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 統制經濟下的臺灣道路(一)

二戰時期陳逢源的經濟構想──

統制經濟下的臺灣道路(一)

林易澄

如果回到1943年夏天某個午後的臺北街頭,或許我們會聞到這樣的氣息吧?潮濕而悶熱的空氣,預示著颱風即將到來,遠處雲層聚集起來,彷彿帶著太平洋戰場上的煙硝。陳逢源(1893-1982)在那天下午,將案頭那份密密麻麻、塗了又改的稿紙擱在一旁,準備出門跟幾位報社的同事吃晚飯,討論臺灣的經濟情況。那時,他或許也曾在這樣的空氣裡,嗅到一絲和這個島嶼的未來同樣纏繞、動盪不安的擾動吧?而這些又似乎將隨著風暴的結束底定,儘管颱風的方向尚未定下,只是遠遠地朝著此地而來。

隔著半個多世紀,閱讀陳逢源寫於1940年代前後的眾多經濟時論,不由得浮現出這樣的畫面來。那些隨著戰爭的終局而失去用處的段落,在我用半生不熟的日文能力一字一句解讀的過程中,也像是飄盪不定的天氣一樣,逐一顯露交織其上面的不同脈絡。有些彷彿預見了日後的變動,有些則與歷史的發展斷裂開來,又有些地方則像是認同了軍國動員體制下的統制經濟,而有些地方卻透露對於島嶼上人們自主地位的嶄新構想。在那個未來還沒有被確定的時刻,這些文字捕捉了當時的臺灣產業經濟處境,留下某些沒有完成的可能與構想,同時也折射出一位臺灣知識分子在新聞管制的戰爭時期,曲折地尋找臺灣自身道路的嘗試。

1940年代前後,殖民政府積極介入臺灣農村的社經結構,藉由米專賣政策、農村合作社運動與租佃關係調解,試圖削弱本地地主的經濟利益與社會權威。[1]臺灣總督府的目標很清楚:捨棄過去作為同盟對象的本地地主階級,扶助原子化而無法與殖民政府對抗的自耕小農。陳逢源在此時期大力鼓吹培植自耕農,其見解正與總督府相呼應。先前關於陳逢源政經思想的研究,也提及他的思想於此時轉向統制經濟。[2]但他身為臺灣民報(與改組之後的興南新聞)長期的經濟主筆,與臺灣地主階級如林獻堂等人熟識,為何之後會有這樣矛盾、配合殖民政府的議論

陳氏以日文出版的兩本經濟論著《新臺灣經濟論》(1937)與《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臺灣經濟與農業問題,1944),收錄了大部分寫於這時期的長篇論文與短篇時論,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靠近那個時代,並且提供一些答案。在那些鉛字印就之際,是一個與日後臺灣經濟變遷相對陌生卻又有許多軌跡重疊的時刻;對他來說,臺灣未來的命運仍不可預知,今日我們視為曇花一現的大東亞共榮圈體制也可能是確定的將來,臺灣與臺灣人的經濟處境必將與此歷史發展緊密相繫。陳逢源於戰時統制經濟體制下,在重重的限制中,並非單純地反對日本帝國政府的政策,而將之視為轉變的契機,試著勾勒屬於臺灣本地利益的經濟政策藍圖,打破過去不平衡的利益分配與產業限制。從中我們將會看到伴隨太平洋戰爭局勢的演變,這個島嶼在日本帝國內部的經濟及產業地位有了新的變化,在這變化中出現了殖民者內部的矛盾,成為臺灣人可以參與和利用的機會。將統制經濟的概念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與臺灣的社經結構下,我們將能進一步理解陳逢源在其中看到的可能性,並藉此觀察當時臺灣本地經濟發展遭遇的結構性困境。

一個臺灣知識分子對於統制經濟的思考

日治時期臺灣的經濟命脈在於米、糖兩大產業,後者受到殖民政府的種種優惠扶持,成為日本資本壟斷的巨型卡爾特(Cartel),從原料、加工、運輸、販售全面掌控;相對於此,米產業則為本地地主資本重心所在,兩種作物之間的比價關係造就了所謂「米糖相剋」的現象。其中糖業公司挾著龐大的政經優勢,以利益不對等的契約關係,將臺灣蔗農在保有家庭農場的形式下,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3]以日資為主導的各家糖業公司,配合種種殖民政府政策上給予的便利,各自劃分生產區域,聯合起來壟斷了甘蔗原料的收購價格,並控制了日本國內市場的銷售管道,獨占了龐大的利潤。然而臺灣民眾卻只能得到微薄的收益,對於陳逢源來說,這是活生生的資本主義剝削怪物。

