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統制經濟下的臺灣道路(二)

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

統制經濟下的臺灣道路(二)

林易澄

戰時體制下產業結構的變革契機

新的東亞局勢與臺灣產業的因應之道,具體呈現在陳氏1943年的兩篇文章〈臺灣糖業の變貌過程〉(臺灣糖業面貌的變化過程)、〈糖業再編成の進展〉(糖業重新編整的進展)裡。陳逢源從昭和十年(1935)熱帶產業調查會的報告談起,該篇報告指出臺灣糖業當時已經充分滿足日本國內的需求,列於世界產糖國之林,為了在海外市場與爪哇糖競爭,必須加緊降低成本並擴大生產,因而提出十年增產計畫。當局面對米蔗相依比價結構的米糖相剋問題,為擴大水田蔗作(以生產力比旱田高的水田來種植甘蔗,先前由於蓬萊米外銷日本市場,對農民而言種稻米比種甘蔗有利可圖,水田更多用於米作)面積,導致了此後的米作壓抑政策。在昭和十四年(1939)殖產局發行的《重要農作物增產目標》小冊子中,明白揭示出甘蔗增產計畫的方針,目標是「為了確保國內優良廉價的砂糖與無水酒精之供應,並進一步輸出到滿洲國與中國的砂糖市場。」從而在帝國議會的辯論之後,確立由臺灣總督府統制米穀移出管理(即米專賣制度)。

陳逢源指出,帝國政府與糖業公司之間在此時已經埋下了矛盾的種子。總督府在實施米專賣的同年也頒布了「臺灣糖業令」,其中除了有保護糖業公司的一面:例如製糖業許可制、原料採取區域制、事業計畫之認可制外;也有統制經濟的一面:生產供給及價格協定之監督、業務及財產之監督。長期抱持自由資本主義的糖業公司儘管對此有些不滿,但是把不滿與米專賣後能獲取的利益相比後,仍然高興而甘願地接受了。[1]以臺中州為例,同年確立了「臺中州農作物增產五年計畫」,推廣輪作式耕作法,獎勵集團式的水田蔗作,由殖民政府投入了大筆的獎勵費用。1930年代後半總督府政策對於糖業公司利益的傾斜,使得蔗作面積由1936年的124,555增加到1939年的174,294[2]蔗作水田面積則由1936年的35,314增加到1939年的73,759[3]蔗作總面積(包括水田與旱田)增加了四成,其中水田蔗作更增為兩倍,兩份統計相參照,蔗作增加的總面積有八成來自於水田蔗作。

但是這樣的急速增加卻在1940年期開始,呈現出停滯並且後撤的情況。究其原因,正來自於帝國政府與糖業公司先前埋下的矛盾。由於戰爭時期糧食供應日益緊張,從1940年起,糖業公司的利益不得不讓位於帝國政府的需求,即確保糧食。到了1942年,水田蔗作面積已經退回到35,575,等於1936年的水準。另一份統計雖有出入,但蔗作總面積也退至161,352,較1939年降低了約一成。米作總面積雖然沒有回復到1936的水準,降低了約一成,特別是在來米作面積持續下降,但是蓬萊米作面積卻由1939年的317,041提升至391,454,增加近四分之一,可以清楚看到戰時強調米穀生產供應日本本國需求的變化。在「臺灣糖業令」之下,戰時的總督府擁有更多的權力來抑制糖業公司追求利潤的企圖。此外,戰爭導致了商業海運量的縮減,也深深影響了臺灣糖業。這一方面來自於戰時東亞海運的困難,一方面則因大量的貨運量為軍事需求所用,壓縮了商業運輸的空間。在此情況下,海運量優先分配給米,糖則暫緩。砂糖大量堆積於港口倉庫無法運出,到194310月,已高達880萬擔。周轉的中斷使得以往抱有數千萬日圓游資的糖業公司,不得不向銀行借款支應。[4]戰爭帶來的這些新變化,使得過去與總督府密切合作的糖業公司變成了次要的伙伴。

