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一）

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一）

林蘭芳、周婉窈、鄭麗榕 整理

 

時間：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六時十分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外文系第三研究室

主講者： 王世慶 先生

出席者：周婉窈，以及「清代臺灣史料選讀」修課學生江坤佑、吳立宣、吳俊瑩、李東諺、林靖傑、邱柏翔、陳雅琳、陳慧先。

來賓：林蘭芳、鄭麗榕。

講述開始（下午三時三十分）

一、介紹部分

王世慶先生講述前， 周婉窈老師為了讓王 師認識在座者，要求課堂學生一一自我介紹，繼之由來賓自我介紹。

圖1王世慶先生講課神情（周婉窈拍攝）

 

之後， 周老師大致介紹他從研究室帶來的王世慶先生著作，並一一傳閱，包括《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灣史料論文集》、《 王世慶 先生訪問紀錄》，以及去年年底出版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 周 老師指出， 王世慶 先生是臺拓檔案研究的第一人。另外， 周老師提及王老師〈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一文，該文顯示總督府檔案的流轉過程，史料歷經滄桑，走過一條漫長的路。這篇文章刊登在《臺灣文獻》第六十卷第一期。

此外， 王世慶先生在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獲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省文獻委員會改制）頒發「終生文獻貢獻獎」， 周老師帶領三位同學前往觀禮。事後由陳慧先整理出〈 王世慶 先生榮獲「終生文獻貢獻奨」頒獎典禮小記〉和〈 王世慶先生得獎感言〉二文，都刊登在同一期的《臺灣文獻》，也在課堂傳閱。 周老師並提到王世慶先生所做的口述歷史，如《霧峰林家之調查研究》，以及《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等著作。

之後就請王世慶先生開始講述，內容如下（原音為閩南語）：

二、民國五十年代臺大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

王世慶：首先我很感謝周老師、學界多方給我提攜（thê-hê）。（ 周老師在一旁急著抗議道：怎麼這麼說呢？我是後輩！）在大家提問之前，我先講一段，開個頭。（眾人拍手）戰後臺大對臺灣史研究有很大的影響。民國五十四年（1965）左右，臺大舉行了戰後二十周年校慶。如果把日治時期也算進來，臺大的歷史應該從昭和三年（1928）開始，比較久遠。戰後學校當局以政府接收的那一年算起，作為校慶，北一女、建國中學都一樣，都是從「接收」之後，開始算校慶的時間。當年臺大為了二十週年校慶，由文學院的教授召開「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座談會，主張應進一步深入臺灣史研究。那一年出版了戰後臺大接收二十週年紀念集，有一本由陳紹馨、陳奇祿、方豪等人皆有撰文的臺灣史論文集，開啟了戰後的臺灣史研究；[1]臺灣史研究才踏進史學研究的神聖領域。所以對臺灣史的研究來說，臺大有很大的貢獻。

當然，日本時代也已經有關於臺灣的研究，但重點放在民俗學、人類學、南洋史學，而不是真正針對臺灣史的研究。雖然臺灣史研究比較少，但有作臺灣史研究的調查。戰爭末期，作了不少調查，但調查比較多，研究比較少。

圖2同學上課情景之一（周婉窈拍攝）

 

戰後，臺大除了是臺灣史研究的先驅之外，也是最早設立臺灣史課程的大學，由楊雲萍 教授開設，當時全臺各大學都還沒有臺灣史的課程。

繼臺大之後，其他大專院校陸續開設臺灣史課程。首先是在北部的淡江文理學院（淡江大學前身），約在民國五十九年（1970）左右，淡江的張建邦院長認為，應該獎勵臺灣史課程，設立臺灣史講座，因此由臺大方豪教授總策劃，每周由不同的老師輪流前去淡江講授臺灣史。

接著開設臺灣史課程的是南部的成功大學，開課時間也大約在民國五○年代。當時黃典權任職於臺南市文獻委員會，他是廈門人，廈門大學畢業的，對臺灣史有研究，所以成功大學請黃典權去講課。講授的課名叫「臺灣省志」，不敢用「臺灣史」為名稱，說是不行，省志才行。這是民國五○年代各大學正式開授臺灣史課程的開端。

臺大在民國五○年代開始進行臺灣史的研究以後，有一次獲得哈佛燕京社三年的研究費的補助，來做臺灣史研究的工作。由臺大教授和學生進行口述訪問和調查。針對經歷日治到戰後，甚至是清末，跨越三個時代，十名地方人士作口述歷史調查。方豪訪問二人（洪炎秋、施江西），林衡道訪問早期的臺灣人醫生吳文明和蔣渭川，王詩琅訪問二人（李騰嶽、林呈祿），陳漢光訪問二人（林熊祥、楊仲佐），李德心訪問杜聰明，我也訪問二人，一是黃旺成，二是陳逢源。後來文章有印出來。[2]