要了解他對於統制經濟的看法,便必須將之放在臺灣資本主義化的背景來理解。在〈經濟人の時局的自覺〉(經濟人對於時局的自覺)中他比較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與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的國家主義經濟學。他從「蜂蜜寓言」談起,討論資本主義初生之時的英國社會氣氛,人類的自利心如何推動了社會的繁榮。然後談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指出他一方面將「同情的原則置於倫理的體系」,另一方面以「自利的原則來觀看經濟的體系」。協調之道則在於〔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將各人謀求私利的企圖轉變為社會的福利。[4]他指出,這種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假定,抽離了一切人的關係,只剩下抽象的個人性。經濟的動機只根據營利的衝動,將人性中關於家族、職業、團體、國家等部分,除了個人營利欲之外都去除,是一個世界主義式的假設。但是,陳逢源認為這並不適用他身處的時代。他隨之引述了李斯特的話,指出應當同時注重私人經濟與國民經濟,在必要的時刻,為了國民經濟可以犧牲個人經濟,例如國家以權力抑制私人企業。

他將這樣的對比置於明治以來的日本經濟發展上,亞當斯密的理論是「對於過去封建制度的革新思想,強調良心之自由、政治之自由、經濟之自由,以自由主義的熱情打倒舊秩序,橫溢著自律、自助、自治、自尊的獨立自主精神」,而這正是明治到大正時代的社會情勢,促使日本成為世界有數的工業國之一。但是到了他的時代,各先進國受到經濟恐慌的洗禮,經濟政策轉為保護主義。所謂的自由主義,其實只是少數資本家的自由,一般大眾卻不自由,只是有〔資本、原物料〕的國家的自由,沒有的國家卻不自由。他認為此時當是對自由主義施予反動,燃起新秩序建設狼煙的時代。[5]

如他所說的,雖然這樣的想法部分受到法西斯與納粹思想的影響,但大體來自於當時的情勢,要以公益的目標取代過去經濟人的假設。儘管看起來像是呼應帝國與軍方的統制經濟構想,但同時也可以見到他試圖在統制經濟構想中突出打擊資本家卡爾特的一面。在更早寫就的〈轉換期に立っ新糖業政策基調〉(立足於轉換期的新糖業政策基本方針,1936)中,他對五一五、二二六事件抱持著一定的同情,視為將來到的戰時體制的一個轉機。他指出這一新的方向是:一、伴隨著充實軍備的準戰時體制之編成,朝向保護與自給經濟轉變;二、在此過程中強調財富的公正分配、負擔之均衡,以「國民生活之安定」來革新內政。進一步將向來自由主義的、以營利為目的之企業經營,轉向國家主義的、非營利企業經營的方向。[6]

而國家主義一面與臺灣命運之相繫者,便在於糖業。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食品問題是統制經濟中最優先的,臺灣糖業向來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保護,作為獨立企業極為脆弱,在各重要產業中顯然最應加以整頓。他指出臺灣糖業定位並不清楚,究竟是要以國內自給為目標,還是要提昇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如果是後者,那麼自然必須徹底壓低生產費用,來突破國際市場的關稅壁壘,不得已也只好犧牲國內的農民與勞動者。但是相對於生產費用更低的爪哇糖,臺灣糖的競爭力並不高,主要市場僅限於中國與滿洲國,隨著兩國糖業的發展,臺灣糖的國際市場並不看好。與其如此,應當將重點置於國內自給,而非以糖業公司的利潤來妨害國民全體的繁榮。糖業公司抱怨米價過高,無法壓低糖的原料收購價,而缺乏國際競爭力,他認為這是沒道理的抱怨。應該檢討的是,在長期壓低原料價格的同時,糖價卻不便宜的經濟機制。他指出,新糖業政策的基本方針應當轉變,保障生產原料農民們的生活,在給予糖業公司一定利潤的同時,供應大眾便宜的砂糖。對他來說,統制經濟具有這樣的可能性:「將資本家的營利統制轉換成國民的公益統制。」[7]