1941年底珍珠港事變開啟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日本逐一占領西歐國家在南洋的殖民地,更進一步地牽動國際糖業的生產結構。過去臺灣作為日本帝國底下最大的砂糖產地,一方面供給本國需求,一方面和爪哇糖業在東亞市場展開競爭。但是隨著戰爭的進展,19423月日軍完全取得印尼的控制權,5月攻克緬甸與菲律賓,東亞糖業的主要產地至此也都納入了日本帝國的控制。從而爪哇糖業不再是臺灣糖業的外部對手,而是內部的競爭關係。同時由於戰爭的緣故,對歐美市場的輸出產生問題,於是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之內,反而出現砂糖生產過量的情況。據日本糖業聯合會的調查,昭和十四、十五年期整個共榮圈內共有二百萬噸的過剩砂糖。這麼一來,各砂糖產區的重新整頓便成為迫切的事情了。[5]由於爪哇熱帶蔗業先天產量優越,在自營農場集團耕作之下,平均每甲產量為二十二萬斤,比臺灣的十一萬斤高出一倍。此外,臺灣甘蔗農作不如爪哇為單一栽培,間雜棉花、蕃薯、花生、蔬菜等,也影響了收穫量。陳逢源指出,即使臺灣蔗業以較好的土地採取爪哇式經營,至多也只能達到十六、七萬斤,加上臺灣夏季颱風頻仍,顯然無法在原料成本上和爪哇競爭。即使長久以來臺灣糖業採取各種合理化的作法,在品種、灌溉、病蟲害和製程上改善,較爪哇糖業更進步,但是在新的共榮圈體制下,臺灣糖業勢必要讓位,不得不進行產業的轉型。[6]

他認為在戰爭期間,一方面帝國政府有糧食增產的優先需求,另一方面則需要以糖蜜與砂糖製造無水酒精為燃料,所以臺灣糖業的角色將轉變為以米穀為中心的產業結構之協力者,由砂糖食品工業轉向燃料化學工業。[7]此時由於保護政策的轉變、海運限制下的滯貨、資金的困窘,過去受到利潤保障,儘管臺灣北部冬季溫度較低,仍然勉強生產的各製糖場都已預定裁撤,包括日糖興業的嵌子腳、二結、竹南、苗栗、沙轆等工場,以及臺灣製糖的臺北工場。同時臺灣製糖、明治製糖等公司,以及旁系的日東化學、福大公司,日糖興業等,都擴大了燃料部門的投資。[8]此外,由於戰時海運量的限制,許多工業、民生都需要自給,也使得日本帝國不得不讓臺灣脫離過去做為殖民母國食品供應者、工業製品市場的角色,進一步朝向工業化邁進。[9]在陳逢源的構想裡,臺灣長期被糖業公司壓榨利潤的命運,將配合新的東亞政經秩序而改變,變成以米部門與化學、民生工業部門為主軸的結構。配合工業化的進程,米的供給勢必更為重要,成為臺灣農業的優先事項,而糖業則讓給爪哇,甘蔗只在濁水溪以南重點栽培,作為酒精、燃料工業的原料。他認為如此一來,所謂米糖相剋的宿命鬥爭將真正告終,而這場戰爭也將成為臺灣糖業進行合理轉換的契機[10]

農村社經結構的調整:農村危機與自耕農培植計畫

配合這樣的產業結構調整,陳逢源也勾勒了農村的新秩序。如同他將米業、糖業的對立置於新的東亞局勢下,把對糖業公司的批評與帝國政府的需求連在一起;在農村社經結構上,他同樣力圖在殖民政府的方針中,提出臺灣人的生存空間。

他首先抨擊臺灣米移出管理制度,指出這使得米產量大減,由1939年的9,152,000石劇減至隔年的7,901,000石,總督府宣稱為了矯正「米作偏重」而提出的米專賣,才實施不久便已遭遇矛盾,面臨了戰時經濟下糧食增產的新階段。[11]他指出臺灣農民對於時局認識不深,滅私奉公的精神終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為達到國家的動員目的,應該從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使之相配合。他問道,「隨著戰爭之進展,帝國的方針已經變化,米穀局的招牌不正已經換成食糧局了嗎?」所以他主張將過度低估的米穀買收價格提高,刺激農民種植米作的意願。特別要求各地米穀納入組合將每袋70錢的手續費撥出部分,這樣每石可節約145錢,用於買收價格的提高,來解決米作意願不高的問題。[12]

