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章:王孟亮教授兩篇紀念父親王世慶先生的文章

轉載文章:王孟亮教授兩篇紀念父親王世慶先生的文章

1、王孟亮,〈家父、歷史與我〉,原刊於《臺灣文獻》第62卷第1期(20113),頁33-38。網頁連結:http://www.th.gov.tw/files/0621_6.pdf

2、王孟亮,〈感謝與一些感想〉,原刊於《臺灣風物》第61卷第2期(20116),頁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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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王世慶先生,攝於樹林自宅。

家父、歷史與我

王孟亮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系教授)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Søren Kierkegaard(齊克果)*

*我是在一本獸醫內科學的教科書(Stephen J. Ettinger and Edward C. Feldman , Textbook of Veterinary Internal Medicine. 5th edition, 2000, W.B. Saunders Co.的序言看到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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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慶先生和兒子孟亮教授攝於樹林自宅工作桌前。

非常抱歉,可能好像臺語所說的「近廟欺神」,我對家父的職業及工作內容非常不了解。2011 215,我和黃秀政教授通電話,在電話裡,黃教授說他向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臺灣文獻》的編輯委員們建議我寫一篇有關家父的文章。我 向黃教授表示,我真的不了解家父的工作,但黃教授說我可以用家人子女的觀點寫一些,我就勉強接下這個工作,零零碎碎寫了這篇短文。

家父生於昭和三年(1928年),長大後從日本時代變成中華民國的時代,他也就不得不趕緊學中文。我對他學中文的詳細過程並不知道,竟然沒多久家父就能用中文寫作。但我知道很多和家父年紀相近的人,中文學不好,這造成他們後來在社會上的發展受到限制。我總感覺家父有臺灣漢人文化(例如:他虔誠祭拜神明祖先,也瞭解祭拜的禮儀細節)與日本教育(例如:從庭院到棉被枕頭的整理,他的家居生活習慣比較接近日本的清潔整齊)的影子,但並沒有受到中國文化教育(例如:他沒有念過所謂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影響。

家父走上臺灣歷史研究這條路,是有點偶然。他向我說,年輕時當小學老師,社會不安定,有時好幾個月也領不到薪水。是樹林的賴翔雲先生介紹,黃純青先生的厚愛,引他進入臺灣省通志館。

有關家父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文獻會)的同事相處,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訪問紀錄(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 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2003)中,大多已談到。但有件事我認為值得在此向大家補充,就是家父的那位東北同事賀嗣章先生。家父說賀先生在滿洲國時和岸信介很熟,日本戰敗後,岸信介來臺灣訪問好幾次,幾乎每次來臺灣,岸信介都會和賀先生見面(當時文獻會在臺北市)。岸信介來臺灣,和他見面的大多是有受日本教育的黨國大老(例如:張群、何應欽等)。以當時的環境和這種人脈關係,我想如果賀嗣章先生想透過岸信介幫忙,離開文獻會這個地方,去獲取更佳的職位,應該是沒問題的。但賀先生每次就是和岸信介見見面而已。

此外,文獻會的同事毛一波先生對家父也很信任。毛先生退休後前往美國和兒子同住,但有關退休之後一些金錢的事(與保險金、年節禮金之類相關的錢),他都託家父辦理,印章和有關文件就放在我樹林鎮的家。

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教授等人為家父做訪問紀錄,除了為家父歡喜之外,我更覺得透過對家父的訪談,讓和家父同時代的研究者(有很多人比家父年長,又大多已經逝世,例如:王詩琅、廖漢臣、毛一波等人),能有再次曝光的機會。這些人,因為時代環境的關係,沒有留下比較詳細的訪談紀錄,實在真可惜。此外,據我所知,文獻會的同事,年紀比家父大的,只有住在臺北木柵的陳石先生仍健在,大約半年前,他來臺北家中看我父親。陳石先生的身體仍然健康。

