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二）

 

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二）

林蘭芳、周婉窈、鄭麗榕 整理

 

三、王世慶先生答問

（一）學生時代的閱讀

鄭麗榕：請問 王 先生，您在成為學者之前是讀什麼書？喜歡哪些書，尤其歷史方面。書本從何而來，是否也有讀教養方面的書籍？

王世慶：我在學生時代，我就對歷史和地理課程都有興趣。學生時代，歷史課本、地理課本，甚至是畫地圖、日本史的課本，也有興趣。當時為了升學，有木山（きやま）書店出版的參考書，例如國語（日語）、歷史（國史）、地理、算術等四科的參考書。因為我就讀的學校規模很小，一個年級才一個班級，沒有辦法像板橋、樹林、鶯歌、三角湧這些大的學校，有老師替志願升學的學生免費補習。因為未有特別之補習，自己就買參考書來讀，以準備應考。當時幫學生補 習的 老師，日籍、臺籍都有，大約從下午五、六點到晚上八、九點，都是免費，沒有人向學生收取補習費，當時風氣如此，沒有「惡性補習」的字眼。

惡性補習大概是戰後四、五年才產生的。戰後四、五年小學老師替學生補習，都是免費。但四、五年後，由於老師生活困苦，家長才互相商量收一點點補習費給老師，補助生活，這才開始，這是家長的好意。光復後四、五年，教師薪水被積欠四、五個月，而且物價浮動，老師領到積欠的薪水時，已經比較沒有價值了，是這樣在過生活；即使如此，也沒向學生收補習費。民國三十七年（1948）臺灣幣制改革，四萬元舊臺幣換一元新臺幣，[1]惡性通貨膨脹後，學生家長才交補習費給老師做津貼。

我的歷史功課很好，自來就很好。我讀中等學校時，歷史的課曾經得到「秀」，秀是九十五分以上的。當時的評等是秀、優、良、可四級。「可」是剛好沒落第。（眾人大笑）我對歷史作業、課程都很認真，不僅受到教日本 國史的 老師愛護，我也對東洋史──也就是中國史，同樣很有興趣讀。直到現在，我的木山的國史參考書都還保存著，沒賣掉。（ 周 老師：下次讓我們看。眾人笑。）

 圖4 同學上課情形（周婉窈拍攝）

 

這些對當時的升學都是必需的參考書。我讀的學校很小，才六班，一學年才一班，要升學的很少，沒有特別的補習。我自己買參考書來看，以應付升學考試。

 

周婉窈：王老師剛講的，有很多社會史的訊息在內。惡性補習後來變得很可怕，你若交不出補習費，老師就對你很壞。惡性補習的影響很大。

 

王世慶：收取補習費本來是學生 家長對 老師的好意，後來卻變成壞意。老師對沒補習的，不教他；對有來補習，有交補習費的學生特別優待，甚至做好的成績去瞞家長，我自己認識的人和親戚的小孩就有這種情況。風氣的變動很大。

    光復當初，補習沒收錢，而薪水被積欠好幾個月。我後來轉任臺灣省通志館時，我最後一個月的薪水和獎金，沒照發，結果無處可拿。不但如此，當時臺北縣政府的縣長陸桂祥，真糟糕。接收時「歪哥」很多，薪水發不出來，先發給縣政府裡的公務人員，學校的教員很多，都沒發。我們臺北縣的教員，日治時期同屬臺北州的教員，包括基隆、宜蘭地區，在光復後曾發動向臺北縣政府請願討月給。當時縣政府[2]地點在今天的華山倉庫，審計部後面，以前有臺北家政女學校的舊校舍，去那裡請願，但討不到，也就算了。說沒有就沒有。這是光復當初，教育界的簡單的事情，但顯示變化很大的一面。

