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慶先生得獎感言

 

王世慶先生得獎感言              

2008.11.22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陳慧先 整理

      國史館林館長、文獻館謝館長,各位教授、各位貴賓、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今天能夠獲得臺灣文獻館頒發給我第三屆臺灣文獻獎,覺得很高興、很榮幸。在此要表達深深的謝意,同時我也要向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給我推薦、還有各位評審委員對我文獻工作的肯定與愛護,深表感謝。

王先生發表得獎感言(康麗莉拍攝).JPG

王先生發表得獎感言(康麗莉拍攝)

  我是在民國三十八年二月,承蒙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黃純青 先生的提攜,到顧問委員會任採訪員,開始進入臺灣史的研究。當時是光復後沒有幾年,我在進入顧問委員會以前,只有在學校臺北師範聽過了國分直一教授的東臺灣、宜蘭史前遺跡的調查報告,和關渡的社會民俗調查的講義而已,對整個臺灣史全然不能全部認識。還有當時也是光復後不久,過去受的是日本教育,是日文的教育,光復後要馬上用中文寫作,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所以我第一個步驟,是從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井出季和太的《臺灣治績志》和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警察沿革志》開始,念了這三本大作以後,就大致了解臺灣史的大概。那一方面我就練習習作,寫臺灣史事的小文章,例如:〈臺灣行政區域之變遷〉、〈博物館在臺灣〉、〈洋人的史蹟在臺灣〉、〈臺灣山地教育史略〉等等,藉著這些文章開始練習寫作,在報紙「全民日報」、「公論報」、「新生報」發表,經過了這些過程而進入研究的領域。

在民國四十一年,我就擔任主任委員 黃純青 先生的助理,協助編纂《臺灣地名沿革》。那時候照黃純青主任委員的指示,設計了臺灣新、舊地名的對照表,就是日本時代的大字、小字跟光復後村里的對照,一一向全臺灣的各鄉鎮市區公所發文,請他們填報這些資料來作為基礎,編纂臺灣的地名沿革。這種工作在日據時期政府會作,譬如大正九年時把以前的大庄、小庄改寫成大字、小字。大字、小字日本叫作「おおあざ」、「こあざ」,是大庄、小庄的意思,對照後,他們政府就會馬上印出來公布。 光復後政府忙著其他的工作,這點就作不到。所以文獻會成立以後,民國四十一年,就著手作這個全臺灣的調查,這是基層地名沿革的基本資料,假如當初沒有作調查的話,我們以後恐怕更困難。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的鄉鎮公所還有很多當地的人在服務,那些人就比較熟習自己地方地名的情形,這是那次調查的重要基礎。

王先生與哲嗣王孟亮教授(右一)、周婉窈老師合影(康麗莉拍攝).JPG

典禮開始前王先生與哲嗣王孟亮教授(右一)、 周婉窈 老師合影(康麗莉拍攝)

後來我就編纂《臺灣省通志稿》的行政區沿革篇,後來連續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增修、整修《臺灣省通志稿》,還有重修《臺灣省通志》。四次的纂修我都參與,這恐怕沒有第二個人了。這是我在地方志纂修方面的紀錄。現在是已經在纂修《臺灣全志》了,這是第五次的纂修。這四次的纂修,我一共修了八篇的臺灣省通志。另外,在這期間,我也協助各縣市志的編纂,譬如臺北市、臺北縣、宜蘭縣、高雄市、新竹縣、新竹市。這些縣市志我也協助編修了十一篇,這是我在省文獻會服務當中,比較代表性的工作紀錄。

另外,我在文獻會服務的期間,一共有三十五年,這期間我也寫了一百多篇的大小篇論文,其中我也當過省文獻會的整理組長,所以史料方面的著作也不少。所以史料的收集、存藏、保存、研究也是我的重要工作之一。所以我的著作當中,有關臺灣史史料的介紹、研究的部分也不少,也就是這個原因。