很久以前,家父就曾經跟我提過,他說有一位來文獻會訪問的日本學者,向他說臺灣人寫的研究日本時代的文章,幾乎都是做抗日方面的研究。我想這位日本學者後來應該知道當時的政治環境,做臺灣人抗日的研究才安全,如果以其他角度來看日本時代,可能會失去工作,甚至被抓去關(家父也看到一些和他一樣受過日本教育的人,並沒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困難處境,卻去做思想言論檢查的幫兇)。事實上,這也是家父走入臺灣史研究時,選擇研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的重要原因。

家父對於相當有才學的林衡立先生,不能發揮所學,一直感到相當遺憾。但林先生是家父一輩子多年的前輩,也是很好的朋友,幾年前,林衡立先生過世,我陪家父去參加他的告別式。林先生的告別式那天,大多是他的親戚來參加,我想臺灣的研究機構或大學的人,大多不知道他的死亡消息。相對於林衡立先生,他的兄長林衡道的名聲較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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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慶先生與林衡立先生(右)合影,2003年春天於關渡附近楓丹白露社區林宅。

 

家父的日本同行友人也不少,但我稍微知道的只有中村孝志、森田明等人。這些日本學者我都沒看過,森田明教授是去年來臺灣參加黃富三教授的退休學術研討會(20109月),我陪家父一起去南港中央研究院,才有一面之緣。在準備這篇文章時(221),我得知森田明教授要來臺北參加家父的告別式公祭。森田明教授遠從日本來,他年齡已經相當大,令人感動。

比家父年輕的臺灣文學研究者河原功先生,我見過三次(第一次在東京,第二次他來臺北市新生南路我的家,第三次他和妻子來臺北市仁愛醫院的靈堂向家父上香)。我之所以會在東京和河原功先生見面,是因為20077月,我和麗莉帶四個兒女去日本觀光,我向家父說我想去東京的成蹊學園看看(只因為這個學校是以《史記》中的〈李將軍列傳〉的諺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命名的,而我對當年在臺灣大學大一教的李將軍列傳印象深刻),家父向我說,這個學校他認識一位名叫河原功(成蹊高等學校)的教師。我事先沒有約定,就直接向成蹊學園的人說我想見一下河原功先生,很巧他剛好就走到學校大廳附近,我就自我介紹說我是臺灣王世慶的兒子(當時,是由中興大學獸醫系博士班畢業的渡邊裕子當翻譯),簡單交談幾句話並照相就離開成蹊學園了。

有些認識我的人,認為我略有文史的癖好,可能是受到家父的影響。其實,家父很少和我談有關他的研究內容,而我也不會主動去問他。在他眾多的論文當中,我只有大約在四、五年前和他談到他那篇〈日據初期臺灣之降筆會與戒烟運動〉(《臺灣文獻》,第37卷第4期,1986年)。我之所以看一下這篇文章是因為我和他聊起臺北市永康街及潮州街交口處的「昭和町市場」,有一位張大成先生,收藏很多有關臺灣吸鴉片的史料及吸鴉片的器具,於是家父向我說他寫過這麼一篇有關戒鴉片的文章。我也是從這篇文章才知道日本剛統治臺灣時,鴉片癮者的人數大約有十七萬多,佔當時全臺灣總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五四,而到了昭和十六年,臺灣人仍有八千五百多人持有吸鴉片的執照。

我高中選擇甲組(理工科系),後來畢業於臺大化學系,但好像大約四十歲左右,我漸漸對科學的歷史產生興趣(就是發自內心的原因,沒有外來的因素),也在一些國際期刊(EMBO ReportsNature等)發表一些有關科學史的小意見(真的很短小,最多一頁)。我覺得,如果當年我不念甲組,我應該會選擇歷史系作為我考聯考的第一志願。