圖5 聽得入神的同學（周婉窈拍攝）

周婉窈：變化真大。我還聽說有人交不出補習費，被老師虐待的事。

王世慶：確實是這樣。

周婉窈：這是違反教育的原則。

王世慶：戰後督學要到校巡視時，因為補習的關係，老師就要學生把參考書都藏起來。

周婉窈：是啊，我們 都跟 老師一起藏書。

（二）歷經日治、戰後兩個時代臺灣人的遭遇

吳俊瑩：請教您一個問題。老師活過兩個不同政權的時代，日本和國民政府。您剛講的是教育方面的事情，換朝代對您個人來說，您有什麼感想，有什麼影響？

王世慶：對臺灣人來講，對被統治階層的人來講，都很辛苦。例如，我們以前是唸日本書，日語說得呱呱叫（siah-siah-kiò）。（ 周 老師說：ぺらぺら。眾笑。）光復後，重新學起。語文方面，對被統治的人而言，都另外有「國語」存在。我是以讀日文的畢業的學生身分，戰後要改用中文，北京語來教學，日文完全沒有用，那個過程頗為艱苦。光復後，一方面用日語，一方面學北京語，一方面讀課本，來應付，好像今天切一塊肉，明天就把它賣出去。（學生說：現學現賣。眾笑。）對教員來說，這個統治的轉變可說影響很大。課本的內容也和日本時代都不一樣，無論國文也好，歷史也好，地理也好，都不一樣，可以說只有算術比較沒有改變而已。

就我個人來說，我有個基礎，讓我可以說很標準的北京話。那時候樹林仔有一個日本時代「國語學校」畢業的人，他到廈門日本領事館擔任領事的助理，由於在廈門服務的關係，他可以說標準的北京話。他回臺灣後，有提供北京語補習，我去學。以我們這個年歲的人來說，我的北京話還可以。

戰後臺灣教育界的臺灣人，也有因為在日本統治時期曾經改姓名，而被欺負，無法擔任校長。鄉下的校長，常由比較沒有資格、沒改過姓名的人擔任，老資格的，因為改姓名，卻不能當。例如，我的老師姓李，曾改姓名為井上（いのうえ），光復應該由他擔任校長，卻不讓他當，後來不得已到太平國民學校擔任教務主任。這是公學校的現象，相當普遍。（周老師：這我第一次聽到。）

司法界也是一樣，無論辯護、當律師、當法官也好，司法系統也不太一樣，過去日本時期辯護用日本語，戰後改用北京話辯護，自然不便，本來可以辯十分的東西，用北京語辯護，只剩下五、六分。（ 周 老師：說不定還扣分。眾笑。）

作家也一樣。以鍾肇政為例，他是龍潭人，在日本時期讀青年師範學校，設於彰化。青年學校招收國民學校畢業生，施以軍事訓練，操練也好、打槍也好，作為徵兵或志願兵的訓練基礎。鍾肇政是淡水中學畢業後考上青年師範學校，因為新設，還沒畢業生就光復了，被廢止了，聽說青年師範學校學生全部併入臺中師範。青年學校是兩年制的師範學校，才設立兩年，還沒有畢業生，就光復了，學校解散。後來他到國民小學任教，有興趣寫小說，他寫小說先用日文書寫，再慢慢修改為中文，才發表。這都要多費一、二層輾轉的時間，才有成果出來。

無論教育界、文化界、司法界，都一樣，大家都很吃虧，要轉職也比較沒有機會。做生意的、實業界的，影響比較不大，但是做生意的、實業界的人，要學會應付官廳，日本時期不必動這個頭腦，生意人光復後要學「歪哥步」。（眾人大笑）總之，戰後時代的演變，朝代的演變，被統治者很吃虧。我讀過《居禮夫人傳》，波蘭的女科學家，居禮夫人是弱國波蘭的國民，在學生時代被欺負，……和臺灣人被統治的境遇一樣。

（ 鄭麗榕 小姐起身要離開， 向王先生致意）

周婉窈：鄭麗榕小姐要提早離開，他要去做口述歷史。

王世慶：順走。

周婉窈：這裡有王先生〈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的抽印本，要送給大家。

 圖6 王世慶先生講課神情（周婉窈拍攝）

 

