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的校名由來與軼聞

「臺灣大學」的校名由來與軼聞

吳俊瑩

「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治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1]這已經是不少人的基本常識,在臺大網頁中的「校史」也說:[2]

本校的前身為日據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1928年,也就是中華民國17年,日本的昭和3年。民國34年,我政府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於1115接收完成接收工作,改制後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由 羅宗洛博士擔任首任校長。

從一般人最容易入手的網頁資料,乍看之下,臺北帝國大學由國民政府接收後,在當時臺灣就只有一所大學的情況下,改稱「國立臺灣大學」,似乎顯得理所當然。2005年出版的《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對戰後校名的改變,與前述網頁資料相比,雖然同為臺大校方的述,則有些許弦外之音:[3]

接收之初,原擬更名為「國立臺北大學」,後經 十一月二十日 行政院第七二一次會議決議,並由教育部於 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文本校,正式易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關於校名演變,曾士榮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曾附帶提及:戰後一直到19461月初,才正式改臺北大學為臺灣大學。[4]歐素瑛將博士論文修改成書,於2006年出版《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在該書中,根據檔案道出更多細節。她提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在正式校名確定之前,曾暫稱為「國立臺北大學」,這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依陳儀的手令指示,於111以署人字第45號公函,聘羅宗洛等七名為「本省臺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5]使得校名一度暫稱「臺北大學」,後經前述行政院院會決議,方正式定名為「國立臺灣大學」。故歐素瑛認為「國立臺北大學」僅係接收後至行政院核定前的過渡校名。[6]

從以上敘述來看,校名與「行政院會議」的決議關係甚大。國史館館藏《行政院檔案》中,正有這麼一卷關乎校名至為重要的關鍵檔案。[7]19451110日教育部以高字第57333號公函,函送行政院秘書處提請行政院會議討論「請將台北帝國大學改為國立台北大學案」。由於過去相關研究,似未見曾徵引此提案之全文,茲抄錄如下:[8]

查台灣區之高等教育機構,本部業經派員前往接收。茲據報稱:原台北帝國大學規模宏大,校舍設備尚足敷用,擬請改為國立台北大學,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由此看來,教育部原先提報行政院會議的校名是國立「臺北大學」,如照教育部原案通過,今日校名簡稱可不見得是人人朗朗上口的「臺大」了。19451120日召開的行政院第721次會議,討論了這件案子,會中對臺北帝大改制為中華民國法上的「國立」大學高等教育機構並無問題,[9]照案通過;但校名卻是峰迴路轉,最後的決議是:該案「通過。名稱應改為國立台灣大學」(底線係筆者所加)。行政院秘書處於19451124將會議決議函知教育部,[10]翌日教育部行文通知校方。

臺北帝國大學正門。出處:何培齊主編,《日治時期的臺北》(臺北:國家圖書館,2007),頁192

至於,教育部為何最初會以「國立臺北大學」為校名?筆者推斷或許是源自接收現場時的稱呼用語。戰後國民政府即指派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共同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羅宗洛即是教育部的特派員,負責接收臺北帝大。[11]由於南京的教育部對於這所「規模宏大」[12]的校務接收狀況,應僅能根據臺灣現場的回報,[13]因此在報院的公文中才會提到「茲據報稱……」。於是在教育部提到行政院會議的原案中,校名應是配合接收現場的用語,拿掉「帝國」二字,以所在地為名,逕稱「臺北大學」了。奉命前來接收的羅校長自己也說:[14]

臺北大學將來必須負此崇高之任務,不可以臺灣之大學自居,局〔侷〕促於小範圍內……臺北大學雖以臺北得名,然非臺灣之大學,乃中國之國立大學,吾人必須努力,使成為世界之大學……

然而,為什麼在行政院院會討論中,將教育部的原案校名給改了?目前尚無線索可尋。

一個少為人知的事情是,接收同年臺北帝大除了有改稱「臺北大學」或「臺灣大學」之議外,竟還曾出現過「倉海大學」這個選項![15]不過,這僅止於當時「國防最高委員會」內的提案階段而已,並未付諸施行。在進行檔案介紹前,有必要先交代當時的政府體制,以明該提案產生的制度背景。一直到1948520日在訓政體制下的國民政府結束、[16]「以黨治國」的原則在國家法律形式上告終以前,國民政府的權力乃淵源於國民黨,政綱與政策也是由該黨決定。自1939年起時,具有「黨」機關屬性、同時也是國家法上可統一指揮黨政軍的最高決策機正是「國防最高委員會」,[17]該委員會的決議,國民政府應遵行辦理。19451217鄒魯等七位委員向該會的最高決策機關——「常務會議」,提出了一項與國防大計無甚關係、卻關乎臺北帝大更名的議案,即「擬請改台北帝國大學為倉海大學案」,全案迻錄如下(粗體為筆者所加)[18]

