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學生會「二二八事件六十五周年紀念之夜」受邀講話稿

臺大學生會「二二八事件六十五周年紀念之夜」受邀講話稿

周婉窈

            

                  臺大學生會為紀念之夜製作的海報。

陳〔登武〕老師、各位同學、學生會的工作人員，以及來賓：

        大家晚安。

        今天是個令人心情沉重的紀念日，天氣不好，早上起床聽到窗檯的雨聲，感覺更加沉重。

        二月二十六那天，我搭高鐵到高雄市立美術館看陳澄波紀念展，這個紀念展今天結束。據館方說，有六成作品未曾公開展出，規模空前，而且陳澄波先生的公子陳重光老師也說，很多作品家屬也都沒見過，他要我ㄧ定去看。我深幸在撤展前能夠看到。看了畫展，又來參加這個紀念會，我的感觸特別深。在這裡，我就以這個畫展開始，講點我的看法。

        陳澄波是臺灣非常重要的畫家，他在二二八事件被處決時，才滿五十二歲，比我現在還年輕。他的創作力非常澎湃，如果沒遇難，我想他很可能和許多世界上有名的畫家一樣，活得很久，一定能夠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但他被活生生剝奪了生命，而我們也活生生被剝奪了陳澄波所可能給予我們的東西。

        二二八到底死多少人，好像成為現在的焦點。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當然認為數據很重要，我也很期待有一天，我們能弄清楚在二二八之後至軍隊清鄉結束之前有多少人死亡和失蹤。不過，數目是這個事件的面相之一，二二八對臺灣社會產生的深層影響，可能還是我們要格外注意的。所謂深層影響，指的是沉澱到集體心靈的元素，它對集體的社會行為起了持久和擴散的作用。舉例來說，陳澄波和其他幾位嘉義市參議會議員在三月二十五日，被五花大綁遊街後，在嘉義火車站前被處決，還被曝尸示眾。這樣的事情，它的影響僅止於那一天嗎？僅止於嘉義市嗎？當然不是，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且持久的。在這裡，我們還要將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納入考慮。白色恐怖持續很久，二二八的屠殺已經夠可怕了，其後將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和二二八加起來，那種加成作用是無法估量的。另外，我們也要注意到，原本有的，消失後，被用來取代的是什麼東西，那樣，加成作用就不知道要用怎樣的倍數來計算了。

        這樣講可能有點抽象。那麼，我們還是回到陳澄波作為畫家這一點來給點具體的說明。這次高雄展出的畫，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到陳澄波作為臺灣近代畫家所達到的藝術成就。他罹難後，他的一切，以及日本時代臺灣藝術遺產，被迫完全從我們的社會消失。我是嘉義人，生在二二八事件後第九年，接受完整的國民黨黨國教育。在我成長過程中，我從沒聽過陳澄波這三個字，更不要說看到他的畫作的複製品了。我小時後，據說有繪畫才能，老師要我臨摹張大千的仕女畫，被稱讚畫得很像。有一次我代表大林鎮大林國民學校參加全嘉義縣的兒童繪畫比賽，我們在嘉義公園寫生。我還有我的美術老師──她來自中國山東，當然不知道嘉義公園是陳澄波很喜歡畫的題材，已經畫了好多幅生命力盎然的油畫。所以，我從零塗抹起。我可能是到了大學後期，或研究所才知道我們嘉義曾經出了一位大畫家，臺灣第一位以油畫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的畫家。我們好的東西不見了，黨國統治者用什麼來取代呢？那不只是品質的問題，還包括我們開始揚棄、鄙夷故鄉。今天臺灣社會所謂菁英文化和鄉土文化之間的嚴重落差，我認為和我們所接受的教育是有很大的關聯的。前輩畫家顏水龍走入公眾，美化臺灣的思想和實踐，顯然不在我們這一世代的視野中。

        二二八事件，臺灣人犧牲這麼慘，應該給我們一些教訓。我們常會說，歷史的錯誤不能重複。那麼，二二八事件到底給了我們怎樣的啟示？我們應當怎麼做，才能讓罹難的前輩死得有意義？這次畫展讓我思考一件事情，還不成熟，我在這裡提出來，主要是想就教於大家。到目前為止，文獻資料和口述訪談都在在證明臺灣人在光復之初，非常興奮，幾乎所有人都熱烈歡迎陳儀和國軍來臺。但是，結果是這樣；很多人的犧牲真的只能說非常地無辜。無辜是事實，但這件事是否應該提醒我們：一個社會不能太天真？不能在不了解外來統治者的真實情況之前就熱烈歡迎？

