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二)

 

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二)

林蘭芳、周婉窈、鄭麗榕 整理

 

三、王世慶先生答問

(一)學生時代的閱讀

鄭麗榕:請問 王 先生,您在成為學者之前是讀什麼書?喜歡哪些書,尤其歷史方面。書本從何而來,是否也有讀教養方面的書籍?

王世慶:我在學生時代,我就對歷史和地理課程都有興趣。學生時代,歷史課本、地理課本,甚至是畫地圖、日本史的課本,也有興趣。當時為了升學,有木山(きやま書店出版的參考書,例如國語(日語)、歷史(國史)、地理、算術等四科的參考書。因為我就讀的學校規模很小,一個年級才一個班級,沒有辦法像板橋、樹林、鶯歌、三角湧這些大的學校,有老師替志願升學的學生免費補習。因為未有特別之補習,自己就買參考書來讀,以準備應考。當時幫學生補 習的 老師,日籍、臺籍都有,大約從下午五、六點到晚上八、九點,都是免費,沒有人向學生收取補習費,當時風氣如此,沒有「惡性補習」的字眼。

惡性補習大概是戰後四、五年才產生的。戰後四、五年小學老師替學生補習,都是免費。但四、五年後,由於老師生活困苦,家長才互相商量收一點點補習費給老師,補助生活,這才開始,這是家長的好意。光復後四、五年,教師薪水被積欠四、五個月,而且物價浮動,老師領到積欠的薪水時,已經比較沒有價值了,是這樣在過生活;即使如此,也沒向學生收補習費。民國三十七年(1948)臺灣幣制改革,四萬元舊臺幣換一元新臺幣,[1]惡性通貨膨脹後,學生家長才交補習費給老師做津貼。

我的歷史功課很好,自來就很好。我讀中等學校時,歷史的課曾經得到「秀」,秀是九十五分以上的。當時的評等是秀、優、良、可四級。「可」是剛好沒落第。(眾人大笑)我對歷史作業、課程都很認真,不僅受到教日本 國史的 老師愛護,我也對東洋史──也就是中國史,同樣很有興趣讀。直到現在,我的木山的國史參考書都還保存著,沒賣掉。( 周 老師:下次讓我們看。眾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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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學上課情形(周婉窈拍攝)

 

這些對當時的升學都是必需的參考書。我讀的學校很小,才六班,一學年才一班,要升學的很少,沒有特別的補習。我自己買參考書來看,以應付升學考試。

 

周婉窈:老師剛講的,有很多社會史的訊息在內。惡性補習後來變得很可怕,你若交不出補習費,老師就對你很壞。惡性補習的影響很大。

 

王世慶:收取補習費本來是學生 家長對 老師的好意,後來卻變成壞意。老師對沒補習的,不教他;對有來補習,有交補習費的學生特別優待,甚至做好的成績去瞞家長,我自己認識的人和親戚的小孩就有這種情況。風氣的變動很大。

    光復當初,補習沒收錢,而薪水被積欠好幾個月。我後來轉任臺灣省通志館時,我最後一個月的薪水和獎金,沒照發,結果無處可拿。不但如此,當時臺北縣政府的縣長陸桂祥,真糟糕。接收時「歪哥」很多,薪水發不出來,先發給縣政府裡的公務人員,學校的教員很多,都沒發。我們臺北縣的教員,日治時期同屬臺北州的教員,包括基隆、宜蘭地區,在光復後曾發動向臺北縣政府請願討月給。當時縣政府[2]地點在今天的華山倉庫,審計部後面,以前有臺北家政女學校的舊校舍,去那裡請願,但討不到,也就算了。說沒有就沒有。這是光復當初,教育界的簡單的事情,但顯示變化很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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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聽得入神的同學(周婉窈拍攝)

周婉窈:變化真大。我還聽說有人交不出補習費,被老師虐待的事。

王世慶:確實是這樣。

周婉窈:這是違反教育的原則。

王世慶:戰後督學要到校巡視時,因為補習的關係,老師就要學生把參考書都藏起來。

周婉窈:是啊,我們 都跟 老師一起藏書。

(二)歷經日治、戰後兩個時代臺灣人的遭遇

吳俊瑩:請教您一個問題。老師活過兩個不同政權的時代,日本和國民政府。您剛講的是教育方面的事情,換朝代對您個人來說,您有什麼感想,有什麼影響?

