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地區訪問筆記

霧社地區訪問筆記

小西將太

1 霧社人止關的藍天與遠山.JPG

霧社人止關的藍天與遠山。(周婉窈拍攝)

提到1930年這個年份我們到底會想到什麼樣的事情呢?有人會說:這年是我爺爺的生日;對歷史了解很深的人也許會說這年在英國舉辦了倫敦海軍軍縮會議;或者什麼都想不到。但是在台灣,對某些原住民部落的人來說,這個年份可能具有特別的意義,代表他們過去所發生的事。1930年,就是霧社事件爆發的這一年。

在這裡,我要告白一件我覺得很可恥的事情:我高中的時候算是很認真的學生,而且對日本歷史有很大的興趣,但是我根本沒有注意到霧社事件,讀到大學以後才終於重視這個事件。台灣過去是日本的殖民地,到現在為止,有多少日本年輕人知道這個事實?對很多人來說,台灣只是有很多美食的地方,或者是日本精神還存在的土地[1]。當然上述的描繪只是根據我的人生經驗,所以可說是很片面的說法。可是,誰也沒聽過霧社事件,我覺得是一個異常狀態。所以我可以這樣說:到目前為止,日本年輕人幾乎沒有意識到台灣的日治時代:至少很少人知道關於台灣日治時期的反抗運動。

的確,在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霧社事件可說是兩大反抗事件之一(另一為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但再三強調現在的時空之下台灣是美食之地,或是觀光之地,在這樣的情況下重新考慮霧社事件會有甚麼意義呢?我們怎麼掌握過去的事情?我希望根據上述的問題框架,通過2012年3月17、18日,周婉窈老師安排的課外活動,以這兩天的經驗來向讀者傳達我的一些想法。

這次周婉窈老師計畫的活動在學期間舉辦,所以利用周末的兩天,參加的台大歷史系學生和研究生總共十三名,另外還有從暨南大學來的林蘭芳老師和三位研究生。參加的同學名單,記在其他同學的報告之中,這篇文章裡就不特別再提。

活動的第一天,在十二點左右,我們到了南投縣的埔里,之後前往潘美信女士的家進行採訪。潘美信女士是霧社事件中倖存的高彩雲女士的媳婦,所以她從婆婆那邊直接聽到了許多霧社事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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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一景。左起:潘美信女士、高信昭先生、作者小西將太。(周婉窈拍攝)

當天為了我們,她講了很多故事,講了戰後在衛生所工作的經驗心得,也講到跟婆婆私下的交流。談到她眼中所看到的高彩雲女士是怎樣的人時,有一個句子讓我重新思考關於霧社事件受難者的事情,她說:每年到了10月份, 高彩雲女士的心情就會顯得十分低潮。明明是一個很短的句子,但是其中內含的感情,是我很難想像的。因為霧社事件發生的日期是10月27日,之後抵抗持續了幾個月。所以我很容易推測10月的低潮跟霧社事件很有大的關係。這個句子也說明了另外一件事:就算到了戰後,她永遠不能忘掉霧社事件。

在很多日本年輕人不知道霧社事件的現在,我們到底該怎麼思考這個問題?對曾經統治台灣的日本人而言,這是不可能避免的問題。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在「戰爭責任」的框架下思考這個問題。據高橋哲哉的說法,「戰爭責任」與「戰後責任」要分開思考。[2]「戰爭責任」只由直接發動這個戰爭的人負責,跟後代的人沒有甚麼關係。那是我們後代的人永遠不能負責的事,不過我們有「戰後責任」。「戰後責任」指的是我們生在戰後的人應該正視戰爭,只有將真正發生的事情傳達給後代,該責任才算達成。到目前為止,至少在霧社事件的部分,我看並沒有負起所謂的「戰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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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相揚教授講課神態。(周婉窈拍攝)

這個「戰後責任」可以全部放手交給歷史學家嗎?當天晚上,鄧相揚老師上課的時候,我得到一個思考的出發點。鄧相揚老師是一位民間歷史學家,在霧社事件還沒有受到關注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採訪當地的老百姓。如果要了解霧社事件,不能不看他的書。當天晚上上課的時候,他一直強調地方歷史的重要性。「地方歷史」聽起來是很狹隘的題目,但是聽完他的課程,我覺得這個研究框架很有力量。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讀過國家的歷史──例如,某某年在某地方發生某事件等的國家歷史。當然像這樣的國家歷史,已經很多人整理過,所以一聽就很順利地進入腦袋。問題是:這些國家歷史,可以套用到某些地方的歷史嗎?我覺得不是這樣。例如某年,政府雖然制訂了法令,這個法令傳播的速度不一樣, 於是在各個地方就形成了不同的歷史,這正是研究地方史的有趣點。關於這點,當天周婉窈老師跟我們說:「地方歷史是誰都可以參與的,我不知道你們畢業之後會去哪裡,但是希望你們可以跟鄧老師一樣做地方史。」對,沒錯。我覺得地方史的好處在這裡,不是專門學者的人也可以參與,極端地講,高中生也可以做,其實日本的確有一些高中有專門在做地方史的社團,日文稱為「鄉土部」。