    後來,在民國六十二、三年,我一度離開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到美國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和美國「猶他家譜協會」去作古文書契約的收集調查,和族譜的收集調查。這兩項工作,有一部分是日本時代就作了,但民間還有不少的古文書契約相當重要,族譜過去因為是自己私人家的資料,不隨便公開流通,所以也比較少蒐集,譬如臺灣資料蒐集有名的省立臺北圖書館,就只有五、六部的族譜而已。所以這兩項,我就是認為在臺灣的史學界相當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就到了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和「猶他家譜協會」去作這兩項的收集工作。特別是古文書、契約書的收集,有五千六百多件,相當受到了當時的學術界的注意、關心,所以後來有很多研究臺灣史的學者都投入契約文書的利用收集。在座的黃富三教授他也收集了霧峰林家的契約文書,至少有二、三千件,許雪姬所長也收集了臺中縣龍井的古文書,臺灣師範大學的吳學明先生也收集了金廣福的古文書,將近一千多件。 還有很多很多的學者收集了不少的資料,所以這個工作就被推廣了。今天臺灣的各級各縣市的文化局、文化中心,以及古文書、古物的收藏者,或者是其他的學術機關,都有不少的契約文書跟古文書的收集跟整理,所以這個工作是很重要的,已經普遍地被認識,所以這些資料應該收集後好好整理,要利用、要研究,才是最終的目的。

右起王先生、許俊雅教授、陳鄭添瑞先生、郭雙富先生(康麗莉拍攝).JPG

右起王先生、許俊雅教授、陳鄭添瑞先生、郭雙富先生(康麗莉拍攝)

    另外一方面是,臺灣的這個地方志的纂修也在文獻會、文獻館的帶動之下,推廣了下一層鄉土志、鄉鎮志。所以鄉鎮志現在也是全臺灣都在進行纂修,大概起碼有三分之二的鄉鎮都有,文獻館應該可以鼓勵各鄉鎮,還沒有纂修的把它纂修起來。這樣臺灣的地方志就不只是以前清代的府、縣、廳志而已,可以達到下一層的鄉鎮志,能夠普遍地編修好,讓臺灣的人民更能了解自己鄉土的基層資料。

    我之所以能夠在文獻會待下去,主要是因為我的興趣。我對臺灣史很有興趣,所以很樂意去進入這個領域去投入、去工作,這是我六十年來能夠一貫地作臺灣史研究的原因,樂趣是在這裡,也有一些成果。這些資料的收集,我也被我的老師肯定,有一次我的老師國分直一先生從日本到臺灣來,要收集《チョプラン嶋之記》的插圖,我陪他去交涉、去拍照的時候,好幾年沒有見面的國分直一先生,還認得我,說:「你實在是非常成功的臺灣文獻學者」,我很高興受到自己老師的誇獎。

我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在文獻的工作、歷史的工作,所以後來我退休後也到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作兼任研究員,繼續服務。到了兩、三年前,已經年紀不少、退化,所以現在就已經不能夠再從事著作,但是重要的臺灣史的現象,我還是很留意的。所以我謹祝臺灣文獻館能夠永續發展,帶領臺灣文獻的收集跟臺灣史的研究與發展。這是我的一點感受,請大家指教。

頒獎典禮會場布幕(康麗莉拍攝).JPG

頒獎典禮會場布幕(康麗莉拍攝)

附記:

    20081211,金柏全同學與我再度到王世慶先生家拜訪。我的目的是請王先生校訂「得獎感言」,金柏全同學則是請王先生分享他對「日治時期實業教育」的看法。此外,我們也請問了王世慶先生,國分直一教授對他的影響,以及後來兩人之間的聯繫。

    王世慶先生說道,他在臺北師範學校期間,和國分直一先生的接觸其實並不多,僅在戰爭期間疏散到宜蘭時,聽過國分直一先生的「陣中講義」。不過,他特別強調,國分直一教授是當時日籍老師中最親切的一位。他舉了個例子:國分直一教授平常都稱學生為「○○さん」,調皮的同學們也就開玩笑地稱國分教授為「國分さん」,而不稱「先生」了。

    戰後,王世慶與國分直一先生的往來,主要是透過王先生在臺北師範學校時期的學長劉茂源先生的介紹。1980年國分直一教授到臺灣蒐集資料,經由劉茂源先生找到在文獻會工作的王世慶先生幫忙,兩人才開始比較熟識。19959月,國分直一教授受邀參加臺北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創校百週年紀念學術演講會,會後也與王世慶先生等學生們聚會。

    至於國分直一教授對王世慶先生的影響,王先生雖然並未多說,但言談中王先生提到了國分直一教授對他在文獻工作上的讚許。他有點害羞地說道:「在老師這樣說之前,我自己也不敢說啊。」可見昔日老師的肯定,對王世慶先生有相當的鼓舞作用。

王先生(右三)和其他得獎者與林滿紅館長(右四)、謝嘉梁館長(右五)合影(康麗莉拍攝).JPG

先生(右三)和其他得獎者與林滿紅館長(右四)、謝嘉梁館長(右五)合影(康麗莉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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