但是這也只能解決部分緊急問題,陳指出,如何將土地與農民緊密相繫才是糧食增產的重心,因而不僅是品種、肥料的技術面,農村社經結構的農政面也必須納入考慮,包括自耕農的培育,佃農制度的改善,適當經營規模的調整等。[13]他認為過去殖民政府將重點放在技術方面的改良,例如品種與土地的改善,水利的普及,害病蟲的驅除,施肥的推廣等。這些固然卓有成效,但是單憑技術至此要進一步圖謀增產有所困難,應當將關注置於農政方面,在戰時體制下進行農業的再編成。他認為其核心是佃農耕作權的認可,與過高佃租的矯正,目標是讓佃農得以安心進行土地的改良。過去受到封建身分關係的遺風,佃農地位低落,而地主則持保守的尊大與自己本位的營利取向,並不關注於土地的改良。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在佃農的農政方面進行改善。具體的說,便是將平均達50%-55%,甚至於80%的佃租予以調整。[14]

他指出日本國內由於佃農爭議的激化與1929以來的農業恐慌,佃租逐漸下降,反之臺灣則由於1920年代後期蓬萊米的輸出利潤,使得佃租上升。[15]這個時期佃農與地主分沾米作輸出的利益,不致無力負擔佃租,但是隨著米專賣的實施與物價的提高,情況有了變化。他表列物價指數由1937年的100%上升到1942年的150%,其中米為134%,砂糖為121%,其他民生物資則高達200%左右。1939年實施米專賣之後,米價的壓抑與其他物資的騰貴,使得米作的利潤相對下跌,導致佃農負擔增加。這清楚地顯示在租佃爭議的變化上,米專賣之前由於蓬萊米的利潤,爭議件數逐年減少,但是1940年一躍為過去平均的三倍,達到1502件。[16]1920年代後半到1930年代,由於米作外銷的利潤,使得佃農競租土地引起佃租高漲,到了這時情況已大為不同,常常出現佃戶退租轉為勞工的情況,顯示出佃農生活的難以為繼。顯然,這樣貧困不安的農村情況是與帝國增產糧食的方針相矛盾的。

針對這樣的情況,陳逢源提出培植自耕農的論點。我們將在此分析他的主張,針對削弱地主、培育自耕農這個彷彿與總督府同調的政策做一些評估。隨著戰爭的來到,殖民政府為了保障糧食供應,保護的對象有了轉變,從過去的統治同盟——地主——轉向耕作大部分土地的佃農。[17]就陳氏的論點來看,他有意藉此機會,利用殖民政府與地主的矛盾,重新塑造農村的政經結構。

大體上,他對於這批長期受到殖民政府優裕的本地地主評價不高,認為他們難以真正帶領、保護臺灣農村的利益。陳逢源在日後的訪談中指出,如果戰爭不爆發,或者日本人繼續統治臺灣,那麼他們勢必將繼續與地主階級合作來鎮壓農民運動。[18]這個看似與晚期總督府租佃政策不同的觀察,或可多少代表他的想法。他指出,這時租佃問題的惡化固然基於經濟情勢的激變,但是地主也需負起幾分責任。長久以來地主已經變成了不在地地主,僅以佃租的營求為目的,對於農村本身並不關心。臺灣人投資於土地的習慣與蓬萊米輸出帶來的繁榮,使得臺灣土地價格長期增長,地主資產隨之膨脹。從而,比起親自經營,不如寄食於佃租有利,因而地主逐漸失去與土地之間的直接聯繫,離開農村享受都市的物質生活,成為不在地地主。這樣的地主只把佃戶看作收租的對象,難以真正關注農村問題。[19]而總督府的業佃協調措施,在他看來也只是避免過激爭議發生的表面功夫,對於介入佃租的適正調整不能給予法律上的根據,而只訴諸於地主的同情心。(按,後文提到總督府已於1939年規定地租不得高於當時水準,但確實也未積極調降。)所以儘管從1930年代初期當局即已展開各種業佃協調措施,逐年下降的爭議件數看似頗有成效,但是到實施米專賣的1940年,租佃爭議仍瞬間暴增三倍。陳指出這樣的數量正證明了業佃協調措施成效的界限。[20]