最近四、五年左右,從閱讀一些老舊的文章中,我對章學誠和劉知幾兩位史學評論家,產生興趣。只要舊書店有看到跟這兩位有關的書,我幾乎都會買,幾年下來,章學誠的著作或有關他的書,也大約買了7本),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我也只是簡單瀏覽,佩服其中的一些看法及優美的文句。在劉知幾與章學誠所處的環境,科舉功名利祿才是所謂讀書人重視的,他們「無同好」,他們所投入的是「寂寞之途」的史傳工作。當然,1945年之後,在臺灣念歷史系的人都知道這兩位史學評論家,但我知道,家父一輩子都沒聽過章學誠、劉知幾的名字。對我而言,我從中學念到大一的中文及歷史,幾乎沒有人向我提起這兩位的偉大貢獻(或許在課文中一筆帶過,但他們兩位絕對不是考試的重點)。

我個人對歷史一點點的癖好,只是增加一些生活樂趣。如果一個人的癖好能非常深入,像晉朝的杜預,那應該是最福氣的事情了。杜預向皇帝說,他有「左傳癖」。杜預有他在俗世的功績名聲,但是他業餘的左傳癖,讓他名留千古(「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晉書》〈列傳第四〉)。

雖然家父已離開這個世界,但我想他的研究工作的價值及功用有待時間的考驗。常言文章是「得失寸心知」,他知道自己寫的東西有些比較有價值,有些可能只是平平。家父從事論文寫作總是很仔細,力求內容的正確。宋朝的歐陽修說他自己的文章,「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大概所有寫文章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最後,多謝《臺灣文獻》的編輯委員等人給我這個機會,藉這篇短文,我感謝家父的國內外長輩、同事、朋友及臺灣史學界後起之秀,對家父的愛護、幫助與肯定。(2011222

后記:

公祭那天(2011227),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的松田吉郎教授是由張炎憲教授代念祭文,人沒有來臺灣。38松田教授來臺灣,來臺北家中向家父上香。(201139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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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96王世慶先生和同仁遊竹圍海水浴場留影,前方為兒子孟亮。

 

感謝與一些感想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系教授)

首先,我真多謝臺灣風物雜誌總編輯張炎憲教授和臺灣大學周婉窈教授為家父籌備今天(3 6日)的座談會,還有主辦的機關單位(臺灣風物雜誌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和臺灣歷史學會)的支持。我也感謝今天的與談人及參加的來賓,我相信家父一定歡喜今天這麼多長輩、同事、朋友及臺灣史學界研究專家聚在一起。

家父自從去年十月在家跌倒傷到腦部之後,雖然醫生的治療及手術讓他維持基本的神智及應對,然而,我覺得(也可能是我的錯覺,但因為家父的語言功能已經變得不好,很難講出比較長的句子),他幾乎失去所有的記憶。家父變成「活在當下」而已,事實上應該說是「只有當下」,也就是說他遺忘過去的歷史。可能大家都聽過,勸說人要「活在當下」的話,我認為這句話的前提是:一個人要先了解並記得過去的歷史,「活在當下」才有意義。如果一個人頭腦沒有受傷,但不了解過去,只剩眼前的吃喝玩樂,那應該是「只有當下」,這樣的生活不在乎過去,也沒有未來,那就好像得了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 s disease)。家父幾乎一輩子從事歷史研究工作,我看到他因腦部受傷而忘記過去的一切,心裡很難過。

我繼承家父的財產和好多書籍,但對於家父的研究方面,我想年輕一輩的臺灣史研究者,才是他研究的繼承者(intellectual heir)。德文稱指導教授為「博士父親」(Doktorvater),這個德文單字可以說就是「師父」的意思,在研究的領域,一代接一代的師生相傳是很重要的。艾略特(T. S. Eliot)在〈傳統和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寫道:「傳統並不是一個可以繼承的遺產,假如你想獲得,非下一番苦功不可。最重要的是傳統含有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包含一種感知,即過去不僅具有過去性,同時也具有現在性。……」(Tradition is a matter of much wider significance. It cannot be inherited, and if you want it you must obtain it by great labour. It involv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historical sense,… and the historical sense involves a perception, not only of the pastness of the past, but of its presence;….)近二十多年來,臺灣史的研究增加眾多的後起之秀,臺灣史的研究香火必須依靠這些後起之秀的勞心、勞力才能傳下去。