說是調查研究，其實時間很有限，例如，第二年從事霧峰林家的調查研究，是非常好的方向，但總計只到臺中二天一夜，只能作禮貌性拜訪，無法作發掘的工作。當時已知道霧峰林家有相當多的古文書，無論是官方的，或私人的文書，都不少，但卻無法借出。第二年的調查由陳捷先教授主持，他是有能力，很認真的人，雖然文學院部分的計畫是由許倬雲教授主持，但因許教授行動不便，大部分是由陳捷先教授去計畫、聯絡、招待和訪問。

當時霧峰林家只有一天的調查，兩個白天的訪問，就回來了，回來後就要寫出來（笑聲），短期內要寫一些過去比較沒發掘出來的東西，實在很困難。當時訪問有十人，由五人負擔書寫，不到十篇的調查報告，只有五、六篇，或六、七篇。這是第二年臺大以哈佛燕京社的調查經費下所做的嘗試，對臺灣史研究有啟動作用。在這之前，沒有人做口述歷史的調查，對臺灣史而言，做口述歷史是頭一遭。這是由臺大歷史系與人類學系合作推動的哈燕社研究調查工作。

圖3聽課時同學面露愉快的笑容（周婉窈拍攝）

 

原本口述歷史訪問紀錄稿，經決定暫不出版，先以手抄二部，分別由臺大歷史系和哈燕社保存一部，日後再出版。但因大家吵著要看要用，後來就由黃富三（時任講師）帶著兩名臺大研究生擔任助理，協助編輯出版事宜。由於有老師帶頭從事，並且訓練臺大的學生參與，慢慢見習（ná-thōa ná-thōa），對學生對臺灣史的興趣，有提高作用。

在出版前，第一個來臺大看手稿本的就是李筱峰教授。他只看到一句他認為重要的話，就是陳逢源指出光復時的接收是「劫收」，後來「劫收」一詞就廣為人知。

第三年，接著做板橋林本源家的口述歷史的研究。林家在清代是第一富豪，一年收三十萬石租穀，租谷三十萬石就要一萬甲 以上才收得到。除口述歷史訪問外，我們也調查林家各處租館，如大溪、桃園、宜蘭的頭城，和利澤簡等三十間租館，當時我們在礁溪溫泉住了一晚。我們同班人馬調查過一天，但不知為什麼，哈佛燕京社經費停止，板橋林家結果沒有寫出來。

這是光復初期，臺大歷史系加上人類學系老師和學生推動臺灣史工作的一些過程。除了板橋林本源家、霧峰林家之外，臺大在臺灣史研究上，也想擴大對臺灣名望家的調查。美國的史威廉（William M. Speidel）教授，耶 魯的 博士，當時是臺大史丹佛語文中心主任，該中心是史丹福大學主辦之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他有意做臺灣口述歷史的調查研究，例如，興辦礦業的基隆顏家，大地主霧峰林家，臺南古老的有錢人，此外還有鹿港辜家，高雄陳家，是作糖、作鹽的，不是收地租的，最後還有屏東藍家。這都是有代表性的家族， 史威廉 教授想作這樣的調查，起初他從人物入手，也想到日本訪問日本時代在臺灣當高官的官員、大實業家，後來這個計畫的經費沒申請到，他遂沒做這個工作。史威廉有找我合作，在臺灣做了一些調查，例如王得祿與蔡牽這樣具有對照性的歷史人物，以及林文察、林維源，劉銘傳和劉璈的關係。有關王得祿和林文察的文章發表在《臺灣文獻》，有關蔡牽的文章發表在《臺北文獻》。[3]

雖然後來經費沒下來，但當局也在注意，注意為什麼對此有興趣，為什麼在做這些研究。現在講應該沒關係。這兩天有新書發表會的王世榕先生，[4]是駐西歐（按瑞士）的代表，做了若干年。以前是美國亞洲協會臺北辦事處的執行長，有拿亞洲協會研究費的人士，都和他有聯繫，我曾經去找他，他也請我去，說：「 王先生，你也要注意喔。」（笑聲）「當局也在調查，為什麼你在做這款研究。」

