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中的土著民族:《諸羅縣志.番俗考》導讀

文獻中的土著民族:《諸羅縣志.番俗考》導讀

吳俊瑩

一、成書背景與史料價值

《諸羅縣志》完成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就臺灣地方志成書時點來看,在此之前,僅有府志傳世,《諸羅縣志》是為臺灣首部「縣級」地方志,也帶動了日後臺灣縣級方志修纂事業,就意義而言,象徵縣級政府的確立與對地方社會的初步認識。[1]就修纂品質而言,謝金曾稱道臺灣方志中「必以此為第一也」。[2]倡議修此志者,是康熙五十三(1714)年上任諸羅縣令的貴州舉人周鍾瑄,但主其事、總其成者,則是周鍾瑄所延聘的福建漳州府漳浦縣人陳夢林,修志歷時七月而成。陳夢林曾參與編修漳州及漳浦郡縣兩志,對修志並不陌生。為了《諸羅縣志》的修纂工作,陳夢林可說付出極大心力,[3]周鍾瑄在序中用「焚膏繼晷」來形容陳夢林的用心程度;為了修纂該志,他除廣搜文獻材料外,並親身遊歷,或遣人調查,以訂正過去府志之誤。陳夢林以嚴謹的修志態度完成品質極佳的地方志,掛名主修的周鍾瑄不僅對方志內容有「皆確然可自信於心,與共信於人而後已」的信心;方志專家陳捷先在比較清代臺灣方志時,認為此志譽為臺灣方志之第一,非子虛之語。[4]

正因為奠基於現地的觀察,陳夢林對臺灣社會隱憂的觀察及其提出的對策,頗為時人所重,[5]也可反映他在修志時下的真功夫。

二、《諸羅縣志.風俗志.番俗》梗概

《諸羅縣志》「風俗志」的「番俗」部分,內容相當豐富,共分為狀貌、服飾、飲食、廬舍、器物、雜俗、方言七類;卷首附有「番俗圖」十幅主題分別是「乘屋」、「插秧」、「穫稻」、「登場」、「賽戲」、「會飲」、「舂米」、「捕鹿」、「捕魚」、「採檳榔」,目的在使「讀者髣髴其形似焉」。若就番俗圖的順序來看,「插秧穫稻登場賽戲會飲舂米」與稻作的農業生活的張馳節奏有若干的符合,「捕鹿捕魚採檳榔」屬於採集生業,排序在後,番俗考的敘述也是同此安排。番俗考的敘述順序,似乎反映出讀書人對農業生活的重視,彷彿存有對土著民族朝此理想圖景靠攏的期待。

就內容而言,以卷首所附番俗圖來看,在「舂米」圖中,婦女上身赤裸,相較十八世紀中葉的許多番俗圖,婦女上身皆衣裳楚楚,《諸羅縣志》顯然傳遞了比較多的歷史事實,少了一點漢人禮教的文飾。[6]在七類子題中,狀貌、服飾、廬舍、雜俗項目中,有特別針對番社進行比較;飲食、器物部分則未就區域差異分述。綜合來看,中南部番社是主要描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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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回顧

就臺灣土著文化的研究脈絡與傳承而言,潘英海以平埔族群為例,從學術世代的觀點,來看臺灣土著文化的研究脈絡,認為第一代始於日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如伊能嘉矩、小川尚義、國分直一等人;第二代學者傳承自第一代日本學者,在五、六○年代有了豐碩的成果,如衛惠林、李亦園、宋文薰、劉茂源等皆有不少貢獻。值得一提的是,五○年代人類學者李亦園的導論式作品〈從文獻資料看臺灣平埔族〉[7]連結了戰後平埔學術研究的脈絡。但第二代的研究與調查成果卻無延續,斷層近二十餘年,直至八○年代方又浮現,九○年代才又匯為大川。[8]在學院外,鄉土文獻工作者的實地調查、採訪與記錄是其中一條主要脈絡,其材料也經常成為學院內研究的紀實材料來源和族群運動的催化劑。[9]

