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沙龍會場素描（三）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
陳昀秀整理
本計畫第三次「海洋史沙龍」很榮幸邀請到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清華大學教授黃一農先生來主講「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會中黃教授和我們分享他對歷史研究未來走向的看法，並就他正在撰寫的專書的主題，暢談十七世紀中國大砲的製造技術與大航海時代的關係。
黃一農教授認為海洋史是一相當值得開發的領域。海洋史吸引人之處，在於探究過去四、五百年來，何以是西方在主導世界，並且藉此探索異文明的接觸及碰撞的過程。由於海洋史的範疇太過廣大，不藉由科際整合無法做更深入的研究。季風亞洲雖然是地理名詞，但黃教授認為也可以作為文化史、社會史等各領域的範疇邊界，因此季風亞洲的研究計畫企圖結合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和歷史學等領域，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建構四百年間的區域歷史。黃一農教授認為，海洋只是「環境」及「舞台」，研究的焦點在於東、西之間的文化交流和互動。
演講過程中，黃一農教授也不斷地談論到e考據的重要性。大型電子資料庫的出現，讓學術界不得不正視研究資料的轉變，其重點不在資料庫的搜尋功能，更重要的是在思維模式上的改變。由於電子化的關係，現代學者很容易在網路上搜尋到研究資料，因此研究時不應只局限於中文史料，在古文獻大量電子化的今日，西方史料變得相當容易取得，因此在研究時不應偏向任何一方。在之後的對談中，李毓中學長提及現今海洋史研究面臨到學術資源分散的問題，個別的研究者為了找尋史料往往必須在各國的檔案館中穿梭，相當浪費時間及精力。他認為各校之間應該建立學術資訊交流的網絡，才能讓臺灣學界目前擁有的學術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中國仿製西洋大砲的歷史，在黃教授生動且幽默的講解之下，一門原本看似艱澀的槍砲學變得非常有意思。西洋大砲雖然是物質文化，但它改變了許多國家的社會型態及歷史。研究西洋大砲的傳播和仿製，除了運用文獻資料之外，還要搭配大量的田野調查和考察，才能還原物質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明清征戰中的「紅夷大砲」究竟是怎麼傳到中國的？仿製過程又是如何？從字面上看「紅夷」二字，不免讓人聯想到西方傳教士，加上對西方船堅砲利的刻板印象，紅夷大砲這種西洋火器的出現想必和西洋人有關。然而西洋大砲在中國，可說是一段由模仿開始，到融合當地技術，然後量產的過程。例如中國最早的西洋大砲「呂宋大銅炮」，鑄造者是馬尼拉的華人，但此批大砲在設計上有很大的缺陷。真正可用的西式大砲現存於福建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館，約在1624年間，由曾在馬尼拉幫忙西班牙人鑄砲的李姓父子工匠在北京鑄造。在國家正式製造西洋大砲之前，其技術與應用早已被中國沿海的洋商（即海商）、海盜所擁有。所以西方的大砲，透過海洋早已跟中國連結在一起。
明朝的打撈專家鄧士亮，曾從中國沿海的西方沈船上打撈出四十幾門西洋大砲，可見當時海上交通及貿易相當興盛，因此有不少沈船。例如一艘名為「獨角獸號」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行駛至廣東沿海時遇颱風沉沒，船上配有數十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紅夷大炮」，即射程遠、威力大而聞名的前裝滑膛加農炮，在此後的兩個多世紀裡成為影響世界局勢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十七世紀中國的鑄砲技術，並非只是單純地模仿，比如大砲在西方是用銅鍛鑄而成，但明朝福建和廣東地區的鑄鐵技術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因此，大砲傳到中國後經過改良，是以「內鐵外銅」的方式鍛鑄而成。由於明、清兩大政治集團的戰爭，迫使雙方必須不斷在軍事武備上力求精進，加上技術水準到位，使得中國在崇禎十六年（1643）已經能夠製造出35門品質極佳的「神威大將軍」，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的火砲。江陰之役，滿清調派的兩百門火砲中，包含24門的神威大將軍，在同一時間集中火力猛攻城牆，當時中國沒有城牆擋得住此番猛烈火力，於是被攻破。滿清鞏固天下之後，製造的「武成永固大將軍」，紋飾極美，平定天下之後成為象徵性的「禮器」。此後的一百多年中，中國不再鑽研鑄砲技術，導致鴉片戰爭時，整體技術退步，無法再與西方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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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神威大將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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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呂宋大銅砲，又稱殲虜大將軍，現存於倫敦皇家火砲博物館。 下圖：福建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館藏大砲。 |
歷史研究不應只局限於中國，透過海洋可以拉開研究的視角，海洋史是與世界史連繫的第一步。誠如 黃富三老師的提問，面對如此浩瀚的範疇，究竟該如何著手，語言的問題又該如何克服？都是今後學術界所亟需思考的問題。否則面對大航海時期龐大的非中文史料，始終無法找到叩門磚。臺灣的歷史研究不該只研究自己的歷史，而是要想辦法走出去，在亞洲史、甚至世界史掌握發言權。如此一來，才有辦法拋開傳統歷史意識型態，或是政治意識的對立。
本次海洋史沙龍，除本領域計畫成員周婉窈、李文良兩位教授、李毓中學長及四位計畫助理外，尚有本系黃富三、陳慧宏及秦曼儀三位教授與會。在此，亦感謝二十多位同學的參與，讓本次海洋史沙龍的演講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落幕。
圖片提供： 黃一農 教授
臺灣與海洋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