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統制經濟下的臺灣道路(四)

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

統制經濟下的臺灣道路(四)

林易澄

小結:思想箝制下的民族經濟論述

臺灣社會被納入戰時體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昭和六年(1931)滿洲事變之後,當時仍有一定的發言空間;到了昭和十二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身為漢民族的臺灣人不斷被要求對國家忠誠;最後從昭和十二年(1941)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迫全面接受日本政府指示為戰爭而協力,不許有思想上的異議。[1]本文所討論的,正是陳逢源在第二、 三兩 時期寫就的經濟論述,由於時局的艱困,陳也在訪談中回憶到此時的撰文常受到限制。[2]因此帶有許多思想檢查過後的成分,但是作為經濟論述,這些思想上的箝制同時也反映了現實上的經濟束縛。陳在重重限制下所思考出的道路,既是思想箝制下的曲折表達,也是在經濟束縛與現實條件、變局相互碰撞之後,混合著妥協與理想的嘗試。

其中最明顯的是他很少直接去談到所謂臺灣人的經濟利益,但是每一個從帝國立場出發的建議,最後都歸結於民族的經濟自主。他所作的並不是訴諸於感情,像是以「日臺親善」、「內臺一體」的口號,來博取日本政府的善意。[3]相反地,他訴諸的是直接且確實的經濟利益,將戰時體制下帝國政府的需要與臺灣本地的利益緊密連結起來。在統制經濟追求合理化、效率化的目標下,指出過去各種不平等的待遇與偏頗的政策與此目標有所抵觸,強調它們與帝國政府方針的矛盾。我們在他的論述中很少看到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利益摩擦,他彷彿有意地不提,呈現出一種無民族色彩的風格,似乎政府的目標只是將這塊領土上的人民作最優化的動員;而在這過程中將過去由於日本資本與本地部門利益衝突所導致的不平等與偏頗,在合理化的方案下突顯出應被取消、矯正的一面,從而曲折地,以一種無民族差別的姿態保護臺灣本地的利益。在這些文字底下,他引導著這樣的觀點:如果把臺灣人視為帝國重要的成員,不刻意保護日本本地利益,占有臺灣島內人口、土地與資金之多數,並且更熟悉地方情況的臺灣本地領導菁英,作為帝國在臺灣利益的代理者,他們在資源動員之效率與社會秩序之穩定上,必然較外來的日本資本家更為適當。因而,他愈是標舉臺灣應該為了帝國的戰時目標而致力,便愈是強調了臺灣人應在其中擴大參與,進而重整臺灣經濟勢力結構的一面。在表面上,他強調為了戰爭的努力:食糧增產、船腹節約(海運運輸以戰爭需求為優先)、民生工業物資自給、提高作物生產效率、管理買賣輸送的效率;而在底下則意圖導向這樣的結論:臺灣工業化、強化本地資本、自主新農業團體、米優先。

他似乎致力於塑造這樣的意象:臺灣本地的利益才是帝國的同盟者。在這樣的目標下,配合當時局勢的變動,他不斷去突出他所要矯正的對象與帝國政府的利益矛盾。在產業結構方面,迎接戰局的進展,伴隨爪哇產糖區的占領,他指出糖業公司過去在保護政策下享有的過當利益,此時已經不再是帝國所需的了;相反地,戰爭時期確保食糧生產的米優先政策才是帝國的方針。他並且進一步批評為了糖業公司利益制訂的米專賣制度,從與糖業公司相反的角度,意圖展開解決米糖相剋問題的論述。同時,配合民生船運量的縮減,不得不由臺灣自給工業製品的情況,強調臺灣必須改變過去的定位,展開轉型,不再只是農業品產地與工業品市場,而在其中引入原本束縛於土地資產的臺灣本地資金,將之導入工業生產中。而在農村的社經結構上,他也指出脫離農村的不在地地主、官僚化的農會系統、米穀納入組合造成的效率低落,強調只有了解、熟悉農村經濟情況,保有組合員共同參與精神,以產業組合為中心的新農會團體,才能有效率地增進糧食生產,安定農村秩序,給予帝國政府有力的支持。這也符合他對統制經濟的認識:在理想的情況下,政府扮演監督者的角色,與統合性的產業自主組織相輔相成。在這樣的構想中,帝國政府所應作的絕非單方面的壓抑,而需要臺灣人積極地參與,才能達到最高的動員效果,而這正需要讓臺灣人在其中看見自己的利益所在。同時,我們亦可注意到,他筆下民族經濟的論述並不僅是日臺民族之間利益衝突的二元對立,他試圖重整的對象也包括了寄生於農村的不在地地主,以及米穀納入組合中分取暴利的臺灣人,並主張使之轉型或重塑為擁有共同參與精神的本地領導菁英。