擬請改台北帝國大學為倉海大學案

查甲午之役,臺灣割讓,丘逢甲先生首率台民倡議獨立,建民主國以抗倭,推唐景崧、劉永福分居台南北,自組義軍守台中,苦戰數月事敗歸粵詩文署名倉海君,隱寓五世復仇之意。先生,字仙根,生於台灣苗栗縣,自是之後,一意倡辦新學,培植青年,由汕頭同文學堂而韓江、汀江百數 十兩 等小學、廣府中學、兩廣方言學堂、兩廣優級師範,均由其倡辦或主管。故兩廣革命人士多出其門,而所主持之學校尤極力羅致革命黨人為職教員。庚戍、辛亥之際,黃岡之役、新軍之役、三二九之役均極力以其地位調護革命人士。故嶺東同盟會人士暗推為主盟。及廣州光復,被推為廣東教育司司長,旋被推為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粵代表,曾促粵商捐巨資助革命,  總理就職南京並調護粵北伐軍北上。參議院成立,復由粵省選為參議員。其詩詞蘊蓄民族精神,對於台灣之恢復,由不勝纏綿激盪,生前已流行全國,抗戰以後,其革命精神更為世所景仰。今日本已無條件投降,故土已復,先生之素志已遂,擬請接收之台北帝國大學改名為倉海大學,以資紀念,不僅予台人以景仰懷思,而其革命精神因此貫注於無量數之莘莘學子,由是而發皇光大,蔚為建國人才,是一舉而數善兼至矣。是否有當,提請

公決

對本案,常務會議最後決議「在台灣設立丘倉海先生紀念碑,交行政院辦理[19]

陳哲三很早就利用今典藏於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內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紀錄,披露此一史料,但關於不改校名卻改設紀念碑的轉折,因當時行文重點並不在此,並未詳敘,僅云:由於此項提案未獲照案通過,故經醞釀而有民五十年之逢甲工商學院之創辦。」[20]然筆者認為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中,可能已有常務委員知悉在1120召開的行政院會議中,甫將校名定為國立臺灣大學,因此鄒魯等人的提案才會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內就此打住,改以立碑為替代方案。

值得進一步思索的是,為何這些國民黨的大老會選上丘逢甲,欲以丘晚年離臺返粵後自稱「倉海」的號名,做為接收後的臺北帝大的校名?先就地緣關係而論,七位提案人分別是鄒魯、葉楚傖、張繼、陳濟棠、李文範、馮玉祥、居正,其中鄒、陳、李三人出生廣東,而領銜提案的鄒魯,更是力推本案的人。

鄒魯(1885-1954)小丘逢甲(1864-1912)二十一歲,兩人為師生關係。1906年夏天,時任兩廣總督的岑春煊聘丘逢甲為兩廣學務公所參議,[21]於廣東從事新式學堂興辦工作;此時二十一歲的鄒魯離開家鄉大埔,欲投考師範學堂,卻因學校少,無校可入,便拿出從家鄉所帶來的錢,與友人創潮嘉師範學校於廣州。適逢丘逢甲也在廣州,據鄒魯自述:其「仰慕他的為人,因即投刺求見」,並記下兩人結為師生之經過:[22]

他(案:指丘逢甲)低頭喃喃自語自說道:「貧寒子弟,那會有這樣汪洋浩大的氣度呢?」接著抬起頭來對我說道:「好,你從此就算是我的學生吧。」坐談半小時,覓得了一位老師,而以後於做事多所提攜,革命多所庇護,人生得人識拔,真是一樁不容易的事。

1909年廣東諮議局成立後,丘逢甲出任副議長,即招鄒魯任書記,延攬出任兩廣方言學堂教席,甚至掩護鄒魯參與革命活動。[23]前引提案理由中所稱的「革命人士」與丘的往來,似乎隱喻著兩人的互動關係,與鄒魯自身經驗不謀而合,在在顯示鄒魯難以忘懷丘逢甲對他的「識拔」之情。對有過「辦學」經驗、擔任過廣東中山大學校長的鄒魯來說,若能將業師出生地、也是唯一的最高學府,在「光復故土」後,改以恩師晚年之自號以為紀念,對他而言,恐怕是再好也不過了。

除開私人的師生「革命」情誼,細究改名「倉海大學」的理由,我們可以發現,執筆的鄒魯希望臺人「景仰懷思」的,與其說是丘逢甲於乙未戰役時「苦戰數月」[24]或以詩詞抗日復台的「民族精神」;不如說是他歸粵後,參與民國肇建的「革命」事蹟與精神,於是鄒魯也才會說「其詩詞蘊蓄民族精神,對於台灣之恢復,由不勝纏綿激盪,生前已流行全國,抗戰以後,其革命精神更為世所景仰」。在鄒魯的認知中,臺灣出生的丘逢甲,乙未返粵後參與晚清革命運動經歷,正適合被放大連結「重歸故土」的臺灣,若向後延伸觀察,其實就是國民黨政府到1980年代中期以前,對於如何面對曾為日本領土的臺灣之「過去」所設定的敘事(discourse)框架;本質是一種自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出發,由強調臺灣同胞心繫祖國的民族主義精神、中國國民革命對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貢獻等主線所構成,[25]藉此將臺灣統整編入以國民黨為主、從反清到反日本侵略的近代中國革命系譜中。

