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臺灣熟番地權流失的研究與檢討(上)

 

 

清代臺灣熟番地權流失的研究與檢討(上)

邱柏翔

 

本篇文章的目的是對於清代臺灣漢番關係的研究進行整理。從三十年前至今,漢人與土著民族之間的議大多圍繞在土地這個環節上。從清代臺灣開發史的角度出發,我們看到的一個現象是,原先以土著民族占大多數的臺灣,到清代之後,逐漸變成了以漢人為主的社會,而這個面貌直到今天仍沒有改變。也就是說,臺灣社會的定型,清朝統治時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原先臺灣的土著民族人口數在清朝統治之初比漢人人口還要多,可是經過兩百多年的時間,土著民族人口並未增加太多,然而漢人卻急速增加。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的調查資料顯示全臺人口共三百萬左右,其中漢人人口約兩百九十萬。[1]兩者間不平衡的增長速度,代表著漢人的勢力逐步擴張,而土著民族則呈現停滯、甚至萎縮的現象。在這裡,我所稱的土著民族主要是指清代的「熟番」,尤其著重於熟番與漢人間的土地關係。究竟漢番勢力的消長是如何造成的,這是許多臺灣史學者共同想了解的問題。明顯的現象是,在清初,土著民族分布在整個西部平原;然而,到了兩百年後,土著民族已經遷移至山地與平原的交界地帶。是什麼因素導致土著民族土地流失到漢人手中,歷來有許多解釋。筆者將以黃富三、施添福、陳秋坤以及柯志明等四人的研究為例,各別討論他們如分析這個過程及其論點與分析的特別之處,以及他們的研究所面臨的局限。

一、     從漢人剝削至國家剝削

黃富三對於清代的土地問題與漢番關係有幾篇研究,[2]他的觀察點是從漢人開發史的角度出發,由於福建地區山多田少,可耕地到了明清時期已顯不足,人口的壓力沈重。相對之下,臺灣地區又是尚未完全開發的處女地,加上農業環境優良,一推一拉的結果,導致福建漢人大量移民到臺灣來。然而,他們來到臺灣時,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一個問題:當時的土地大多掌握在土著民族手中,即使是鹿場,也是整個部落的公用財;再加上政府禁止番地買賣,因此要如何從土著民族手中取得耕地,成為漢人移民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黃富三認為漢人取得土地有強力與和平兩種最主要的方式。前者就是武力強取,後者則是採取欺騙、婚姻、交換等方式。至於土著民族為何需要租贌、杜賣土地,黃富三認為最主要是經濟壓力所致。漢人佔地日廣,土著民族空間日小,生活貧困而被迫出售,最後形成個惡性循環,即使是出租土地以後,漢人也會用各種手段欺騙土著民族,致使臺灣西部平原的土著民族經濟貧困化,人口也大量減少。然而,在檢討漢番間的互動過程中,黃富三認為雖然土著民族處境值得同情,但他也認為漢人會如此做,有其不得已的苦衷。[3]然而,即使雙方都有各自的立場,但最終我們看到的結果是漢人從土著民族手中取得土地,而漢番衝突充斥在這個過程中。

相對於黃富三從漢人剝削的眼光解釋土地轉移的過程,施添福則是凸顯國家在番地流失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國家剝削論」的說法。在〈清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一文中,作者對於過去以「番黎不諳耕作」這個理由當作土地流失的說法並不滿意。[4]在實際記載中,熟番具有耕作能力,只是技術比較原始,而且到了雍正年間,甚至可以開築水圳。因此,他認為有更深層的因素使得熟番不能專心在耕作上。他以乾隆中期為界,個別分析前後兩期熟番土地流失的原因。在乾隆中期以前,他認為番地流失最主要的兩個因素是課餉繁重與勞役、供差繁多。在官府需索無度的情況下,熟番無法專心於狩獵以及耕作,他們必須靠杜賣土地維生,杜賣土地又導致他們賴以維生的鹿場面積減少,鹿場減少又使狩獵收穫更少,陷入了杜賣土地的惡性循環中。乾隆中期以後,雖然政府對熟番的政策轉為禁墾護番,在平原近山處漸漸形成熟番的保留區,但保留區的土地最後仍然被賣掉。施添福認為原因可能是田地離番社過遠;另外,守隘的任務使得熟番沒有餘力耕作,國家無法創造一個讓熟番可以專心力農的環境。因此,不論國家是否有剝削熟番的意圖,但是在制度運作上它使熟番不能安心的工作,最後被迫出售其土地。