他引述櫻井武雄《日本農業の再編成》(日本農業的重新編整)對日本農村的分析:「今日我國的地主已是全然寄生的存在。過去地主是地親,在兇年提供種子、肥料、家畜、灌溉用具給佃農,協力確保農業生產。特別是管理農業用水、共同防衛自然災害。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村的情況逐漸改變。地主以前還代行國家的補助金政策,現在只是安坐在土地所有權上,享受米價高昂帶來的佃租收入。現代的地主已經喪失生產的職能,淪為寄生地主、不在地地主。」認為這與臺灣農村情況並無二致。[21]基於這樣的背景,他認為要徹底改變農村的主導力量,才能賦予新的生機,而這也正符合於帝國政府增產食糧的目標。他指出,儘管一時無法調查研究所謂適當的佃租為多少,但是伴隨著米穀價格受到統制,從現物佃租往現金佃租的條件已經成熟,如此多少能賦予佃農更大的議價空間。此外,戰時臺灣為了自給而進行的工業化,提供了佃農其他的工作機會,佃農可能隨時離開租來的土地,也使得地主反而變成弱勢。[22]這個農村相對不穩定的時刻,正是培植自耕農勢力,使他們安定下來的契機。

這樣,在打著實現健全的農村秩序與國民經濟、增產糧食等口號下,陳逢源試圖去改變臺灣農村的格局。他參考了日本本國的情況,提出具體的作法。日本國內在大正十一年(1922)設立了簡易生命保險積立金,相較於過去的勸業銀行、農工銀行,其手續簡便、利率較低、核准金額較高,以低利長期貸款推動自耕農創設維持事業。就臺灣的情況來說,他主張由各地方的產業組合配合政府來推動這一工作,他指出這些農村的金融機構最熟悉當地的經濟情況,能夠將來自政府的補助做最簡便而合理的處理。他並以樹林信購販利組合為例,指出臺灣已有民間獨立推動的案例,在昭和八、九年(1933-34)時,該組合的負責人黃純青從林本源手中購入二 十三甲 土地,以一戶 一甲 的規模創設自耕農,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黃純青以三十五年為期,每年收取較一般佃租稍高的費用,讓參加者分期還清地價與利息,同時,他也要求參加者有義務要興建豬舍、製造自給堆肥。配合這樣的案例,陳認為政府應當由臺灣產業組合聯合會,或是大藏省的預備金,予以低利資金的支援。在他眼中,種種條件使得農村不安、農業疲敝、耕作意願低落、土地價格下跌,此時反而是推動自耕農創設計畫的絕佳時機[23]。(四之二,待續

 


[1] 陳逢源,〈臺灣糖業の變貌過程〉,《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頁112糖業公司起初顯然不認為總督府的力量足以壓制它們,例如當時臺南州鼓勵棉花栽種的規劃便為糖業公司所抗議。見吳三連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71),頁538。但之後隨著戰時體制的生產需求,帝國政府對糖業公司的立場越發強硬,不再為糖業公司所能抗衡。

[2] 柯志明,《米糖相剋》,附錄三。

[3] 陳逢源,〈臺灣糖業の變貌過程〉,頁113

[4] 陳逢源,〈糖業再編成の進展〉,《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頁135;〈船腹難と臺灣展業〉,同書頁201

[5] 陳逢源,〈臺灣糖業の變貌過程〉,頁114-115

[6] 陳逢源,〈臺灣糖業の變貌過程〉,頁116-117

[7] 陳逢源,〈臺灣糖業の變貌過程〉,頁115-116

[8] 陳逢源,〈糖業再編成の進展〉,頁129135

[9] 陳逢源,〈臺灣經濟の自給化〉,《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頁207-211

[10] 陳逢源,〈臺灣糖業の變貌過程〉,頁120;〈糖業再編成の進展〉,頁137

[11] 陳逢源,〈食糧增產の現階段〉,《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頁74

[12] 陳逢源,〈食糧增產の現階段〉,頁757778

[13] 陳逢源,〈食糧增產の現階段〉,頁79

[14] 陳逢源,〈最近の小作問題と農政改革〉,《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頁50-51

[15] 陳逢源,〈臺灣小作問題の核心〉,《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頁31

[16] 陳逢源,〈最近の小作問題と農政改革〉,頁55

[17] 柯志明,《米糖相剋》,頁216

[18] 王世慶等紀錄,《臺灣口述歷史:陳逢源先生訪問記》(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68)〔手寫本〕。

[19] 陳逢源,〈最近の小作問題と農政改革〉,頁53

[20] 陳逢源,〈最近の小作問題と農政改革〉,頁54

[21] 陳逢源,〈最近の小作問題と農政改革〉,頁59-60

[22] 陳逢源,〈最近の小作問題と農政改革〉,頁6258

[23] 陳逢源,〈自作農創設と產業組合〉,《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頁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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