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一)

王世慶先生臺大上課講述紀錄(一)

林蘭芳、周婉窈、鄭麗榕 整理

 

時間:2009619日(星期五)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六時十分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外文系第三研究室

主講者: 王世慶 先生

出席者:周婉窈,以及「清代臺灣史料選讀」修課學生江坤佑、吳立宣、吳俊瑩、李東諺、林靖傑、邱柏翔、陳雅琳、陳慧先。

來賓:林蘭芳、鄭麗榕。

講述開始(下午三時三十分)

一、介紹部分

王世慶先生講述前, 周婉窈老師為了讓王 師認識在座者,要求課堂學生一一自我介紹,繼之由來賓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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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世慶先生講課神情(周婉窈拍攝)

 

之後, 周老師大致介紹他從研究室帶來的王世慶先生著作,並一一傳閱,包括《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灣史料論文集》、《 王世慶 先生訪問紀錄》,以及去年年底出版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論文集》。 周 老師指出, 王世慶 先生是臺拓檔案研究的第一人。另外, 周老師提及王老師〈六十年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保管、整理、編譯、運用和研究〉一文,該文顯示總督府檔案的流轉過程,史料歷經滄桑,走過一條漫長的路。這篇文章刊登在臺灣文獻》第六十卷第一期。

此外, 王世慶先生在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獲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省文獻委員會改制)頒發「終生文獻貢獻獎」, 周老師帶領三位同學前往觀禮。事後由陳慧先整理出〈 王世慶 先生榮獲「終生文獻貢獻奨」頒獎典禮小記〉和〈 王世慶先生得獎感言〉二文,都刊登在同一期的臺灣文獻》,也在課堂傳閱。 周老師並提到王世慶先生所做的口述歷史,如《霧峰林家之調查研究》,以及《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等著作

之後就請王世慶先生開始講述,內容如下(原音為閩南語):

二、民國五十年代臺大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

王世慶:首先我很感謝周老師、學界多方給我提攜(thê-hê)。( 周老師在一旁急著抗議道:怎麼這麼說呢?我是後輩!)在大家提問之前,我先講一段,開個頭。(眾人拍手)戰後臺大對臺灣史研究有很大的影響。民國五十四年(1965)左右,臺大舉行了戰後二十周年校慶。如果把日治時期也算進來,臺大的歷史應該從昭和三年(1928)開始,比較久遠。戰後學校當局以政府接收的那一年算起,作為校慶,北一女、建國中學都一樣,都是從「接收」之後,開始算校慶的時間。當年臺大為了二十週年校慶,由文學院的教授召開「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座談會,主張應進一步深入臺灣史研究。那一年出版了戰後臺大接收二十週年紀念集,有一本由陳紹馨、陳奇祿、方豪等人皆有撰文的臺灣史論文集,開啟了戰後的臺灣史研究;[1]臺灣史研究才踏進史學研究的神聖領域。所以對臺灣史的研究來說,臺大有很大的貢獻。

當然,日本時代也已經有關於臺灣的研究,但重點放在民俗學、人類學、南洋史學,而不是真正針對臺灣史的研究。雖然臺灣史研究比較少,但有作臺灣史研究的調查。戰爭末期,作了不少調查,但調查比較多,研究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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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學上課情景之一(周婉窈拍攝)

 

戰後,臺大除了是臺灣史研究的先驅之外,也是最早設立臺灣史課程的大學,由楊雲萍 教授開設,當時全臺各大學都還沒有臺灣史的課程。

繼臺大之後,其他大專院校陸續開設臺灣史課程。首先是在北部的淡江文理學院(淡江大學前身),約在民國五十九年(1970)左右,淡江的張建邦院長認為,應該獎勵臺灣史課程,設立臺灣史講座,因此由臺大方豪教授總策劃,每周由不同的老師輪流前去淡江講授臺灣史。

接著開設臺灣史課程的是南部的成功大學,開課時間也大約在民國五○年代。當時黃典權任職於臺南市文獻委員會,他是廈門人,廈門大學畢業的,對臺灣史有研究,所以成功大學請黃典權去講課。講授的課名叫「臺灣省志」,不敢用「臺灣史」為名稱,說是不行,省志才行。這是民國五○年代各大學正式開授臺灣史課程的開端。

