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今日的霧社與清流部落

經過今日的霧社與清流部落

李靜慧

第一次有些感覺,是四、五年前,為了些說來沒什麼的原因,弄周婉窈的《台灣歷圖說》,讀到「兩大反抗事件」時我閱讀文字、觀看圖片,詫異於這些事我從來不知道。後來遇到幾個年紀較小的,提起花岡一郎或賽德克,他們多半知悉,我更加以為世界上就屬我一人無知了,聽說有一齣電視劇叫《風中緋櫻》,外面世界的今是昨非,不是住在斗室裡的我能夠理解。

今年(2010)五月中,去臺大歷史系聽了 周婉窈 老師的演講「戰後臺灣霧社事件詮釋」,入場遇到幾個認識的同學,我實在好奇,和我年齡彷彿、接受相似教育長大的人,大家都是在什麼機緣底下,「偶然」知道了那些課本沒教的事呢?聽了演講,才知道所謂「霧社事件」的種種、或者莫那魯道其人其事,早就不屬於什麼偶然性的知識了,外面的世界,魏德聖導演募資開拍「賽德克‧巴萊」,人人都知道。

進了研究所,修周老師的課,意外有機會參訪清流部落,我感到自己真幸運,將一件事放在心裡,不一定真正有機會知道更多,這次機會可不是天天都有的。前往埔里的車程,學姊借我翻閱《臺灣與海洋亞洲研究通訊》第四期,讀到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的〈臺灣原住民族餘生後裔眼中的霧社事件〉,以事件當事人後裔的身分,敘述一則歷史事件的發生。我們已經習慣在文章中避免使用「我」這個字,可能是因為這樣,當「我」字在「餘生後裔」的文章裡大量出現時,其平鋪直述的力道,竟然前所未有。

Takun先生強調:「當本族的Utux與部落面對日本的天皇與國家機制,各自執行自已Gaya的結果,事件的發生是必然的。」 [1]事件的發生是必然的,身在台灣卻一直是臺灣歷史的外部觀看者,我希望能夠更加懂得這句話的含意。

星期六(1218),公車司機將我們載到目的地,Takun先生、Tado Nawi(高信昭)先生已經等候在清流部落(Alang Gluban)的路碑前。「Alang現在說部落,其實意思上比較像國家,例如看新聞播到土石流、水災時,看見有原住民部落,老人家邊看邊問說:『是哪裡的alang啊?』這時候比較像國家的意思。」這是和Tado先生相遇後,他向我們導覽的第一件事。

一行十四人浩浩蕩蕩,其中四位外國同學人高馬大,很是壯觀。先到Takun先生家裡小坐,Takun先生家門種滿九重葛,一時之間,驚歎連連。走到庭中餐桌小坐,每個人說說自己家鄉來歷、旅行見聞,提到的地名,Takun先生幾乎都說曾經去過,直到有人說了印度,話題才轉向喜馬拉雅山和一些登山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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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圍坐在邱建堂(Takun Walis)先生家的庭院大長桌聊天。(郝凱揚拍攝)

Takun先生說起家人,講到各自的妹妹與其他方言群的通婚,詳情我記不清,大概是說:「TodaTruku的妹妹嫁過來,我們都對她們很好,我們的妹妹嫁給TodaTruku,他們也是對她很好。」Tado先生聽見了,揮一揮手,說:「歷史歸歷史,現在是現在。」[2]

部落中心道路經過Takun家門口,我們往高處走,穿過公共廣場、穿過一戶戶人家、穿過山櫻花,爬上高處向右,舞鶴寫出《餘生》的緣起漸漸浮現在腦海裡,想像在照片裡看過的,矮小而沉默,號稱臺灣最小的紀念碑。然後,我們站在大理石製的新紀念碑前合照,為了不讓身高遮蔽紀念碑,抓了幾次角度才完成。Tado先生說明:「九二一重建時,舊的被挖走了。」有人問:「舊的呢?」他們猜測說:「大概﹝被埋在﹞在停車場裡面吧。」

我們進入紀念館,Tado先生依照看板順序一張張講解,看見薩拉矛事件(1920)後參與事件的霧社族人和日人的合照,Tado先生伸手指向照片中心第一排正坐的賽德克身影:「這是我的祖父。」指向旁邊的人,「這是莫那魯道。」又說:「Takun的曾祖父也在這裡。」

圖二 指尖所指是莫那魯道(當時是中年),右邊年長者是Tado Nawi的祖父。(李靜慧拍攝)

指尖所指是莫那魯道(當時是中年),右邊年長者是Tado Nawi的祖父。(李靜慧拍攝)

