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生及其時代

 

高一生及其時代

陳榮聲

窓辺に咲いた フロクスの花よ   窗外開了  一朵朵的長春花

麗しい姿 微風に揺れる               優美之姿  在微風中搖曳

ああ 麗しいフロクスの花よ         美麗的長春花               

君に捧げて 山々を越えて           讓我把它獻給妳  越過一重又一重的山峰

〈長春花〉  高一生作詞、作曲

200841819日,我有幸參加在日本奈良縣天理市由天理大學臺灣學會、高一生研究會主辦的「高一生(矢多一生)與其時代之臺灣原住民族菁英——高一生誕生100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原本自己就有些想法,周婉窈老師又力勸分享會後心得,所以藉這個機會與各位談談我參加此次研討會的一些心得。

我第一次知道高一生事實上是不到一年前的事,在周婉窈老師的課上, 周師向我們介紹高一生,之後又陸續知道高一生其人其事。高一生(1908-1954)是鄒族知識份子,高一生是他的漢名,族名為吾雍‧雅達烏猶卡那(Uongu Yatauyongana),矢多一生(Yata Kazuo)則是其日文名字,他擁有三個名字這件事也許在某種程度反應著其身處時空的複雜性。日治時期就讀臺南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南大學),戰後擔任臺南縣吳鳳鄉(今嘉義縣阿里山鄉)鄉長,1952年捲入新美農場貪污瀆職案,並牽扯出匪諜叛亂的案外案。對此有專門研究的臺大歷史所博士班陳中禹學長告訴我們在審判過程中總統府介入相當明顯,使得原本即使有罪也罪不致死的高一生被判處死刑,於1954年被槍決。

雖然有為個人的無知脫罪之嫌,但我認為自己直到最近才了解高一生其人其事這件事情,並不完全是我個人的問題(當然自己的無知還是最有關係的),這似乎也反映我們身處時代的問題。我生於1980年,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雖然聽過類似的事情,但並沒有人告訴我曾經有這樣的事情。即使生處於為知識氾濫所苦的時代,我們這一代對這島嶼過去的瞭解仍遠比想像的貧乏許多。當然我們還是比我們師長輩幸運的多了,至少我們還能在個人學生生涯的中後段時有機會知道這些事。 周 老師說在中研院舉行高一生紀念音樂會,很多人覺得奇怪,發出這樣的疑問:「高一學生要在中研院辦音樂會?」這樣的話一方面可以當成輕鬆解嘲的話語解讀,但一方面也反映著一種悲哀,一種對過去缺乏認識的悲哀。當然,我不認為所有人都得認識高一生不可,歷史永遠不缺像高一生這樣應該被記得卻總是被遺忘的人們。但我還是希望至少讓想關心島嶼過去的瞭解的人有個機會認識高一生吧!有機會聽聽他的音樂、瞭解他的事情,藉由認識他的契機進一步去瞭解與他有類似境遇的其他人們,認真的去思考他們所身處的時代,試圖理解其抱持的理想、希望、矛盾與苦痛。

這次「高一生誕生100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至少為我個人提供了一次這樣的機會。 周婉窈老師〈高一生、家父和那個被迫沈默的時代——在追思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一文娓娓道來高一生事件如何影響了其父親的人生抉擇,而也間接地影響她的人生。她強調提及這樣的故事,並不是因為這與其個人生命息息相關,而是希望藉此契機來反思、正視白色恐怖對臺灣產生的顯在與隱藏負面影響,它造成了一個被迫沈默的世代,連帶地也影響我們成為被剝奪的人們,對自身的歷史、文化缺乏認識,道德、精神上極度貧乏。

吳叡人先生〈議會政治家樂信‧瓦旦〉一文以與高一生同時期的泰雅族菁英樂信‧瓦旦(Losin Watan, 日野三郎、林瑞昌)為對象,討論原住民菁英如何思索弱勢的原住民族群如何在強勢近代國家下的生存之道,簡單地說就是討論弱者如何應對強者的問題。吳叡人認為樂信‧瓦旦選擇了「國家發展自治主義」的路線,也就是面對強勢的國家,少數民族必須仰賴國家力量發展,因此少數民族必須效忠國家,在國家的框架裡尋求原住民民族自治的可能性。樂信‧瓦旦在日治時期擔任總督府評議員,戰後擔任臺灣省省議員就是這種路線的實踐,這並非機會主義,而是追求民族生存的現實主義。