王世慶:對臺灣人來講,對被統治階層的人來講,都很辛苦。例如,我們以前是唸日本書,日語說得呱呱叫(siah-siah-kiò)。( 周 老師說:ぺらぺら。眾笑。)光復後,重新學起。語文方面,對被統治的人而言,都另外有「國語」存在。我是以讀日文的畢業的學生身分,戰後要改用中文,北京語來教學,日文完全沒有用,那個過程頗為艱苦。光復後,一方面用日語,一方面學北京語,一方面讀課本,來應付,好像今天切一塊肉,明天就把它賣出去。(學生說:現學現賣。眾笑。)對教員來說,這個統治的轉變可說影響很大。課本的內容也和日本時代都不一樣,無論國文也好,歷史也好,地理也好,都不一樣,可以說只有算術比較沒有改變而已。

就我個人來說,我有個基礎,讓我可以說很標準的北京話。那時候樹林仔有一個日本時代「國語學校」畢業的人,他到廈門日本領事館擔任領事的助理,由於在廈門服務的關係,他可以說標準的北京話。他回臺灣後,有提供北京語補習,我去學。以我們這個年歲的人來說,我的北京話還可以。

戰後臺灣教育界的臺灣人,也有因為在日本統治時期曾經改姓名,而被欺負,無法擔任校長。鄉下的校長,常由比較沒有資格、沒改過姓名的人擔任,老資格的,因為改姓名,卻不能當。例如,我的老師姓李,曾改姓名為井上(いのうえ,光復應該由他擔任校長,卻不讓他當,後來不得已到太平國民學校擔任教務主任。這是公學校的現象,相當普遍。(周老師:這我第一次聽到。)

司法界也是一樣,無論辯護、當律師、當法官也好,司法系統也不太一樣,過去日本時期辯護用日本語,戰後改用北京話辯護,自然不便,本來可以辯十分的東西,用北京語辯護,只剩下五、六分。( 周 老師:說不定還扣分。眾笑。)

作家也一樣。以鍾肇政為例,他是龍潭人,在日本時期讀青年師範學校,設於彰化。青年學校招收國民學校畢業生,施以軍事訓練,操練也好、打槍也好,作為徵兵或志願兵的訓練基礎。鍾肇政是淡水中學畢業後考上青年師範學校,因為新設,還沒畢業生就光復了,被廢止了,聽說青年師範學校學生全部併入臺中師範。青年學校是兩年制的師範學校,才設立兩年,還沒有畢業生,就光復了,學校解散。後來他到國民小學任教,有興趣寫小說,他寫小說先用日文書寫,再慢慢修改為中文,才發表。這都要多費一、二層輾轉的時間,才有成果出來。

無論教育界、文化界、司法界,都一樣,大家都很吃虧,要轉職也比較沒有機會。做生意的、實業界的,影響比較不大,但是做生意的、實業界的人,要學會應付官廳,日本時期不必動這個頭腦,生意人光復後要學「歪哥步」。(眾人大笑)總之,戰後時代的演變,朝代的演變,被統治者很吃虧。我讀過《居禮夫人傳》,波蘭的女科學家,居禮夫人是弱國波蘭的國民,在學生時代被欺負,……和臺灣人被統治的境遇一樣。

( 鄭麗榕 小姐起身要離開, 向王先生致意)

周婉窈:鄭麗榕小姐要提早離開,他要去做口述歷史。

王世慶:順走。

周婉窈:這裡有王先生〈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的抽印本,要送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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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王世慶先生講課神情(周婉窈拍攝)