王世慶：我會寫這篇，是 周 教授的提攜。（ 周老師：不要這樣講。）過去文獻會的人多少有寫檔案的事情，但有些不是很正確。我想趁寫這篇的機會，寫出正確的事實，保留真實。

周婉窈：這篇文章寫得很完整，主要是根據 王 先生的演講內容，由兩位臺大碩士班同學施姵妏和金柏全幫忙整理。

（三）長壽者逸談

李東諺：王老師口述歷史書中的照片，有一張是在八卦山大佛前拍的（第177頁），該處是我國中學校所在地，是我上學時，每天都會去的地方。

王世慶：那張照片是因為某次到中興新村開會，和當時省文獻會的副主委林崇智、王詩琅等人同往。我覺得， 林崇智 先生穿漢衫長袍最好看。另外一個穿長袍好看的人是周佛海，我讀過周佛海的作品，周是日本第三高等學校畢業的，他作品中有照片穿漢衫的模樣，我也覺得很好看。

林崇智擔任過廈門的女子中學校長。他是東京大學理科畢業，高等學校時就讀日本皇家學校學習院，和日本皇族是同學。

林蘭芳：林崇智先生東京大學理科畢業，戰後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您剛才說過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其中有受很好的教育文化的人，他的文化認同是不是自己的選擇？

王世慶：應該是他個人的選擇。林崇智家庭好，他們這一房出丁多，可是大部分人沒來臺灣發展，後來許多人在廈門，也有不少人去上海、香港發展，有在香港當律師的，有在上海當實業家的，也有去東北滿洲當官的。他和林柏壽同一房。

戰前林崇智大部分時間不在臺灣，戰後大陸撤退後返來臺灣，由於林柏壽在二重埔中興橋下有很多土地，所以林崇智就在中興橋下附近一帶住過很多年。他在文獻會「加減」（ke-kiám；多少）做研究，寫過《臺灣省通志稿》的〈植物篇〉。「植物」這兩字我囝仔時大家都唸「sít-bút」，後來有人唸做「tít-bút」；我們囝仔時都說要去「sít-bút-hn̂g chhit-thô」（植物園遊玩）。（ 周 老師：唸成「tít-bút」，可能是受北京語的影響。）所以語文是一直在演變。[3]

林先生很有修養，活到一百零一歲。文獻會有兩位長壽的長者，一位是林崇智先生，另一名是曹秋圃先生，他活到一百歲。曹秋圃是通志館、文獻會的顧問委員，他從日本時代開始書法就很有名，光復後曾任建國中學書法老師，後任職省通誌館。

 

周婉窈：孫江淮先生也很高壽，吳俊瑩有去訪問他。

 

王世慶：什麼時候去訪問他？

吳俊瑩：大約是二○○六年的時候無意間找到他，因為我研究日治時期的代書， 孫 先生在善化很有名，又因為歲數很大，大家有問題都去請教他；他從事代書業務，處理土地糾紛大小事。我在他家時，看到他拿出古文書來，也有他當代書時辦的案件，都放在袋子裡，子孫不知道是寶，本來要清掉。

王世慶：孫江淮先生是善化人，我也去訪問過他。（吳俊瑩：他說過你有去找他看契字。）早年，我是在臺南市文獻委員會的人介紹之下認識 孫江淮 先生。他收藏許多契字，新港文書。我去找他時，他告訴我說，日治時期他用三、四百圓的價格買了新港文書，這三、四百圓可以買 一甲 的田園。早年，我去臺南訪問他時， 孫 先生提供的古文書目錄，我收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第二輯中。他的新港文書還在嗎？

吳俊瑩：新港文書應該已經不在他手中了。我研究日治時期有司法經驗的人，跑過法院、寫過狀紙的人，往往是在名錄上看到，找到 孫 先生，發現竟然有一個活著的司法代書，很興奮。因此要訪問 孫 先生， 王泰升 老師也很高興一同前往。