臺大在民國五○年代開始進行臺灣史的研究以後,有一次獲得哈佛燕京社三年的研究費的補助,來做臺灣史研究的工作。由臺大教授和學生進行口述訪問和調查。針對經歷日治到戰後,甚至是清末,跨越三個時代,十名地方人士作口述歷史調查。方豪訪問二人(洪炎秋、施江西),林衡道訪問早期的臺灣人醫生吳文明和蔣渭川,王詩琅訪問二人(李騰嶽、林呈祿),陳漢光訪問二人(林熊祥、楊仲佐),李德心訪問杜聰明,我也訪問二人,一是黃旺成,二是陳逢源。後來文章有印出來。[2]

說是調查研究,其實時間很有限,例如,第二年從事霧峰林家的調查研究,是非常好的方向,但總計只到臺中二天一夜,只能作禮貌性拜訪,無法作發掘的工作。當時已知道霧峰林家有相當多的古文書,無論是官方的,或私人的文書,都不少,但卻無法借出。第二年的調查由陳捷先教授主持,他是有能力,很認真的人,雖然文學院部分的計畫是由許倬雲教授主持,但因許教授行動不便,大部分是由陳捷先教授去計畫、聯絡、招待和訪問。

當時霧峰林家只有一天的調查,兩個白天的訪問,就回來了,回來後就要寫出來(笑聲),短期內要寫一些過去比較沒發掘出來的東西,實在很困難。當時訪問有十人,由五人負擔書寫,不到十篇的調查報告,只有五、六篇,或六、七篇。這是第二年臺大以哈佛燕京社的調查經費下所做的嘗試,對臺灣史研究有啟動作用。在這之前,沒有人做口述歷史的調查,對臺灣史而言,做口述歷史是頭一遭。這是由臺大歷史系與人類學系合作推動的哈燕社研究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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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聽課時同學面露愉快的笑容(周婉窈拍攝)

 

原本口述歷史訪問紀錄稿,經決定暫不出版,先以手抄二部,分別由臺大歷史系和哈燕社保存一部,日後再出版。但因大家吵著要看要用,後來就由黃富三(時任講師)帶著兩名臺大研究生擔任助理,協助編輯出版事宜。由於有老師帶頭從事,並且訓練臺大的學生參與,慢慢見習(ná-thōa ná-thōa),對學生對臺灣史的興趣,有提高作用。

在出版前,第一個來臺大看手稿本的就是李筱峰教授。他只看到一句他認為重要的話,就是陳逢源指出光復時的接收是「劫收」,後來「劫收」一詞就廣為人知。

第三年,接著做板橋林本源家的口述歷史的研究。林家在清代是第一富豪,一年收三十萬石租穀,租谷三十萬石就要一萬甲 以上才收得到。除口述歷史訪問外,我們也調查林家各處租館,如大溪、桃園、宜蘭的頭城,和利澤簡等三十間租館,當時我們在礁溪溫泉住了一晚。我們同班人馬調查過一天,但不知為什麼,哈佛燕京社經費停止,板橋林家結果沒有寫出來。

這是光復初期,臺大歷史系加上人類學系老師和學生推動臺灣史工作的一些過程。除了板橋林本源家、霧峰林家之外,臺大在臺灣史研究上,也想擴大對臺灣名望家的調查。美國的史威廉(William M. Speidel)教授,耶 魯的 博士,當時是臺大史丹佛語文中心主任,該中心是史丹福大學主辦之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他有意做臺灣口述歷史的調查研究,例如,興辦礦業的基隆顏家,大地主霧峰林家,臺南古老的有錢人,此外還有鹿港辜家,高雄陳家,是作糖、作鹽的,不是收地租的,最後還有屏東藍家。這都是有代表性的家族, 史威廉 教授想作這樣的調查,起初他從人物入手,也想到日本訪問日本時代在臺灣當高官的官員、大實業家,後來這個計畫的經費沒申請到,他遂沒做這個工作。史威廉有找我合作,在臺灣做了一些調查,例如王得祿與蔡牽這樣具有對照性的歷史人物,以及林文察、林維源,劉銘傳和劉璈的關係。有關王得祿和林文察的文章發表在《臺灣文獻》,有關蔡牽的文章發表在《臺北文獻》。[3]

雖然後來經費沒下來,但當局也在注意,注意為什麼對此有興趣,為什麼在做這些研究。現在講應該沒關係。這兩天有新書發表會的王世榕先生,[4]是駐西歐(按瑞士)的代表,做了若干年。以前是美國亞洲協會臺北辦事處的執行長,有拿亞洲協會研究費的人士,都和他有聯繫,我曾經去找他,他也請我去,說:「 王先生,你也要注意喔。」(笑聲)「當局也在調查,為什麼你在做這款研究。」