比較黃富三與施添福的說法,我們不難看出早期研究漢番關係的一個主要論調是:漢人、國家如何利用他們強勢的力量,迫使土著民族失去土地。在他們的論述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土著民族是一個被動的角色,只能被漢人或國家壓迫、剝削,最後從平原移居到近山地區,土著民族在這個過程中並不能因應情勢予以反擊。雖然黃富三舉出土著民族可以採取告官、出草等方式反抗,然而這是徒勞無功的,弱勢的土著民族終究敵不過強勢的漢人,必須要往內山移動。[5]在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兩人所採取的觀點是不同的。黃富三從漢人移民的觀點抒發其不得已的難處;而施添福則是採取同情熟番的態度,責備國家的剝削。同樣的觀點,十年後施添福研在究屏東平原的族群關係時,仍然可以看到。他認為國家的剝削是熟番流離失所的最主要因素,以此解釋為何在明鄭時可以耕作的鳳山八社,到清末時會分布在屏東平原的東側近山處。[6]他認為漢人本身的力量未必能輕易取得熟番的土地,然而國家力量的介入──國家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壓榨熟番的生存空間──漢人才得以順利取得耕地。然而,他們兩人所列舉的原因,仍僅僅是人為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尚未將整體社會的結構性因素發掘出來。如果說施添福的研究是建立在黃富三的基礎上,他將國家視為是漢人背後重要的支撐力,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再問,到底國家這麼做的目的為何,是無意識地放任熟番土地的流失,抑或是出於特別的安排?這或許不是個別官吏和衙役對於熟番剝削就能夠解釋的。

二、     一田二主的結構性因素

陳秋坤採用一個特別的觀點,不再單純用漢人剝削或國家剝削的角度看待番地流失的問題。他以岸裡社為例,重新檢討番業戶的興衰,[7]其核心問題是:岸裡社熟番如何從漁獵社會,受到漢人的影響而過渡到農耕社會,並且如何捲入漢人所操縱的商品化貨幣經濟體系中,最後導致番產外流的現象。[8]這個過程不是單純用漢人或國家剝削就可以理解,而是要放進整個經濟結構當中。岸裡社原先屬於生番,在康熙末年「歸化」成為熟番,並且在雍正九年(1731)協助政府平定大甲西社亂事,接收叛番留下的土地,並且由於長期與政府有密切合作,導致岸裡社的勢力壯大。不過岸裡社與其他居住於平原的熟番一樣,他們並沒有私產的觀念,所有的土地、水源、森林皆屬於公產。不過在1720年代起,漢人通事張達京將開墾水田的技術引進部落,造成了岸裡社的產權革命。因為水田經營需要長期在同一塊土地上工作,於是岸裡社的土地被畫分成「公口社地」與「私口田業」兩種,徹底改變了熟番原先的生活方式。[9]岸裡社在土地分配上並非採取均分的方式,而是帶有貴族制等差的色彩,且分配到土地的熟番,會再將土地租贌與漢人。漢人可以利用自備工本投資水田化經營,或是用墾底銀的方式取得田底,最終岸裡社的土地也形成一田二主的局面。

土著地權.JPG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書影。

在陳秋坤的論述中,不乏看到施添福所強調「國家剝削論」的影子,不過對象並不是整個岸裡社,而是在通事身上。在乾隆二十三年的通事改革後,漢人不得再充任通事,而改由部落中粗通漢語的社主擔任,第一任土著通事為敦仔。他同時兼具有部落領袖以及地方政府仲介的身分。這也導致了部落與國家有了直接的連結,影響整個部落的權威體制。[10]中央政府的政策或是地方政府的需索,在很大程度上破壞原先部落的運作方式。不過,因為敦仔名義下有許多的田產,可以負擔這些需索。然而,後繼的通事往往無法籌足公款,而必須在原先的公租外另尋找財源,債務也一代一代繼承下去未能解決。最後,擔任通事的潘家與各社領袖達成一「和解合約」,將通事一職制度化,底下自副通事至守隘番丁,皆成為給薪職務,而將整個部落官僚化。至此,岸裡社不論在生活或部落運作上,都完全與漢人社會相同。[11]

