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臺灣熟番地權流失的研究與檢討(下)

清代臺灣熟番地權流失的研究與檢討

邱柏翔

   三、國家操弄下的族群政治

近年來,柯志明的熟番地權研究受到廣大的矚目,尤其是《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出版以來,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清代國家論述。在這本著作中,柯志明欲釐清邵式柏(John Shepherd)與施添福兩種論述間的矛盾。由於筆者並未詳讀邵式柏的著作,在這裡無法完整地將邵式柏的概念表達出來,以下呈現的只是柯志明所理解的邵式柏之研究。在前面我們提到施添福,他所採行的是國家剝削說,認為清代臺灣的地方政府在前期役使熟番過度,使得他們生計困難必須不斷杜賣土地。然而在乾隆中葉以後,政府在土牛溝以西設置保留區,似乎可以看出國家有意要保護熟番,然而因為熟番必須負擔守隘的工作,再加上不肖官員侵吞隘糧,使得熟番無法專心耕作,原先政策的美意因為執行不力而消失,最後我們看到的還是熟番貧困化的現象。然而邵式柏的意見恰巧相反,他採取「統治經濟學」的方法,認為政策的制定是經過國家理性計算的結果。國家必須在最有限的資源中創造出最大的利益,尤其是維持國家的安定。在族群政策上,清政府不是隨意擺盪在封禁與開界之間,它有一個進行的方向性,並且順應、漸進的發展。乾隆中期,「番大租」的出現,代表國家保護熟番地權的落實,而且直到清末番大租仍然存在,他認為顯然不能只用剝削的角度檢討國家的熟番政策。柯志明比較兩人的說法,認為施添福與邵式柏都同意乾隆中期國家有護番的意圖,但是兩人卻導向不同的結論,《番頭家》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開闢新的取徑,重新檢討清代臺灣的族群政治。[1]

番頭家.JPG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書影。

柯志明的研究仍然以國家的角度出發,但是他反省了邵式柏「理性國家」的論述,他認為雖然國家有理性計算的那一面,然而國家並不具備超越歷史的特質,國家必須受制於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制度結構,因此國家的行動只是「有限理性」。[2]因此,清政府的熟番政策並不是如邵式柏所說的,由國家完全引導整個政策的進展,其中尚有許多國家無法預料的要素。因此,邵式柏的缺失在於他對於理性國家懷著過度樂觀的期待。所以柯志明在書中特別強調制度如何限制行動者,而行動者如何突破既存的制度,在行動者複雜的互動中,再創造新的制度。[3]就以雍正年間的地稅改革為例,原先政府的立意是為了解決隱田、稅制的問題,然而卻無意間讓過去隱在熟番名下的田地報陞,最終使得熟番土地流失。之後清政府也未完全堵住番地流失的管道,使得熟番則漸漸離開平原,遷居到近山地帶。此情勢正好讓政府順勢推動「三層制族群政策」,目的在於「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達成族群分布的重新分配,番大租只是其中一項配套措施,而不是邵式柏認為的結果。因此他重新檢視熟番地權的重新配置,對於乾隆中期熟番土地流失的現象,尋找一個合理的解釋。[4]

在柯志明論述中的國家,相較於施添福的國家,似乎呈現另一個不同的面貌。施添福的國家,是一個剝削熟番的角色,國家只有迫害熟番而沒有體恤,國家永遠剝削熟番;而熟番永遠為國家所剝削,這是一個比較機械式的國家觀。然而,在邵式柏以至於柯志明的研究中,國家的政策的制定有一個理性計算的過程,而柯志明更強調制度結構限制下的「有限理性」。如此一來,國家就有好幾個不同的形象,而不似施添福所強調剝削者的面相而已,清代臺灣熟番的土地流失問題,政府的角色不是主動剝削者,在最初「民番無礙,朦朧給照」的方式是為了管理上的方便而給予漢墾戶開墾荒地的墾照,但是其中許多荒地其實是番地。此外,雍正年間,為了取消鳳山八社番婦的番餉,欲在臺灣北部增稅以補足差額,利用免罪、低稅率的方式鼓勵漢人陞科,卻無意間開啟了另一條番地流失的管道,這是在制定政策時始料未及的。在平原上不斷流失土地的熟番,逐漸往內陸近山地帶遷居,政府並未以高成本的方式逼迫漢人交還原先熟番的土地,反倒是因應新的情勢制定其三層制族群政策,而且為了讓政策能夠持續下去,番大租政策也因應出現。總之,國家是在複雜的條件中制定政策,而政策執行後的成效也不見得符合預期。因此我們再回過頭檢視熟番土地流失的問題,就不會認為單純用一個因素就能概括,這個結果可能是一連串複雜的、意外的事件所導致的。但是,柯志明的論點仍集中在國家政策,至於民間如何理解國家政策而予以因應,在柯志明的著作中沒有特別指出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為何,可能是日後可以深入探討的地方。