4 人止關的峭壁。(周婉窈拍攝).JPG

人止關的峭壁。(周婉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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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kis Pawan(郭明正)老師(左一)為同學做導覽,右一:潘杰(Watan Teymu)先生。(周婉窈拍攝)

第二天我們訪問霧社地區,用我的眼睛看發生霧社事件的地方。我一看就感到這裡有很多的自然景物,環顧四周看到的都是樹木。當天帶領我們的潘杰先生指著遠方一棟普通的房子說,這就是以前的警察派出所,那個是以前頭目的家。看到這麼一般的房子,就能指出那是以前的頭目家,這件事令我很驚訝。這讓我想起前晚鄧相揚老師提到喜歡地方史的原因,我忽然了解了他講那段話的意思:一般民眾保存的歷史記憶,與地方連結在一起,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當地的歷史。對外來的人來說,只看到一個普遍的土地或房子,這些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讓他們聯想到有其他的故事,但是如果您直接來到這些地方,接受地方人士的導覽或介紹,就可了解從文獻上看不到,到現在卻還保留的人民的歷史。當地的人士對過去的看法如何,或者一直保存的看法是甚麼呢?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地方與當地人民記憶的關懷所在。

最後,回顧前面出現的「戰後責任」問題。如果我們問:台灣社會有沒有戰後責任?──當然台灣的教科書中有寫到霧社事件,但問題是我們真的了解霧社事件嗎?2011年9月開始上映的《賽德克‧巴萊》,這個改編自霧社事件的電影在台灣的社會引起很大的影響。從報紙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對賽德克族開始發生興趣,部落導覽等的活動在各處舉辦辦。[3]當然我不是要貶低這些活動,這些活動對我們了解賽德克族或霧社事件有很大的幫助。另外,當我們採訪潘美信女士的時候,Dakis(郭明正)先生、Takun(邱健堂)先生、Tado(高信昭)先生等人也在場。我問他們:「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之後,清流部落的人對霧社事件的興趣有提高嗎?很多人直接問您們當時的情況嗎?」他們的回答很簡單:「沒有。」如果連很容易就能就近訪問他們的部落年輕人都沒有訪問他們,那麼還有誰會去訪問他們呢?當然,這些話可能是客氣的話,不必然表示實際情況,但是,問題是,如果現在不重視它,那甚麼時候才重視呢?

5 在樹林間探訪巴蘭社舊址遺跡。(周婉窈拍攝).JPG

在樹林間探訪巴蘭社舊址遺跡。(周婉窈拍攝)

到這裡我想,我們年輕人不容易「共感」這個事件是最大的原因。「共感」是一個不容易解釋的詞彙,據我認為「共感」的意思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來看發生的事情。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我在電影院裡看《賽德克‧巴萊》的時候,電影裡的原住民在運動會砍下了日本人的頭,這個情景播放的時候,坐在我前面的一位阿姨突然鼓掌。這表示她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明顯站在當時原住民的立場。所以我們到底怎麼去共感霧社事件呢?其中一個方法是直接採訪清流部落的長輩,雖然他們沒有直接體驗霧社事件,但是他們透過他們的父母直接聽見了霧社事件的故事,或者能從生活中感受事件之後部落的氣氛。現在雖然有很多學者訪問清流部落、採訪口述歷史、整理霧社事件,但閱讀他們整理後的資料,與親身採訪所得到的印象還是不一樣。我希望採訪清流部落、傳達霧社事件的人能愈來愈多,了解霧社事件並不只是歷史學家的工作,而是全台灣人的責任。

以上是我在埔里、霧社地區和清流部落獲得的經驗和心得。能夠有這些收穫,要感謝老師們舉辦活動的辛苦。在這裡我想特別對潘美信女士、Dakis先生、Takun先生、Tado先生、鄧相揚先生、潘杰先生與舉辦活動的周婉窈老師表達謝意。如果沒有這些人,這趟霧社事件訪問之旅不會如此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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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與林蘭芳老師(後排左三)、郭明正老師(前排右四)、潘杰先生(前排左三)於餘生紀念館前合影。(周婉窈拍攝,2012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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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焜燦,《臺湾人と日本精神:日本人よ胸を張りなさい》,東京:日本教文社,2000。

[2]高橋哲哉,《歴史修正主義》,東京:岩波書店,2001 。

[3] 例如,我們參加了仁愛鄉公所的「電影觀光旅遊」行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12年也舉行了適合學童參加的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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