編選。因此,欲聽見廣大人群的聲音,必當另謀他途、另尋他法。[18]畢竟,在十八世紀初臺灣地區那樣的時代背景中,掌握書寫技術的人縱使隸屬於在地人群,也是人群中的少數。關於漢俗,相信還是有機會找到方志以外的史料:也許是圖像,也許是代代相傳的口述歷史。透過其他史料的輔助,我們方更能貼近歷史現場,梳理出當時人民的生活群像。

清代臺灣的數部方志,總加起來,可以說是一部複雜的百科。透過地方志,我們得以建構出一幅先民的生活圖像,也稍微滿足我對鳳山縣昔日人群活動的嚮往。近三百年前的人群,即使仍舊面目模糊,在我們對史料抽絲剝繭的過程中,卻有了漸顯清晰的可能。若再持續查找相關史料,每一種風俗都還有細察的可能,也都能成為我們提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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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門城樓向東方眺望,遠方雙塔是1976年完工的龍虎塔,為今左營蓮池潭一帶著名地標。(李盈佳拍攝)


[1] 根據梁文煊、王禮、李丕煜、施世驃等人為《鳳山縣志》所作序言推知。見陳文達,《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3-12。

[2] 陳文達編纂,《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15。

[3] 前引《鳳山縣志》,頁11。

[4] 前引《鳳山縣志》,頁11。

[5] 前引《鳳山縣志》,頁16。

[6] 前引《鳳山縣志》,頁79。

[7] 前引《鳳山縣志》,頁79。

[8] 前引《鳳山縣志》,頁79。

[9] 施琅,〈恭陳臺灣棄留疏〉,收於臺灣經濟研究室編,《靖海紀事》(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60。

[10] 前引《鳳山縣志》,頁79-80。

[11]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頁36。

[12] 前引《鳳山縣志》,頁80。

[13]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147。

[14] 「臺地僧家,每多美色少年,口嚼檳榔,檯下觀劇」,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60。

[15] 前引《鳳山縣志》,頁80。

[16] 前引《鳳山縣志》,頁80。

[17] 前引《臺灣縣志》,頁57。

[18] 筆者試著加以尋找,發現以鳳山一縣為主題的文獻,如光緒二十年(西元1894年)的《鳳山縣采訪冊》,不算正式的方志,而是為纂修臺灣通志所做的準備工作。惜其中對漢俗之載並不多,若有,時間上亦相差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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