 

王世慶:我會寫這篇,是 周 教授的提攜。( 周老師:不要這樣講。)過去文獻會的人多少有寫檔案的事情,但有些不是很正確。我想趁寫這篇的機會,寫出正確的事實,保留真實。

周婉窈:這篇文章寫得很完整,主要是根據 王 先生的演講內容,由兩位臺大碩士班同學施姵妏和金柏全幫忙整理。

(三)長壽者逸談

李東諺:老師口述歷史書中的照片,有一張是在八卦山大佛前拍的(第177頁),該處是我國中學校所在地,是我上學時,每天都會去的地方。

王世慶:那張照片是因為某次到中興新村開會,和當時省文獻會的副主委林崇智、王詩琅等人同往。我覺得, 林崇智 先生穿漢衫長袍最好看。另外一個穿長袍好看的人是周佛海,我讀過周佛海的作品,周是日本第三高等學校畢業的,他作品中有照片穿漢衫的模樣,我也覺得很好看。

林崇智擔任過廈門的女子中學校長。他是東京大學理科畢業,高等學校時就讀日本皇家學校學習院,和日本皇族是同學。

林蘭芳:林崇智先生東京大學理科畢業,戰後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您剛才說過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其中有受很好的教育文化的人,他的文化認同是不是自己的選擇?

王世慶:應該是他個人的選擇。林崇智家庭好,他們這一房出丁多,可是大部分人沒來臺灣發展,後來許多人在廈門,也有不少人去上海、香港發展,有在香港當律師的,有在上海當實業家的,也有去東北滿洲當官的。他和林柏壽同一房。

戰前林崇智大部分時間不在臺灣,戰後大陸撤退後返來臺灣,由於林柏壽在二重埔中興橋下有很多土地,所以林崇智就在中興橋下附近一帶住過很多年。他在文獻會「加減」(ke-kiám;多少)做研究,寫過《臺灣省通志稿》的〈植物篇〉。植物」這兩字我囝仔時大家都唸「sít-bút」,後來有人唸做「tít-bút」;我們囝仔時都說要去「sít-bút-hn̂g chhit-thô」(植物園遊玩)。( 周 老師:唸成tít-bút」,可能是受北京語的影響。)所以語文是一直在演變。[3]

林先生很有修養,活到一百零一歲。文獻會有兩位長壽的長者,一位是林崇智先生,另一名是曹秋圃先生,他活到一百歲。曹秋圃是通志館文獻會的顧問委員,他從日本時代開始書法就很有名,光復後曾任建國中學書法老師,後任職省通誌館。

 

周婉窈:孫江淮先生也很高壽,吳俊瑩有去訪問他。

 

王世慶:什麼時候去訪問他?

吳俊瑩:大約是二○○六年的時候無意間找到他,因為我研究日治時期的代書, 孫 先生在善化很有名,又因為歲數很大,大家有問題都去請教他;他從事代書業務,處理土地糾紛大小事。我在他家時,看到他拿出古文書來,也有他當代書時辦的案件,都放在袋子裡,子孫不知道是寶,本來要清掉。

王世慶:孫江淮先生是善化人,我也去訪問過他。(吳俊瑩:他說過你有去找他看契字。)早年,我是在臺南市文獻委員會的人介紹之下認識 孫江淮 先生。他收藏許多契字,新港文書。我去找他時,他告訴我說,日治時期他用三、四百圓的價格買了新港文書,這三、四百圓可以買 一甲 的田園。早年,我去臺南訪問他時, 孫 先生提供的古文書目錄,我收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第二輯中。他的新港文書還在嗎?

