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正《又見真相》新書發表會、周婉窈推薦序〈歷史的悲哀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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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真相》新書發表會海報

說明:今天是霧社事件八十二周年紀念日,是個要求我們悼念、深思的日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將於1030(週二)為Dakis Pawan( 郭明正 )老師第二本書《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舉辦新書發表會,歡迎蒞臨參加!(詳情請見海報)在此同時刊出我為這本新書寫的推薦序,敬請參考。(周婉窈 2012/10/27

新書發表會

日期:20121030(週二)

地點: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臺灣大學圖書館B/1)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 臺大歷史系 周婉窈 教授
13:40~14:10 郭明正(Dakis Pawan)發表演說
14:10~14:30 與邱建堂(Takun Walis)對話
14:30~14:40 茶敍
14:40~15:30 互動及媒體詢答時間
15:30~16:00 合影及簽書

上午放映電影《賽德克‧巴萊》

詳見網址:http://www.tiprc.org.tw/blog_wp/?p=4095

歷史的悲哀與希望

 

周婉窈

        這本書可以說是在幾位朋友的深切期待中出版了。幾年前,我得知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和表兄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合力在撰寫一本根據耆老回憶的書稿,書名暫訂為《霧社事件一○一問》。我也曾向兩位先生要了其中三問,刊登在「臺灣與海洋亞洲」部落格。可能由於原稿有些部分已經寫在郭先生的第一本書《真相‧巴萊》中,現在的書名不一樣,但仍維持問答的形式。這本書的內容,過去我東聽西聽,大致有個印象,但能印成書出版,非常不一樣。成書之後,這些未曾被紀錄的族群自我認知和事件的記憶,透過有系統的翔實呈現和公開傳布,將增進或修改我們對賽德克族和霧社事件的了解,實在令人高興。

        作為馬赫坡部落餘生者的後裔,Dakis Pawan先生到處顯示他的善意,希望能化解族群之間的歷史問題。他在本書指出,賽德克族的三個語群Tgdaya(德固達雅)、Toda(都達)、Truku(德路固),尤其是前二者之間,沒有所謂的「世仇」問題。這個主張,他在很多公開場合也都清楚講過,我很同意。在這裡,我想藉這個機會,談點比較屬於結構性的問題。(我須坦承,個人的認識局限於北部原住民。)

        郭先生寫道:「部落是賽德克族最基本的自治單位,自治性非常高,猶如一個獨立的邦國。」切中要點。泰雅族基本上也是如此。不過,由於我們受限於現代國家的規模,比較難想像一、二百人的部落可以視為一個國。若干部落,會因語言、文化、地緣等因素而形成更大的單位「部族」,也可能共組「攻守同盟」,一起對抗或攻打其他部落部族。但是部族或攻守同盟就算有總頭目,也無法干涉各個部落的內政。若以「小城邦」和「邦聯」來理解,或許比較可以掌握大概。這種部落各自獨立自主、平等交接(或戰或和)的情況,在日本強權進到原住民地區後,一一被瓦解,終至於被納入一個完全異質的權力結構當中。

        臺灣最後的「番地」,在清統治的最後二十年才劃入行政管轄,但並未真正有效治理。日本領有臺灣之後,積極貫徹統治,但在北部遭遇原住民頑強的抵抗。殖民當局興築隘勇線,重要地方還架有通電的鐵條網(一觸即死),用斷絕對外交易來逼使原住民「歸順」。原住民最重要的鹽、鐵器、槍枝等物品向來靠外面供應,若無法入手,就會導致生計困難,為求存活不得不歸順。如前所述,原住民各個部落是獨立自主的單位,雖有攻守同盟,但並無統一的政治組織,因此基本上是以部落部族為單位,面對現代國家強大的軍警力量。讀者諸君,這還不是外來統治者「分而治之」,而是在地人群「分而抗之」,力量之分散、薄弱,可想而知。如果一個部落部族撐不住,歸順了,歸順最重要的條件包括繳交武器,並同意隘勇線通過部落部族領域(甚至協助興築)。因此,一個部落部族歸順,就會導致鄰近部落部族陷入不得不歸順的局勢,造成貨真價實的骨牌現象!

        歸順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在部落建立警察官吏駐在所,並設立蕃童教育所。也就是說,一個向來獨立自主的部落,從此喪失政治權和文化權。政治文化權的喪失,最後終將導致傳統社會解體。政治權的喪失,不只是說原本的頭目必須聽命於駐在所的警察(這是開天闢地以來所未有!),而是駐在所並非孤立的存在,它連結到更上一層的警務單位,一層一層往上,島嶼的頂端是臺灣總督府,最後的至高點是大日本帝國的天皇。我們可以想像嗎?原本散布在臺灣山區的部落,最後都被壓在一個龐大的權力金字塔的底層──姑不論,這個帝國所具有的強大的軍警力量。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理解,才能認知到這個「巨變」的激烈,以及反抗的困難──若非不可能。

        文化權的喪失,包括教育權的喪失。不要以為原住民沒有教育,它只是沒有我們熟悉的學校教育。沒有文字的人群的教育可能更多元,舉凡口傳的神話傳說、祖先的訓示,以及日常的行為規範,無不是教育;也就是說,在生活的實踐中活出教育。這和我們著重「背背背」、不講實踐(如口說誠實,做的全然另一套),結果生活和教育嚴重脫節是很不一樣的。日本時代的教育可能比臺灣戰後黨國教育實在一點,但無論如何,它剝奪了原住民原本的文化和教育權。接受日本教育的原住民會逐漸遠離祖先的世界,忘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