數學天才的陳文成，在臺大校園的事件發生（1981）前後，有一位美國教授和我相約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主要是問我臺灣史研究的問題，大多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一般問題。那特務很厲害，就坐到我和美國人坐的咖啡廳桌子旁邊，對我們照相、錄音。（周老師說：和我們現在一樣。眾人大笑。）跟著很緊（tòe-tiâu-tiâu），我和這個美國教授都覺得很明顯，都感覺到，所以就決定就此結束，不要再談下去了。這位美國教授想去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看資料，要我陪他去，我送他到了之後，就返家了，我坐火車回來，感覺特務仍在跟著我，但不知道有沒有再跟蹤這位美國教授。這是陳文成案發生後一年內的事情，時常都會有跟蹤。

當時臺灣史研究的情況，和今天相差很多。這一位美國教授和陳文成同樣來自匹茲堡大學，所以特別被當局注意。他沒有給我名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說起來有點恐怖恐怖的。這是這件事情的詳細情形，過去我沒有說過，現在可以說了，……。（眾人大笑）

以上是民國五○年代臺大提倡臺灣史研究的功勞。

後來臺大從板橋林本源家的林本源基金會拿到經費，每兩個月或定期舉行聚會、研討會。由臺大的教授、學生、外界的文獻會人員、有關臺灣史研究的人士，合作做地方史，或臺灣史的研討會，持續了數十年，這其間培養出臺灣史研究的年輕學生，如黃富三、吳密察，都陸續在協助，張炎憲從日本返國後也一起做事。這些演講由臺大人類學系的季刊出版了二期左右，大多是臺灣研究研討會報告的文章。[5]研討會皆由 陳奇祿 教授主持，開會場所，有時在YMCA，有時在其他地方開會。林衡道、楊雲萍等都常參加。這是繼民國五○年代後，臺大和林本源基金會合作進一步推動臺灣史研究的情形。

我先暫時說到這兒，看大家有什麼問題。我能回答，我就回答，不能回答，我們就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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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5年11月13日，於臺大校慶前兩天在臺大文學院舉行的「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之主題的座談會。會中宣讀十三篇論文，即凌純聲之〈中國大陸與臺灣及太平洋〉、林朝棨之〈第四紀之臺灣〉、夏德儀之〈臺灣史料舉隅〉、方豪之〈修志專家與臺灣方志的修纂〉、楊雲萍之〈南明鄭氏時期的臺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許倬雲之〈臺灣之墾殖與中華民族的擴展〉、陳紹馨之〈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實驗室—臺灣〉、黃得時之〈臺北地區的發展〉、賴永祥之〈臺灣基督教的發展〉、戴炎輝之〈臺灣的法制〉、衛惠林之〈臺灣土著社會研究與中國古史印證〉、唐美君之〈臺灣土著的涵化問題〉，以及陳奇祿之〈臺灣土著研究與中國人類學〉。以上十三篇文章，原刊於《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七期（民國55年5月），頁31-69，後經編輯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四種——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刊行，中華民國57年1月），頁1-33。

[2]這些民國56至58年間的口述訪問紀錄，後結集出版，即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林本源基金會叢書1）（臺北縣：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民國80年）；從完成口述訪問迄出版，時隔二十餘年。2009年9月8日，王世慶先補充指出，該書所附照片5，圖說誤作攝於霧峰「頂厝宮保第」，正確應為「下厝宮保第」。

[3]王世慶，〈蔡牽〉，《臺北文獻》，直字第61、62期合刊（1983），頁1-19；王世慶，〈清代臺灣唯一水師提督王得祿〉，《臺灣文獻》，第34卷第2期（1983），頁43-49。

[4]2009年9月8日，王世慶先生補充指出，王世榕先生是鶯歌人，光復後到臺北市就讀西門國民小學，當時校內外省籍學生居多，而王世榕在語言上有辦法、有天才，除了北京話，也很會講上海話。

[5]舉辦臺灣研究研討會，從1965年12月8日至1967年5月7日，一共集會十四次。每次二、三十人參加，飯後由二至五人做研究報告。第一次由方豪和毛一波主講「方志學和臺灣研究」，第二次由陳紹馨、林衡道、李亦園、王崧興和唐美君講「臺灣社會學和民族田野調查工作」，最後一次由黃典權、曹永和、莊松林主講「臺灣南部之研究」。這十四次的臺灣研討會的研究報告，後編輯成〈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續集〉，發表於《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五種。見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縣：國史館，2004），頁86-87。

惟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第一至第四次，曾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七期（民國55年5月）；第五至第七次，曾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八期（民國55年11月）。後來第一至第七次之臺灣研究研討紀錄，再經編輯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四種——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刊行，中華民國57年1月），頁35-102。作者、篇名等資訊，詳見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