王世慶：普通代書，只要處理厝地和土地買賣即可，但是司法代書則要法律和人脈都熟才可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第一次找他來的時候，[4]我不知道，而且我走路也不太方便，所以沒有去參加，可惜沒有去看看他，實在應該和他見面。第二次機會，中研院臺史所要展出孫江淮先生所收藏的古文書時，[5]由於孫先生身體不太舒服，就沒來臺北，所以我也沒有機會看到他，不然我內心是很想見他的。（吳俊瑩：我今天回去打個電話給他，說今天上課遇到王老師，很想念他。）

他在臺北市林森北路一帶，好像也有開旅社。

吳俊瑩：這間旅社開在林森北路，稱為「月球旅社」， 孫 先生說，他開旅社當年，正好是阿姆斯壯踏上月球的那一年。最近 孫 先生在家中跌倒。

孫先生很喜歡蒐集郵票、古錢、各種古董。他是個有趣的人，曾經說，有東西「傳家不如傳世，私藏不如公開」，所以他有很多日治時期的書籍，都寄附在成大。

（四）二二八與臺籍菁英

吳俊瑩：請 王 老師談一下蔡式穀，他在日治時期是辯護士，為何會到文獻會上班？

王世慶：他雖然在日治時期是辯護士，但因為說日語，戰後就「辯」不通了。臺灣省通志館成立後，邀請許多日本時代畢業，或是去日本讀書的臺灣文化界的老前輩參與，有這種特別的意義存在。 蔡式穀 先生也是日本時代有名的人，國語學校畢業，去日本讀法律，後來才回來臺灣當辯護士。

周婉窈：王育霖呢？他是東京帝大畢業的，本來在司法界，後來去教中學，二二八時失踪了。

王世慶：對，王育德是他的弟弟。他在新竹法院服務，對大陸人的「歪哥」看不慣，後來辦了警察局局長，那個大陸人記恨，二二八時候就檢舉抓他了。為何被抓？因為臺灣人有在「せびろ」（sebiro，日文漢字作「背廣」，即西裝）內緣繡名字的習慣，要捉人的警察或軍人翻起西裝內緣，看到繡著的名字，就跑不掉了。這也是二二八時候抓人的一種方式，王育霖也因為這樣被抓去。所以，後來臺灣人就說，千萬不能在西裝裡繡名字。

林蘭芳：今天聽 王 老師談許多事，我覺得很難得，尤其其中有關於臺灣史學史的東西。 王 老師提到過去在哈燕社的補助之下，你們開始在臺灣做口述歷史，不知對口述歷史有何心得？還有 王 老師訪問過黃旺成，是否可以多談談他？新竹的地方志多半成於其手。你剛才也提到訪問孫江淮，是臺南市文獻委員會的人介紹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多介紹一些地方文獻委員會的人？

王世慶：黃旺成戰後在臺灣的政界很有影響力。他是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的，國語學校包涵實業、國語、師範三部分，陳逢源是國語學校實業部畢業的。

黃旺成對政界很關心，日本時代他就在文化協會工作，辦報紙，發揮臺灣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戰後在臺北，如《民報》等報界工作過。在二二八時，黃旺成被列名三十六名要犯之一，由於他的學生在日本砲兵學校畢業後到大陸發展，戰後回來接收臺灣，二二八時他知道當局要抓黃旺成，就安排他到上海，去了一年多才再回到臺灣。

我訪問黃旺成約有六、七個禮拜，每次搭火車去，到他家的古厝。後來他的孫子黄光宇把他的日記拿給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訪問當時他沒有跟我說他有寫日記。