鄧相陽先生〈Gaya與義理——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的族群認同〉一文討論了霧社事件中賽德克族菁英花岡一郎、二郎的困境問題。夾在日本的恩與族群的義間,逼使花岡一郎、二郎只能選擇自殺來面對此一困境。從死亡方式來看,花岡一郎以日本武士道的方式切腹,二郎與家族則是賽德克族傳統的方式上吊於樹上自殺,可看出花岡一郎、二郎試圖在賽德克族的倫理觀Gaya與日本的倫理觀義理中尋求調和的嘗試,在無奈的困境中花岡一郎、二郎並未捨棄任何一方。

吳豪人先生〈超越原住民『菁英』之兩難困境(原住民エリートのジレンマを乗り越えて)〉一文犀利、辛辣地批判了現在遠離部落卻又代表著其發聲權的原住民「菁英」。這些原住民「菁英」過著與部落格格不入的都會生活,但到了部落有爭議發生時,這些「出差的原住民鬥士」又搖身一變成為爭取部落權益的代言者。吳豪人認為這些原住民「菁英」與其在城市高談「民族復興運動」,不如回到部落,為部落的實際權益奮鬥。

還有十餘位研究者也在會議中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很抱歉在這裡無法一一詳述。總之,各個研究者從各自的專業文學、民族學、音樂學與歷史學出發,就高一生及其同時代的原住民菁英進行研究。個人以為這正是此研討會最大意義所在,紀念高一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從不同學科出發,就高一生與同時期有其類似處境的人們進行研究、討論,尋求其在整體原住民研究、甚至臺灣研究上的普遍意義,而不是只是「他們家的事」,這樣高一生的研究才有長續發展的可能。當然這必須根基於個別的、具體的研究成果上,經過有效的討論後,才有可能。

本次研討會只能說是一個很好的起頭,希望以這次研討會為契機,讓大家認真理解或注意到,近代臺灣原住民的問題。同樣生活在這個島嶼,並不代表我們可以自動地認識臺灣的原住民。在這個族群融合是無上政治正確的時代,我們總是自以為是的認為已經很瞭解原住民了,但真的是如此嗎?越進一步知道原住民的世界,越感到還有太多事情不瞭解,臺灣漢人對原住民確實有重新再認識的必要。

本次研討會與其他研討會相較,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舉行了高一生的紀念音樂會。如同其他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處於長年禁忌狀態的高一生並未留下太多的文字資料。幸運的是,多才多藝的高一生還有音樂創作,使我們有機會可以更貼近高一生的世界。與預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印象不同,高一生的音樂並沒有太多的悲哀或無奈,反而充滿著夢想與希望。其中我最喜歡的是〈長春花〉,這是1949年某個春日的午後,見到窗外隨風搖曳的長春花,突然感觸良多的高一生用鋼琴譜曲獻給心愛妻子的歌曲。這首歌的旋律、歌詞相當的簡潔,卻又如此真摯地傳達高一生的情感,讓聽慣繁雜矯偽流行歌曲的我,深受吸引。邊聽歌不禁想像高一生當時的情境,一個春日的午後,想必是柔和溫暖的陽光吧,窗外的長春花在輕柔的微風中搖曳著。心愛的人啊,好想把這美好的一切都讓妳知道……

不知為何,高一生的音樂總是我聯想到希臘神話潘朵拉盒子的故事。據說普羅米修斯從天庭偷火到人間後,為報復人類,宙斯創造了一位完美的女性潘朵拉來到人間誘惑普羅米修斯的弟弟,並給她一個神秘的盒子,故意告誡她不要打開那盒子。普羅米修斯的弟弟果然娶了潘朵拉,她也忍不住好奇心打開了盒子。盒子裡頭的東西「幸福」、「瘟疫」、「憂傷」、「友情」、「災禍」、「愛情」通通跑了出去,潘朵拉發現情況不對急忙地蓋上盒子,只留下了「希望」沒有跑出去。暫且不管故事歧視女性的問題,表面上這故事好像是說人生是無望的,但我覺得並非如此,反而剛好相反,無論世界如何,永遠還有一個「希望」還沒跑出來。高一生的音樂也是一樣,透過他的音樂我可以感受到「希望」的存在。希望是可以超越時代與族群,戰勝世間的不公與苦難的。個人外在的肉體無論受到怎樣地摧殘、折磨,內心的精神對世界美善事物的讚嘆、期待是不會改變的。也許高一生正試圖告訴我們這些。

不管怎樣,你們還是會忘記我的。可是即使這樣,我還是有個請求,就是請你們不要太快忘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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