吳俊瑩:新港文書應該已經不在他手中了。我研究日治時期有司法經驗的人,跑過法院寫過狀紙的人,往往是在名錄上看到,找到 孫 先生,發現竟然有一個活著的司法代書,很興奮。因此要訪問 孫 先生, 王泰升 老師也很高興一同前往。

王世慶:普通代書,只要處理厝地和土地買賣即可,但是司法代書則要法律和人脈都熟才可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第一次找他來的時候,[4]我不知道,而且我走路也不太方便,所以沒有去參加,可惜沒有去看看他,實在應該和他見面。第二次機會,中研院臺史所要展出孫江淮先生所收藏的古文書時,[5]由於孫先生身體不太舒服,就沒來臺北,所以我也沒有機會看到他,不然我內心是很想見他的。(吳俊瑩:我今天回去打個電話給他,說今天上課遇到王老師,很想念他。)

他在臺北市林森北路一帶,好像也有開旅社。

吳俊瑩:這間旅社開在林森北路,稱為「月球旅社」, 孫 先生說,他開旅社當年,正好是阿姆斯壯踏上月球的那一年。最近 孫 先生在家中跌倒。

先生很喜歡蒐集郵票、古錢、各種古董。他是個有趣的人,曾經說,有東西「傳家不如傳世,私藏不如公開」,所以他有很多日治時期的書籍,都寄附在成大。

(四)二二八與臺籍菁英

吳俊瑩:請 王 老師談一下蔡式穀,他在日治時期是辯護士,為何會到文獻會上班?

王世慶:他雖然在日治時期是辯護士,但因為說日語,戰後就「辯」不通了。臺灣省通志館成立後,邀請許多日本時代畢業,或是去日本讀書的臺灣文化界的老前輩參與,有這種特別的意義存在。 蔡式穀 先生也是日本時代有名的人,國語學校畢業,去日本讀法律,後來才回來臺灣當辯護士。

周婉窈:王育霖呢?他是東京帝大畢業的,本來在司法界,後來去教中學,二二八時失踪了。

王世慶:對,王育德是他的弟弟。他在新竹法院服務,對大陸人的「歪哥」看不慣,後來辦了警察局局長,那個大陸人記恨,二二八時候就檢舉抓他了。為何被抓?因為臺灣人有在「せびろ」(sebiro,日文漢字作「背廣」,即西裝)內緣繡名字的習慣,要捉人的警察或軍人翻起西裝內緣,看到繡著的名字,就跑不掉了。這也是二二八時候抓人的一種方式,王育霖也因為這樣被抓去。所以,後來臺灣人就說,千萬不能在西裝裡繡名字。

林蘭芳:今天聽 王 老師談許多事,我覺得很難得,尤其其中有關於臺灣史學史的東西。 王 老師提到過去在哈燕社的補助之下,你們開始在臺灣做口述歷史,不知對口述歷史有何心得?還有 王 老師訪問過黃旺成,是否可以多談談他?新竹的地方志多半成於其手。你剛才也提到訪問孫江淮,是臺南市文獻委員會的人介紹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多介紹一些地方文獻委員會的人?

王世慶:黃旺成戰後在臺灣的政界很有影響力。他是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的,國語學校包涵實業、國語、師範三部分,陳逢源是國語學校實業部畢業的。

黃旺成對政界很關心,日本時代他就在文化協會工作,辦報紙,發揮臺灣人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戰後在臺北,如《民報》等報界工作過。在二二八時,黃旺成被列名三十六名要犯之一,由於他的學生在日本砲兵學校畢業後到大陸發展,戰後回來接收臺灣,二二八時他知道當局要抓黃旺成,就安排他到上海,去了一年多才再回到臺灣。

我訪問黃旺成約有六、七個禮拜,每次搭火車去,到他家的古厝。後來他的孫子黄光宇把他的日記拿給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訪問當時他沒有跟我說他有寫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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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課一景,右為王世慶先生,左為林蘭芳老師(周婉窈拍攝)