圖7 上課一景，右為王世慶先生，左為林蘭芳老師（周婉窈拍攝）

林蘭芳：他的日記很長，從一九一二年寫到一九七三年，大概有六十年的時光，跨越兩個時代。

王世慶：訪問當時，陳捷先對訪問稿有設字數的限制，所以沒有詳細的、全面性的訪問。黃旺成談比較多新聞界和報界的情形。其實，他在新竹也未盡如意，不是很愉快的過著每一天。但是，我也沒有訪問得很「功夫」（kang-hu；仔細）。 黃旺成 先生是個很有骨氣、很正派的人，他和蔣渭水是比較合得來的同志，兩個人很談得來，據說有一次過年，蔣渭水沒有回臺北，而是到新竹去找他談要事。

    我還訪問陳逢源先生，到草山（今天的陽明山）他的別墅，在現在中國大飯店附近。他們都是國語學校畢業的，能訪問這些大前輩，覺得很光榮。

周婉窈：當時臺大中文系、現任職於高雄中山大學的 簡錦松 教授，為了要為陳逢源寫傳，也曾訪問過 陳逢源 先生。我陪他去拜會過幾次，也去過他在草山的別墅，當時我正在研究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陳逢源只有兩個女兒，我認得他的外 孫郭瑞嵩 教授，他原任教臺灣大學，後來改到東吳大學任教。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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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年9月8日王世慶先生補充指出，在進行幣制改革之前，其實臺灣人的資產已經縮水了兩次。其一是光復後，約在民國35年左右，先禁用日治時期在臺灣通用的日本銀行券，多是一圓、五圓券，大家都放在銀行裡沒有拿出來。第二次是禁用「青仔欉」（鈔票上有椰子樹圖案），即舊臺幣百元大鈔，所以在四萬圓舊臺幣換新臺幣之前，原來持有鈔票價值都已經變薄。但臺灣幣制問題真正最嚴重的四萬元換壹元的時期，物價波動，利息常倍增，導致金錢投機熱。當時位於中央日報社旁邊臺北城內最大一家地下錢莊「七洋」，吸收熱錢，全世界的幣值都收，投資者往往一個月內可以賺到本金的一倍，如投資一萬元，下個月就可以回收兩萬元。後來連後車站都有人簡便設張桌子，作起地下錢莊「錢架仔」的生意，像有桃園農校、宜蘭農校畢業的兩個同學也做錢架仔生意，某日相遇，我被邀寄錢，但還不到一個月，同學的錢架仔就倒了，我也受到影響。

後來「七洋」（Chhit-iûⁿ，著名錢莊）全面倒閉，民間說「七洋八洋，溶（iûⁿ）了了」，錢莊倒掉的時候，老實的臺灣人就賣祖產來償還，有人就「走路」了。因為這時受中國金圓券波動影響，很多鈔票都沒人要，百姓很多人倒了，就此來說王雲五是個罪人。民國37年時，學校老師都拿著大布袋去裝月給，但量太大，無法計算。後來改變發行本票，面額一張可以達到10萬元。

[2] 2009年9月8日，王世慶先生補充指出，縣政府曾發生過「火燒厝」事件，諸多檔案在民國35年底因縣政府辦公室火災同時被焚毀。尹章義曾比較過清代以前和光復後修志異同，而他主修的《臺北縣志》是很早就修好的，可惜沒有用到檔案，因為已被火吞噬。

[3] 根據甘為霖，〈HÀN-JÏ Ê BÓK-LIÓK〉〔漢字的目錄〕，《廈門音新字典》（臺南：人光出版社，1913出版，1997十九版），頁69，「植」可讀「sít」和「tì」。不過，沈富進，《彙音寶鑑》和鄭良偉，《台文/華文線頂辭典》只列「sít」音。（限於電腦符號不夠，這條注釋的教會羅馬字的聲符記號不盡正確，請讀者包涵。）

[4] 指2007年8月第十一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口述歷史週專題活動，8月29日下午14:00-16:00，由王泰升與孫江淮對談日治時期法律實務。

[5]2008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展出「代書筆、商人風：臺南善化百歲人瑞孫江淮檔案特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