從「帝大到臺大」看似理所當然,但倘若我們從一手檔案和報紙資料著眼,戰後的校名選擇可不見得只有臺灣大學這個選項呢,這也是讀檔的樂趣吧!固然「倉海大學」之議就此打住,但我們卻也可藉此一提案,一窺戰後初期部分國民黨籍人士如何「嫁接」歷史人物的角色定位,以為特定目的所用。仔細留意的話,這情況其實離我們不遠,也不時在上演。20100228_2

國立臺灣大學正門,攝於2010228日。陳慧先攝影。


[1]日本政府於1928317勅令31號公布相當於今日所稱組織法的「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並任命幣原坦為首任總長,同年430日舉行新生入學,55開始上課。項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5),頁8

[3]項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頁12。「沿革篇」部分係時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張寶三撰述。

[4]曾士榮,〈從「台北帝大」到「台灣大學」──戰後文化重編之個案研究〉,《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2期(19975月),頁5。全文亦可見: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U_His/academia/no2-ch1.htm(瀏覽日期2011/3/8

[5]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北大學校務委員任免」,《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3002001

[6]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25

[7]歐素瑛於註釋6所引書中,已先曾利用過本件檔案,當時檔號為062/1501。有興趣一覽原件者,前往國史館時,請改以入藏登錄號014000004537A調閱。

[8]國史館藏,「設立國立臺灣大學案」,《行政院檔案》,入藏登錄號014000004537A

[9]依據當時「大學組織法」,大學區分為省立大學、市立大學與私人大學;至於國立大學之設置則需根據該法第二條:「國立大學由教育部審察全國各地情形設立之」。依此,教育部方於1115在接收臺北帝大於完竣後,決定將其定位為國立大學,報行政院會議審議。〈法規.大學組織法〉,《國民政府公報》第227號(1929727),頁1

[10]國史館藏,「設立國立臺灣大學案」,《行政院檔案》,入藏登錄號014000004537A

[11]臺北帝大正式接收後,翌日《臺灣新生報》即刊出:「臺北大學於昨(十五日)由教育部特派員羅宗洛奉命前往接收……下午三時半接收完畢,關於圖書儀器之點收正在進行收,該校即改為國立臺北大學,現各部均照常工作,繼續上課……。」(粗體為筆者所加)〈臺北大學正式接收即招考新生造就本省青年〉,《臺灣新生報》194511162版。

[12]1943年為例,當年臺北帝大的預算為日幣6,800,733圓,此數以個別大學教育預算而言,若折合當時中國法幣,「超過外省任何大學」;至於學校的設備之豐富,「聽說農醫兩部份,亦為省外大學所不及……」株式會社臺灣通信社編,《臺灣年鑑》(臺北:編者,1944),頁509、一知,〈星期專論.臺灣的大學教育〉,《臺灣新生報》194511282版。

[13]如註釋12所引報紙專論一文,行文時見「臺北大學」與「臺灣大學」併用的情況。

[14]羅宗洛,〈國立臺北大學之展望〉,《臺灣新生報》194511213版。

[15]關於此事,陳哲三曾有過記述。陳哲三,〈鄒魯與丘逢甲的師生情誼〉,《傳記文學》第261期(19751月),頁58-59

[16]19471225公布「訓政程序結束法」第一條:「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委員會及其五院外之直轄機關行使原有之法定職權,應於依憲法產生之總統就職之日,即行停止。」

[17]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中研院法學期刊》第5期(20099月),頁150-152

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18]國史館藏,「臺灣設立丘逢甲紀念碑」,《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36160002

[19]常務會議決議後,該會秘書即函知國民政府文官處,國民政府隨即以「訓令」於1225令行政院辦理,院長宋子文批示:「交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辦理具報」,並於1946114函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陳儀隨即指示民政處督同新竹縣政府,就新竹縣苗栗區一地籌建丘倉海先生紀念碑,「完竣後再行攝影呈報」。國史館藏,「臺灣設立丘逢甲紀念碑」,《行政院檔案》,入藏登錄號014000000831A

[20]陳哲三,〈鄒魯與丘逢甲的師生情誼〉,頁59

[21]鄭喜夫,《民國丘倉海先生逢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180

[22]鄒魯,〈回顧錄〉,收於鄒魯,《鄒魯全集(一)》(臺北:三民書局,1976),頁21-22。引文標點略經筆者調整。

[23]陳哲三,〈鄒魯與丘逢甲的師生情誼〉,頁55-56

[24]若從1895529日本近衛師團自臺灣北海岸澳底登陸算起,至1021兵不血刃進入臺灣民主國的最後據點臺南城,前後共費時四月餘。然丘逢甲於64唐景崧倉皇離臺後不久,旋即舉家內渡清國。稱丘「苦戰數月」,顯與時人認知恰成背反,也與史實不符。黃昭堂,《台湾民主国の研究——台湾独立運動史の一断章——》(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三刷),頁73-778798-99

[25]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2008),頁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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