若就清代史料所反映出的土著文化社會現象的研究而言,杜正勝曾結合文獻與風俗畫──六十七命工繪製的《番社采風圖》,來論述土著的體貌、服飾和社群生活。杜文首先仔細考訂風俗畫的年代、畫者和主其事者的背景,再行切入畫面分析並結合相關文獻資料。這種分析手法,在周婉窈對〈東番記〉的分析上同樣可見,[10]顯示研究者並非無意識地使用這些材料,透過考訂作者與成書脈絡背景,更能理出文獻中的敘述脈絡。但也有作品將歷史文獻套入社會人類學的觀點之中,臺灣在地的歷史材料反而成為西方人類學理論的註腳,細嚼史料,即便抽掉理論,仍可得出同樣的觀察。[11]

自伊能嘉矩以下之日本學者如野傳之丞、鳥居龍藏等,以近代人類學的「學問」範疇,採用「語言」、「體質」與「文化」等特徵構成認識土著的客觀體系,[12]確立了今日對原住民的分類知識建構,跳脫原以漢人中心以「生」、「化」、「熟」番的政治、文化的區分。因此,人類學研究中所稱的「平埔族」、「高山族」與清代文獻中的「熟番」、「生番」,兩者認識基礎不同。故不論是學術研究或族群的自我意識建構,企圖將歷史文獻對位到人類學意義上的土著族群分類時,便存在著許多「風險」,例如在追尋傳統文化與歷史記憶的連結時,文獻中的文化特質常被直接挪用來架構自身歷史傳統;或出現以偏蓋全的現象,認為平埔族都是母系社會或都有祀壺,就是一種對平埔族群聚落的迷思。舊的分類架構經常不斷隨著新資料、新視野而鬆動,面對這種對位上的困難,杜正勝在理解「番社采風圖」時,也自承使用「頗為含混」的平埔族一詞來指稱描述對象。[13]未來的研究方向應當可以思考如何結合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成果,透過整合日治時期龐大的調查資料、珍貴的歷史影像,以及土著做為臺灣島優勢族群時代的荷文資料,讓時間脈絡與影像素材進入到土著民族的歷史書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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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吳密察,〈「歷史」的出現〉,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硏究一百年:回顧與硏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9-12

[2]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40]1962),頁11

[3]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頁26

[4]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6,頁73-76

[5]陳夢林由於編修縣志之故,對臺灣的風土、地理、人情有一定程度認識。在朱一貴事件的處理及善後上,陳夢林成為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南澳鎮總兵藍廷珍等爭相網羅諮詢臺灣事宜的對象。對於陳夢林在縣志中有關治理臺灣的洞見,藍廷珍大為稱道,謂陳「修志諸羅,憂深慮遠,於臺事若預見其未然者」。李文良,〈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臺大歷史學報》3120036月),頁151-152、頁160-161

[6]杜正勝,〈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219966月),頁328

[7]李亦園,〈從文獻資料看臺灣平埔族〉,《大陸雜誌》10919555月),頁19-29

[8]潘英海,〈平埔研究的再思考與再出發——記「平埔族群學術研討會」〉,《臺灣史研究》1119946月)169-170

[9]有關戰後50(1945-1995)研究面向與學者名單,詹素娟有詳細舉列,有興趣者可按名索驥,或參考《臺灣平埔族硏究書目彙編》(1988)一書。詹素娟〈族群研究的「常」與「變」——以平埔研究為中心〉,《新史學》64199512月),頁137-138

[10]周婉窈,〈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故宮文物月刊》24120034月),頁22-45

[11]程俊南,〈清代臺灣方志在社會人類學的材料——以「臺灣府志」與「諸羅縣志」有關1717年以前的平埔族風俗紀錄為例〉,《臺灣風物》49219996),頁65-88

[12]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89-117。伊能對平埔族群分類的理解,也是日後學界的所繼承分類架構請見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1900

[13]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收於杜正勝編纂,《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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