Tado先生從霧社事件二十多年前的「深堀事件」、「人止關事件」、「姊妹原事件」說起,娓娓道來霧社一帶族群的歷史:族人在高壓統治下的不滿,以及頭目們年年壓抑年輕族人欲起而反抗日本人的兩難。為了上霧社,臨行前雖然惡補一番,仍然有許多事件第一次在此地才聽聞到。在以前,日警與原住民婦女婚姻問題、勞役問題、敬酒事件,因為報告、考試,早已牢牢烙印於記憶深處,但歷史的縱深,絕非 三兩 行課文可以涵蓋,一場事件的發生,多半有長年的醞釀,一邊聽Tado先生娓娓道來,一邊覺得理所當然。但這「理所當然」於我,竟是新穎的感受。

行經展示架上川中島社祠舊址的照片,Takun先生說:「我出生的時候(按:1952),這個就已經被拆了,沒有實際看過。」餘生者遷居川中島以後,日本當局在該地建立川中島社祠,每年照例舉行莊嚴祭典。戰後,第一任鄉長高永清拆去日本神社,改建餘生紀念碑,僅留左右兩對石燈籠。然而,九二一後的重建工程中,原址的建物皆被挖走,新的紀念碑移置更高階的平台,恰在紀念館旁,環繞以部落意象的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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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架上的川中島社祠舊照片。(周馥儀拍攝)

紀念館二樓,看見清流部落鳥瞰的照片。有同學指著離聚落較遠,下方一處花樹包圍的建築,和Takun先生說:「你的房子比較遠呢。」Takun先生說:「那張照片是我拍的,我一大早就到定位,等到早上十點多,陽光才照到我家,我看差不多了就拍了照。」照片右下方還留有一角落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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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生紀念館前合影。前排左一:邱建堂先生;第二排左一:高信昭先生,左二::黃瑞香(春子)女士,左四:本文作者李靜慧。(周馥儀拍攝)

回程經過Tado先生家,一大群人進去客廳小憩,門口有兩個小孩在玩。在部落看見的小孩很少,返回臺北以後,又想起那幾個小孩。小孩子嬉鬧情景大概在各地都相似,為我們導覽的幾位先生,皆在霧社事件後二十餘年出生,雖是「餘生後裔」,仍然極可能與過去的歷史記憶斷裂,成為現世的一張白紙,卻又因為種種我們不能明白的原因,投身於過往的遺跡,窮盡所有精力,捕捉隻字片語,試圖整理、保存、重建自身的族群記憶。

第二天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也是,站在過去是霧社公學校的地方時,他說:「我們要整理的是我們Tgdaya經歷的霧社事件,其他的部分,Toda的歷史、Truku的、日本人的歷史,我們不管,我們就是做自己的部分,要提出什麼大的解釋,那是歷史學者的事。」

第二天坐小巴士,與Dakis Pawan先生一起從各種角度巡禮霧社地區。Dakis先生潛心鑽研賽德克語,曾任埔里 高工 老師,頗有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親切。他和我們說:「人家說我們SeediqTgdayaTodaTruku三個語群,其實我們雖然會叫他們TodaTruku,但自己不會自稱Tgdaya,那是別人用的『他稱』,我們提到自己的時候,會說我們是『Seediq Bale』。」

Seediq」,Dakis先生發音給我們聽,「多發一個短音e的音,那是我們Tgdaya的特色。」

Dakis先生先帶我們上到廬山,站在廬山國小操場鳥瞰山谷,Dakis先生指著對面的Bekasan溪,指出TodaMahebu部落的位置,「Toda翻山來到這裡,接受Mahebu的幫助建立部落,一年後加入了我們Seediq,如果不是兩邊關係很好,部落絕不可能這麼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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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廬山國小運動場玩耍的賽德克(Truku)孩童。(郝凱揚拍攝)

站在公路邊緣遠眺馬赫坡溪和馬赫坡社舊址。(周婉窈拍攝)

Dakis先生說的話我不能完全記得,印象中,在公學校事發後漫長的兩個月裡,Mona Rudo長子Tado Mona沿Mahebu溪撤退,最後與家人喝酒歌唱,訣別後自縊。然而一上遊覽車,到了一處叫Truwan(塔洛灣)的地方,便再也認不清方向。周老師說:「下次來還是要用雙腳慢慢走,才能真正記起來。」

Truwan相傳是所有部落的起源地,在地圖上標誌有兩處以此名標誌,引起爭議不休。Dakis先生指著泥沙淤積的Truwan溪,念出一連串族語:「那邊是……,意思是『對面』,那邊是……,意思是『停』……」