在陳秋坤的眼中看來,岸裡社土地最後還是落入漢人手中,並不是以漢人強勢入侵或是國家剝削就能夠解釋的。他將整個土地流失的因素放入明清土地共同面臨的問題,即「一田二主」。在張達京將私有財產的觀念帶入岸裡社後,熟番普遍擁有私人土地,然而他們必須面臨種種的困難而必須將土地贌給漢人,如無力耕作或無資金開圳等因素。雖然如此,業主也有許多方式限制佃人「久佃成主」,最主要的辦法是將租約定為三年,期限一到,再決定是否續約或是業主換佃,並且限制佃人承購田底權,以這樣的方式節制佃人私自轉佃。[12]然而這樣的手段並不能完全為業主所掌握,我們看到的現象仍然是同樣的佃人長期耕作於同一塊土地。這樣長期經營就容易導致業主的所有權與佃人的永佃權一分為二,在一塊土地上形成兩種權利。佃人可以自由將土地分割或買賣與其他人,如此一來,最上層的業主與最底下的現耕者間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遠。最後,土地所有權實際上是掌握在中間的佃人的手中。而且掌握田底的佃人可以在同一塊土地上享有更大的經濟利益,他們所收取的小租是隨著市場價格而波動,且通常抽取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不等的收穫(活租)。相較之下,業主所收取的大租是固定的租額(死租)。一旦業主急需用錢,勢必將大租權抵押借貸,然而他們借錢的對象,往往就是他們底下的佃人,業佃關係至此轉變為典主銀主關係,代表著田園產權的貨幣化,漢佃田主變成農村貨幣資金的供應者。岸裡社番一旦將租權抵押,就沒有其他的收入償還原先借貸的資金,最終在整個農村捲入貨幣經濟體制下,熟番業主必然沒落。[13]

以上為陳秋坤分析熟番土地流失最重要的原因。我認為他最大的突破在於他所處理的問題不再局限在漢人如何從熟番手中取得土地,或是國家如何剝削熟番而導致他們失去土地。我們所看到的是岸裡社的土著民族,如何從生番轉為熟番,而他們的生活如何自游耕狩獵轉向定居的水田農業。不僅如此,我們還看到岸裡社部落內部的組織運作也逐漸朝向官僚化發展。然而,這樣的過程並不是簡單的剝削說就可以解釋的。陳秋坤不僅用外部原因探討熟番土地的流失,更以熟番為主體,了解他們如何改變自身的認同,以及如何與漢人、國家互動。也就是說,熟番不再只是作為這個課題的陪襯者,他們也可以作主動性的選擇。在他的討論中,土地流失只是這個課題的其中之一而已。若極端來說,岸裡社人至此已經與一般漢人沒有什麼不同,那麼岸裡社的土地流失,便可以視為與一般漢人業主共同面臨的困境一樣。整體來說,陳秋坤認為土地流失的因素是土地開墾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不是熟番社會的特例,即使在漢人的社會中,業主的衰落與佃戶的興起,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然而,陳秋坤所分析的這個過程是普遍存在於各個番社之間,還是岸裡社特有的現象,則是必須要再進一步討論的。無論如何,陳秋坤的研究使我們對於熟番土地的流失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未完待續)

 


 

[1]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要計表》,臺北市: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7

[2] 黃富三,〈清代臺灣漢人之耕地取得問題〉,收於黃富三、曹永和編,《臺灣史論叢》,頁193-220。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黃富三,〈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上),《食貨》,111期,1981,頁19-36、黃富三,〈清代臺灣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下),《食貨》,112期,1981,頁26-46

[3] 黃富三,〈清代臺灣漢人之耕地取得問題〉,頁213

[4] 施添福,〈清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收於《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117-140。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69(1990.6),頁67-92

[5] 黃富三,〈清代臺灣漢人之耕地取得問題〉,頁211-213

[6]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於詹素娟、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頁33-112

[7]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8]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頁121

[9]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頁57-58

[10]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頁99

[11]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頁118-121

[12]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頁77

[13]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第六章,〈地權結構變遷與主佃勢力的消長〉有詳細地說明業主與佃戶關係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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