由於日本的戰敗,這些經濟論述失去了日後檢證的歷史機會。我們很難確知如果歷史以另一個可能進展,臺灣能否在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體制下,依循著他的建議把握自身經濟發展的契機;日本帝國朝向統制經濟的產業體制,是否能夠使過去保護日本本土資本家利益的政策受到節制。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戰後臺灣糖業失去了高關稅保護的日本市場,必須在國際市場上面對東南亞糖業的競爭,在早期以砂糖賺取外匯的短暫榮景之後,逐漸失去其產業重要性,而被新興工業所取代,這個過程與陳逢源的預測仍然若合符節。在農村社經結構部分,戰後在農復會主導下的土地改革與農會重組,也近於陳氏的建議:由國家介入培植自耕農,並迫使地主將土地資產轉向工業投資;與此並行的是農會人員結構的改變:去除不在地地主的掌控,只有具備自耕農身分者才能擔任理監事,並強化金融、產銷、倉庫利用等合作社業務,將農會定位於農民的自治組織。[4]就此而言,或許可以說陳逢源在那時已經看到了,隨著戰爭來到,某些結構性的東西不得不產生半永久改變的端倪吧,儘管他無法確知橫亙在前方的是什麼樣的歷史道路。不過,也在這裡,歷史的軌跡顯得相似又陌生。與陳逢源的構想相比,戰後的農村變革中不復見「立足於土地上的指導者」,而難以和國家機器的介入抗衡,在借力使力的策略中,潛藏的危機要比預期的更為龐大。他試圖藉用國家統制力量來建立的農村自治體系,最終反過來被國家機器吞噬,變成了國民黨政權統治下操弄地方派系政治的代理機構。這一段戰後的變遷,涉及到國民黨政權撤退來臺後重新確立政權基礎的肅清與吸納活動。從日治末期臺灣總督府的農村變革構想開始,歷經戰爭與政權轉移,一直到國民黨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這段時期,在地方政治經濟結構的層次上,活躍於產業、信用組合中的本地政治參與者,面對國家機器積極介入的農村政經結構重組,究竟如何與之互動,仍有待於研究者進一步的考察。(四之四,完)

 

 


[1] 何義麟,〈臺灣知識人の苦惱:東亞共榮協會から大亞細亞協會臺中支部ヘ〉,收於松浦正孝編著,《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實像:帝國日本と臺灣‧南洋‧南支那》,頁305

[2] 王世慶等紀錄,《臺灣口述歷史:陳逢源先生訪問記》。

[3] 何義麟筆下,東亞共榮協會中臺灣士紳遭遇到「內臺融合」構想的幻滅,正說明了訴諸文化情感的不可依靠。

[4] 參考黃俊傑,《農復會與臺灣經驗:1949-1979》(臺北:三民,1991),頁78-129。此處也必須指出,陳逢源並未清楚討論到如何避免新農業團體淪為競逐私人利益的場所。就戰後的發展來看,初期由地方地主主導的農會與產組,卻演變為高利貸的營業方向。這與戰時米穀納入組合,擔任要職之臺灣人分食手續費用利益的情況並無二致。農會重組後,雖限制了成員的身分,但是由農民自治的農會也產生日後派系鬥爭的問題。在這樣的派系鬥爭中,勢必將給予國家力量介入的空間,並因此喪失自主性。在這一部分似乎可以說他仍是過於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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