        政治文化的激烈改變最終衝擊到原來的社會組織,部落社會開始分化,偎靠統治者的新階級逐漸形成……。霧社事件可以看成是在這樣一個「過渡」的過程中,傳統力量對外來強權孤注一擲的反撲。

        如果以上所說的「部落在外來強權入侵成功之後喪失政治文化權」很難了解,那麼,讓我們發揮想像力:想像哪一天,我們臺灣淪為某個強國統轄下的一個「區」,會怎樣呢?這樣或許就能稍稍了解什麼叫做喪失政治權、文化權和生活方式了。而作為「歷史現場當事人」的我們,面對這樣的巨變和衝擊,會有怎樣的體受和反應呢?這樣擬想,或許才能了解歸順後,這種喪失的不可承擔之重,以及何以還是有人要反抗。

        根據《理蕃誌稿》,德固達雅群(霧社群)在一九○六年歸順,接著在一九○九年,德路固群和都達群也相繼歸順了。就地理位置來說,霧社群在外(西),德路固、都達在內(北東),是骨牌效應的典型。換句話說,在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計畫」(一九一○到一九一五年)開始前,中央山脈以西的賽德克族三個語群都已歸順。以此為背景,我們才能理解所謂「不是世仇」的主張,以及紗拉茂事件。

        根據日本時代的調查報告,泰雅族很少大規模戰爭;部落與部落作戰,若人口損傷過多,就會尋求和解。賽德克族大致一樣。德固達雅群的馬赫坡社和都達群的部落毗鄰而居,之間多所衝突,在所難免,但要說有非殲滅對方不可的累世仇恨,倒是和我們對原住民文化的理解不符合。然而,隨著日本警力入駐,很多事物開始發生質變,不惟「攻守同盟」逐漸瓦解,更因歸順的首要條件是服從命令,警方在征剿反抗的部落部族時,會動員歸順的部落頭目和勢力者協助征剿;有時征剿的部落離自己的部落甚遠,過去其實沒有瓜葛,沒有「遠征」的必要。這樣被組成的原住民隊伍稱為「蕃人奇襲隊」──不是到霧社事件才有的啊!

        警方因時因地,會將原住民分為協助當局的「味方蕃」(即我方的意思)和討伐對象的「兇蕃」或「反抗蕃」。《理蕃誌稿》記載:一九二○年,統治當局為了馴化今梨山一帶的泰雅族,幾度動員霧社群征剿佳陽、紗拉茂等社。即使事隔九十二年,讀來仍然令人悽然。這種由警方(國家代理者)動員「味方蕃」,協助擁有新式武器的軍警隊伍討伐「兇蕃」的現象,前所未有。這樣的獵首文化已經和傳統「異化」了,霧社事件中用人頭換取金錢,更是徹底違背Gaya(傳統規範)。金錢,一直到現在,仍是腐蝕在地社會最有效的撇步之一。

        「蕃人奇襲隊」、「味方蕃vs.兇蕃反抗蕃」,以及天差地別的賞與罰,在霧社事件是重演,不是新生事物,只是昔日的奇襲隊成員變成被征剿的對象。在第二次霧社事件中,放火圍殺手無寸鐵的「保護蕃」,也只有在新的權力結構中才成其可能。其後警察、獵首者在首級前堂而皇之的大合照就是明證。

        霧社事件常給我很深的悲哀之感。不,應該說,臺灣的歷史。荷蘭人在殲滅小琉球原住民時,動員七社原住民;郭懷一事件時,獵得一個漢人人頭可換一定長度的棉布……。這種在地人群被統治者操弄的戲碼,不斷重演。我心中浮現一個意象:走在歷史幽暗的深谷,人們淹沒在悲哀的情緒中,感覺很沒希望,無助地抬頭望天,突然那些曾迸濺的血滴,就如原住民傳說中的magic一樣,化為滿天的星星,彷彿用一切的晶亮告訴我們:不要放棄希望,否則祖先的犧牲就更沒倚望了!

        歷史不應該只是給我們悲哀,也應該給我們智慧和勇氣才是。那一再重複的悲劇,若要有意義的話,就是要讓我們認清:內部矛盾和敵我關係不同,不能讓外來統治者任意置換。誠如本書作者所說的,德固達雅和都達之間沒有「世仇」,但在「以夷制夷」、「以番制番」的機制下,極端化、深刻化。往事已矣,來者可追;解決內部矛盾未必容易,但若被置換成敵我關係,就會再度陷入歷史的惡性循環──要讓祖先的失誤成為永恆的遺憾,那就是我們繼續失誤下去。

        日本時代原住民慣習調查人員,曾驚嘆於泰雅族社會是「平等的、自主的及共和的」,而理想國不過如此!(賽德克族亦若是。)很可惜的,在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失去了理想的國度。但如果「平等、自主、共和」仍然是我們所想望的,那麼,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學習「合而抗之」的道理,並拒絕被「分而治之」。島嶼的英靈們,以他們累世的犧牲,給出了我們的路和希望。

                                                                                         二○一二年中秋於芬陀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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