陳逢源和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左翼臺灣知識分子,都同樣對糖業公司和資本主義展開批評,但和後者不同的是,他傾向於法西斯式的統制路線。他並不打算完全消除卡爾特,而試圖讓國家介入卡爾特。對他來說,納粹的倒臺是後來的事情,法西斯的經濟體制在此時有著相當的吸引力。他提到納粹於19337月頒布的「關於卡爾特令改正的法律」、「關於強制卡爾特之設立的法律」,納粹並非清算卡爾特資本,而是讓它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他引述道:「強制卡爾特的根本思想在於,為了公益而利用卡爾特在國民經濟上有益的各種作用。」「這樣的強制經濟並非國家共產的計畫經濟那般予以經濟桎梏,而是強化發展基於私人創意與自治的企業經濟。」「關於商品的生產、販賣之限度、價格之決定,設置價格監視委員會來抑制不當的價格使物價安定,並矯正分配的不公。」[8]比較計畫經濟與統制經濟之後,他認為必須保留資本主義企業的效率與創意,他指出統制經濟並不只是專賣而已,而是在尊重個人之〔企業經營〕發意下,節制資本家無限制的利益追求。因而他並不主張將糖業公司國營化,而是要求由國家介入甘蔗收買價格與糖的販售價格,對於糖業公司在過多保護之下獲得的巨大利益,做一定程度的限制。[9]

對陳逢源來說,這樣的觀點並非突然出現,往前追溯,在他之前討論金解禁問題的文章中已有類似的看法。對於1930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他認為「這回商界的不景氣,卻不是景氣循環上一時的現象,乃是經濟組織變革上的半永久的東西」,「此後重要產業部門的獨占化,農村的協同組合化與配給組織的合理化,可不是資本主義產業組織的變質,社會主義產業組織的先驅?」[10]在這時,陳逢源一方面看到了巨大卡爾特壟斷的出現,以及獨立商人空間的消失,他把這看做是合理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他又在其中看到國家介入的必要,而將之視為社會主義產業組織的先驅。而到了1937年,在閱讀法西斯主義統制經濟的書籍之後,這樣的想法便進一步落實下來。可以說,陳逢源在對明治以降日本帝國經濟發展的分析中,借用了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統制經濟的對比,試圖指出帝國政府和臺灣糖業公司間的矛盾。過去它們密切地互利合作:糖業公司為帝國政府確保國內砂糖生產的自給自足,使日本不再因為砂糖的消費而損失大量外匯;政府則予以各種政策與行政上的保護、優惠。但是糖業公司朝向國際市場的利潤追求與帝國政府確保自身供應的目標卻有內在的矛盾。在新的戰時體制下,這個矛盾將會清楚地展露出來,成為臺灣人可以利用的縫隙。

以下我將討論陳逢源經濟構想的幾個要點,在其中可以看到它們成系統地彼此相連,呈現出他在當時局勢下所勾勒的臺灣未來藍圖。(四之一,待續

 


[1]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2006),頁210-217

[2]黃頌顯,〈日據時期陳逢源的政經思想〉,收於黃頌顯編譯,《陳逢源選集》,頁26。本書所收主要為陳氏1931年之前的中文論著,之後的三本日文經濟專著則闕如。該文所論也大抵以1931年為限,於陳氏思想往統制經濟的轉向僅簡單帶過。此外,謝國興所寫的傳記《亦商亦儒亦風流:陳逢源》(臺北:允晨,2002)中雖稍有涉及陳氏1930年代之後的論著,但是還是以早期思想為主,僅勾勒出為臺灣經濟發言的一面,對於他走在統制經濟和臺灣利益之間的思考軌跡,仍有所空白。見該書頁221-233

[3]參考柯志明,《米糖相剋》,頁83-128

[4]陳逢源,〈經濟人の時局的自覺〉,《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臺北:萬出版社,1944),頁265-268。寫於19435月。就書中所提到的,他對這些經濟思想的認識大抵來自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所寫的《資本家的經濟學の發展》。但同樣抱持著對資本主義的批評,陳逢源卻為統制經濟的理論所吸引,這一思想上的不同是饒負興味的事。

[5]陳逢源,〈經濟人の時局的自覺〉,《臺灣經濟と農業問題》,頁269-270

[6]陳逢源,〈轉換期に立っ新糖業政策基調〉,《新臺灣經濟論》(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359-360

[7]陳逢源,〈轉換期に立っ新糖業政策基調〉,《新臺灣經濟論》,頁363-365

[8]陳逢源,〈轉換期に立っ新糖業政策基調〉,《新臺灣經濟論》,頁366

[9]陳逢源,〈轉換期に立っ新糖業政策基調〉,《新臺灣經濟論》,頁367

[10]陳逢源,〈金解禁後的臺灣經濟界〉,《陳逢源選集》,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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