數學天才的陳文成,在臺大校園的事件發生(1981)前後,有一位美國教授和我相約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主要是問我臺灣史研究的問題,大多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一般問題。那特務很厲害,就坐到我和美國人坐的咖啡廳桌子旁邊,對我們照相、錄音。(周老師說:和我們現在一樣。眾人大笑。)跟著很緊(tòe-tiâu-tiâu),我和這個美國教授都覺得很明顯,都感覺到,所以就決定就此結束,不要再談下去了。這位美國教授想去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看資料,要我陪他去,我送他到了之後,就返家了,我坐火車回來,感覺特務仍在跟著我,但不知道有沒有再跟蹤這位美國教授。這是陳文成案發生後一年內的事情,時常都會有跟蹤。

當時臺灣史研究的情況,和今天相差很多。這一位美國教授和陳文成同樣來自匹茲堡大學,所以特別被當局注意。他沒有給我名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說起來有點恐怖恐怖的。這是這件事情的詳細情形,過去我沒有說過,現在可以說了,……。(眾人大笑)

以上是民國五○年代臺大提倡臺灣史研究的功勞。

後來臺大從板橋林本源家的林本源基金會拿到經費,每兩個月或定期舉行聚會、研討會。由臺大的教授、學生、外界的文獻會人員、有關臺灣史研究的人士,合作做地方史,或臺灣史的研討會,持續了數十年,這其間培養出臺灣史研究的年輕學生,如黃富三、吳密察,都陸續在協助,張炎憲從日本返國後也一起做事。這些演講由臺大人類學系的季刊出版了二期左右,大多是臺灣研究研討會報告的文章。[5]研討會皆由 陳奇祿 教授主持,開會場所,有時在YMCA,有時在其他地方開會。林衡道、楊雲萍等都常參加。這是繼民國五○年代後,臺大和林本源基金會合作進一步推動臺灣史研究的情形。

我先暫時說到這兒,看大家有什麼問題。我能回答,我就回答,不能回答,我們就一起討論。


[1]19651113,於臺大校慶前兩天在臺大文學院舉行的「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之主題的座談會。會中宣讀十三篇論文,即凌純聲之〈中國大陸與臺灣及太平洋〉、林朝棨之〈第四紀之臺灣〉、夏德儀之〈臺灣史料舉隅〉、方豪之〈修志專家與臺灣方志的修纂〉、楊雲萍之〈南明鄭氏時期的臺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許倬雲之〈臺灣之墾殖與中華民族的擴展〉、陳紹馨之〈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實驗室臺灣〉、黃得時之〈臺北地區的發展〉、賴永祥之〈臺灣基督教的發展〉、戴炎輝之〈臺灣的法制〉、衛惠林之〈臺灣土著社會研究與中國古史印證〉、唐美君之〈臺灣土著的涵化問題〉,以及陳奇祿之〈臺灣土著研究與中國人類學〉。以上十三篇文章,原刊於《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七期(民國555月),頁31-69,後經編輯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四種——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刊行,中華民國571月),頁1-33

[2]這些民國5658年間的口述訪問紀錄,後結集出版,即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林本源基金會叢書1)(臺北縣: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民國80年);從完成口述訪問迄出版,時隔二十餘年。200998,王世慶先補充指出,該書所附照片5,圖說誤作攝於霧峰「頂厝宮保第」,正確應為「下厝宮保第」。

[3]王世慶,〈蔡牽〉,《臺北文獻》,直字第6162期合刊(1983),頁1-19;王世慶,〈清代臺灣唯一水師提督王得祿〉,《臺灣文獻》,第34卷第2期(1983),頁43-49

[4]200998,王世慶先生補充指出,王世榕先生是鶯歌人,光復後到臺北市就讀西門國民小學,當時校內外省籍學生居多,而王世榕在語言上有辦法、有天才,除了北京話,也很會講上海話。

[5]舉辦臺灣研究研討會,從1965128196757,一共集會十四次。每次二、三十人參加,飯後由二至五人做研究報告。第一次由方豪和毛一波主講「方志學和臺灣研究」,第二次由陳紹馨、林衡道、李亦園、王崧興和唐美君講「臺灣社會學和民族田野調查工作」,最後一次由黃典權、曹永和、莊松林主講「臺灣南部之研究」。這十四次的臺灣研討會的研究報告,後編輯成〈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續集〉,發表於《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五種。見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縣:國史館,2004),頁86-87

惟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第一至第四次,曾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七期(民國555月);第五至第七次,曾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二十八期(民國5511月)。後來第一至第七次之臺灣研究研討紀錄,再經編輯收入,《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四種——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刊行,中華民國571月),頁35-102。作者、篇名等資訊,詳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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