雖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訪問紀錄(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 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2003)中,已談到家父的朋友武雅士教授(Arthur Wolf, Stanford University)。在此,我補充一段家父最後一次和武教授見面的事(雖然我小時候見過他,但完全沒有任何印象,這是我第一次和武教授坐下來吃飯並聊天)。2005 12月,武雅士教授來臺北中央研究院進行短期研究,我陪家父去中央研究院和武雅士教授見面,也請武教授一起吃中飯。在邊吃邊談時,武教授說他目前進行有關日本時代臺灣婦女的婚姻與職業的研究。他表示相對於韓國,臺灣比較好做,因為臺灣的日本時代的戶籍資料比韓國完整。武教授說,這是因為當時韓國人對於日本官方的各種調查登記,比較不合作,而臺灣人比較順服,所以各種資料的收集比較齊全。我聽了之後,內心難過。臺灣人連不合作的抵抗方式都做得很差,這表示臺灣人容易服從外來統治者(不過,我有兩個大的問題:1. 如果當年臺灣人反抗日本人的接收,獲得成功,成功之後是準備再接受專制腐敗的大清帝國統治嗎?眾多抗日的臺灣人,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無正確的最終目標,英勇與日本人作戰而死或受刑者,不就白白犧牲了。如果用孫文等漢人的「驅逐韃虜」觀點來看,臺灣人的「奴性」重,對於滿州皇帝很順服。2. 大清帝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給日本,而臺灣人反抗日本人接收,這種行為是違反大清帝國皇帝的命令,這顯示臺灣人對法律條約的「服從性」很差)。家父曾經有一次類似不合作的決定,大約十幾年前左右,家父說中國有一個機構要編一本人名錄,希望家父能提供個人的學經歷等資料寄給他們。家父認為這是他們要將臺灣的研究人員列入中國國內的人員名單,所以家父沒有提供個人資料給他們。換做別人,說不定以為這是提高知名度的機會,而提供個人資料給中國的機構。如果再看到今天在臺灣的人,許多人要錢不要尊嚴,甚至不要命(當然更不在乎自己或別人的基本人權及言論自由是否受到傷害)的生活態度,實在不知道要怎麼說。

        以家父的成長背景與所從事的臺灣史工作,或許有人會以為他比較沒有和所謂的外省同事朋友來往。但據我了解,家父和外省朋友的相處還算不錯,而且不是基於彼此的利害或利用關係,例如:文獻會時代的同事毛一波、賀嗣章先生等人,還有不是文獻會的方豪教授及周開慶先生(國民大會代表、四川文獻雜誌發行人)。周先生還常送他自己的著作給家父。我想如果當政者不要實施錯誤的政策(沒有價值的法幣在臺灣變成很有價值的鈔票、新舊臺幣的改變、禁止臺灣的語言、高普考以省籍設限等),臺灣的新舊住民的關係一定比較自然,而且更和氣。曾經擔任國貿局長的汪彝定在其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對於當時錯誤的政策有相當痛心的描述。

最後,我想向大家講家父最近三、四年的生活狀況。由於年老力衰,眼睛動過白內障手術,家父閱讀能力大減。有些史學界的消息他沒看到,我會告訴他。例如,我告訴他有關《臺灣時報》報導洪敏麟教授的訪問紀錄新書發表的消息。此外,很有緣份,比家父年長的黃天橫先生就住在我臺北的家附近(青田街的巷子,走路大約三分鐘),所以家父晚年比較常見面談話的同輩人是黃天橫先生。我也去過黃先生家,欣賞他的收藏文物。(2011-3-9

附筆:在修改此篇短文時,很意外,3 8日早上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的松田吉郎教授來臺北家,向家父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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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8松田吉郎教授(右)至新生南路王宅上香後與王孟亮教授(左)合影。

 

照片提供:王孟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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