        這次展出的畫當中，有一幅是陳澄波在一九四六年畫的《慶祝日》，描繪臺灣光復後，臺灣人民的歡慶氣氛。高樓上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頂樓欄杆旁站著揮舞國旗的孩童，街上的小販也在賣國旗。現在這裡是嘉義市政府警察局所在地。看來真的很反諷。陳澄波和其他幾位參議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到嘉義水上機場想調解軍隊和人民的對峙，不也是過度天真？在這裡，容許我有點跳tone，試問：如果我們今天對會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關到監牢中的中國政權存有幻想，那歷史又教導了我們什麼？

       

 

陳澄波，《慶祝日》（1946）。輯自展覽圖錄《切切故鄉情：陳澄波紀念展》（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2011），頁66。

 

        今天的一個主題是「轉型正義的真意」。我和學生會的陳亮甫同學說，我很希望聽聽同學對這個課題的看法，所以我就不應該講太多。在這裡，容我簡單講一下，何謂轉型正義？轉型正義有哪幾項工作要做。首先，為什麼一個社會需要轉型正義？關鍵在於「轉型」二字，也就從某種體制轉型到某種體制。過去二、三十年，全世界見證了許多國家由極權統治、專制統治，軍人統治，或是像臺灣這種黨國威權統治，轉變為以民主、自由、人權為核心價值的公民社會。無論什麼型態的專制統治，都是非民主、反自由、侵犯人權的。這種轉變，在價值觀上，以及實際運作所根據的原則，前後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天差地別。轉型前的統治者、統治集團及其擁護者，為了維護政權及（或）其意識形態，利用國家機器，對人民行使國家暴力，這些行為和運作原則，在轉型後的新社會必須受到嚴格的檢視，不當行使國家暴力者必須受到譴責或懲處，代表國家的主政者必須承認對受害者的迫害是錯誤的，必須予以道歉和賠償。換句話說，轉型前國家機器所製造的錯誤，在轉型後的社會中受到糾正，正義獲得伸張，也就是right the wrongs。

        一般認為要落實轉型正義必須完成下列四項工程：1、究明真相。2、釐清責任歸屬（追究責任）。3、道歉、補償、興築紀念碑等。4、確立防止再度發生的機制。我認為，我們做得很不夠，頂多只做了第三項，而孤立地只做第三項，是沒有效果，也沒有多大意義的。不過，我最想聽的，還是同學的看法，所以我在這裡打住，不多加談論了。

        在這裡，我覺得應該特別提醒社會大眾的是，共犯結構和國家機器中立化的問題。近代國家的統治滲透到社會的神經末梢，組織龐大，力量強大，因此如果國家機器不中立，影響就會很深遠、很徹底。我們臺灣在一九九○年代，掙脫黨國的威權統治，完成基本的民主化與自由化，人權也獲得起碼的保障。一般認為這是不流血的成功過渡。換句話說，是非流血革命的轉型。臺灣在一九九○年代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和我們的民主化過程有很大的關係。非流血革命而能獲致革命性的變革，那當然是非常值得慶幸和引以為傲的。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更要注重轉型正義的落實。因為，在轉型後的臺灣，掌握國家機器的仍然是同一批人，社會轉型了，他們的思惟轉型了嗎？過去效忠黨國，為黨國的目的而操控國家機器，甚至不惜行使國家暴力的那批人，真的有改變腦筋嗎？國家機器真的中立化了嗎？這是非革命性的轉型更應該積極落實轉型正義的原因所在。否則，不要說威權統治集團可能的反撲，光只是威權統治下國家機器運作的inertia──慣性或惰性，就足夠讓我們的社會表面轉型，實則危機重重，隨時可能倒退。

        最後，我想談的是共犯結構的問題。一個獨裁專制體制能夠長久存在，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之外，是靠很多人默默地給予協助；用成語來說，就是助紂為虐。我們一定要避免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分子，也要在歷史的探索中辨識出非主犯的共犯人群的身影，這樣才能真正避免重蹈覆轍。舉個具體例子來說，最近臺大哲學系教授、著名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先生的全集，由臺大出版社出版。校方和媒體給予很多的關注。但是，我們曾經認真想了解殷海光先生無法在臺大開課的「真相」嗎？──先是有課名，無法上課，後來連開課都不行了。這些都應該透過某種程序才成其可能，那麼，在這過程中，臺大哪個層級有過哪個負責人設法阻擋過這件不義的事情嗎？還是大家都默許／默助它發生？這些事情若不得釐清，我們將來如何避免這類的共犯結構再度發揮效力？

        總之，轉型正義的落實關係到臺灣社會的前途，我們若不關心，也就是等於將我們的前途交給過去長年行使國家暴力的國家機器操作者，繼續以他們的慣性或不曾懷疑過的政治教條，帶領我們的社會往前走。豈不危哉？豈不危哉！

                                                                                　　（完稿於2012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