又來到一處叫Drodux(羅多夫)的地方,可以看到擁有全臺最高海拔7-11的清境農場。同學們一直試著發音「Drodux」,但總有些不對。Dakis先生指著清境農場下的平台,和我們說那邊原本的名字,事件發生後,遺族被遷居到附近的羅多夫和西寶收容所,直到隔年又發生了第二次霧社事件。

最後一站是今日與過去的霧社。今日霧社是知名觀光景點,莫那魯道紀念公園,醒目的碧血英風牌坊矗立,遊客絡繹;再往高海拔去,可以到達清境農場、廬山溫泉、奧萬大森林遊樂區。我們下車走到公路旁,來往車輛速度飛快,花了好一陣子才橫跨過馬路,走到一處辦公機構的大門前,看見臺灣電力公司的標誌,Dakis先生笑著說:「今天是公家機構的地方,以前都是我們的地。」東奔西走以至有些神志渙散的我忽然回神,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舉辦聯合運動會的霧社公學校歷史現場,正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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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事件現場,昔為霧社公學校運動場,今為台電萬大發電廠第二辦公室。(周馥儀拍攝)

一名工友正在澆灌草木,我們站在臺電機構的空地中央,Dakis先生向側邊一指,說那邊是東方,東方是零星低矮的建築,引不起什麼深刻的印象,但當時日出正東,二百多餘蒞臨霧社公學校的來賓,面對旗杆挺直身體立正,凝視冉冉上升的太陽旗,Dakis先生形容:「就像不會動的標靶。」

Dakis先生繼續陳述八十年前的事發當天,起事族人如何切斷聯外電線,如何裡應外合,如何同一時間襲擊各駐在所並奪取槍械,「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打過戰,可能是看過日本人有計劃的行動以後,也學會這樣做了。每年的這一天是日本人最多的日子,十幾年來都這樣,選在這一天起事,絕對不是偶然的。」Dakis先生說。

在事件的陳述裡,Dakis先生間或談到原住民獵首的習俗,解釋當日的行動與Gaya哪些相應、哪些矛盾。其實,在想像未來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時,我常常覺得,自縊或者殺戮,任何號稱「史詩」的作品裡都不乏性命的流逝與犧牲,其中的精神不難領會,甚至引人熱血滿腔。但獵首屬性特殊,是東南亞原住民特有的文化,注定消失於今日的世界,任何的「文化復興」都與此無關。然而,這件事情曾經被置於核心,許多祭儀、禁忌,和崇高的勇武都不能撇開獵首的行動,今日我們呼籲透過「Gaya的觀點」理解霧社事件,就算能夠理解,又該如何傳達呢?

最後一站拜訪 鄧相揚 先生。鄧相揚談了一些霧社事件的改編爭議,並簡略分享自己文史工作的心得。可惜為了趕車,無法久留。一夜之間倏地回到台北,山雲繚繞、陽光普照的埔里,群山的深淺不一,有一些樹葉轉紅,這些影像好像都成了另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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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正(Dakis Pawan)站在昔日的霧社公學校運動場向同學解說霧社事件。(周馥儀拍攝)

從埔里回來以後,對於霧社事件,我好像又更加知道了一點點,也有些感慨──歷史事件必須透過觀看、閱讀、走訪、理解等行動,才能夠進入到我的經歷裡,成為記憶的一部分。但我對過去的接觸是偶然的,有時並非我能掌控,若非循著特定機緣竭力捕捉,留下的常常只是走馬看花的印象。霧社事件如此,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這塊土地的過去,我到底該如何知道,如何感受呢?

兩天晚上在民宿裡補課,結束後雖然疲憊,老師仍盡其所能陪我們繼續討論。初次將紙上知識與實地見聞相印證,我們仍處於懵懂,頻頻追問細節,動不動牽扯現在的事、未來的事、《賽德克‧巴萊》的事。對於即將問世的電影,我當然抱持一份期待,畢竟影像有助於建構一個我不可能親身觀看的世界,但對於過往的記憶、族群間的複雜情感、消失殆盡的文化,我們的世界到底會投以什麼樣的目光呢?將會是一個探索、理解的開始,還是蓋棺論定式的武斷?衷心希望能再訪清流部落,看看不同季節的樣子。回程路上,同學半認真半玩笑地談論,下次再去,除了地圖,還要帶人名對照表、族譜,更多的知識。


[1] Utux,祖靈;Gaya,祖先遺訓、傳統律法。

[2] 賽德克族由三個語群組成,即Tgdaya、Toda、Truku。霧社事件抗日的族人屬於Tgdaya語群,Toda語群若干社在事件中協助日本軍警鎮壓抗日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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