林蘭芳:他的日記很長,從一九一二年寫到一九七三年,大概有六十年的時光,跨越兩個時代。

王世慶:訪問當時,陳捷先對訪問稿有設字數的限制,所以沒有詳細的、全面性的訪問。黃旺成談比較多新聞界和報界的情形。其實,他在新竹也未盡如意,不是很愉快的過著每一天。但是,我也沒有訪問得很「功夫」(kang-hu;仔細)。 黃旺成 先生是個很有骨氣、很正派的人,他和蔣渭水是比較合得來的同志,兩個人很談得來,據說有一次過年,蔣渭水沒有回臺北,而是到新竹去找他談要事。

    我還訪問陳逢源先生,到草山(今天的陽明山)他的別墅,在現在中國大飯店附近。他們都是國語學校畢業的,能訪問這些大前輩,覺得很光榮。

周婉窈:當時臺大中文系、現任職於高雄中山大學的 簡錦松 教授,為了要為陳逢源寫傳,也曾訪問過 陳逢源 先生。我陪他去拜會過幾次,也去過他在草山的別墅,當時我正在研究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陳逢源只有兩個女兒,我認得他的外 孫郭瑞嵩 教授,他原任教臺灣大學,後來改到東吳大學任教。

(未完待續)

 


 

[1] 200998王世慶先生補充指出,在進行幣制改革之前,其實臺灣人的資產已經縮水了兩次。其一是光復後,約在民國35年左右,先禁用日治時期在臺灣通用的日本銀行券,多是一圓、五圓券,大家都放在銀行裡沒有拿出來。第二次是禁用「青仔欉」(鈔票上有椰子樹圖案),即舊臺幣百元大鈔,所以在四萬圓舊臺幣換新臺幣之前,原來持有鈔票價值都已經變薄。但臺灣幣制問題真正最嚴重的四萬元換壹元的時期,物價波動,利息常倍增,導致金錢投機熱。當時位於中央日報社旁邊臺北城內最大一家地下錢莊「七洋」,吸收熱錢,全世界的幣值都收,投資者往往一個月內可以賺到本金的一倍,如投資一萬元,下個月就可以回收兩萬元。後來連後車站都有人簡便設張桌子,作起地下錢莊「錢架仔」的生意,像有桃園農校、宜蘭農校畢業的兩個同學也做錢架仔生意,某日相遇,我被邀寄錢,但還不到一個月,同學的錢架仔就倒了,我也受到影響。

後來「七洋」(Chhit-iûⁿ著名錢莊)全面倒閉,民間說「七洋八洋,溶(iûⁿ)了了」,錢莊倒掉的時候,老實的臺灣人就賣祖產來償還,有人就「走路」了。因為這時受中國金圓券波動影響,很多鈔票都沒人要,百姓很多人倒了,就此來說王雲五是個罪人。民國37年時,學校老師都拿著大布袋去裝月給,但量太大,無法計算。後來改變發行本票,面額一張可以達到10萬元。

[2] 200998,王世慶先生補充指出,縣政府曾發生過「火燒厝」事件,諸多檔案在民國35年底因縣政府辦公室火災同時被焚毀。尹章義曾比較過清代以前和光復後修志異同,而他主修的《臺北縣志》是很早就修好的,可惜沒有用到檔案,因為已被火吞噬。

[3] 根據甘為霖,〈HÀN-JÏ Ê BÓK-LIÓK〉〔漢字的目錄〕,《廈門音新字典》(臺南:人光出版社,1913出版,1997十九版),頁69,「植」可讀「sít」和「」。不過,沈富進,《彙音寶鑑》和鄭良偉,《台文/華文線頂辭典》只列「sít」音。(限於電腦符號不夠,這條注釋的教會羅馬字的聲符記號不盡正確,請讀者包涵。)

[4] 20078月第十一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口述歷史週專題活動,829下午14:00-16:00,由王泰升與孫江淮對談日治時期法律實務。

[5]20081025112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展出「代書筆、商人風:臺南善化百歲人瑞孫江淮檔案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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