 四、結論 

由黃富三、施添福、陳秋坤、柯志明等人對於番地流失的討論,可以發現,從早期的論述以至於現今,臺灣的漢番關係研究走向了細緻化、多元化的發展。黃富三從漢人開發、直接取得土著民族土地的論述,到施添福時,已經加入了國家這個元素進去。因此,我們發現僅僅討論漢、番雙方還不夠,還必須進一步討論國家在其中的角色。施添福眼中的國家,只是純粹作為一個土著民族的剝削者,而且他的國家所指稱的不是指清朝中央的政策,而是針對地方的官吏、衙役。施添福所注重的是政策的執行面而非國家的意圖;此外,他未探究國家與漢人的關係。到了柯志明,他承繼邵式柏的理性國家理論,並且加入了更多不確定的要素。因此他強調「機遇」,認為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必須多方考慮不同的條件,國家受制於歷史的結構,而政策的推動並非朝固定的方向發展,它是在特定的時空環境制定出來的,讓我們看到了政策制定與執行時複雜的過程。至於陳秋坤的研究則朝另一個方向走,從土著民族的漢化過程出發,其岸裡社研究讓我們看到番地流失的另一種詮釋方式。由於岸裡社番的漢化,導致他們生活方式改變,捲入漢人經濟的邏輯當中。因此,這不再是傳統漢番爭奪土地的論述,而是探究在這種業佃關係的架構下,漢人怎麼自然而然地取得土地。不過,陳秋坤以經濟觀點出發,如何與柯志明等人所代表的國家論對話,則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

從以上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在清代臺灣的漢番關係中,我們可以釐清出三個要素──漢人、土著民族、國家,而三者之間共同的交集在土地問題上。我們看到最終的結果是漢人從土著民族手中取得土地。但是要如何分析這個過程,是我們必須要仔細思考的。在前面的討論中,黃富三只從漢人與土著民族、施添福只從國家與土著民族一對一的角度出發,至柯志明時才將三個對象放在一起討論。然而柯志明仍僅僅從國家的角度出發,至於熟番如何因應情勢作出反應,或是漢人怎麼利用國家政策,則不在柯志明的討論範圍內。如何將視角擴及土著民族、漢人,將會使我們對於三者間的互動更加清楚。陳秋坤以岸裡社為例,完整的說明岸裡社土地的變遷過程,特別從土著民族的角度出發。因此,我們應該從多重視角的方式檢視漢人、土著民族與國家三者間的關係,檢討彼此間的合作、對抗。舉例而言:漢人與土著民族之間並不只有衝突,也可能存在著互利共生的合作關係;而國家不盡然是土著民族的剝削者,也可能是保護者;此外,國家政策雖然可以限制漢人,然而漢人也可以利用國家的政策擴張勢力,三者間的互動是複雜且多元的。在檢討熟番土地流失問題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歷史的複雜面貌,雖然最終的結果只有一個:漢人從熟番手中取得土地,然而卻有多種解釋途徑可以導向這個結果,要如何以全面、多元的視角釐清這個過程,相信是未來必須努力的方向。

本研究討論提及之主要作者簡介:

黃富三,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現職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1985年以前研究的兩個主要議題,一為清代臺灣史上的土地問題,先後發表〈清代臺灣的土地問題〉、〈臺灣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等數篇論文。同時也關注1860年代臺灣開港通商後的外商洋行,發表過〈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等文。1990年代以後,研究方向主要著重於霧峰林家的家族史研究,著有《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與《霧峰林家的中挫(1864-1885)》兩部重要著作。

施添福,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碩士畢業,2009年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退休,專長為臺灣歷史地理研究。自1985年以地理學觀點豐富臺灣的區域史研究,最早研究清代臺灣移民與空間分布,著有《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一書。此外,配合田野調查,研究清代至日治時期臺灣的地理空間變化及其意義,其調查區域從早期新竹逐漸擴展至宜蘭、屏東,曾發表數篇論文,分別收入於《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下冊)等書。近年來研究集中於清代臺灣的內山社會,發表〈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地域社會及其地域化:以苗栗內山的雞隆溪流域為例〉等論文。

陳秋坤,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畢業,現職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1980年代以前主要研究臺灣土地開墾和私有地權分配主題上,前後發表〈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地區的開發〉、〈清初臺灣地區的開發(1700-1756):由米價的變動趨勢做若干觀察〉等論文。1990年代以後主要研究臺灣的土地租佃關係,兼論地主階層與族群問題(熟番、客家人),前後發表〈平埔族岸裡社潘家經營地主的崛起(1699-1770)〉、〈清代地權分配與客家產權──以屏東平原為例,1700-1900〉、〈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等文,並著有《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一書。

柯志明,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畢業,現職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其研究領域以1995年為界,早期著重於日治時期臺灣殖民政策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米作、糖業部門間的關係,著有《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一書。1995年以後,致力於結合歷史敘事與社會科學,研究逐漸轉向清代臺灣的族群問題與熟番地權,並且特別關注國家政策與社會間的關係,著有《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此後主要研究岸裡社的「番小租」問題,發表有〈視而不見:地稅改革下的岸裡社番小租〉〈番小租的形成與演變:岸裡新社地域社番口糧田的租佃安排〉〈熟番地權的「消滅」:岸裡社平埔族大小租業的流失與結束〉等論文。                                                   

(全文完)


[1]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28

[2]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29

[3]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29

[4]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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